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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朱元璋惩治“害民集团”铁腕手段值得借鉴

(2009-12-26 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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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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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札记)朱元璋惩治“害民集团”铁腕手段值得借鉴

   (读书札记)朱元璋惩治“害民集团”铁腕手段值得借鉴

 

                  ——明史学习札记之三

 

                           刘福新

 

朱元璋是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公道地说,他对于老百姓的疾苦是体恤的,而且采取了许多惩治“害民集团”措施,这在古代皇帝中是值得肯定的,即使对于现代政治和经济也是可以借鉴的。

朱元璋严肃吏治,对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在历史上名垂千古,这是没有异议的。

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的时候,朱元璋发现了一个“害民集团”。当然了,害民集团并不是他首先发现的,但是使用铁的手腕,穷究其事,却是这位皇帝毕其一生为老百姓做的一件大好事。

此事缘于松江府吏卒违法害民,经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从老百姓利益着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一个案件,发现松江府有猫腻,接着顺藤摸瓜,又摸到苏州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极其讨厌这些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的人,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也就是说,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他们的工作很轻松,这些“帮闲”却偏要去帮。所有负担都压在老百姓身上,那还了得!

害民集团也就是“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朱元璋还发动全国老百姓开展这个运动,鼓励百姓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一部《《大诰》可谓惩治害民集团之大法。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为什么要对这些“白员”大加杀伐呢?因为这都是些“钻营滥充”之徒,他们具有“低成本伤害能力”,运用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横行乡里、危害民众,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不啻一个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

为何说白员是一个“专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呢?有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说的很明白,在第二回对一个“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白役,却不能代表白役。 

明朝有一个著书人名叫“西湖渔隐主人”在其《欢喜冤家》里说到一个合伙开南货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两银子为资本,经营有方,每年可以赢利一二百两。而这不过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想见钻营的强度和朱元璋严防死守的难度。  

“白役”也就是“白员”,他们是“正役”之外的那一群。

现在就有这样的人,譬如公安部门正式人员之下的“联防队员”,还有前些年各条公路上拦截检查自行车的人员,还有“抓赌人员”等等。他们受雇于公安,却不是公安机关的正式工作人员。我读过不少报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有的派出所所长与治安大队干部,还动用妓女作为眼线,逮住嫖娼的人以后罚款收入,小姐可以提成,白员发展到“小姐”这个行业,可谓推陈出新,亘古未闻。

有关明朝的小说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白员”的收入如下: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至于当地领导如何摊派这笔钱,那是他们的事。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我们知道,抓赌至今仍是基层干警和联防队员额外收入的来源。至于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当,也可能出一笔小财。凭借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有了合法伤害的依据便容易敲诈。这项收入想必更丰厚也更稳定,以至当地的“无赖子弟”也能“相与串通分肥”。无赖算什么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无赖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经属于白役,无赖就是二级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边的野牢子。无赖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增加查牌收入并分担查牌的辛苦,接纳他们想必是合算的。由于这些人有权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

但是惩治白员这个害民集团却是非常难,古代如此,今天也不例外。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讲了一个镇党委书记清退临时工失败的故事,大标题是《惩治裁减官员实施新政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董阳43岁,调至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当书记11个月,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结果本镇干部18人联名上书,要求将他调走,上级果然就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手下有一个兵,享一份闲差。调走董阳的理由是:他是好干部,但不是好书记。为什么古往今来总是这么难呢?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引述了白员的一段话,其中大有深意。超编数倍的容城财政所在上级的压力下准备裁员,被裁的人放出话来:“进容城财政所都是花了钱的,少于三五万进不来。现在要我们走?没门!” 在李昌平笔下,裁减容城财政所白员的努力最后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陆续回来了,真正被挤走是他自己。

为何直到现在,官家人那么对白员感兴趣?因为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那三五万元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不妨看一看现在我们周围那些公仆们,谁不是这样想的?很多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上班,照样拿薪水;很多正式干部该上班的时间干自己的事儿,一过十一点陆陆续续到办公室,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处理工作,而是看看那儿请吃饭!我曾受雇于机关(但我很累,不属于白员),所以也就略知一二。

 

为何朱元璋惩治白员,因为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满门抄斩!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今河北乐亭)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四十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看来朱元璋的措施还是很有效果。

朱元璋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专门写了《祖训录》预防。不过这仍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理睬,他也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撤人家。而生来富贵的子孙,花钱办事的感觉必定不同于创业者。

开国皇帝好比一个小牧童,含辛茹苦创建了一个牧业王国,当上了牛羊百万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别被狼吃了,这与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为了实现这块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细选一万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编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数字达到90万,所谓“十羊九牧”,那多出来的数以万计的自称牧工的家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来无异于虎狼。朱元璋动杀心,因为他见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严刑苛法很合乎创业者的性格和利益。

问题在于,选择牧工和捕杀虎狼是很劳神费力的。《春明梦余录》提到过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由此计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个小时要读二十份奏章,处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钟,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干十个小时,这个皇帝究竟还有什么当头?朱元璋自己也发牢骚,据说他写过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江南富足翁”不过是牧主的一条牛,竟然活得让大牧主羡慕不已,究竟谁是主,谁是奴?

朱元璋自己苦惯了,发发牢骚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后代舒服惯了,假如他们减轻工作量,把过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干,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时间,这样做岂不是更合情理?干得不好,无非让牛羊多吃点苦,容虎狼多吃几口肉,与皇帝的个人福利关系很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子孙后代或许要因此受到一些损失,不过三五代之后的子孙的祸福,贴现到今天又能值几个钱?

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自从明英宗登基后(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减到每天早朝处理八件事,相当于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杂记》卷一记载:英宗以冲幼即位,三位内阁大学士担心皇上身体受不了,规定每日早朝,只许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将副本送到内阁,由内阁预先提出处理意见。有意思的是,这个临时照顾小孩子的规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长大成人了,三位阁老也相继去世,没人要求复旧,于是成为定制。

后来,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润,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爱上朝的皇帝都比较长寿,各自占据皇位四十多年。他们死后,明朝还要经过三五个皇帝才最后灭亡。说得更彻底一些,即使明朝灭亡了,亡国之君个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祯上吊自杀是因为他气性刚烈,假如他不死,捞个王的封号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可是足以让无数英雄折腰的待遇。总之,皇上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他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苏州府是朱元璋亲自抓过的典型。二百多年后,《虞谐志》如此描绘苏州府常熟县的白役阵容:“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虞谐志》的作者说,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愚昧善良的乡下人之所以丧家亡命,都是因为这个。

可是明朝后来,白员竟然超出正员的二三十倍,甚至更多。

总起来看,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对害民集团发动了几次大扫荡,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他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却值得我们现代人敬重,他的做法更值得我们现代借鉴。

看看现在一个科局,除了正职,还有那么多副职,另外还有那么多正式干部,正式工作人员之外,还有那么多临时工,哪里有那么多工作要做?

 

 参考引用书目:1、《明史》  2、吴思《血酬定律》

                                                    2009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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