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滇西诗歌的自由血统

在云南省作家协会滇西创作年会上的交流发言

迪庆作协  李贵明

（2011.10.27.丽江）

尊敬的各位诗人、作家、艺术家：

你们好。要分析总结一项工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发展方向，是政府工作报告的格式。对于诗歌这样一种艺术门类，特别是滇西诗歌这样丰富、深度、神秘和智慧的存在而言，我想，我们并没有能力去完成它。但是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想谈谈我个人对区域性诗歌创作一些粗浅的看法、简单的理解和个人的体验。我交流发言的题目叫《传承滇西诗歌的自由血统》。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批评和指正。

关于自由诗歌的定义，我们曾经争论不休，但往往都以各执己见而草草收场。在诗歌的世界里，一切诗歌主张的争论和碰撞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争论源于诗人的自觉担当、自我反省和对时代的省察，因为诗歌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勘正和拓展人性丰富的美。

我认为诗歌赞颂并宣扬的人性，是超越时代、超越派别、超越诗歌本身的一种精神。这是派别林立的汉语诗歌应该追求的唯一共性。我想说的是，诗歌的表达方式千差万别，没有谁对谁错。但是关注人性、关注自由、关注生存，应该是诗歌所担当的全部责任，如果背离了这个基本精神，诗歌的存在就值得怀疑了。

滇西历来都是意识和生活的自由之地。这里生活着云南几乎所有的民族，几千年来，他们晨耕暮歇，煮酒欢歌，相对封闭的生活使笃定、坚韧、自在以及诗意生活的传统长期扎根于他们的血液。谁也改变不了。就是这种传统养育了能歌善舞的滇西人民，以及滇西叙述的差异性背景。他们依靠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丰富精彩的表达方式，歌唱英雄、歌唱爱情、歌唱友谊，甚至歌唱苦难。滇西民族的集体记忆，就造就了包括彝族《支格阿鲁》、《梅葛》，藏族《德钦弦子》、《建塘锅庄》，傈僳族《创世纪》、《祭天古歌》、《阿尺木刮》，白族《打歌》，纳西族《阿哩哩》等等，丰富灿烂的民间诗歌表现形式。

从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言，滇西是一片难以定义的土地，以我所接受的知识，滇西诗歌同样难以定义。滇西真正的诗歌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母语以及滇西山地的生活之中。由于滇西各民族审美传统和母语表达语境的不同，使得滇西诗歌难以评论和界定。

在这里，我说的滇西诗歌是广泛意义上的，不是专指滇西汉语诗歌。和很多来自内地的诗人交流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是一个身份尴尬的诗人。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在汉语的诗歌世界里，人们冠以我傈僳族诗人的称号，但我认为我受之有愧，我充其量只能算一个用汉语表达的业余汉语诗人，身份是傈僳族。由于我对祖先传袭千年的知识知之甚少，使得我在尝试用汉语表达母语中那些令人感动、甚至流泪的章节的时刻，我发现我们根本无法完成，我认为这是由于语境的差异、文化差异造成的困难。

汉语世界承认一个少数民族自由诗人的作品，已经有一个静态的习惯、动态的标准和接受的范围。我们的母语世界，同样形成了这种惯性标准，由于价值系统存在的差异，造成了审美差异和碰撞。以某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对接，毕竟，它们都是存在了上千年的事物。这个，我和迪庆的部分诗人都已经尝试过。鉴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当我们用汉语写完一首诗歌的时候，汉语诗歌界将按照汉语世界公认的逻辑对其进行评判，当我们用母语完成一首诗歌的时候，母语世界里的诗人将按照他们的标准对其进行评判，由于诗歌审美差异性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创作中常常左右为难，身份尴尬。我想，这是很多滇西少数民族诗人共同遇到的问题。

在接受了系统的汉语教育，并在某个城市里安身立命之后，我们往往被乡村和民族视同文化意义上的外乡人。在滇西，像我这样一个用汉语表达的少数民族诗人，在传承着本土文化的母语民间，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公认。当然，那些在滇西土地上行吟的母语诗人和传统歌手，也不一定能够获得汉语诗歌界的认可。就是这些差异，组成了中华现代诗歌丰富的表情。

然而，这就出现了“中心”和“主流”的问题。今天的时代，由于物质的飞速发展，多元传媒的普及解放了民众的意识。打开电视和网络，世界的一切扑面而来。人们不需要再迷信书本上的只言片语、不需要再躺在滇西的某个草垛上孜孜不倦阅读武侠小说来丰富生活，不需要再翻看连环画书，以更具体的理解文字描述的场景。但是，当世界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大部分人进入网络时代，由于滇西十万大山的阻隔，滇西人民与真正的后现代生活出现了断裂。我想，我们在这里召开滇西作家笔会的此刻，生活在滇西山地上的各族人民，依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收割和歌唱。

