[摘要]：
本论文将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引入新闻框架理论研究，对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在2000年至2004年对中国因特网的新闻报道进行跨文化比较分析。与因特网相关的问题的显著性以及新闻框架的使用这两方面存在着跨社会差异性。逻辑斯回归模式分析发现文化维度具有交互作用影响，其文化影响方式因应不同类型的新闻框架（如人情味、冲突、责任、道德及经济后果等框架）而不同。本研究的另一发现是长期与短期定向这一文化维度在多数新闻框架的出现上起着很显著的作用。
媒介内容分析的学术研究认为多样而变化的现实是通过话语来构建的。对影响媒介内容的各种因素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广泛的一系列来源，从新闻工作者和把关人（例如，Bleske, 1991；Donohew, 1967；Gans, 1979；Lewin, 1947；Peterson,1979； White, 1950）到企业所有权（例如，Campaine and Gomery, 2000；Einstein, 2004；Herman and Chomsky, 1988），再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例如，Fishman, 1980；Shoemaker and Reese, 1996）。舒梅克和里兹提出要建立一个内凝力更强的媒介内容理论，这一理论将已知的影响媒介因素融入到一个更为系统的对媒介内容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各种相互关联的说明中（Shoemaker and Reese，1996：261）。他们认为，将媒介研究中提出的各种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进行融合，会使人们对大众媒介的社会作用有着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认识（Shoemaker and Reese，1996：271)。
综合以往的研究，舒梅克和里兹（Shoemaker and Reese，1996）提出了一个关于影响媒介内容因素的多层分级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个人、媒介惯例、组织、媒介外部因素和意识形态等五个层面。他们指出每层因素对内容都有各自的影响，而每层的影响力都受到上一层级的制约。在两位作者的模式中，他们把个体传播者放在中心地位，包括个人态度和媒介工作人员倾向性等因素的影响。这个环节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到另一层面即媒介工作惯例（比如交稿期限、采访范围体系、新闻价值观，以及官方消息来源等）。下一个环节包括组织层面上的对内容的影响（比如公司政策、政治认可和社论立场等）。这个模式下一个更广的层面是媒介外部影响，比如说经济环境影响、市场、文化和国家变量、以及公共关系活动等。最为广泛的层面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影响，例如社会对异端行为（deviance）和常规（normalcy）的定义，或者社会内部权力中心的影响。
几年后舒梅克和几位同事检验了该多级影响模式的一个假设，将个体因素的影响与媒介惯例影响进行对比（Shoemaker et at., 2001）。该研究结果与舒梅克和里兹的多级模式相一致，表现在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要比卢因 (Lewin, 1947) 和怀特（White, 1950）当年提出的把关人概念要复杂得多，而且各个层次交织在一起。相比之下，后者的概念显得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把关人行为仅是一系列的个人决定。
舒梅克等人所做的研究仍然处在多级分层模式中的较低级别，还很少有实证研究测试模式中较高层次因素的影响的显著性，尽管它们在媒介内容建构上可能会更重要，特别是当涉及到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时。其中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去衡量和验证宏观层面上的影响因素与媒介内容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一个主题就是从意识形态这个层面入手，深入分析舒梅克和里兹模式中影响新闻报道的因素，并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之间进行研究。
本项研究运用霍夫斯泰德（Hofstede, 1980, 2001）的文化维度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对媒介内容和新闻框架的影响，是对媒体构形化中国互联网的一次跨文化比较。这一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社会的深层文化差异是如何与报纸对互联网相关问题的报道和新闻框架的呈现相互关联的。研究基于对分别来自两个东方社会（香港和新加坡）和两个西方社会（美国和英国）的八份报纸的定量内容分析，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04年。
构形化（framing）的观点首先出现在戈夫曼（Goffman, 1974）的著作中，他把框架（frames）定义为“管理（社会）事务的组织原则”的具体化。塔奇曼（Tuchman, 1978）和吉特林（Gitlin, 1980）是最早将构形化引入美国媒介研究的两位学者。用塔奇曼（1978: 14）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框架理论的概念当作一种工具来理解“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虽然有很多关于如何定义框架理论的研究，但是最核心的概念还是意义建构的基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问题和事件的某些方面和特征，或者某种观点、主题和经验得到凸显并受到关注，而其他的方面和特征则被舍弃。正如恩特曼（Entman, 1993）指出的那样，理论建构就意味着作出取舍。最近，里兹（Reese, 2001:11）提出了这样一个综合的定义：“框架就是被社会共享的、持久稳固的组织原则，而这些原则通过符号在意义上建构社会”，而构形化就是如何让“利益、传播者、消息来源和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协调一致的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
