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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西方文学之父?

(2009-06-21 01: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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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

荷马史诗

文学之父

伊利亚特

古希腊

洪烛

校园

诗人

文化

屈原是东方文学之父。谁是西方文学之父?如果说荷马史诗开欧洲文学之先河,他本人该算是文学史上第一尊神了,或者说,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大诗人。荷马堪称文学家族的始祖,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则是人类诗歌的圣经,它已被作为最古老的战利品陈列在高傲的殿堂,供后人膜拜。直到二十世纪,还有诸多失散了的“文明的孩子”,将荷马尊为诗歌的父亲,抑或,等待他来认领。荷马,人类的第一诗人,具有最持久的生命,和最强大的繁殖能力。

                          永恒的荷马■ 洪烛
荷马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这并不奇怪,古希腊时期是一个造神的时代,也是神最有威信的时代,所以荷马堪称最具备神性的诗人,他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本身就是最古老的神话,以原始的文学技法描绘了神的家庭、神的性格、神的分工、神与神的矛盾以及神与它所庇护的人类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劳动、消费、政治、情欲、战争与和平),仿佛是在神的影子下进行的,神的意志造就了种种的戏剧性。荷马虽然是个盲诗人,却成了这一人神共娱的活动的惟一的目击者,并且栩栩如生地记录了神在人类身上的投影。他无形中使自己成为神的代言人,宣判着人类的往事。

 

即使几千年后,我仍然把他当作一位缺席的神来看待,一位平民化的诗神。而荷马史诗,则是人类诗歌的圣经,堪称传统中的传统了。在人类以公元纪年之前约八百五十年左右,荷马就诞生了,带着他那混浊的瞳孔和清醒的心灵。如果说荷马史诗开欧洲文学之先河,他本人该算是文学史上第一尊神了,或者说,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可惜他并未过着神一样荣耀的生活,他仿佛被贬谪到人间,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中。他在现实中的身份似应叫乞丐,一个来历不明的乞丐:生前一直挟着七弦琴在古希腊众多的集镇里卖唱乞讨、四处流浪。以至后来希腊的七座城市都说自己是他的家乡,争抢着追认这位当年的乞丐为乡亲。近代有位作家讽刺这幕闹剧:“七大名城抢得了死荷马就心满意足,可是荷马当年在这七大城里流浪行乞。”

 

荷马因为饥饿而沿街乞讨,但乞讨的最终结果是喂养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千金难买、倾国倾城的辉煌史诗。饥饿艺术家在任何时代都无法绝迹,莫非因为人类最早的一位诗人就是以饥寒交迫的面貌出现的,而延续为一种必然的规律?我眼前挥掸不开荷马在路人唾弃中持杖流浪的背影,他衰颓的手掌捧着粗糙残缺的饭碗,向世界乞讨善良、友爱和公正,他瞎了的眼睛向上帝索取光明……也许世界只给予他一个铜板,作为报答,他却把艺术的灵光慷慨地施舍给整个世界。

 

如果根据传说来猜测,人类的第一座村庄是伊甸园(只有两位村民,亚当与夏娃)。那么我们不妨设想:第一座著名的城市是特洛伊,它因为荷马史诗而流芳百世。荷马注定为歌颂一座城市而诞生,这人类的第一位诗人,描述了最古老的一场战争(大约发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坐落于爱琴海边的特洛伊(被史学家称为小亚细亚沿岸古文明的最后一个大商业中心点),与爱情有关,也与战争有关。这座城市美丽的女主人叫海伦。为美而宣战,兵临城下,直至玉碎宫倾,《伊利亚特》是最古老的城市传记,或城市史诗。被争抢的美女海伦使特洛伊遭到毁灭,却拯救了荷马的灵感。金碧辉煌的史诗,就是在一座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跟后来的庞贝城一样,特洛伊也是火山的牺牲品,只不过这座火山是以爱情命名的。因爱情引起的战争,简直带有圣战的性质:海伦是无辜的,特洛伊是无辜的,双方的死难将士是无辜的。

 

