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新
“边下河南”是个自然村的名字，当地人简称“河南”。简称也好，俗称也罢，总会让外地人疑惑的。本人虽然熟悉，也很疑惑，小丹河流经村南，村子应叫“河北”，为何称“河南”呢？后来逐渐明白了，是以边下村（俗称边下街）为基准称呼的。边下街在北边，故而称“边下河南”。
以前发过好几篇关于边下河南的文章，此次也就格外简略。不过有一篇我的亲身经历（放在图片以下）却是深切感受，我对这个村庄并不是全部认可的。
此次拍片子是前些日子，村里人打手机要求的。所以我做得很认真，尽量拍完整。
欠缺的是未能将村庄整体拍摄下来，也不是不努力，没有寻到“制高点”，只好作罢。
1、这是我老伴一个族侄的大门。既然这么多人，作为第一幅图片吧。拍于2017年08月25日17点20分。
2、边下河南村唯一的一条东西大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这条东西大街是一片耕地。当时有一条东西土路，是在旧村址的北侧，也就是在大街右侧（南侧）的房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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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部和村委的东侧有一个水煎包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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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伴的一个族侄。族侄的媳妇拍虚了，不能上。
8、我岳父家的前邻。论我们刘氏班辈，我得称呼他一声二叔。
匆忙按快门，曝光不足，拍虚了。
9、想拍个全景，砖墙很难爬，还是我内侄赵世军驾车从这儿路过，抽掉i一块砖，我才上去的。村庄全景是拍不了啦，因为高度不够。
只拍了一幅，还拍虚了。
10、就是这堵墙。这堵墙在村庄东边。
11、村子东边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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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边下河南村东边的一条南北路，朝北是东刘村和下楼村。东刘村基本上是姓刘的，下楼村姓赵的占多数。
15、边下河南村的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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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河南村东北角的蔬菜大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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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这一家可是“未雨绸缪”呢。东西已经搬进来了，就等着旧村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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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个曾跟我上学的学生，也是我老伴的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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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遇到刘江风了，论刘姓，我得称呼他二叔。若论我岳父，他得称呼我姐夫。凡遇此种情况，我总是说：‘咱们都姓刘，不论其它。’
27、从这儿要了个小本本（给钱不要），我开始记录。“清云超市”。店主：刘周风、尹秀霞。
28、迄今还不知什么叫“棚改”呢？现在就查百度吧。
下边是关于“棚户区”的定义：
2005年开始，我国在东北三省实施振兴战略中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东北最为庞大的安居工程，计划利用3至5年时间，让200多万居民全部迁入新居。
29、水煎包。
30、支部村委干部。左一刘嘉风、左二刘光舟。右边两人想不住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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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办公室。
33、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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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延浩超市。赵世武媳妇任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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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这儿是村干部刘嘉风的大门。刘嘉风的父亲刘美书就是我来这儿任教时的支部书记。也是当时学校的后邻。
