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我的老师侯仁之
我于1951年基本上读完建筑专业的主课，再读一年就可同时完成城镇规划专业的课程，而城镇规划专业的主课之一就是侯仁之先生讲授的市镇地理。我对此课题并不陌生，因为此前我已有一些家庭历史背景的感性知识，并已听过侯先生关于市镇地理的专题讲座，触发了一些感性的内涵。
我对侯先生也不陌生，因为1939年我家从天津避居燕京大学，并进入燕大附小五年级时，侯仁之先生正在读研究生。研究院院长陆志韦和侯先生的导师洪业（煨莲）、新闻系主任刘豁轩以及银行界的王光奇（王光美的二哥）、汪镖等都是我父亲的桥牌牌友。而燕大体育系的黄国安和周学章夫人（体育系正、副主任）都是我父亲的网球球友，并且哈佛—燕京学社的教授们都认识或知道我祖父陶湘。此外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原清华大学教授王文显（抗战后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托我父亲把他存在圆明园喇嘛庙的藏书捐给燕大图书馆（当时馆长为田宏都，副馆长为梁思庄）。这些广泛的联系，我们在燕京的三年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每天夕阳西下遥望“夕阳山外山”的西山晚景，真可谓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也是沦陷区的一方净土。侯先生当时还受命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美籍教授夏仁德）负责燕大学生从沦陷区去大后方或解放区的援助工作，这些在当时都是半公开的秘密。珍珠港事变后我的同学也部分随父母迁至大后方或延安。原北京市规划局党委的于平就是我在燕大附小时低我一班的同学，她父亲是燕大文学院的董教授，珍珠港事变后去了延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当时是燕大的学生也随他们去了延安。这些抗战时期的共同经历更使我与侯先生倍感亲切。
还有更深一层的渊源，侯先生原籍是山东恩县，我曾祖陶锡祺曾在山东九个州县为官，其中包括恩县。我祖父十岁时随曾祖在恩县读书（1880年），而且我曾祖、祖父、父亲皆曾致力于治河和水利。曾祖最后曾受命完成对黄河下流堤岸之勘察。所以侯先生讲授市镇地理时，先人之事迹对我实为内因，致使全神贯注，深悟其要，遂选我为课代表。
1952年开始“教改”，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对口’人才。侯先生集中精力于创办历史地理专业，同时清华建筑系停办规划专业。侯先生乃将他的讲义手稿（后吴良镛先生编讲义从我处拿去。这份讲义中包括北京、西安、洛阳等三个最重要的故都的历史概要）及从英国带回的12本规划书籍皆无私的赠于我，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开创时期的起步工作影响深远。1952年中央建筑工程部成立，我到建工部城建局报到，正值将于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肇始之际。141（156项）骨干企业的布局和建设，规划工作必需先行，各城市来中央汇报规划工作时，因旧中国缺乏规划建设工作的经验积累，所以规划工作的方法、步骤、内容等各式各样。石家庄市竟拿了日伪时期的石门市规划来汇报，因此第一个到任的城建局长贾震在听取苏联专家穆欣的意见后，叫我起草一个“城市规划工作程序”，明确规划工作不同阶段的内容及要求。我主要参考侯先生赠我的大伦敦规划的总建筑师阿比科隆比所著的《城乡规划》一书及《伦敦规划》等，同时结合穆欣带来的关于制订城市规划经济指标的《城市规划》（列甫琴柯著），草拟了一份规划工作程序，这是新中国第一稿规划工作程序。其后不久，兰州市汇报规划工作，画了一张很漂亮的现状图，在蓝色地形图上把黄河涂成银色，但是穆欣认为规划工作的艺术性并不在于图面色彩艳丽，而是在于城市规划结构（布局）的艺术性。[注]因此，要我制定一个规划图例，作为各城市汇报时的参考。