舍弗勒（Scheufele, 1999, 2000) 确认了在框架研究中可以得到检验的四个截然不同的过程：框架构建（frame-building）、框架设置（frame-setting）、个人层面上的构形化结果，以及从观众到记者的反馈圈。中间的两个过程与媒介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相关，媒介框架在这两个过程中通常作为自变量。研究人员对框架给受众带来的影响表现出极大兴趣（比如，lyengar, 1991; lyengar and Simon, 1991; McLeod and Detenber, 1999；Price et al., 1997; Valkenburg et al,1999；Zillmann et al, 2004)，致使被卡拉基和罗福斯（Carragee and Roefs, 2004) 批评为构形化已只局限对媒介效果的研究这样一种状况。相比之下，舍弗勒所发现的另外两个过程——框架构建以及从观众到记者的反馈圈——却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尽管研究人员已经从概念上识别和考察了影响新闻写作和选材的外在和内在因素。为什么某些框架会主导新闻文本或话语而其他的框架却做不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实质上是被忽视了（Carragee and Roefs, 2004）。从实证测试这方面来看，框架构形化研究没有明确地将媒介框架和那些影响因素联系起来；正如舍弗勒（1999: 109）所说：“还没有任何系统的证据搜集，从构形化方面来说明各种因素是如何影响新闻的结构特性。”
本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框架构建这一过程上，也即通过媒介把客观现实转化为新闻框架的过程，从而测定在多大程度上文化维度的综合影响能解释不同的新闻框架的呈现。具体而言，本研究中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的互联网，包括学者提出探讨的各种问题，如互联网的传播和使用、互联网的审查、电子商务、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和其他问题。构形化这个术语是指对各种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各类事件的选择和报道呈现这些事件的过程。相应地，作为构形化结果的新闻框架，就是指用来呈现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新闻报道的总体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框架是记者用来理解中国互联网的阐释工具。
以往的框架研究（例如Luther and Zhou, 2005; Neuman et al, 1992；Price et al, 1997; Semetko and Valkenburg, 2000）识别出了至少六个Vreese等人所说的通用新闻框架，如人情味、责任、道德、经济结果、冲突和领导力。这种通用新闻框架在要获得对所研究的主题或问题的祥实透彻的理解时可能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们可以帮助框架研究者们避开特别界定的框架（ad hoc frames）所带来的限制，按麦考姆斯和格纳姆（McCombs and Ghanem, 2001: 79）的说法，这种特别界定的框架是“是特别为一项单独的研究而作的定义，而不注意详述它们的基本特征或理论语境”。而基于报道的某种普适性的共同特征而界定的通用新闻框架则为实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对不同语境的归纳提供了可能。
瓦尔肯伯格等研究人员（Valkenburg et al, 1999: 551）称，人情味框架“带来了一种个人故事或者是表达事件、问题或难题的感情因素”。因此，比如说，使一则新闻更为个人化、戏剧化或感情化是记者描述和解释中国互联网各种议题的一种方式。责任框架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将其事情发生的原因或者解决方案的责任归结于政府、个人或是群体”，（Semetko and Valkenburg, 2000: 96) 来表现一个问题或难题。道德框架根据“道德惯例”来解释一个议题、事件、或是难题，比如呈现道德讯息，或是提供“关于举止问题具体的社会惯例”（Semetko and Valkenburg, 2000: 96）。根据经济后果的框架，我们应当重视由一个事件、问题或者难题对个人、社会或是国家所产生的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影响或后果（Neuman et al., 1992; Valkenburg et al, 1999; Luther and Zhou, 2005）。根据冲突框架，记者依靠“个人、群体和公共机构的冲突作为一种吸引观众利益的方式”。 路德和周翔（Luther and Zhou, 2005)评述说，研究者已承认了冲突框架在西方媒介叙事中的基本角色。她们还证实了一种新的通用框架，以国家、群体、政治机构、公共机构的领导的活动、行为或者言论为中心的领导力框架，或者把领导能力的讨论和评估放在重要的位置。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带有感情或者解释特性的框架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没有意义指示”的新闻框架，也即“以一种直接了当的方式”呈现事件或问题的事实框架(Zillmann et al., 2004: 66)。
