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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可将《集结号》、洛阳毁陵混为一谈

(2008-01-03 1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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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王学进:岂可将《集结号》、洛阳毁陵混为一谈(与郭松民争鸣)
  1月3日《青年时报》发表郭松民的时评《集结号》、洛阳毁陵及其他》,作者先是大胆假设洛阳的陵园主任会不会成为一个英雄,然后由《集结号》的主题推论出一个肯定答案:牺牲如果仅仅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被迫行为,那陵园主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英雄,他不需要对自己的价值观做任何修改,只需要早生几十年,再加上一些巧合,说不定现在他就恰好躺在洛阳烈士陵园中某座已经被摧毁的墓碑下。
当然,这不是郭文的本意,作者旨在通过这一荒唐的反证法来表达他对《集结号》的不满,说,一部自称是主张“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却不合逻辑地为亵渎牺牲者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这还不荒诞吗?这个批评够严厉的。笔者在佩服作者想象的奇特和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发现了文章的逻辑链条大有问题,因而造成论述的牵强附会。
   郭文的逻辑结点在“理性经济人”的界定上,他认为,陵园主任“为了追求政绩而不惜亵渎英灵”,是一个“理性经济人”,这没错;继而,他又从《集结号》的英雄之死是被迫的,而不是为了任何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献身的,得出他们也是些理性经济人的结论,从而引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既然如此,英雄就不值得崇敬。在作了一番真话反说之后,才围绕“理想”“正义”“未来”等大词大大地借题发挥了一通,谓之正说。
   错了,牺牲的九连战士根本不能算是理性经济人。按照亚当·斯密的解释:“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就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的人,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昨晚我刚看了《集结号》,影片确实没表现46位战士是为了理想献身的,他们只是一群不折不扣执行命令的忠诚战士,他们没有独立意志,也不在死之前高喊英雄口号,当然更没有什么利益追求,说他们是一群只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更合适。将他们称之为理性经济人,这是哪里跟哪里啊!
   现实中,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否在为理想而战,但我认准一点,在影片中确实不能表现这点。为什么?假如影片要表现他们是为创建理想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战,那么就难以避免这一悖论: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何以连他们的身份都不承认,何以谷子地就因为穿了一套国军衣服死里逃生就享受不到荣誉军人的待遇,处处受到刁难。郭松民先生抓住影片没表现他们为理想而战大做文章,其实不妥。
   我知道,郭松民是很正统的人,习惯于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我以为,在观看和评论《集结号》这样比较另类的电影,最忌传统的眼光甚至带点“左”的眼光。虽然导演冯小刚说了,影片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但形象大于思维,在影片中,我看到的是,这47位九连战士,在活着时没被人当作人看,在死后甚至还没被当作炮灰来看,对此,崔卫平教授一针见血地将影片的主题概括为“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集结号》的价值在于,它诠释了一种全新的战争伦理,即如何对待阵地上的战士的生命及如何看待死后的英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影片表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伦理观。大兵瑞恩一人的生命与由八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的生死孰轻孰重,这本来是道无须权衡的算术题,但美国作战总指挥部的将领为了不让已经牺牲了三个儿子的不幸母亲再承受丧子之痛,根本不去考虑这一点,于是就有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人性高于战争,是的,战争的真谛不是让人去白白送死,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好好地活着。
   为什么看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观众的心感觉暖洋洋的,那是因为被影片的人性美温暖着了,而看了《集结号》,我的感觉是一片荒寒,为什么?就因为谷子地他们在死守破窑子时没被人当人看,死后也只是当作失踪者来看,尽管结尾留了点亮色,但仍改变不了影片总的荒寒基调。
   不从这点出发去解读《集结号》,而是用老眼光去看待该片,势必会造成误读或歧读,譬如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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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集结号》、洛阳毁陵及其他