这只是一个行政举措，本身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表示不同性质用地的红、绿、蓝、黑线也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只是明确几点：1．现状图是反映城市现状的，是最重要的基本图纸，所以不是自然主义的反映现状，而是能动的反映现状中存在的矛盾。穆欣当时对各城市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作规划的同志要对自己的城市‘如数家珍’”。所以现状图就是最重要的‘底帐’。直到1977年文革后我到国家文物局“整理国故”时，关于北京古城保护利用问题，我一再向北京市文管会文物处的赵学勤同志说：“首先要作一个详细的现状图”。2．规划图必需能反映出与现状的关系，所以规划图要在现状测绘图上绘制并且必需用透明色不宜用图案色以免盖住“现状”。3．审阅规划图时也应注意其与现状的关系，作为评定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4．正式总体规划的比例尺应为1/10000，详细规划（分区、分期规划）的比例尺应为1/2000~1/5000，修建设计总平面的比例尺应为1/500（应根据规划范围调整，但不宜小于1/1000）。以上规定的原则需要实例。穆欣当时并没有带来苏联的规划图纸，所以如何表达上述的基本要求也主要依靠侯先生赠我的几本书籍，特别是《伦敦规划》是最规范的图例（穆欣回国后，寄给我的“莫斯科总体规划”，其中详细规划的图例与伦敦规划基本相同）。
[注]任震英对穆欣所说的城市艺术结构不太理解，穆欣就叫我作一个方案具体说明。我就根据当时兰州的现时需要（兰州的总体规划需待工业布局确定后才能考虑，当时急需确定的是火车站的位置和中心广场的布局），于是我用描图纸在现状地形图上作了一个旧区（东区）的艺术结构方案，中轴线与地形图上南山的最高点对不上，但根据我幼时在兰州生活过一年的印象，南山没有突出的山峰，所以准备在山脊或山坡上正对中轴处建一“景观建筑（Visla）”作为呼应（但至今尚未实现）。穆欣很满意，便交给任震英了。以后的兰州总体规划我未参与，是军委装备部部长万毅带队，刚到任的城建局长孙敬文带着几个新来的同志去的。直到1984年我第一次回到兰州，才了解具体情况，孙带队搞的包头、银川、兰州等三个城市规划都铺得很远，拉开空当，“宽打”而未“窄用”（“宽打窄用，留有余地”是当时我们提出的一个规划原则，目的是为难以预见的城市发展因素留有余地），既不经济又不方便，而且长期形不成紧凑完整的市区。最近，有些同志认为悔不听梁先生当年提出的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北京”的建议，致使旧城破坏严重，实际上梁先生从未提出旧城“原封不动”的保留。从梁先生1951年在《新观察》上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已明确说明对旧城的保护原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今后的建设必须强调同环境配合，发展新的，保护旧的，这样才能保护优良伟大的基础，使北京城永远保持着美丽、健康和年青。”（这些原则在改造旧城时，却被忽略了，另详）所谓之“新北京”，并非完整的总图，只是梁先生建议在三里河地区集中规划建设一个新的中央机关的行政中心，同时在城内府右街规划建设一组新的北京市行政中心（后迁至外城椿树胡同附近，即今之“市府大楼”）。我1952年到建工部城建局后，首先到北京市都委会参加北京总体规划工作，梁先生即要我按我在三校建委会时在燕园规划建设的一组建筑群的方式，作这两组建筑群的规划，并要陈占祥带我去三里河看地（即现在“四部一会”的原始规划，另详）。如今仍有人讹传“新北京”的规划是不确切，也不符合事实的，并且可以去看一下包头、银川、兰州三个甩开旧城“另起炉灶”的规划建设效果，实际上是长期新、旧城之间相隔离，即不方便，也不经济，更不美观，针对把旧城当作“古董”的偏见，我在1983年扬州召开的历史文化名城大会上的发言《历史文化名城规划的几个战略问题》（发表于《城市规划研究》复刊号上[附件2]即说明历史文化名城仍将继续发展[略，详附件4]）.