本研究将这些通用新闻框架在由霍夫斯泰德 (Hofstede, 1980)首创的文化维度的语境下进行验证，来看一个社会的普遍文化价值是如何影响构形化和新闻框架的。其潜在的假设是，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特征使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以相似的理解、思想和期待进行相似的思考和行动。存在于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的价值观为新闻中特定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潜在的基本理由。
文化可能有很多含义。依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 1980: 260)的观点，文化就是“区别一个群体或一类人和另外一个群体的成员或是集体的思维规划”。以这项研究为目的，文化在此是指象征一个社会的共享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那个社会的成员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或者是像斯里坎达斯（Srikandath, 1991: 166)所说的文化价值，也即一个特定社会中“主导观点以及思想和行为的指导原则”。
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之前，文化一直被当作一种研究测试中未被解释的内容，因为其他因素或变量都比较容易衡量，所以因果关系就可以得到证实。相比之下，霍夫斯泰德关注的是文化本身，主要是“国家文化”（也即那些属于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化特征）。他的研究涉及50个国家，共116000份问卷，其中三个地区还分别在两个时间段进行调查，通过大量样本的研究，霍夫斯泰德得出了四种文化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nity）。后来，他利用中国人突出的价值观 (Hofstede and Bond, 1988)，在文化维度中又加入了另外一个维度――长期和短期定向（long-/short-term orientation）（Hofstede, 1991)，或者称为“儒家文化动力”。这五种维度为众多跨文化研究 (比如，AIbers-Miller and Gelb, 1996; Cutler et al., 1997; Fernandz et al., 1997; Frith andSengupta, 1991; Moon and Franke, 2000; Schwartz, 1994; Triandis, 1990) 提供了概念上的推动力。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一直被学者认同为最突出的文化维度因素(Cutler et al., 1997; Taylor et al., 1994; Triandis, 1990)，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用于跨文化研究的合适选择，因此最常被各个学科用到 (例如，Belk and Bryce, 1986; Cutler et al., 1997; Frith and Sengupta, 1991; Han and Shavitt, 1994)。总的来说，这一维度与群体和个人的重要性相关。集体主义就是社会成员在一个交织密切的社会网络中工作，高度重视对这个社会网络成员的忠诚和“成员对他们的组织的感情上的依赖”(Hofstede, 2001：212)。与之相反，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个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每个人都倾向于关心自己”(Hofstede, 1991：51)，而不是以对社会共同的忠诚为行动基础。在个人主义条件下，“法律和规则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而制定的”(Kim et al., 1994：8)，然而“集体主义者的道德观则更情景化，其最高价值是集体的福利 (Triandis, 1995: 77)。当今有一种这样的倾向，那就是把个人主义与西方联系起来，而把集体主义与东方联系起来。正如霍夫斯泰德所说：“在美国，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看法，那就是个人主义好，而集体主义不好”（Hofstede, 2001：213)。
权力距离（PD）这一维度与人们接受在社会和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它说的是人类不平等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人的地位是否重要 (Hofstede, 2001; Hofstede and Bond, 1988)。权力距离分数高的社会更能容忍等级的划分。在这样的社会里，地位的一致性得到支持，不平等被看作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相反，权力距离分数低的社会不那么欣然接受不平等，这就导致人们试图尽量减少地位等级和消除被认为是邪恶的不平等。可以说，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重视身份和权力地位，然而权力距离低的国家则更为重视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地位，重视独立，强调奖励制度和法律以及专业权威。如果一些事情出现了问题，社会体系往往会被人们指责。除此之外，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武力的使用被看作是权力的本质，而在权力等级低的社会里，使用武力则被认为是一种权力（运用）的失败（Hofstede, 2001：97-121）。
