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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属于未来的诗歌

(2009-03-27 10:31:15)
标签:

诗歌

诗人

海子

骆一禾

西川

文化

属于未来的诗歌

西渡

  我与海子始终缘悭一面,虽然我们曾经先后在北大上学。我们之间相差六届,我入学的时候,海子早已于两年前毕业,到政法大学教书了。后来海子当然也回过母校,但我终于没有与他相识的机缘。我和海子距离最近的一次“接触”,是在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的首届北京高校诗歌朗诵会上。我参加了朗诵,而海子是评委之一。第一排的评委席中有一个位置一直空着,直到朗诵会开始,才有一个人踉跄入场,似乎是喝醉了。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海子。这便是我对海子唯一的一个直接印象。在这次朗诵会上,我以《梦中的纸马》一诗忝列末奖,我总感觉与海子担任评委有关。因为这首诗正是以海子的风格写作的,是我那个时期为数不少的模仿海子的诗作中的一首。晚些时候,戈麦曾劝我找找海子,让他帮着发表一点作品,也许对找工作有些帮助,因为我和戈麦也马上要毕业了。我们很难想象,海子自己要发表作品在当时也同样困难重重。
  1989年4月1日,西川到北大,报告了海子的死讯。当天下午,我洗完澡回宿舍,一进门,迎面看见西川正对门坐着。与往常不同,屋子里静悄悄的,气氛凝重。同屋的杨光把一摞稿子递给我,我一眼看见首页上西川的笔迹:“海子(1965-1989)”。我感到震惊。杨光悄悄告诉我,“海子自杀了!”我这才知道宿舍里凝重氛围的来由。我们这间宿舍六个人中,有五个人写诗,剩下的一个,也是诗歌的精细的鉴赏家。大家都感到了失去一个最亲密的兄弟的悲痛。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当时正狂热地喜欢海子的诗,把海子视作诗和生命的榜样。对海子在生命和诗歌的上升期突然离去,我既感到难以理解,同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感觉到海子的逝去将使我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孤独(两年后戈麦的离去把这种感觉进一步现实化了)。西川介绍了海子家庭的困难和年迈的父母失去长子的悲哀。大家决定以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名义组织募捐,同时举办海子遗作朗诵会。朗诵会于4月7日举行,地址选在北大28楼和31楼之间的空地。朗诵开始前,海子的遗嘱执行人骆一禾在五四纪念雕塑前的台阶上讲了话。那次骆一禾给臧棣留下的印象是“天才的演说家”。骆一禾用一种柔和的、几乎像低语的调子讲话,但声音却抵达了听众的心灵。“朗诵是以无名的方式进行的”,大家顺序上去朗诵海子的诗篇,悲痛使每个人的声音获得了真实的力量。朗诵者和倾听者同样被诗歌的力量感动着。我朗诵了海子的《打钟》,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朗诵诗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骆一禾,但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四十四天后,骆一禾在另一座纪念碑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天坛医院,不久溘然长逝。对诗歌,这是一个黑色的春天。
  第二年清明节,海子生前的一些朋友商议在诗人一平家里为海子举办一个简单的纪念会。戈麦约我一起去。当时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我所在的出版社接到通知,所有人不得在清明当天离开机关。我的请假未获批准,我就自己悄悄走了。出版社的负责人很恼火,事后责罚我写检查,并收走了我出入办公楼的钥匙。据说,他们原来准备把我的擅离职守报告上级机关,因我所在编辑室的主任求情,才算网开一面。我当然知道我违反纪律可能面临的处罚,但在我,海子的纪念会却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即使为此丢了饭碗也罢。参加当天里聚会的人并不多,除主人一平外,有西川、邹静之、戈麦、刑天等。那时我对诗歌界仍然很陌生,许多诗人都只知道名字,没见过人,余下的就记不清谁是谁了。大家小声说话,不知道是怕惊动亡魂,还是怕惊动隔墙的耳朵。之后是读诗。诗人刑天声泪俱下地朗诵了海子的《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马头  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刑天。这位曾经名重一时的诗人几乎完全从诗坛消失了。这样的例子在1980年代成名的诗人中还有不少。也许诗人们从海子之死中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诗歌远方的虚无,因而选择了从诗歌中抽身离去。