侯先生讲授市镇地理时，系统的讲解了北京、西安、洛阳三个古都的选址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城市与水源的关系。所以我在1952年参予北京市第一稿总体规划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对新中国首都宏伟设想最严重的客观制约，就是水资源不足，因此不断在北部修建水库，但农业用水需要也不断增加，所以使北京成为能通航渤海的港口的设想，始终难以实现。最初的规划内容之一就是“算水帐”，1958年时还曾派钟国生等到山西黄河考察“调水进京”的问题，其“引黄济京”的位置大约就是今日之万家寨水库。当时山西本省用水不多（或未注意水资源的问题），所以热情支持、支援首都引黄的方案，主要是缺乏资金所以始终未能实现。到1980年代筹备修建万家寨水库时，山西省也严重缺水，所以“引黄济京”的方案最终落空。鉴于这些实际情况，我于1983年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发表在侯先生主编的《环境变迁研究》创刊号上，见[附件1]），说明北京历史上水资源并不特别匮乏。隋唐时的大运河终点仍然可以利用永定河（终点在今法源寺一带，当时为纪念远征朝鲜失败而牺牲的将士英灵的悯忠寺），但是辽、金、元、明各代不断在此建都以及战乱对山区森林植被破坏严重。首先遭破坏的是永定河河谷的森林植被地带，因而使永定河成为旱季干涸、雨季泛滥的‘季节河’。实际上不仅永定河，太行山东流的几条河及潮白河等大多汇集天津海河入海。抗战前海河仍能停靠三千吨的海轮，1933年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日酋冈村宁次乘炮艇逆北运河直至通州以上，窥探两岸我军防务，我家原有一幅我国“江利号”军舰在海河上的照片，但海河至今已成为景观河道，主要原因是太行山、燕山的森林植被遭破坏的结果。从太行山东流的几条河都成为“季节河”，海河水源干涸已无法通航。不仅北方如此，1985年我沿长江流域考察时（从南京到虎跳峡、长江第一湾）攀枝花附近的雅砻江也已成为“季节河”。有鉴于此，我于1985年底在大理给万里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森林植被破坏使河流缺乏涵蓄水源的功能，因而泛滥周期、频率越来越高，只在三峡筑坝不能解决治本问题见[附件2]。1989年长江等河流泛滥时我又给朱镕基写了信，并附1985年给万里的信，进一步提出有限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再生的问题（即今日已广泛注意并利用的“中水”及污水净化和再生的问题见[附件3]，但同时可以产生有机肥及从工业用水中回收有用矿产资源问题，尚未见有反映。暂略，详附件)。我的这些认识最初概念都源于侯先生讲授的市镇地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今后应继承发展的问题尚多。谨附记其十一而已。
1952年西安规划汇报时，我首先向穆欣介绍西安的历史地理（侯先生还曾介绍我阅读日本学者足利喜六所著《长安史迹考》，我买了一本，在向穆欣介绍时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穆欣曾对我和西安市的同志说：“在苏联,除莫斯科外还有两个城市享受特别待遇，一个是列宁格勒（圣彼德堡），一个是尼日尼—诺夫哥罗德，这两个城市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相当于我国国务院）诺夫哥罗德由苏联功勋建筑大师舒舍夫（列宁墓的设计人，穆欣曾为舒舍夫的助手）全权负责。当时穆欣认为西安也应享受同样的待遇，由于当时西安只有1/25000的军用地图，我作规划时除大雁塔外其他众多文物古建都未能明确的在规划中标志出来，所以当时只从火车站向南开了一条路直对大雁塔（即今日之解放路）以及城市总体范围的路网等基本格局，至于其他的文物古迹纳入规划的问题，待1/10000测量图完成后再作进一步调整。由于我当时兼顾富拉尔基等规划（另详），所以就将西安规划交待给刚参加规划工作的周干峙和何瑞华等，并将《长安史迹考》也留给他们（后来齐康来城建局实习，把《长安史迹考》也借去了，很久才归还）。但1992年我于40年后重返西安时，才发现后来者只是把1/25000图放大为1/10000，根本没有进一步考虑规划与古建筑的关系……经过40年，当时规划的二环路仍未打通，许多重要唐代遗址与规划的关系仍处于无序的‘自然状态’（略）。
侯先生讲授的市镇地理，从基本观念上把城市的发展与历史文化和宏观的自然环境等统筹考虑，这是对我们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既是城镇发展的“时－空性”，对梁思成（以及吴良镛等）特别关注的体形环境（PHYSICAL ENVIROMENT），是非常重要的先决性（前提性）补充。同时也兼顾自然环境的良性发展，而不是破坏环境。