刘嘉风是陪我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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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用这幅作“压题图片”了。
43、刘永全的宅子，是来搬运木材的。
44、拉我来这儿的刘永全。昌乐宝石城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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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这是学生刘德平的宅子，如今刘德平大哥刘德曾住着。
47、这是刘德曾的媳妇王翠英，娘家周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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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边下河南村东西大街西端北侧的“摞屋”。
51、左起：刘慧（学生刘建丰的儿子）、刘建丰媳妇、刘建丰儿媳妇、刘建丰的女儿。
刘建丰，按刘氏家族辈分，比我高一辈。但，刘建丰是我南郝中学（高中毕建制）的学生，得意弟子，可惜英年早逝。
这是东西大街北侧拍摄的唯一的一户。
52、小丹河西北是边下街。
53、新建的边下河南村西边的大桥。
54、刘永生。我小学五年级的同学。论刘氏家族。他比我低一辈。
55、我在边下河南教学的时候，经常走的一条路。从我老家到这个村，也就半里路吧。
56、小丹河河床。西北方向，边下街。
57、刘维弟。曾干过支书。
58、左起：高玉珍（刘维弟媳妇）、刘维弟、刘维弟的孙女。
59、高玉珍曾干过民办教师（我离开边下河南村以后）。
我在边下河南村的亲身经历
“边下河南”是个自然村的名字，当地人简称“河南”。简称也好，俗称也罢，总会让外地人疑惑的。本人虽然熟悉，也很疑惑，小丹河流经村南，村子应叫“河北”，为何称“河南”呢？后来逐渐明白了，是以边下村（俗称边下街）为基准称呼的。边下街在北边，故而称“边下河南”。
我老家小埠前与边下河南顶多半里路，青年时期还在这儿任教。那是1968年冬天，益都师范按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有个什么“侯王建议”，一律定为“各县回各县各乡回各乡各村回各村”，接着有来了一个“民办公助”，按村庄情况，公家补助11元，后来又挣工分分口粮，待到过春节，一分钱也分不着。某些人没有此等经历，信口开河，可一旦你遭遇上了，你心里一辈子也是开脱不了的。
不用说别人，就是父母（特殊家庭尤甚）也不待见你，以为你是“臭老九”，与地富反坏右没什么不同。其余亲戚类更不待见你，那简直就是被人虐待的年代。
若是一个村庄优待知识分子，那当然受不着罪。前天，我的益都师范老同学（他是18级，我是19级，他比我高一级）老同事姚凤光到我家做客，谈起了1968年。他说，五莲县的农村小学也是管老师饭，村里选出30家，每家管老师一天。这30家是有要求的，一是经济比较宽裕，二是卫生比较干净，三是说话比较文明，四是对教育热心。有了这四个先决条件，老师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保证。
不瞒各位，我曾任教的这个村庄，整体来说对教育就不热心，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村地少，做买卖的多，人情比较淡薄。
我是1968年到边下河南村任教的，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办老师”，可那时候遇到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政治运动，首先教师的政治地位得不到保证，更何谈经济？
当时的边下河南村小学就我一个老师，教着不到三十个小学生，“五级复式”呢，也就是五个年级在一口小屋子里上课。
那时候，也可能是为了让老师减轻负担，老师“吃百家门”，也就是到农户里吃饭。但边下河南村村支部的做法错了。边下河南村管老师饭的规定太不近人情：一是不论有无学生，贫下中农轮流管老师饭，你想呀，这些人家各种条件（物质和精神）都是差的。更苛刻的是，“上中农”也不能管老师饭，但上中农家的学生反而不少，他们的日子是比较优裕的，不用管老师饭，貌似“划清阶级路线”，实际上他们赚了便宜。我在河南村的两年零五个月里，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什么呢？有的人家，端上一碗“生虾酱”，老远就闻着腥臭，小孩子还下手抓，刚出锅的地瓜干窝窝头，一拿一出溜，拿都拿不住，甭说吃了？吃不饱还不算，挨饿是经常的。为什么呢？管老师饭是一家传一家的，若是其中一家忘了传，那就要挨饿。我是饿过好几回的，还得忍饥挨饿给学生上课。我的胃病就是在边下河南村种下的，一直到了1976年，我调到了南郝中学（高中建制），胃病才逐步调理好了。
除了糟蹋出胃病，还有一个最伤心的事儿，事关一辈子——咳！不提也罢。
不客气滴说：在边下河南村的日子，是我一辈子最遭罪的阶段，这是真实的历史。胡乱编造不得。
以前曾发过好几篇关于边下河南村的博文，我都没有说透，这一回趁着发文，也诉诉我的苦。这种苦难不单单是那个年代造成的，这个村庄也有责任。
若一分为二，这个村庄唯一给予我的是一种苦难磨历，这种苦难磨历锻炼了我的生存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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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1 17: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