郭松民(北京 时事评论员)
    元旦前后,发生了两件和“牺牲”有关的事:一件是冯小刚的贺岁大片《集结号》在全国热映,据冯导自己说,片子的主题是“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另一件,则是洛阳发生了将烈士陵园毁掉改作商业墓地的事。当然,后来洛阳有关方面解释说,毁陵的真实动机是为了重建,陵园主任也因为“急于求成”而被免职。
    这两件事,有巧合的地方。比如《集结号》中的“九连”,就隶属于“中原野战军”,而原本安息在洛阳烈士陵园中的烈士,也属于“中原野战军”。
    但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洛阳的陵园主任,放到《集结号》里,编入“九连”,那他会不会也成为一个英雄?
    我原来准备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在我看来,英雄总归是有一点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至少他不会总想着自己,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但陵园主任恰恰是这样一个理性经济人,即便按照洛阳官方的正式理由,他的“急于求成”,也无非是“为了追求政绩而不惜亵渎英灵”。一个视野超不出个人利害的人,又如何可能成为英雄呢?
    但看了《集结号》之后,我又改变了答案。因为在这一部电影中,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恰恰在于他们都是些理性经济人。他们走上战场,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感,也不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而是因为别无选择。甚至谷子地的不撤退,在冯小刚看来也是别无选择,因为撤退就可能被枪毙。
    编剧刘恒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冯小刚说:“作为《夜宴》导演,我本身没有立场,都是剧中人的立场;而作为《集结号》导演,我的立场很鲜明。电影里的人不是自愿成为烈士,在被动情况下,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
    应该说,编剧和导演的这个创作理念,在电影里被表现得非常清楚,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在看完电影之后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做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
    牺牲如果仅仅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被迫行为,那陵园主任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英雄,他不需要对自己的价值观做任何修改,只需要早生几十年,再加上一些巧合,说不定现在他就恰好躺在洛阳烈士陵园中某座已经被摧毁的墓碑下。
    只是,如果我们把《集结号》的故事理解为历史的真实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出一个荒诞的结论:洛阳毁陵事件,在情理上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既然躺在陵园里的人不过是一些理性经济人而已,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尊重他们呢?难道只许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不允许我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吗?
    一部自称是主张“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却不合逻辑地为亵渎牺牲者的行为提供了理由,这还不荒诞吗?
    更糟糕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对历史的解释,那么当我们转回头来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将只能看到一片灰暗。我们还想不想要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还愿不愿意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我们还希不希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必须要有理想,但既然那些牺牲了的先辈们都不可能有理想,我们又如何可能呢?即使我们真的还有理想,我们的后辈会不会承认我们呢?他们会不会也把我们看成是一群不“被迫”就什么也不愿意做的人?
    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所幸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如《集结号》所表现的那样。因为1948年的解放军,无疑是一支有理想的军队,并且这个理想得到了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小米加步枪”最终能够打败“飞机加大炮”,也不能理解农民为什么会用小车“推出”来一个淮海战役的胜利。而有理想的、正义的军队在1949年的最终胜利,让我们在展望未来时,也就不再那么悲观了。洛阳的毁陵行为,也就因此而不可原谅!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现在看来,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http://epaper.qnsb.com/qnsb/20080103/
《集结号》: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作者:崔卫平
   
