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爱情的风向左右了人生和文学

    作为读者，我们回顾着他的作品，也难免疑惑他在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克洛采奏鸣曲》中，托尔斯泰谴责情欲是人类的罪恶与不幸的根源；男性因肉体的冲动要求支配女性，导致女性反抗，进而追求平权与情欲自主。于是“性”阻碍了“爱”的持续，所谓两性精神结合徒为空中楼阁，社会却仍盛行着伪善得到的爱情和婚姻。托尔斯泰为此愤愤讥嘲，强调着人们应当禁欲，将精力奉献给学问、艺术、上帝等更有价值的精神目标和追求。

    高尔基曾经说过，托尔斯泰作品中谈的最多的是上帝、农人、和女人。他对女人似乎始终怀有敌意。一方面因为他从没在这方面满足过自己真正的愿望，另一方面警觉于应避免的低俗的肉欲。而托尔斯泰则反驳到，人类努力克服天灾、疾病和心灵的痛苦，其中最痛苦的悲剧永远的上演在婚姻的卧室中。所以，托尔斯泰利用中篇小说《克洛采奏鸣曲》男主角的喋喋不休来反复的嘲讽婚姻与情欲。

    《克洛采奏鸣曲》的文中写到一名男子年轻时的淫乱糜烂，却追求着高尚纯洁的婚姻家庭生活。婚后不久，情欲冲散了夫妻间的恩爱，男子与妻子不断的争吵，久之，结下了彼此的憎恨。妻子善弹钢琴，某次聚会上，音乐教师以小提琴与她合奏贝多芬的《克洛采奏鸣曲》。第一乐章快板是“仿佛迸发出无处宣泄的能量与感情”，“演奏进行中，她神采飞扬的眼睛，演奏完毕时，他们幸福的相互微笑，笑意中尽是如释重负的神情”。男人看在眼里，而心中却是燃起熊熊的怒火。数日后，男人出差提前返家，发现妻子正与小提琴家在弹琴聊天，便不分青红皂白的刺杀了她。事后丈夫获判，结果是无罪。但男人在反省之余已深深的明白了自己的错。因此，在早春的火车上，男人反复的用呓语般的絮叨来叙述纵欲的罪孽，痛斥社会及婚姻中以肉欲为主的两性关系与貌合神离的痛苦。

    这部小说引起了当时的俄国上流社会的纷纷议论，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也因此心情不爽。索菲亚后来回忆说：这是我最讨厌的一部小说。托尔斯泰借男主角之口强调，男女之间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爱恋，很难有真正的互相了解，多数夫妻只是勉强的在承担一辈子共同生活的表面义务。所以，“婚姻只是一种骗局”。对索菲亚而言，滋生的联想是难堪的。当初嫁给托尔斯泰时，索菲亚年方十八，十分崇拜三十四岁已有盛名的这个男人。数十年来，索菲亚都是尽力的照顾着他的生活，生儿育女（她与托尔斯泰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管理庞大的庄园，接待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甚至一再的为托尔斯泰誉写文稿。她曾十分自信的畅言：我们俩的爱情是天下无比的幸福。托尔斯泰也曾说过：像我这样幸福的丈夫，生命力胜过一百万人。但在往后的生活中，托尔斯泰转向更素朴、更精神化的生活，热切探索真理，探索生命的意志，认为东正教会的教义不符合真正的基督精神，并对既有的科学、艺术、家庭都产生否定的思考，索菲亚无力追随，于是夫妻同时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在《克洛采奏鸣曲》发表时，托尔斯泰与索菲亚双方已然疏离。随后，托尔斯泰修改遗嘱，放弃所有作品著作权，一九一零年离家出走，后，病逝他乡。

    作为读者，我们回顾着他的作品，也难免疑惑他在现实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克洛采奏鸣曲》中，托尔斯泰谴责情欲是人类的罪恶与不幸的根源；男性因肉体的冲动要求支配女性，导致女性反抗，进而追求平权与情欲自主。于是“性”阻碍了“爱”的持续，所谓两性精神结合徒为空中楼阁，社会却仍盛行着伪善得到的爱情和婚姻。托尔斯泰为此愤愤讥嘲，强调着人们应当禁欲，将精力奉献给学问、艺术、上帝等更有价值的精神目标和追求。

    真实的生活中，托尔斯泰年轻时也曾纵情声色，并与《克洛采奏鸣曲》男主角一样，要求妻子绝对圣洁。一般的认为，这是他追求索菲亚的原因。婚后次年（一八六三年），长子谢尔格出生，迄至一八八八年（《克洛采奏鸣曲》出版前一年），索菲亚又接连生育了十二个子女。我们很难想象，在沉重的家庭责任之余，索菲亚如何在思想上与丈夫同步成长？托尔斯泰认为肉欲扼杀了婚姻幸福，索菲亚想必也有过类似的感叹吧！

    托尔斯泰对女人的态度是渐次发展的。他支持十九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权思想。在中篇小说《婚姻生活的幸福》（1859）中，便为所谓“不忠的女性”辩护，著名的长篇《安娜·卡列尼娜》（1877）女主角因外遇而自杀，在作者的引领下，大部分的读者对她都表以深切的同情。托尔斯泰也不以美貌为理想女性的要求与条件，例如《战争与和平》（1869）中美艳的海伦愚蠢邪恶，质朴的玛丽则因性格美好，时时展出动人的光华。小说最后一章，女主角娜塔莎嫁给了毕尔，于是，她抛弃所有的魅力，再也想不起过去的风情万种。如今她全力以赴的是家庭、丈夫和子女。毕尔在家中享有一切的支配权，娜塔莎自愿像奴才般的低头在下。他在书房中看书或写字时，全家人便都踮起了脚尖走路。毕尔只要表示一点点愿望，娜塔莎立刻跳起身去办。这接近讽刺的描写，呈现因善意或明察事理延伸出了婚姻的阴暗面，托尔斯泰的文字构造未能在婚姻关系中融入女性的主动意志与判断，作者对女性是鄙视的。此种态度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小说里的幸福夫妻——列文与吉蒂——维系好姻缘的要义是：是以对方的希望为念，如有冲突，立刻退让。而且这种东西是自然地发挥，非关道德。托尔斯泰强调的是真情、温柔与纯净的家庭气氛中产生出的和谐与平衡。与当时俄国社会与家庭中普遍的男性至上的实况对比，托尔斯泰提升了男女双方的情绪和感情界限，进一步的呈现了他的理想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