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御井街的“回銮碑”

（又名契丹出境碑），是记录宋辽澶渊之盟现存

的唯一实物，相传碑文为宋真宗所撰，宰相寇准手书

    在接连几次大规模北伐失利之后，宋太宗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对内的治理上来。这个时候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激化，川蜀地区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西北边境的党项人也叛宋附辽，屡屡犯边。面对这种情况，宋太宗采取了一条类似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守内虚外”作为基本国策。在此策略的指导下，宋朝对辽国的骚扰一直处于守势，希望能够息事宁人，达成和解。但这个时候的辽国正处于军事上的极盛期，面对宋朝的软弱，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自然不会收手。

    公元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及其母萧太后亲统大军20万南下攻宋。辽军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绕开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以主力直插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前线告急的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到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这时宋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是宋真宗赵恒了。真宗本来是表示要御驾亲征的，可当看到辽军如此强大时，他却胆怯退缩了。大臣们也是意见纷纷，参知政事王钦若劝真宗迁都南京，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劝真宗向成都跑。一时间逃跑之声遍布整个朝野，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已经没了主意的宋真宗只好找来寇准商量对策。

    当宋真宗把迁都的意见跟寇准一说，寇准怒不可遏，厉声说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出这种主意的人应该立即将他斩首，现如今辽人已长驱直入，若陛下离开京城，那么整个大势将不可收拾，当下只可战，不可退。臣冒死奏请陛下御驾亲征！”在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将投降派代表王钦若调离中枢，决定亲自北上抵御辽国的入侵。

    这个时候的辽国大军已经攻入了河南境内，其前锋到达了仅与开封一河之隔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北城，此时宋真宗的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一听说辽军到了澶州，声势十分浩大，真宗吓得腿肚子都转了筋，又陷入到了进退两难之中，而那些投降派大臣也借机向真宗进言，劝他逃跑。形势岌岌可危，作为宰相的寇准再次站了出来，他对真宗说：“主张逃跑的人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现在敌军已经迫近，我们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后退一步，全军的士气就会瓦解，到时一定会兵败如山倒，那么敌人将会紧追不舍，陛下又能逃到哪去呢？”宋真宗见寇准说的义正言辞，也就只得硬着头皮向澶州进发，到了这年的11月，真宗一行到了澶州。当皇帝的华盖在澶州城上升起时，宋军立即士气大振，山呼万岁之声，声震几十里，兵士个个欲战死沙场以报国恩。

    辽军虽三面包围了澶州城，但数次攻击都没有奏效，连主将萧达兰也被宋军射死。萧太后见宋真宗亲临前线，几十万大军云集与此，也知道没有可能取胜了，于是他就派使者向宋朝求和。这下中了宋真宗的下怀，他立即找寇准商量，决定用钱财消灾解难，寇准极力反对，他说：“现在的辽军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的大军被阻挡在这里无法前进，而后路又被杨延昭等人所阻断，形势对我军是有利的，即使议和也是要让他们归还燕云十六州之地，怎么能让我朝给他们金帛？”但这回宋真宗却不再听寇准的了，他只想赶快收兵还京。于是他就派曹利用去与辽人议和。

寇准，字平仲，北宋名相，著名政治家，诗人

    曹利用将要去辽营的时候，宋真宗给了他一个谈判的底线，即只要给的财物一年不超过一百万就可以接受。寇准知道之后，就抓住曹利用的手说：“你这回去辽营讲和，如果谈判的结果超过30万，陛下饶得过你，我也一定要砍了你的头。”就这样在艰苦的谈判后，曹利用果然以每年30万银绢达成了和议。

    曹利用回到宋营时，宋真宗正在用餐，他一听曹利用回来了，就立即派内侍去问谈判的结果。曹利用一看是内侍来问，就不想向他泄露国家机密，但耐不住他一直问，只好向他比划了三个手指头。内侍立即向真宗报告，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辽国的是300万，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想了想道：“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算值了。”吃完饭后，真宗听了曹利用的详细汇报，才知道是30万，他立即欣喜若狂，直称赞曹利用能干。

    公元1004年12月，宋辽双方交换了“盟书”，正式订立了盟约，宋辽两国结为兄弟之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称萧太后为叔母;两国维持原定疆界不变，宋国每年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境地区的城池都保持现状，不得再修建新的城堡、开挖新的河道，另外在辽军北撤时，宋军不得沿途邀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因为澶州古时又称为澶渊）。

    双方盟誓之后，辽军就带着大批从中原地区劫夺的财物、人口大摇大摆的回了北国。由于宋真宗的严令，沿途的宋军都眼睁睁的看着辽军回国，不敢进攻他们。只有镇守边关的杨延昭不管那一套，起兵追击，只追到两国边境地区，大破辽军，夺回了许多人口和物资。

    澶渊之盟无疑是一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它充分体现了北宋王朝的文弱，不过此后的百年间两方还是都遵守了这个盟约。从此辽宋两国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两国边境地区相对安宁，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客观上促成了两国的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