    看不出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
   
    由于韩国人的加入,《集结号》有着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战争场面。将来如果没有韩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更好了。这部影片值得称道的还有非常恰当地运用演员,没有用那些大明星,这是它不同寻常的闪光之处。
   
    故事当然是中国人的和中国特色的,而且设想是为今天的中国人提供的。这是一部故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影片,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编剧刘恒在《南方周末》上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
   
    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新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作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他们变得没有行为动机。影片中唯一有人提到地主讹了他们家“二亩半地”,但是看不出来这与他当兵打仗有什么联系。称之为“理想” 的东西,统统被看作“意识形态”,从这些人身上拿走了。
   
    他们因此也多出来一些东西:近距离枪杀俘虏、将俘虏的大衣靴子穿到自己身上、翻检死人手臂上的手表、指望早点回家、乃至胆小怯懦,粗鲁暴躁,声嘶力竭没有一次是从容镇定的。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有这样一些人性弱点,而是在拿掉了理想这个维度之后,再加上这些东西,让人看不出来那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谷子地给自己找的指导员是一个在战场上尿裤子的人。战场上尿裤子的人有的是,但是他未必能够当上共产党连队的指导员。这恐怕是实情。
   
    有观众认为“看不出来谁跟谁打”,应该被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批评。将“九连”看作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似乎也说得过去。当然今天来看国民党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再不同也要尊重历史。起码,与影片相关的1948年的共产党及其军队,肯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是代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这些所谓“反英雄的英雄”,其实是“反理想的英雄”。那些既没有理想也不注重自身品德的人,他们仍然从事着凡人不可能完成的艰苦沉重的工作。但是经过二战之后人们苦苦思索而得知,仅仅是“勇气”与“服从”是十分危险的。笔者极为不情愿用这个词,但是一个没有行为动机又在从事惊天动地事业的人,只能用“神经错乱”来形容;一群缺乏理想和品德而持续扫射的人,是一群举止古怪的战争机器。
   
    人们根据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关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印象,顺便就将这部影片指认为“主旋律”影片,但是从影片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说这不一定是共产党的部队,那么与主旋律何干?回到开头提到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上去。这肯定是一个策略。但是作为策略它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炮灰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
   
    问题出自这里——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称之为“国共内战”,是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一个新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以及过去的结论是否恰当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至少,就当时参战的成千上万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是怀抱着对于新中国热切向往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而故意不问战争的正义如何,不问这些人的行动是否与正义有关,甚至不将这些看作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谷子地与他的战友就只能是一群炮灰了。这样的人可以为共产党打仗,也可以为国民党打仗。
   
    他们的上级正是这样对待九连的。临走时团长下的是死命令,不吹响集结号不准离开,但是他仿佛根本不想吹响集结号,永远也不吹响。这从他一反往常地给了谷子地几包大黄龙香烟中可以看出,另外谷子地向他要增兵他回答“没有”,只是同意将“缴获”的国民党服装给他们,这多少有点拿他们当兵痞子的意味。而影片根据淡化意识形态的策略,也没有强调九连死守的意义何在,比如通常说的“服从大局”,“以较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这样一来,当谷子地得知真相时,揪着已成残废的司号员小梁的手,便有理由怒不可遏:“你们怕被敌人咬死?九连呢?我的九连呢?”并一头扑向已经成为烈士的原团长的墓碑。本来未必不是一场即使是有失误的战略部署,结果完全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事。
实际上即使是掩护大部队撤退,也有一个完成任务之后自己撤退的余地。这个团长显然没有给九连留下这个空间。这就不是一般所说的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要不要对个人生命负责的问题。不能说团长要这些人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和完全忽视生命的不能说他要他们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的。团长这样一种态度,使得这部影片在令英雄走下神坛之后,并没有落实到一个人的位置上,拍摄一部有关战争中人的或人性的影片,而是从人的立场再往下降——它是一部关于炮灰的影片。受憋屈的不是英雄,而是炮灰。这是这部影片最不能令人接受的。
   
    而影片本来是存在着走向“人”的转折点的:那就是当那位牺牲的战友称自己听见了集结号,于是谷子地们则选择全体离开。这不是没有可能。前一场战斗已经表明这位连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试图阻止那位鲁莽指导员的冒失举动。他入伍多年,战斗打成那样,他不会不起疑心,他自己也急切盼望号声响起,觉得那是合乎清理的。而如果是因为临阵逃脱要军法从处,难道这样打下去就有一个活头吗?
   