  如果说我与海子的人缘是浅的,我与他的诗缘则要深得多。在我的诗歌学徒期,海子是对我影响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诗人。我最早(1986年)从臧棣编选的《未名湖诗选集》中读到海子的诗,立即被他那种冰雕般冷隽、晶莹的风格迷住了。我感到这些诗写出了我渴望却没有写出的东西。此后,我便到处找海子的诗看。我的同学郁文也是海子诗的同好,他大概通过西川和海子取得了联系,竟然使海子同意将他的一部分作品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刊物《启明星》上首发。这就是海子1986年前后写的那批迷人的短诗(在《启明星》上刊出时起了一个《鹿王的梦》的总题),包括《从六月到十月》、《果园》、《在甜蜜谷仓中》、《自杀者之歌》、《我所能看见的妇女》、《给托尔斯泰》、《但愿长醉不愿醒》等七首。这些诗的风格不像他早期的诗那么冷,也不像他后来那种炽热燃烧的风格,而透着初春的温暖和惬意,显示着海子的诗在过渡阶段的一种迷人的温情风致。在这前后,郁文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海子与西川的一个诗合集《麦地之瓮》。1988年寒假我没有回家,蹲在学校把这个集子中海子的诗全部抄写了一遍,由此进入了我的“海子时期”。这次集中研读海子的诗,对我不下于一次“受洗”。它不仅唤醒了我身上某种此前依然沉睡的感性,而且使我觉悟到生命。有人说我这个阶段的诗达到了和海子“神似”的程度,那显然是过甚其词。但我至今仍然相信,我对海子的热爱不全是一种单纯的模仿,而是基于生命根性上的某种相似。我和海子都是南方人,上大学之前都有漫长的农村生活的经验,单纯、敏感、满脑子不合时宜的幻想,另一方面又都热爱大地和生命,突然从南方来到北方,从农村进入城市,由此面临着许多心灵和生命境遇上共同的困境。这些是我对他的诗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我把海子看作为的一个兄长和先行者,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微笑相认。但海子的骤然离去,让我的美好愿望成了永远的空想。
  海子去世以后,诗名迅速传播开来。他的诗陆续以多种不同的版本形式面世,在销售业绩上不断刷新当代诗歌的畅销记录。近些年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海子传记。到上个世纪末,海子作为一个诗人已逐渐被公众所熟悉。但热闹是表面的,实际上对海子的人和诗迄今仍然存在种种不同的误解,尤为令人不安的是,海子留下的巨大诗歌遗产在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理论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在我看来,甚至于并没有被多数诗人和研究者认真对待。海子是一个赋予了诗歌新的定义的诗人。自有新诗以来,新诗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纠缠诗人的斯芬克斯难题。对胡适来说,新诗是什么的问题,是通过否定的形式来回答的,也就是说,新诗是对旧诗的否定。此后,每一个重要的新诗人,都对这个问题作出过自己的回答。对郭沫若来说,新诗是自我抒情;对新月派诗人来说,新诗是“理性节制情感”;对早期象征派来说,新诗是“自我感觉的表现”;对戴望舒,新诗也许主要意味着美;对艾青,新诗是吹号者的号角;对冯至和卞之琳,新诗是“智慧”和“非个人化”;对许多当代诗人,新诗也许主要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占有……这些不同的回答,都丰富了新诗的内涵,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开拓了新诗的可能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定义都是碎片式的,是旁敲侧击、盲人摸象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海子对此的回答更完整而本质,显示了一种广阔深远的文化视野,统一的意志、力量和雄心。海子的回答是,诗歌是生命和行动。这个回答把诗歌重新连接到了它所由来的滔滔不尽的源头,而且赋予了诗歌一种价值的尊严。海子为新诗所下的定义不仅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实际上,海子一直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文化抱负的诗人。海子期望通过他的诗歌达到的不仅是中国诗歌的自新,而且期待经此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换血和自新。由此出发,海子对中国传统诗歌在精神上的趣味化和写作方法上的意象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那实际上是使诗歌成为装饰而不是生命本身。如果说,胡适倡导白话诗是从诗体上解放了汉语诗歌,那么海子就是从精神上再次解放了汉语诗歌。这个解放开辟了汉语诗歌的宽阔道路,用骆一禾的话说,那是一条修远之路。它不必意味着诗人的伟大,但却必然通向诗和生命的伟大。所以,我期待有一种从海子开始的新诗,在我们的诗坛生长起来,那是属于明天和未来的新诗。

  2009年3月22日
  
  原载《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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