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当然是在电影院里看最好，因为注意力等因素，我们能在大银幕上获得小屏幕上看不到的信息。观看碟片的习惯使我们多年来不把电影当电影看，我们的影评也多是根据电视机或17英寸电脑屏幕上的视觉显影来进行评价，这一定有误差。但目前电影院里又有什么可看的呢？

有一段时间为了给报纸写评论，我热衷于到影院看电影，但最后得到的却多是不愉快的经验。这个不愉快经常因电影版本问题而产生。而看港片引进版或合拍片问题最严重。比如一次看《文雀》，十分不愉快。看之前听媒说这个片子内地香港版本相同。我就想，杜琪峰才华横溢的创作竟然如此快做到了与内地电检无冲突，真可以算做一个文化现象。于是在广州永汉电影院的一个MINI厅里看了这个电影。超级小的银幕，我还是第一回见，这算什么电影院！刚对着这个小银幕纳闷了一会，灯亮起来了，出片尾字幕啦！可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心想这怎么回事呀？杜大师的片子怎么如此将就呢？

后来与一个香港电影人沟通，他向我赞美这个电影。那时候方才醒悟，我们看的不是同一个电影！我看的是洁本，这个本来就不长的电影在内地被剪了大概十分钟，还剩下70多分钟。

小时候我父亲是电影放映员，在放映室里经常看他和同事在一个剪辑台上，用手摇的方式就着桌面凹槽里的灯光看胶片，然后商量着该把哪一段剪掉。也许有时候晚上时间太晚了他们想早下班，于是就根据剧情把一些自己认为不重要的片段删掉，胶片还回上级电影公司时再用胶带把胶片粘合在一起，有时候干脆不粘合，因此常有一些用来给孩子玩耍的废胶片。如今，我才知道这个方式多么不妥当。

看电影气息十分重要。一个片子在节奏上有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剪掉一段东西，也许于整个故事没有大碍，却毁坏了一个电影的品相。比如看完《色戒》从电影院里出来，一肚子纳闷，我觉得这个片子太局促，不够“大师”，这当然是因为被剪掉40多分钟的缘故！看《投名状》只见满眼打打杀杀，觉得相当潦草，后来才知道也是因为删除和修改的缘故。

    如此，大家对电影院心生抵触是很自然的。而我身边的影迷们尤其抵制那些正在影院里放映的洁本港产片或曰合拍片。因为电影的完整性如此不被尊重！很多人不看电影，专等足本碟片上市。

删节是对港片的一种控制手段，还有一种是修改剧本或后期重配台词。网上有人分析《旺角黑夜》内地版和香港版的区别：湖南老太到香港回顾家乡往事，说我们五月沟穷啊！但到了内地就成了我们五月沟好呀！可见我们的检查官员爱国心切且极度敏感。

港片的受内地电影审查的力度大，引进内地的数量也多，他们被审查的痕迹也相当明显，因为两个版本很快就都出现了，于是大家就以两个版本的对照来研究大陆审查文化，这个研究似乎很有趣。大陆审查官似乎对于两个版本的问题也感觉到不爽，在《色戒》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这个片子只有一个版本才允许他们在内地放，后来发现还是有两个版本，于是十分生气，就把《苹果》给禁了。他们感觉到不爽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一经对照就能将审查官的思想裸露出来，于是它们可以作为精神分析的标本。

但是在个问题上，他们也许会逐渐放心起来，而且可以更加自信起来。因为他们的强制很快被外埠电影人接受了下来。最近放映的《窃听风云》也有两个版本，但有的影评人称电影院里的内地版能在电影检查制度的剪刀下还值得一看，实在是不简单。因此这个影评人说，香港电影人已经熟悉并适应了内地的审查制度。能适应的不只是《窃听风云》的庄文强和麦兆辉，象王晶、陈可辛等也都逐渐过了早年的挣扎期。陈可辛在03年接受大陆接着采访时还称与内地的审查制度有隔膜，但在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已经能够很自豪地说，内地的电检制度我很适应！