    那就是一个人所想的而不是炮灰所想的。反过来说,这样去想就成为了一个人而不是战争机器。当年陈胜、吴广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也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这个一点都不复杂,经这二人一说,他们手下九百个目不识丁的农夫个个能够理解,于是这些人就将自己放到一个人的位置上,他们决心与那些不顾人死活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平起平坐。谷子地不会想到这些,他是当炮灰的命。当然,炮灰的悲剧也是悲剧。但是这样说对不起那些当年那些战死沙场者,他们多是一些目光炯炯的人们。
   
    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与那位因电台坏了听不见撤退消息的死去的团长不同在于:谷子地与他的九连是根本没有人想要替他们吹集结号,没有人想要在死亡线上拉他们一把!不错,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是在死亡线上也不总是没有人拉!不拉的人就要因为不想去拉而受谴责。
   
    影片没有抓住这一点停留,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唯一活着的谷子地为替他人堵枪眼的战友们要求平反。部队改了番号,档案也找不到了,这些人于是被当作失踪处理,而不是按照烈士待遇。谷子地所做的疯狂努力就在于要证明他们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做了逃兵。而如果说这是一个有关炮灰的悲剧,那么所谓恢复名誉,是恢复他们作为一个“炮灰”的名誉。
   
    影片本身也没有做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影片中那位被枪杀的国军俘虏,不也是同样的烈士需要加以表现令人不能忘怀?而谷子地率九连“歼敌无数”,同时也是将无数人变成了烈士,对于这些死去的憋屈的冤魂,影片是否已经想到或做到要站在他们立场上说话呢?“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不是好玩的,稍不小心就变成引火烧身。伴随着“否定”之后,会出现“否定之否定”,但那应该是更上一层楼的东西。
   
    表面上这部影片将那个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的问题放下了,不去讨论牺牲的有没有价值,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处理方式仍然表明一种态度:对于炮灰来说,如何去生去活、不顾一切获得生命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如何去死,是死后的说法和名分。只要他们去死,并能够证明他们的确是死了,他们作为炮灰的意义,就全都实现了。
   
    而为什么不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部影片了。目前的这部,只能说它也往前走了半部,那就是“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诞生的所有科学,都使用了“抽象”这个可爱的工具。经济学也不例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将人抽象为“理性经济人”,人不再是有丰富情感、有爱美之心和有爱人之情的活生生的人,而是那种有动力有能力寻求最大利益的具有无限理性的“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也就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的人,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2]。具体而言,“经济人”除了他自己的利益追求、他自己的最大满足以外,并不关心他人,也不同情他人。斯密曾形象的说明了经济人的这一特性:“我们不能从屠夫、酿酒家或烤面包师的仁慈,来祈盼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自利的考虑,我们不要诉诸他们的人道,而要诉诸他们对自己的爱,永远别向他们提到我们的需要,而要向他们提到他们的利益[3]。”在他看来,“经济人”把任何社会性的合作活动都视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经济人”为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需要计算怎样的行动才能最为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算计的理性,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不关心行为的价值意义的。

  “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决定了他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谋利活动实现利益最大化,他就没有理由参加任何社会性活动。但现实的社会分工又决定了社会的成员必要而且必须进行社会交换,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满足。“经济人”的这种社会交换活动需要一定的场所或条件,到目前为止,这种场所或条件就是市场。在斯密看来,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既可以使个体利益得到

    一般地认为“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初来自亚当·斯密,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斯密进而认为:人们对个人直接利益的追求能自动地促进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其作用机制就是市场,即“看不见的手”。其实,斯密只作出了人是自利的假设,而并不认为人只是理性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作为生物的人类,是由感情驱动的,同时又是由理智和同情心自行节制的:这种二元性使人们彼此斗争,而又具有理性和道德力量,从而建立起制度,使殊死斗争得到缓和,甚至化为公共利益。”斯密在论述引起劳动分工的原因时认为:劳动分工最初不是由于任何人类智慧,预见到并想要得到分工所能带来的普遍富裕,而是人类有一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它不考虑广泛的功利。斯密在考察经济行为时,就已经考虑到情感、同情心、本能倾向等非理性因素,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从人的自私本能推出人的理性假设,既缺乏严格的证明,又有违斯密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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