盲诗人荷马是惟一的受益者。特洛伊的厄运却给他带来了幸运:他的人生与创作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围绕着这惟一的美女,他塑了众多的英雄——美女加英雄的世界,由此而成为人类的理想。一个乞丐的名字,将载入史册。荷马是有缺陷的神—,一个双目失明的神,可是他却创造出完美的人物和完美的作品。至少可以说,他比常人有着更为丰富的想像力。他用沿途敲打的手杖,帮助我们恢复了对远古事物的记忆。这个清贫的神,却是记忆的富翁。他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大师。甚至歌德的《浮士德》,都虚拟了浮士德与古希腊的绝代佳人海伦结婚——以象征作者本人所憧憬的“德意志精神文化与古典文化之融合”。如果说海伦被视为希腊文化艺术的象征,那么荷马本人,则更是那段古老文明的守护神。
  

可以说,荷马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就像《伊利亚特》里的海伦曾经蛊惑过歌德所塑造的浮士德,《奥德赛》里那位冒险倾听过海妖塞壬歌声的古希腊英雄,又经过变形出现在现代文学大师乔伊斯的笔下。不管是海伦还是奥德修斯,都是荷马所创造的属于美学与神话领域的符号,都有着荷马本人的影子。同时也寄托着他对女性美与男性美的最高理想。乔伊斯之所以用《尤利西斯》为题来撰写自己的作品,似乎在强调和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的颠簸的经历,仍然在许多现代人(譬如他的主人公,都柏林某报馆的广告业务承揽员列奥波尔德·勃鲁姆)身上重复着。有人分析:“乔伊斯把勃鲁姆和德达路斯的邂逅看成是奥德修斯和他的儿子忒勒玛科斯的重逢,勃鲁姆的妻子莫莱,这个现代的珀涅罗珀(奥德修斯的妻子),是个淫荡的标本。勃鲁姆则是人的天性的体现者。如果说古希腊的奥德修斯为维护家庭关系的斗争取得了成果,那么勃鲁姆夫妇关系则体现着现代家庭纽带的断裂,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崩溃。”

 

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尤利西斯不仅遇见新的问题,而且不可阻挠地陷入新的窘境。只不过他在海上漂流十年方得回家的传奇,已浓缩在都柏林人勃鲁姆在1904年6月16日(他的生日)那一整天混乱无序的生活里了。乔伊斯借用勃鲁姆这一天荒诞的经历,来象征人类发展的历史。用瞬间来表现永恒,这是乔伊斯的魄力。有趣的是,他写作《尤利西斯》也整整用了八年时间(自1914年至1921年),不知这算是奥德修斯那跨度长达十年的精神流浪的重复呢,还是其延续?我想,乔伊斯在创作过程中肯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奥德修斯的艰辛,他的孤独,他的空虚,他的期待与他的绝望,而这种种感觉,包括悲悯与怜恤,绝对也在荷马的内心发生过、翻卷过。乔伊斯下意识地成为了荷马的替身。但说实话,我更乐意把这一切想像为荷马的复活。
  

奥德修斯的形象,从荷马的诗篇里转移到乔伊斯的小说中,他那构成古希腊神话极重要的一部分的长途旅行,又借助于乔伊斯的笔而持续着,而延长了。当然这首先要感谢荷马,这史前的老诗人,堪称是最古老的预言家,估计他早预感到奥德修斯将有无数的后代(他的痛苦与寂寞是会遗传的),正如自己也会有众多的传人。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旅行家(而且他经历的是还乡的旅行)。然后才有了《神曲》里的但丁、浮士德、堂吉诃德、马可·波罗与徐霞客。我把荷马的这一部名著看作古典主义的游记。然而到了乔伊斯塑造的勃鲁姆身上,旅行家的身份变得可疑了,他一日之内在都柏林大街小巷经历的旅行,也变得荒诞不经了。
  

《尤利西斯》里有一句人物的独白:“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想要从中醒过来。”说得多么沮丧,但也确实精彩。它令我联想到了《奥德赛》里的名言:“神编织不幸,以便人类的后代歌唱。”终于,出现了拒绝歌唱而渴望苏醒的对人类历史持不合作态度的叛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利西斯》不是对荷马史诗的模仿,而是对它的超越。
  

也许,荷马只是间接地影响了小说家乔伊斯,《奥德赛》为《尤利西斯》的诞生提供了古老的跳板和崭新的契机,这种影响只能算是文本之间的,但他还以其文风与人格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许多诗人,譬如博尔赫斯,譬如曼德尔施塔姆。所以我才敢于说:荷马一直活到了二十世纪。而且,相信这位老诗人还会继续活下去。
  