不确定性规避（UAI）这一维度的概念关系到社会试图避免不稳定因素的程度。在强回避不确定性的社会里，鼓励社会成员去预见未来，建立公共机构来建立和巩固安定的局面，避免或是控制风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忠诚是一种美德，而且人们不愿（不大能接受/比较排斥）变化。与之相反，在弱避免不稳定性的社会里，人们受鼓励去冒险，接受每一天的到来，期望不高，看法有些宿命。在这样社会里的个人，比如新加坡，对有争议的事物表示宽容，并且对其他人的行为和观点表示谅解。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相对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对律法的需求没有强回避不稳定性的国家那样强烈 (Hofstede, 1991; Hofstede, 2001：160-74)。
为了从东方人的观点来衡量文化，一组被称作是中国文化关系(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个旨在调查中国价值的研究项目。这一调查透露出霍夫斯泰德提出的四种文化维度之外的第五种文化维度――长期和短期定向。长期定向的文化或者说长期定向指数（long-term orientation index）高的社会，关心对“美德”（一个人的行为）的要求(Hofstede, 1991; Hofstede and Bond, 1988)。在这样的国度里，成员们不太相信普遍存在的善恶观（不太相信区分善恶的普世信条），而且倾向于根据环境（集体情况/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Hofstede, 2001: 363)。这样的实用道德规范强调儒家思想法则，例如尊重等级观念。而在短期定向的文化或长期定向指数低的文化中，人们十分愿意去履行的社会义务，强调定位于过去的价值。他们更为关心真理，或者与一个人的信仰相关、以宗教为基础的对错问题。忍耐和尊重被看作是一种原则(Hofstede, 2001: 359-65)。
自从霍夫斯泰德(Hofstede, 1980)出版了他的启发性著作之后，文化维度理论推动了跨文化研究的发展。随着后续研究的贡献（发展），在不同学科的跨文化研究中，文化维度已经展示了其强大的实用价值。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众多研究在对比不同国家的广告时采取了这一框架，但是很少有研究把文化维度应用于新闻框架研究中。本研究项目有一定的探索性，它将观察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是否适合于新闻框架研究，如果适用，适用到什么程度。
男性化与女性化这一维度没有纳入在这项研究中，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社会中的性别地位（一个社会里的性别角色的扮演），与本项研究无关。本项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围绕互联网使用、审查制度和实践结果而产生的有争议的问题以及具有潜在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问题。
由于这项研究的探索性，研究者没有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这样可以让人们自由讨论文化维度与新闻报道是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针对中国互联网的新闻报道，以及文化维度如何解释四个社会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差异的问题，在此提出三组系列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a：在各个社会的新闻报道中，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议题哪些出现得最频繁，哪些议题最常作为一篇新闻报道的主题？
研究问题1b：不同社会的报纸在报道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议题时相互之间会有显著不同吗？如果有，如何不同？
研究问题2a：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报道中表现出的政治导向性和（或者）政治容忍度方面，不同社会之间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吗？
研究问题2b：如果存在差异，某种文化维度会不会与这些差异显著相关呢？
研究问题3a：无管议题的种类如何，在每个社会的报纸新闻报道中，哪种新闻框架占主导地位？
研究问题3b：文化维度与每种新闻框架的呈现会不会显著相关呢？
本研究实施开展了一项内容分析，以确定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议题以及香港、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各地媒介在2000至2004年间报道这些议题时所使用的新闻框架，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均属于学者们所说的“大中华”（Greater China）（Harding, 1993; Shambaugh, 1993）或者“文化中华”（cultural China）（Frith, 1996）。他们通过一系列文化价值与中国大陆相联系，这些文化价值包括集体主义、现代化、集权主义和相对来说不好竞争的特性 (Martin, 1996)。美国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Porter and Samovar, 1997)。其最亲密的西方伙伴英国也包括在这项研究，目的旨在扩展文化对比的范围。通过观察几个文化不同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因素或者维度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有可能相互抵销。在比较研究中，仅通过两个社会我们无法考察这一过程。
