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古藤贝格抄袭事件何以这么快就画上句号

自今年2月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安得鲁·菲舍尔·雷斯卡诺在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了古滕贝格“大胆的抄袭”行为，到3月1日古滕贝格辞去德国国防部长，前后不到一月，此起轰动全球的抄袭事件就这么快画上了句号，真是不可思议。（3月2日中国新闻网）

有德国的奥巴马之称的古藤贝格，是总理默克尔保守派阵营的新秀，也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今年只有39岁，政治前途不可限量。据称，他是下届德国总理的最有力竞选人选。此刻，为一桩抄袭事件辞去国防部长，——这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可能就完了，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告诉记者，“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抄袭是蓄意的，认为自己是舆论的牺牲品，不过承认这是自己造成的。他说，“一个人既然做出决定从政，就不要想会被同情。”

    在为其深感惋惜的同时，我也深为其用于担责的精神所感动。他说对了，既然选择从政，就别指望被公众和舆论同情。谁让他是德国人呢？众所周知，德国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政府专门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管理体系，来规范国民的信用行为。该体系的威力在于，它能将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来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促使全民族的人都讲诚信，以此促进社会信用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德国人的诚信之所以举世闻名，皆系于此。

   古藤贝格正是因为触犯了这一信用制度，才遭致全社会的痛击。先是反对党抓住这点不依不饶，大做文章；再是民众和媒体通过各种渠道对此“丑闻”予以曝光和谴责，给古藤贝格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紧接着其母校拜伊罗特大学宣布取消其博士资格；然后是德国的科学研究界，不满古藤贝格为丑行作出的辩护，从其博士论文中找出大量抄袭证据，证明其缺乏道歉的诚意，即使电视台公布了其辞职的消息，仍难熄学界的怒火。当全社会都来声讨一桩失信行为时，其当事人即使再强大，也定当扛不住，只能乖乖地选择下台。这就是德国政府建立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威力所在。

   反观我国，国人的不讲诚信与德国人的讲诚信恰成鲜明的对比。国人之不讲诚信的例子多如牛毛，不举也罢；可悲的是，国人面对失信造假行为表现出的漠然、纵容和包庇态度，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就以轰动一时的李连生学术造假案为例。论造假手段的卑劣、性质的恶劣和后果的严重，古藤贝格一案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当事人的表现、高校的态度及处理结果则有天壤之别。

古藤贝格一案从案发到落幕，前后不足一月，而李连生案呢，从07年西安交大陈永江等6名退休教授实名举报开始，到今年2月被科技部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整整用了5年时间。这之间，面对铁板钉钉的造假事实，没见李本人公开道歉，更没主动提出辞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西安交大领导竟然约请6名老教授谈话，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涉及到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到国家的脸面。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50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我现在宣布，如果你们6人愿意退出，马上举手，回头说明也行，还为时未晚。你们如果是为了利益，我们可以转达李连生们，让他们把教育部一等奖匀给你们一些。（3月21日《羊城晚报》转焦点访谈）你听听，这是什么话？

何以德国的学术风气那么严谨良好，我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何以这么严重，不妨对照一下拜伊罗特大学的处理决定、古藤贝格的态度和德国社会对该案的反应，答案就一清二楚。那么，中国何时也能像德国那样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管理体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