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美国害怕,但还没见过这么害怕的
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巴特勒(Thomas
Butler)教授是一位在研究鼠疫方面颇有建树的微生物学家,2003年1月他发现他实验室中30份鼠疫杆菌样本不翼而飞了。他赶紧报告了校方。之后就被本就十分紧张的美国政府指控涉嫌犯下69项罪行,也就是说巴特勒将面临469年的铁窗生涯。虽然在2003年12月1日被陪审团认定为47项罪行,仍要承受1000万元以上的罚款和终生监禁的惩罚。
巴特勒倒霉在他非要去一个每年都会爆发鼠疫的地区去做临床实验,他选择了坦桑尼亚。这个按理说也不是问题,但问题出在他从坦桑尼亚来来回回的时候他没有把鼠疫杆菌按规定程序出入境,而是贪图省事自己乘民航机随身携带。尽管有些科学家认为把这些危险的东西随身携带比交给那些不懂相关知识的搬运工更安全,但美国警察局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他那么大意卤莽,那30份鼠疫杆菌样本也不会不翼而飞。而这30份鼠疫杆菌样本一旦落入恐怖分子手里,其后果可想而知。
说良心话,美国是真被恐怖分子折腾怕了。早在1993年2月26日世贸中心第一次爆炸案开始,他们就有些杯弓蛇影、鸡犬不宁了。虽然当时只是把地下室炸了个60米长、30米宽的大坑,这个摩天大楼并没有倒下来,但据说恐怖分子在炸药里放入了氰化钠,但是感谢上帝,那些氰化钠没有汽化,而是燃烧了。如果汽化,那么整个大楼的人将无一幸免。(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8年后两架飞机像拍恐怖电影似的撞向世贸大楼,9·11事件爆发了,恐怖分子最终没有把这么显眼的、“出头椽子”似的摩天双子楼放过去。)美国已经明白生物制剂之可怕远甚于其它武器。它让你防不胜防,只有当这个城市的人们像苍蝇一样纷纷倒地,政府要员、商界巨子也好,贩夫走卒、平民百姓也罢,都那么趴在地上奄奄一息了,你可能才知道是有人在这里撒了炭疽孢子或埃博拉病菌之类的东西。
甚至弄个什么核武器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一个核材料只需要那些非专业人士设法搞到8公斤钚239或25公斤浓缩铀即可。钚燃料本身放射性不高,装在衣服口袋里就可以携带。至于铀,我还记得有一个被破获的案例,一个捷克人要从一个俄罗斯供货商那儿每月购5公斤铀,可是人家马上告诉他每月可以给他40公斤,长期供货可达1吨。至于制作核武器,美国人说,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失业和退休的核科学家中的一些人会把制作核武器的知识提供给那些出价更高的人。
早在巴厘岛爆炸案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给了华盛顿市民一个忠告:加快步行速度,尽量走“Z”形路线。想想吧,我们可以随意懒散地在马路边闲逛,累了我们还可以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会儿。而美国人只能步履匆匆,还要来回绕弯,随时提防恐怖分子的冷枪。美国最早的别动队(陆军特种部队前身)有19条永久条例,其中第6条是:行军时成一路纵队,保持距离,防止敌人一枪打死两个。美国的政策有一些是很好玩的,小心翼翼,好玩中加入恐怖和小心。包括这次对巴特勒的审判,很多人也认为严厉的有些过头,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严打”,有杀一儆百、杀鸡骇猴的意思。拿下阿富汗,把塔利班政权赶下台;打进伊拉克,活捉了萨达姆,美国人依然不能够高枕无忧,他们相信恐怖分子藏在阴影里,时刻想着通过多种出其不意的方式弄出点事儿来,美国海豹突击队的创建人迪克·玛尔辛科早就预言:“恐怖分子不会按任何规则行动。”而列宁也说过:“恐怖的目的就是让人感到恐怖。”美国人真是被弄得恐怖了,说白了就是害怕,非常害怕,还真没见过这么害怕的。
但是允许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欣赏这样的害怕。我觉得有这样的害怕才有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哪怕仅仅是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看重。而只有对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看重的国家才有《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影片,也才有在炮火连天的巴格达营救出女兵林奇这样的真实故事。只有有这样的害怕才可以未雨绸缪,加强对各种生物化学制剂的监控力度,防患于未燃。在欣赏美国这种害怕的同时,我也深深为我们很多国家的“不害怕”担心:允许我在这里危言耸听一下,如果恐怖分子进入一个生物实验室(我们有多少个大学都有这样的实验室,我很为他们的保安问题担心。),和搞实验的讲师教授要炭疽,要鼠疫,要SARS,他们左手握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威胁,右手拎一袋1000万元人民币利诱,我们这些讲师教授们会不会拱手把这些宝贝送出来,并一一教导他们怎么携带,怎么释放?
——原载2004年2月19日《南方周末》报
(发表时题目被改为《想到丢失的鼠疫杆菌……》)
之所以又贴出旧文,是由于铊中毒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大学里的铊怎么如此好偷?管理它的人没有责任吗?
写《知道美国害怕,但还没见过这么害怕的》时,担心的是我们的炭疽、鼠疫、SARS,总觉得它们随时会被偷出来。当时哪个医院哪个大学实验室没有SARS菌样啊!
我这个文章发出来时间不长,全国人大出台了SARS菌样集中存放的办法。有人说是我这个文章的功劳。我想那倒未必。我只是说出了我的担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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