我和我的诗人朋友们在迪庆生活的时间里，常常和民间艺人、行吟歌手们聚在一起，其中有一个让我难忘的歌手叫李碧清，他准确的身份是维西县叶枝镇的农民，由于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对经典诗歌《阿尺木刮》的推崇，加之与生俱来的灵性与干净清澈的嗓音，他已经成为在傈僳族民间声名远播的艺人。在闲暇时间，他也组织村民们对《阿尺木刮》的传统唱腔和口传歌词进行改造，在政府的主导下率领他的农民朋友走进州内、省内、甚至国内的正式舞台，从而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来改善生活。他们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的歌舞，在登上大雅之堂之前，一定受到了舞台导演、文化官员和专家们某种程度的修正。这种修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刺激受众的感官。为了得到舞台，他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修正。在舞台谢幕之后，他们又将修正之后的舞蹈和歌谣重新带回我们的民间进行传播，如此周而复始，使得舞台效果越来越好，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欢迎和肯定。

我也曾经在大理剑湖的木舟上倾听过船夫的歌唱，他以种地为生，偶尔划船打渔，顺便拉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在剑湖上游荡。这个船夫用剑川白族语言歌唱一种歌谣，从爱情唱到迁徙、从故乡唱到他乡，我从悲壮的旋律和偶尔出现的汉语词汇，甚至可以触摸到茶马古道在白族人民集体记忆中留下的斑驳印记。由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剑川也出现了一位类似维西县李碧清一样的人物，叫李宝妹，她依靠歌唱白族民间歌谣，走进了当下中国最具权威性的舞台——中央电视台。回到她的民间，她理所当然地成为官方认可的民间文化代言人。

但是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由于在滇西民间，专攻本土文化研究，并能够完整传承这个艺术门类的人，并不一定是那些可以框限舞台形式的专家、导演和官员。在民间的逻辑中，具有文化发言权的人，可能是汉语文盲、祭司等这些与科学时代的不入流份子。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滇西经典民间诗歌的流失与变异。

以上两个案例，说明了滇西艺术舞台正在转换。也就是文化中心的转换，文化目的的转换。这种现象在当下滇西、云南乃至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都普遍存在，虽然它可能是良性的转变，但是它对滇西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滇西人民的新一代，向往着各种各样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生。我遇到的很多滇西年轻人，就像当年我们崇拜张无忌、小鱼儿等虚拟的武侠人物一样，崇拜和向往着超级女生、星光大道等舞台。而那些从我们的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千年文化，被民间贴上了过时和不入流的标签。滇西民间本土文化的信心正在逐渐消失。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的真实的文化变迁。对于这种改变，我赞同阿来先生的见解，对于本土文化的变迁和流失，作家、诗人和艺术家能做的就是学习、介入、干预和引导。尽管这种行为不见得会成功。

说到什么是滇西诗歌的自由血统，也许很多人会发出质疑。并且与我前文提到的滇西诗歌难以定义的观点冲突。我在保山的乡村遇到过一个喜欢歌唱的小女孩，有一个人，她唱给一个人，有两个人她唱给两个人，只有羊群的时候她唱给羊群，只有云朵的时候她唱歌天上的云朵，只有自己时，就唱给自己。这是自由的表达，抛开一切自我之外的表达，我认为这就是滇西诗歌最优秀的部分——自由。它不会因为受众的改变而改变，不会成为交换的商品。因为我有限的知识接受的滇西很多经典传统诗歌，都是唱给天地、唱给自然、唱给诸神、唱给自由、唱给祖先、唱给爱情的。

好在滇西从来不乏具备文化自觉的诗人，也出了很多对接诗歌成功的案例。比如普米族的鲁茸迪基，纳西族的人狼格、李志宏，藏族的阿布司南、扎西尼玛、斯朗伦布，哈尼族的哥布，德昂族的艾傈木诺，彝族的阿卓务林，傈僳族的汉刚等等。甚至出现了一批用母语写作的现代滇西诗人，我认为这是幸运的，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对接汉语和母语世界，我相信，是他们对滇西这片土地心存感恩。

滇西的各位诗人、作家、艺术家。天赋人权、就是天赋自由。在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滇西山地里，诗歌的自由精神从未消失，也不会消失。让我们学习滇西的智慧之光，让我们热爱滇西，赞美滇西，传承滇西诗歌自由的血统，让我们学习滇西坚韧的一切，关注滇西人民的生活，自由的精神和包容的情怀,共同感受滇西的幸福与苦难。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若有不对之处请各位老师批评并指正。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