本研究选取《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为美国报纸的代表，因为它们都是美国国家性领头报纸，广泛报道国际新闻，并且在地理位置上代表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对于发行在其他社会的代表性报纸，研究者通过可靠的“新闻链接”(http://newslink.org/)目录中所列举的世界各大报纸，来寻找各社会中的国家级日报。《香港商报》和《金融时报》这样的专业报纸和一些非日报性质的报纸被排除在外。由于新加坡和香港的官方语言都是双语，因此在这两个社会中，各选取了一份是汉语报纸和一份英语报纸。最终抽取的报纸样本包括香港的《南华早报》和《星岛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卫报》。所有这些报纸在其所在地区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之所以选择2000到2004年这段时间进行跨国家和地区的对比研究，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宽带从2000年1月的351Mbps（兆比特每秒）迅速扩大到2001年7月的1234 Mbps，扩大了将近4倍。除此之外，上互联网的电脑数量也从1999年1月的75万台增加到2000年7月的650万台（出自不同年份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半年数据报告》）。而且自2000年，世界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一份《律商联讯》数据库（LexisNexis）上进行的初步搜索发现，2000年以前仅仅有几篇与中国互联网相关的新闻报道文章。
为了尽可能统一，本研究使用《律商联讯》数据库查找所有英文报纸中的相关新闻报道，其中不包括《洛杉矶时报》，因为数据库中没有收录该报纸。该报的网络版存档索引用来查找相关新闻文章，然后通过该报纸的缩微胶卷来查找和获取相应的全文。Factiva 数据库用来搜集香港和新加坡中文报纸上的相关新闻报道。搜索全文时，英文报纸使用英文关键词组合“‘China’AND‘Internet’OR‘network’OR‘Web’”，中文报纸相应地使用中文关键词组合“‘中国大陆’或‘内地’和‘因特网’或‘互联网’或‘网络’或‘网页’”）。从所搜索到的文章总体中，研究者除去了那些只是提到关键词却与中国互联网主题无关的文章，或者只有一两句话与中国互联网相关但主题与中国大陆互联网无关的文章。结果总共得到1366篇主题是中国大陆互联网的文章，香港的有485篇，新加坡的有662篇，美国的153篇，英国的有66篇，构成所研究时段内发表的相关文章总体。
在这个总体内，研究者分别从各自的社会分组中进行简单随机抽样。由于现今主要研究与一系列二元变量有关（提出或不提出某个议题，或者使用或不使用某种新闻框架），因此研究者采用针对二元变量的抽样公式n = (pq)/SE2和调整过的加入校正因素的n = (pq)/ (SE2 + pq/N)，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文章总体的基础上来确定每个社会中新闻报道文章的抽样大小[1]。通过使用这一方法产生的样本大小是，香港和新加坡各96篇，而美国59篇，英国39篇。
分析单位是每篇新闻文章。研究者基于三大研究兴趣而设计出编码表[2]。问题系列一所问的是，在一篇具体文章中提到或讨论了与中国互联网有关的哪些议题，其中哪个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题。第二组问题关心的是，所考察的这篇文章里在多大程度上从一种政治性的视角来架构某一既定议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对那些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政治观点的容忍。这部分被称作“政治定向指数”（Political Orientation Index, POI）[3] 的考察变量包括一系列问题，例如，该文章中是否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了讨论，是否提及持异议的内容或持不同意见者；涉及中国互联网控制的讨论（如果文中有这样的讨论的话）是强调管控互联网的重要性，还是站在反对管控的立场；这一讨论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管控互联网中体现的能力或成效，还是其管控的不可能性或失败，等等。第三组问题所涉及的是，该文章是否呈现了某种新闻框架，以及该框架是否与文章的主题相关。
两位训练有素的双语编码员从所有英文报纸文章中简单随机抽取10%进行编码，并对同样比例的中文报纸文章进行了编码，以获取编码者信度系数。编码指南中具体说明了如何对不同的互联网相关议题进行分类，如何确定哪种与互联网相关的议题是所编码的文章的主题，文中是否呈现某种新闻框架。在编码表中，相关议题和新闻框架都一一列出，编码者可以针对同一篇文章选择多个议题和框架，但每篇文章只有一个主题。本研究使用一种比霍尔斯提系数更为精确可靠的测量斯科特 Pi系数，来测量信度系数，所得出的各主要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在0.90以上，远远超过内容分析所要求的0.7 [4]。
霍夫斯泰德(Hofstede, 2001)研究中的文化维度指数在本研究中被当作自变量[5]，以对比文化影响。由编码产生的数据是定类数据或二元数据。基于一系列POI问题而计算生成的POI分数被当作因变量。卡方检验用来考察新闻报道呈现互联网相关议题和新闻框架的模式是否存在着社会之间的差异性。
在比较POI分数均值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使用的是ANOVA统计方法。逐步向前方（the forward stepwise method）用来发现哪种文化维度最有可能解释各社会之间POI分数和新闻框架使用上的不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是针对POI分数的线性回归模式和针对新闻框架的一系列逻辑斯回归模式。
插入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