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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2015年初举办的一次对话修改而成,对话由笔者的新著《电影政治》谈起,名为《市场躁动与中国电影文化危机》。为了方面阅读,我们后期做了大量修订,与原稿有很大区别。但笔者注意保留了对话场地——猜火车电影文化沙龙的元素。活动选择在猜火车举办,有特别的含义。若将中国电影系统粗分为龙标电影系统和民间独立影像系统,后者因未能获得本国商业系统的播放权,只能在院线之外的空间完成放映与交流的环节,猜火车正是提供了这样的空间(Alternative Space)。我将猜火车的放映交流活动看作电影政治的范例。在这个部分之外,本文更详细地介绍了笔者所提到的 “电影政治”的思路,分析了中国电影文化危机的表现与根源,并对中国电影作者与评论者电影政治的品质进行一番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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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5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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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9 20:48)
“电影政治”札记

 

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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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5 22:51)

(发表于《南方周末》,发表时没有删很多,但是删掉了关键词,前后略有不连贯之处。在此补足。)

 

我不太喜欢《推拿》,但仍然认为它是今年国产片的上乘之作。还好,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朋友们并不觉得有逻辑问题。

 

看《推拿》那天北京刮大风,街道很像贝拉•塔尔电影里的场景。贝拉•塔尔在电影里使用了太多人造风,近景处树叶被卷到半空,远处小树却纹丝不动,最早我喜欢他营造的气氛,后来则略嫌其空,嫌其修辞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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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革浩劫的结束,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也就是事情走到极端开始向它的反面转化的标志。于是,历史出现了转机,中国的文艺理论也出现了以“为文艺正名”为起始的转机。
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以《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为题,发表了“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只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的变化。这大约是粉碎“四人帮”后较早地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二为”方针的鲜明的质疑。这种质疑,必然要提出如何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随后文艺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开始了大讨论。
这场在全国展开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仍意犹未尽。讨论就有争鸣,但是并不妨碍大多数人意见的一致。通过讨论,人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文艺从属于政治”所衍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经过较长的社会实践证明它具有较大片面性,它不能正确地反映文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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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9日晨,手机短信送来朱厚泽家属发出的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挽联!斯时,也只拟挽联才能表达对厚泽老敬仰、哀悼之意了:“灵心圆映三江月/笔阵横扫千人军”。

  此联,为李白、杜甫联句,为一书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想来是激活了我对这位曾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中宣部原部长的老人长久的印象。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时,朱厚泽已经就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了,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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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耳熟能详的“主旋律”已经提出20周年。

  1987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知”两个月后,主旋律被电影界提上台面

2005年3月,广州市盲人学校的孩子集体“观看”了平生第一场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谭庆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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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左派——批评胡耀邦是个好人,但有点右[荐]
作者:litianmingG 来源:乌有之乡 发布:2011-08-26 15:11 点击:

            最近有主流媒体很巧妙的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挂在了胡耀邦头上,说最初的改革和开放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的是胡耀邦。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为什么现在有人要抢这顶桂冠呢?原来同样的改革开放派,也有左右路线之争。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左派,强调的是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邓小平不愿意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瓦解。“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111页)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是既有继承又有扬弃,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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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书摘 王科力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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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还是右:荡在秋千上的人
 
  1982年1月,胡乔木仿鲁迅《我的失恋》,作《歌者》一首,诗曰: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对于“中共一枝笔”胡乔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场关乎中国前途的事件之后,对其“羡慕”者有之,对其“厌恶”者也有之,由此似乎形成了耐人寻味的“胡乔木现象”。大概胡乔木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才会有上述那样一首颇为自信和热烈表白的诗。
   想来知识界对胡乔木评价的分歧,主要发生在1979年《苦恋》事件之后。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开启之时,人们多年积蓄的对“文革”及“两个凡是”等的强烈不满,在文坛上引发了一场以揭露和控诉为主旨的文学创作高潮(是谓“伤痕文学”等)。而电影作为最能表达大众情感的艺术方式,彼时几乎每一部新作品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如谢晋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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