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群众该怎么问责省长

 7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就民生建设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郑重的许下这样的“民生承诺”：“今年我们为改善群众生活开出了26项‘民生大单’，说到就要做到，如果政府承诺不兑现，群众就来问责我！”（3月7日新华网）

  掷地有声！姜省长好样的，敢在媒体记者跟前许下这样的承诺，足见其爱民心切。现在暂不论该承诺能否兑现，单就承诺本身而言，就具有三方面意义：

  一是明确了问责主体。在通常的官员问责过程中，问责主体基本上都局限在上级领导，实行的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在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事实上，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官员问责的主体理应是人民群众。姜省长的承诺厘清了这层关系，意义重大。

   二是扩大了问责范围。该问责到哪一级官员，各地方、各部门规定不一。例如，海南省在出台的“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中规定：问责对象是指“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重庆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规定问责的范围更加窄，仅限于“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姜大明则允许群众向自省长问责，大大提高了问责的层级，扩大了问责范围。

   三是普及了宪政常识。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模型定义，社会公众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公众将权力授予政府，是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或限制自身行为；政府进一步将权力分配给相关部门，使相关部门的官员成为公众授权的最终代理人。这样，政府和官员必须满足委托人的要求，维护公众利益，如满足不了，则无论其官职多高，都要接受公众问责。此乃宪政常识。

   接下来的问题是，万一姜省长承诺的26项民生大单无法全部兑现，群众该怎么问责省长。且不说有没有敢于问责省长的群众，就是有，也必将面临这样的难题：一是不明确省长的职责权限，更无从知晓省长与副省长及其他行政部门首长的职权界限，故无法认定省长在哪方面失责；二是找不到问责的渠道，正如网友所说，我一辈子都无缘见到省长，让我怎么去问责省长。当然，现成的渠道有一个，即媒体，但当地媒体敢刊登群众批评问责省长的文章吗？三是没有群众问责省长的规定和条文，虽然我上面说了，按宪政常识，群众问责省长乃天经地义，但如没有海南和重庆那样的规定，任何部门都不会受理群众问责省长的要求。

   因此说，要让群众问责省长的承诺变为现实，先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是厘清正副省长及省长与其他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职权关系，让公众知道他们之间的职责权限；其次是明确责任的认定程序，省长应负哪方面的失责责任，失责的严重程度如何等，均应有认定程序，然后将认定结果公之于众，否则群众就无从对省长问责；再次是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完整体系，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使群众对问责条件、问责渠道、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各方面规定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问责省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