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韩国，菲律宾还是中国，都存在着很多社会问题，也是人们最有生气地活动的时候，这些地方不应该没有纪录片的出现。真想看啊！”

  那一年的小川在呼唤亚洲纪录片工作者要加强行动，纪录亚洲人们自己的形象与活动。他这么呼吁还有另外一番深意，即渴望亚洲人自己呈现自己，展现自我，而非只依靠西方人对亚洲的展现和阐释。

  1989年，小川在他工作的地方山形县创办了一个国际的纪录片展览活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他办这个活动的初衷之一是联系亚洲的纪录片作者，但是非常遗憾，那一年亚洲纪录片作者没有一部作品被提名。
       当年的小川一定是非常失落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仅仅中国人的纪录片作者，

    国际学生影展已举行到第八届，逐渐增加的人气显示了积累的力量。也使人感觉到建立一个传统其实并不难。我没有系统的观看这几年的作品。但零星的观看也能感受到某些变化。比如最早的获奖影片，在今天来看品相上显得相当稚拙。据说第一届的参展片没有一部是中国的，全是外国的，片子很少，也不好意思对外声张。如今当然已非常不同，学生们的眼光眼界在发生着变化，当他们看了以前的作品，逐渐明白该从何处超越和推进，由此学习就有了一种非常具体可以参照的坐标。这也是建立传统并从传统中汲取经验的力量。

     国际学生电影展映的定位很低调，以前谢飞将这个活动定位为“教学活动”。这比较符合电影学院在某些方面难得的“务实”作风。当然电影学院的学风也浮躁，这是所有高校的大趋势，但是这个电影活动在某些方面还是很纯洁和纯粹的，因为它暂时还没有要与资本结合的任务，也少受一些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控制，因此只有艺术的梦想在张扬。我以前观察过几次北京师范大学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自然会拿它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国际学生影展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两个电影活动其实都是以大学生的名义举办的电影节，但这个北

      这个纪录片我早有听闻，因为它完成于2007年，当时知道最多的是关于这个电影的奇特的遭遇。电影是中国导演制作的，其立场很恰当，但是本片得以在日本上映，却在国内不允许上映。最近又在朋友强烈推荐下，我看完了这个电影。

      少就是多。这是我对于这个电影的形式上的评价。这个电影在修辞手段上，在剪辑上，相当简很多篇幅被长镜头所占有，片子中使用的镜头很多地方都很长很长，摄影技术则非常一般，很多画面摇晃的很厉害，但是因为镜头长，环境的气息未被斩断，我们在这样的有点劣质的镜头质量中间，逐渐获得了一种进入感。

      对于这样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

    电影当然是在电影院里看最好，因为注意力等因素，我们能在大银幕上获得小屏幕上看不到的信息。观看碟片的习惯使我们多年来不把电影当电影看，我们的影评也多是根据电视机或17英寸电脑屏幕上的视觉显影来进行评价，这一定有误差。但目前电影院里又有什么可看的呢？

有一段时间为了给报纸写评论，我热衷于到影院看电影，但最后得到的却多是不愉快的经验。这个不愉快经常因电影版本问题而产生。而看港片引进版或合拍片问题最严重。比如一次看《文雀》，十分不愉快。看之前听媒说这个片子内地香港版本

   网络影评的兴起与网络有关，也与盗版碟兴起有关。盗版碟的出现使网络影评有了评价的对象。这个对象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无数的外国片，发现以前所能看到的翻译片大多是次品，里面有夸张的配音，我们一直以为西方人是那么念台词的，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些不知如何形成的配音风格非常轻佻，干扰了我们对于西方电影文化的了解。

    而且盗版碟是通过非法的渠道流通并进入我们视野的，我们的兴趣也因此而增加。那时候网络电影论坛的影评栏目是一个热门的栏目。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去浏览当年那些比较兴旺的影评版，觉得没有了以前的狂热。当我要去找一篇比较合乎理想的文章，发现我时常失望，在那些精华帖子之间浏览，也很少能找到中意的。也许我是对网络影评期待过高，或者说现在我们的热情正在消减。

    后一个因素似乎更大一些。很多人不愿意再为一个不赚钱的点击率奉献那么多的精力与热情。当然回顾历史，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些年网络影评的成绩，一部分网络写手通过网络进入了纸媒介，与西方的纸媒的瓦解带来的传统影评人工作岗位的消失不同，我们的纸媒在质

    之前浏览比利时女导演香特·阿克曼的《黄金80年代》，在还算写实的镜头中，忽然里面的人物伊呀呀唱起来，又不是舞台歌剧，唱什么呀？于是关机不看了。后来又有人说这个导演的作品很好，而且很多史学家对她赞美有加，于是看了她的《让娜•迪尔曼》，真的非常好。这是个有想法的导演，也是一脸女权主义气息的导演，至少《让娜•迪尔曼》里的女权主义情节安排十分强烈，乃至最后有点做作。

     这个电影的故事很简单。一个中年女人在家里接客卖淫，养活自己的儿子。电影最多的是展现这个女人在家里做家务，她只是偶尔出去买点土豆，或者给儿子买扣子。更多时候是在家里作饭吃饭，给儿子刷鞋。但是，在这样波澜不惊的写实色彩十足的故事里，最后，那个女人忽然拿起剪刀把嫖客给杀了。

    形式感特别强烈。这样的形式在今天也许不是新创造，但在那个年代，1975年，应该是非常有开创性的。但是也有人对这个形式不以为然，据说法国大作家杜拉斯看了这个片子没多久，就离场了，离开时还说了一句：这个女人疯了！恰好导演在前排坐着，听见了杜拉斯女士的评价，差点跟她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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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自述》即是三松堂自述，今人粗鄙，不知三松堂为何物，想必出版社为方便吸引读者，将之改名。前人多夸赞此书，说它平淡朴实无华，但是读后觉得平淡则平淡，只是过于平淡，像我们读哲学家的自传，多想获得启示，但是本书的知见除了外在见闻，并无更多心灵的启发。

      作者所经验的时代变化之奇诡前所未有，自己的人品学品也在历次变化中有表现，他如何描述这个表现？读完这本书，觉得作者一生活得憋屈，十分不畅快，同在文革时代，缺乏梁漱溟的耿直勇猛。处世也没有其他几位新儒家学者的清澈明快，而是一味的被动与迎合。被动地违心行事也许尚可原谅，而主动鼓舌献媚让人不齿。人温温吞吞首鼠两端，对他的批评与反思，想起在90年代已经经过很多学者检讨，不再议论。

      这样的人品特点与生命性情之倾向，如何在学问中体现？他追随着时事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哲学思考，立场几经变动，自然非良史所为。既然如此，他的哲学的性质本身是否内在地支持自己这样的随波逐流的表现？即这种哲学本身是否暗含有这样的人格下行的逻辑？我们知道冯不仅仅疏理了哲学史，还创作哲学。这些哲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