1952年三校建委会时我负责在燕园内的一组教学楼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其中一栋就是侯先生的地学楼，他比较满意，若干年后他还记得我把屋脊的吻兽作成展翅的和平鸽、外轮廓很像宋代的“鸱尾”（后来维修时改成清代的吻兽）。
1957年我再度负责北大总体规划时，侯先生是副教务长，对我向校领导建议重新编制规划设计任务书的建议表示支持。
1980年代北大东部扩建时，侯先生又向项子明书记和总务长文重推荐我继续主持北大的规划，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能实现（另详）。
此外，1960年代初北京市委指示市设计院在总结国庆工程等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建筑理论研究，由我负责。在涉及美学基础研究时，侯先生介绍我到北大哲学系旁听朱光潜、宗白桦先生讲授的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使我受益匪浅。
文革后我到国家文物局去“整理国故”、继承发展梁思成等先师的未竟之功，在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和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破四旧”后北京市文物古建遭受破坏的状况及保护利用古建、园林等的重要性进行调查后写出的报告，也送给侯先生一份，得到他的赞赏和支持。对圆明园废墟进行调查时，侯先生的幼子侯凡兴和他的一个同学当时正在待业，我拟订了一个调查提纲，侯先生叫凡兴和他的同学协助我对圆明园的现状及存在的矛盾和最佳的恢复（保护利用）方案进行调研。有一次兰州的任震英副市长要我介绍认识侯先生，侯先生请他和吴良镛等一起在家吃饭，侯先生对他们讲起恢复圆明园的问题时，大家都很关注（略，另详）……
1980年代初侯先生去西部沙漠考察，约我同行，并要我帮他准备一些资料。在准备资料时我发现巴丹吉林沙漠［沿中蒙边界］有一片细石器时期遗址，说明五千年前这里有先民生活居住，但当时未能同行。直到1991年我从内蒙沿汉长城西行穿过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三个沙漠，并在寻找鸡鹿塞途中发现汉代屠申泽遗址，且有灰、白鹤栖息（曾向内蒙建设厅建议将屠申泽遗址及周围的大片汉墓定为省级自然及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巴丹吉林沙漠下面有石油并有地下水（军用地图上有井位及水量），我看到的一口井，水位很高距地面仅三米左右，可饮用。沙漠北缘的细石器遗址说明这一带古时曾有森林和池沼（因当时处于游猎和采集时代），能否使自然环境产生良性逆转，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战略性课题。
在额济纳河（古弱水）源自祁连山的雪水北流汇成居延泽为汉居延塞所在，有著名的西夏黑城遗址，在额济纳河三角洲，汉代曾有18万人在此屯垦戊边，1991年时，整个额济纳旗仅有1.5万人，其中八千人集中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的达来乎布镇。这一带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藏传佛教经青海进入蒙古的必经之途。汉代李陵即从此地出发率五千丹阳剑客远征匈奴寻找单于庭，未能返回……1980年代末，前苏联亦曾在居延泽境外陈兵百万准备对我国两弹一星基地进行打击。所以西部的国防和开发建设，首先需要使环境形成良性逆转，否则如汉代之屯垦戊边都作不到。国防基地的保卫和边防建设等需要考虑的诸多问题中，环境的建设都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与邻邦友好相处时期，西藏对蒙古的宗教文化传播，这里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西藏—格尔木—敦煌—酒泉—居延塞—居延泽—蒙古—贝加尔湖。沿途有大量的文物古迹和文化遗存，也是一条潜在的旅游路线。
对大西北五省和大西南五省的考察中一路所见、所闻、及由此引起的思考，大多得益于侯先生的讲授。
侯先生授课时，经常带我们到野外实习，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如到西山探查水源和渡槽以及对“北京湾”等自然环境的宏观感性认识，这些对我日后从事规划工作的影响很大。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含蓄水源十分重要，而森林植被是含蓄水源的重要客观因素，一旦遭到破坏，对水源与河流的稳定、持续迳流影响很大，而实地考察则是探索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重要认识基础。