黄百鸣是80年代香港新艺城电影公司的创办人，对香港粤语喜剧片的贡献不小，如今他是香港电影发展局内地市场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内地电影处于急促扩张期，因此他呼吁与内地加强合作。今年发表言论时他声称香港电影人应该妥协，而且他明确的反对套拍和两个版本的现象。他说：“现时内地没有分级制度，所有电影题材要3岁至80岁都可看，除非你愿意套戏被剪到支离破碎。香港电影人要有取舍，尊重那套游戏规则，不能太过坚持。”

 他这里针对的是分级制度，其实远远不只是分级制度那么简单，大陆电影制度还有很多更复杂的问题。而对于电影来说，从两个版本到一个版本的倾向，这其中有着微妙的变化。贾樟柯的《24城记》只有一个版本，让我觉得他的妥协是从心灵深处开始的。而黄建新的《建国大业》据说有两个版本，影院版本之外还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中电影结束于文化大革命，可见这位当年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浓烈的导演还是不甘心于历史的庸俗呈现，还是希望表达自己的些须独立见解。两个版本代表着还有挣扎，有撕裂感。一个版本时期，则代表着他者审查逐渐转向了自我审查，将外在政治命令化为了内在超我，进行着一种自我监控。最后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这其实是自我被逐渐消灭的证明。

促成这一切发生的，当然有资本的力量在作祟。内地有庞大的待开发的观众群和丰富的取景地，可以使香港人制作更大规模的电影。当年香港片的市场可以针对东南亚、台湾和香港本土乃至欧美，因此版本问题的考虑上，并非大陆优先，如今市场的变化很大，他们要首先考虑大陆市场，所以必须思忖着要在大陆放映时如何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种完整性。制作出来的电影是否自然而然地体现一些香港价值，在一些香港电影人那里已经不重要了。前段时间的“北京放映”吸引了很多台湾片商和香港电影发行人员，他们都对于主旋律电影逐渐地从抵触走向认同。我觉得这个认同首先不是价值认同，而是商业上的巨大利润促使他们的感性判断发生了转折。

 当香港和台湾人在制作思想上都已经开始认同主旋律电影了，不再那么拧巴了，或者以后制作电影根本不用监督就已经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无须两个版本了，这对于电影商来说自然是资源的节省，但损失的却是文化。讲华语的人在不同地域秉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精神成长经历，因此可以在文化上走向互相碰撞和激发，这样局面下的融合与合作将丰富华语电影世界的艺术与思想。但如今若他们全换成了内地的思维，而新的碰撞只发生在技术层面上，这真是一种浪费，我们都将错失历史赐予的良机。

而这些香港电影人对本土理念的轻易放弃让人觉得失望。也许我们不该期待他们有什么文化使命感，他们的行为也都只是显示他们是一些圆滑的商人而已，他们并非艺术家，我们以艺术家来要求他们当然是有点一厢情愿，因此我们的失望也就更有其理由。资本的善在这里未能体现，而只成为消解文化意识的力量。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我身边已经有很多人表达过最近几年最反感的明星是香港的成龙，成龙最近在内地如鱼得水，而散布的言论则多是对于香港价值的刻意否弃，让人迷惑也令人齿冷。

前几年北京的公交车上有一个医院的广告，是招揽人来做人流的，广告牌上画面是温馨的粉红，而广告词则写着：无痛、梦幻、温馨人流术。人流术被说得如此诗意，让人不知所措。如今的香港电影人见面，互相之间争相说着“不痛，不痛”，以体现自己的成功和生存能力。看着他们爽翻了的样子，我却心痛不已。这年代一切都很简单了，人民币作为货币已经在一切地方得到流通，在资本空间里也在精神层次上畅通无阻。价值理想全部丧失了的年代，是一个乏味的年代，不信就去电影院里看看，我们的票房忽然提高了，但支持这些票房的却全是烂片，借一个影评人的话说，就是“烂到山崩地裂”！我们观众的品味也已经无可救药，我只盼他们快点死去并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