博尔赫斯专门写过一篇《诗人》,来赞美荷马,他想像中的荷马如同一位手持长矛、披着兽皮的猎人。尤其当他于56岁失明以后,对盲诗人荷马就感到更为亲近了,并且寄希望于彼此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与感应。一位二十世纪的盲诗人,以一位史前的盲诗人为榜样,或许这就是宿命?在摘取桂冠的同时又失去了眼睛,仿佛是在支付必要的代价。博尔赫斯,在重复荷马的悲剧之余,也把荷马作为隐形的伴侣,作为精神的慰藉与力量的源泉。在博尔赫斯混浊的瞳孔里,荷马的形象反而显现得比其他人眼中的更为清晰,更为逼真。
  

至于曼德尔施塔姆,虽然没像博尔赫斯那样——从生理上体会到荷马的悲怆,但是他从心理上继承了荷马的痛苦。所以他从来就没觉得荷马离自己很遥远,而且古希腊的主题与形象经常会出于神意般地闪现在他的诗篇中,仿佛他也亲眼目睹了荷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与环境。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写于1915年的一首诗了:
  
      失眠的症状。荷马。还有满鼓的风帆。
      我已将那些舰船的名册读到了半中:
      这长长的群队,这仙鹤的列车,
      它们曾经腾升在古代希腊的上空。
  
      就像楔形的鹤阵嵌入异乡的疆界,
      皇帝们的脑袋顶着一朵神圣的浪花,
      你们游向何方?希腊的男子汉们,
      若是没有海伦,你们干吗要特洛亚?
  
      大海,荷马,一切都依靠爱的驱动。
      我该倾听谁人?荷马却在沉默。
      黑色的海洋滔滔不绝,喧嚣不止,
      它正带着深重的轰鸣走近床头。
  
与其说是曼德尔施塔姆梦见了荷马,莫如说是荷马径自走进了年轻诗人的心灵——同时携带来博大的背景。在曼德尔施塔姆眼中,荷马俨然是自己所钟爱的古希腊文明的代言人或主宰者。只要古希腊的精神还在闪耀,那么老荷马就不会死去。于是在另一首《黄鹂在林中拉长元音》诗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式:
  
      自然一年一度
      沐浴着荷马韵律的长度。
      犹如白昼吹奏出的停顿……
  
在俄罗斯同时代诗人中,恐怕惟独曼德尔施塔姆终生都保持着和荷马的心灵感应,因为他的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属于荷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难怪布罗茨基要以“文明的孩子”来形容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察觉到他偏爱采用荷马所创造的那种不用尾韵、节奏感强烈、便于朗诵或歌咏的六音步诗体:“曼德尔施塔姆在处理时间主题时,几乎每一次都求助于一种充满大的休止的诗体,这种诗体无论是节奏还是内容,都会让人想到六音步诗体……而且总有一些对荷马史诗的释义或直接引用。作为一个规律,这类诗总被放置在海边的某个地方,时间是夏末,这个时、空间能直接或间接地让人想起古希腊的场景。这部分地是因为,俄国诗歌传统地将克里米亚和黑海视为惟一与希腊世界相近似的地方,塔乌里达和蓬特斯·尤克斯伊努斯等地也就曾是希腊世界的近邻。”
  

曼德尔施塔姆确实是文明的孩子,是古希腊文明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大地孕育的一个孩子,他在野蛮的体制内和粗暴的干涉下,却不断向被阻绝的古老文明靠拢。如果没有荷马的话,他一出生将注定是孤儿。所以,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许多诗人而言,荷马都堪称精神上的家长。这种现象直到二十世纪也未改变。直到二十世纪,还有诸多失散了的“文明的孩子”,将荷马尊为诗歌的父亲,抑或,等待他来认领。荷马,人类的第一诗人,具有最持久的生命,和最强大的繁殖能力。
  

与曼德尔施塔姆同属阿克梅派代表人物的古米廖夫,心中也有一个荷马:“除了元音、辅音、诗行间的停顿和扬扬格,以及与之相称的内容,荷马什么都不关心,他只愿使自己的六音步扬抑抑格完美。如果小伙子们听了他的歌就不思建立战斗功勋,姑娘们听了他的歌后那迷蒙的眼神并没有增加世界的美丽,那么他恐怕不会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劳动者。”而面对荷马,每一位诗人顿时记起了自己的身分与出处。于是以他为坐标,排起了密集的队形。荷马赋予了后世的诗人们以秩序。
  