早在1958年冬，“大跃进”时，号召人们上山寻宝，纷纷开采叶腊石等矿藏，为大炼钢铁提供耐火材料以及煤、水晶、自然铜等有价值的矿藏……对山林植被破坏严重。当时我在北京市规划局，苏捷副局长要我去调查寨口——永定河以东的小西山，规划上定为国家公园的山区。正值寒冬，西北风劲吹，我知道大风遇到山坡就会产生上升气流。因此，我选择“小西山”西北角的锅腔山背着西北风向上攀登，强大的气流把我“推上”山顶。不但不觉冷，反而汗透“皮猴”……我从西北角开始，向东南走遍了小西山，从北部的菊花沟、挂甲塔、西部的小西天（冯玉祥曾在此隐居），西山坡并有大片的梯田，山脊上有一处“满井”、还有运煤的骆驮通向门头沟……从山脊一直向南可达到八大处的最高点（因为有时在山中走到月上中天，并且据说山中有狼，所以冯克军叫赵家鑫陪我一起调查，后来并与我一起审查北中轴‘科学城’规划，一直配合得很协调），因此对小西山的地形、地貌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调查的结果除了与市农林局共同写了一个报告给北京市委，提出“小西山”封山育林禁止开采。并通过对小西山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较全面的感性认识。
文革后，我参加北京市委《城建史书编委会》（当时我在国家文物局，市委工交城建部长佟铮通过曾为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的范谨同志向时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原北京日报副总编孙轶青打了招呼，邀我负责《北京城建史迹》的编审、编写及组织工作），我负责1949年建国前北京的城建史迹编审、编写了两万余字的扩大编辑提纲，并组织了十个编审小组，请了上百人参加编写，并请侯仁之、吴良镛，单士元等先生作顾问，我除了编写《史迹》的扩大提纲外，对当时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燕昭王的蓟城的所在地，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唐诗的描述：
北登蓟丘望
应龙已不见
南登碣石馆
丘陵尽乔木
伯图帐已矣
以及唐代《括地志》所载，燕昭王的蓟城和蓟丘在今八宝山—石景山一带，而唐诗所述的地形和我１９５８年实地调查小西山时印象互相印证。所以我认为蓟丘应即今八大处一带……站在八大处山顶，沿永定河谷向西北“遥望”，即传说中的黄帝战蚩尤的“轩辕台”，现仍有传说中的“黄帝城”遗迹（《史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因此我写了《燕都蓟城考》（发表在《北京文博》1996.1）见［附件5］。
至于学术研究中有些存疑问题或一时难以定论的问题本是正常的，并且常常不是理论上或思维逻辑有误，而是文献记载不确切所致，例如史称：“伯益作井”，伯益是禹的同代人，距今四千余年，因而我们认为在我国，井的使用为四千年，但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七千年前的井，从而把井的使用时间向前推了约三千年，而且这并非上限，以后还可能有更古的井发现；关于我国城的起源问题：《准南子》称：“鲧筑城以卫君，廓以居民”，鲧也是四千多年前，不过当时还是部落联盟时期，没有国家形态出现，所以有人认为鲧筑城是为了防洪水。《礼记·礼运篇》：“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廓沟池以为固……是为小康，禹、汤、文、武、周公其选也。”所以也认为城廓沟池是禹以后的小康社会时才出现，也是距今四千余年，而且大禹治水之后，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夏”，并且设想了方圆五千里的“五服之制”，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国土规划，并且“咸则三壤成赋”，也就是按土地的瘠、肥分成三等，以定赋税。所以我国的农业税也始自四千余年前，这些记述都说明在我国城、廓的出现都与国家形态及私有制、世袭制的出现有关，在此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有城廓沟池等。但是最近发现五千年前的古城（电视报导，详情待查），说明社会发展进程并不是私有制兴起后才需要城廓沟池来保护私有财产和领地。从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城墙遗址在约旦河流域的杰里科（Jericho Site）距今约11000～9000年。为中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的初期，属游猎和采集向定居过渡时期，农业是否出现尚不能肯定，遗址面积约4公顷，周围有1.64米厚的石墙，残高约3.74米，外有宽8.5米，深2.1米的濠沟，还有高约9米的圆形石砌雕楼，当时尚属石器时代，城中遗物陶器都很少，称为“前陶新石器文化”，却修筑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并在岩石上凿出濠沟，所以不同“时一空”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同一模式，另方面，被盛传一时的秦阿房宫，最近经考古发掘证实只是传说，实际上未建成，所以文献资料并不完全可靠，又如著名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认为易县燕下都北面的台为燕昭王的黄金台，实际上为老姆台之误，而且从燕国的历史发展看：齐宣王时，因燕国发生内乱乘机派将军陈璋率兵灭燕，并迁其宝器（象征王权的宗庙礼器）燕亡。后赵武灵王将在外为质的公子职，护送回国是为燕昭王，其时燕亡、都城已毁，乃于蓟丘另建临时都城，按《括地志》载：当在今八宝山至八大处一带，“燕昭无故国，蓟野有空台”。昭王复国后矢志报齐，仍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贤能，其时当在燕昭王初年，而扩建燕下都，应在乐毅“残齐、灭中山”恢复了大片国土后，才大兴土木扩建燕下都、为战国七雄中最大的都域城，其时已为昭王的晚年，所以黄金台不可能建于燕下都，这个“时间差”常被学者忽视。
所以古文献中的记载讹误在所难免，存疑之处最终应由考古发掘认定。1980年代我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时，即提出需要勘探遗址等问题。当时佟铮同志曾与我一起到市勘测处与张大有等同志面谈由勘测处配合探查等问题，惜后来未能实现。
此外，有些遗址和遗物在当地已不存在，如元大都的城墙据记载土墙外以芦苇簑之,上抹白灰，所以《马可波罗游记》称元大都是个白色的大城，而元大都城墙的作法至今已无迹可考，但“礼失而求诸野”，我在西夏（早于元大都的）黑城遗址上看到土城外墙上有许多倒刺，应是为抹灰所设，由是推论当时元大都的外墙也埋有许多倒刺，才能掛住芦苇并在其上抹灰。
再则，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于公元413年在汉奢延城的旧址上筑国都统万城，文献载：“蒸土筑城”许多学者都不解其意，我到现场考察始知所谓“蒸土”就是将生石灰掺于沙土内夯筑城墙，生要石灰泼水后烟雾蒸腾故谓“蒸土筑城”，还应该记述的是在中原地区大量使用石灰三合土筑城在明代以后，现存的元大都土城遗址未见石灰痕迹，但在边远地区1600年前游牧民族所建之统万城，即用石灰三合土夯筑，早于明代约一千年。更应重视的是环境变迁，赫连勃勃选择城址时，称其地“临广泽而带清流”，周围水草丰满，“广泽”即汉代的奢延泽，今已干涸，“清流”是无定河（奢延水），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述无定河时，已为陷没人、车、之流沙河，至今无定河每年输送上亿吨泥沙入黄河。“可憐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即指此河。
统万城为古代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反复争夺之处，连年战争，不但城址荒废，而且环境也不断恶化，以上所述也是我对侯先生讲授的‘市镇地理’课程的认识的继承与发展、附记于此以使后来者能站在我的肩上继续发展。诓谬正伪，亦俟来者。
附记：清华建筑系一共有两期市镇规划专业第一期是49-51年，学生有虞锦文、赵师愈、林道英、李采、臧筱珊、李廼彪等6人，从三年级分专业，这一班一、二年级与建筑专业课程相同，三年级开始分专业，建筑设计只作到初级图案（二年级）三年级即作规划课题，未作中级图案、高级图案。这一班中虞锦文、臧筱珊、赵师愈曾从事规划工作，其余皆未从事规划工作。
第二班是1952年，学生有陶宗震、王兆拓、陈声海、何瑞华、李道增、王少安等6人，其中王少安开课不久即调北京市设计院任沈勃院长的秘书，李道增留校未作规划工作，其余四人皆参加我国规划建设创始阶段的工作。其中陶宗震和王兆拓是读完建筑专业课（设计课作完中级图案和高级图案）共五年。陈声海、何瑞华、李道增为四年（只作到三年级中级图案），高级图案未作，转入规划专业。
1952年教改以后，清华建筑系分工为以工业建筑为主，规划专业转到同济大学，造园专业并入北京林学院（后为林业大学），工艺美术专业转入新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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