我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经常重温自己与荷马相接触的那个年龄:一位翻来覆去背诵荷马史诗的大学生,变声期的嗓音逐渐从现实的花园中消失,而他青春的脸庞终于回归到古希腊的阳光与海水中。如果说诗人都是荷马的孩子的话,荷马本人则是海洋的孩子,海洋文明首先孕育了荷马。谁若能借助神力把海洋像书卷一样掀开,就能阅读到印刷在波浪背面的那些文字,都是荷马的笔迹。未知的海洋,最初是通过荷马的诗篇而获得了反光,获得了存在的意义。记不清谁说过类似的话:“为了奥德修斯,静止的大海开始了流动。”

 

我也曾在珍藏的荷马史诗的扉页作过如下眉批:“一座海洋屏住呼吸,在等待着一位将要书写它的诗人。”荷马,从蜿蜒的海岸线走来,从遥远的地平线走来,既像是一次古老的日出,又像是一次涨潮的结果。跟他诗篇里所收藏的充满神性的海洋相比,我们现实世界里的大海要显得单薄得多,稚嫩得多。幸好荷马史诗不曾失传。荷马描绘了大海,反而使现实的大海变得像是史诗的赝品。
  

“假如你在读荷马,你会看到充分可能的艺术完整性,但这艺术的完整性并没有占据你的全部注意,你并不单独对它表示惊异;那比一切都更使你注意的是充沛在荷马诗篇中的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古希腊的世界。你处于奥林匹斯山的群神之中,你处于战场上的英雄们中间,你不能不迷于这种高贵的单纯,这一度代表全人类的民族的英雄时代的优美的家长制度。”这是别林斯基对荷马的概括。即使我们在今天读来,也丝毫未感到这一见解的过时。或许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荷马都是永恒的。神话、历史、海洋乃至英雄,皆是荷马描写的主题。这一切也因为荷马的咏叹而永褒青春,而构成与我们的时代遥相呼应的博大的背景。我从来不曾觉得荷马已经离开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同样,这个世界似乎也无法脱离他的视野。
  

十九世纪的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一书里提及了荷马:“可以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决无放荡不羁或奢侈豪华的危险,因为他读了原著就会在相当程度之内仿效他们的英雄,会将他们的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自己那种语言印刷成书的,这种语言在我们这种品德败坏的时代也已变成死文字了;所以我们必须辛辛苦苦地找出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来,尽我们所有的智力、勇武与气量,来寻思它们的原意,要比通常应用时寻求更深更广的原来意义。近代那些廉价而多产的印刷所,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本,却并没有使得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

 

在梭罗眼中,荷马无疑是这些古典英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而且他永远不会显得过时,“一个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通过梭罗的讲述,我才得知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行军时,也要在随身的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可以想像,同样的这部书(不过是不同的版本),也曾经陪伴后来的隐士梭罗,富裕而恬适地度过瓦尔登湖畔的晨昏。瓦尔登湖的水鸟,会令他联想到爱琴海的海鸥——它们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梭罗也并没有比老荷马走得更远。哪怕他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一个歌颂战争,一个热爱和平),但几乎可以肯定:呈现在他们眼中的是同一个世界。随着时代的演变,文字会死亡,而精神不灭。
  

跟梭罗相比,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品德败坏的时代,荷马史诗被许多人当作一堆废纸,受到重视的倒是“一种廉价的当代文学”,似乎只有少数学者有耐心去辨识“古代的珍藏”。但正如梭罗所说,后来的作者极少能比得上那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荷马对于人类的作用永远大于国王和皇帝的影响。
  

荷马堪称文学家族的始祖,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则是人类诗歌的圣经,它已被作为最古老的战利品陈列在高傲的殿堂,供后人膜拜。哪怕许多人也只是膜拜其超凡脱俗的地位,并不见得真能理解其深奥的内核。“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它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但不管怎么说,荷马毕竟是一颗公认的恒星——围绕着他,才产生了文学的太阳系。以他为坐标,我们才可能找到各自的位置。不管这位置是属于天文学的,还是星象学的;是属于创造者的,还是属于观察家的。荷马,永远的太阳,他帮助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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