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东建的话

    我划出一块地，本来是向栽种下诗歌 的种子，在大家的修剪呵护下，收获。没想到到今天，收获不到粮食，却又不少狗屎。故定于两天后取消置顶。

（博主声明：本次讨论仅限于诗研讨，反对一切人身攻击语言，一经发现，立即删除）创作是孤独的，但是诗学、诗美、诗艺还是可感可学。这该是王松先生写作此文后，朱多锦、桑恒昌不一定完全赞同作者观点却转发在自己博客的原因，朱多锦、桑恒昌先生希望就诗创作在学术范围内展开讨论，对他们自己提高诗创作水平。对于我辈诗界后学解读他们的诗作品是大有益的，所以王竞成先生倡导置顶，桑先生接收了，现在看来真正在学术范围内的诗意研讨在跟帖中占的比重不是主要地位，还是谩骂、侮辱为主，我感觉辜负了朱多锦、桑恒昌、王松的良苦用心，我希望就诗创作方向的问题在我的博客置顶研讨，并诚挚向朱多锦、桑恒昌先生约稿希望您们就自己的诗追求写成短文，以资读者，至诚感谢！

抵 制 的写作

       —— 对诗人朱多锦、桑恒昌的诗歌艺术之比较及发现                  

                摘自“麦浪滚滚”（王松）发自“2009-10-12-13 -16”的博文                     

                                        王松

    一次聚会上，山大作家班的霁良兄告诉我，他博客了一篇诗评,题为《论同郡诗人朱多锦、桑恒昌的诗歌艺术》,文章拜读了，但我却想对此借题发挥一下，有些话不吐不快。

     今天，我虽在商途，可两位先生我都先后认识，且有过密切的过往，这勾起了我对往日诗歌岁月的回忆。

     20世纪80后，我称之为“一个废弃、荒凉的却充满骚动与创想”的时代，我那时在山大读书，家父的挚友牟迅先生正编《黄河诗报》，这位北方大叔见面时亲切地称我“小侄”，我由此认识了诗报的桑恒昌先生，并与桑先生有过N次晤面。1986年诗报刊发了我的诗作《夏之谜》，诗中赞美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学校园中那些“摩登追风、观念激进”的时尚女生，还获了大学生诗歌奖，在那个理想主义盛行、奉诗歌为圣经、视诗人为明星的空想年月，这首诗引起了我“措手不及”的轰动，还意外地收到很多女大学生滚烫的书信，可惜那时的我胸怀远大前程，目不旁睹，不知蹉跎了多少风花雪月的夜晚。

    桑先生是个很有味道的人，深沉、不苟言笑，却很会冷幽默，也许缘于行伍出身，给人的感觉是头脑明晰，善于把握大势与机遇，虽然与他有过多次晤面，言语也止乎于文学与诗，他对诗的执着与苦恋流传于诗圈，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但对于我，当年的那个文学青年，他是一个曾善待过我的人，在今天应致以遥远的敬意。

    我认识朱先生较晚，是在一次我的大学恩师吴开晋教授组织的诗会上，我记得他给我的初次印象：就像刚刚从监狱放出来一样，营养不良，黝黑的皮肤，沉默而疑虑的眼神，一个还不太适应阳光下生活的人，后来跟先生混熟了，这印证了我的直觉。他对粮食有着刻骨的记忆，贯穿他整个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的全部焦虑与梦想就是“何时能吃上一顿饱饭”，而大学时代，这种生理漫长的饥饿记忆让他不得不对当时红红火火的“文革”产生了怀疑性的思考，他写下了一些暗夜中激愤的诗篇，为此，他惨痛地付出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韶华，如果1976年的春天迟到半年，他将成为中国第二个为思想殉葬的“遇罗克”，幸运的是，他活下来了，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幸存者，更成为委身于他的女人——那个伴他熬过黑暗的铁幕岁月并以上帝的名义为他祈祷圣灵护佑的纯朴农妇的全部骄傲与希望。

    山东，作为中国文化的儒学之地，历来是个思想守旧僵化的堡垒。礼仪之邦的山东人其实是深谙人情世故的高手，这片土地生产官员、商贾、学者或冒牌的国学大师，却不太适合诗人生长，遍地附庸风雅的假诗人，偶尔冒出一两个真诗人，不是被作协“招安”脑残，就是移居外省。在老一辈诗人中，远去的孔孚先生可谓山东鲜有的真性情真血性的大家级人物，我至今还记得在他历山路的居所中，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为是否去一家文学期刊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诗人，（从事这种职业）就没有太多必要了，我明白这位禅悟大师的弦外之音，只是今天回味则更深刻而意义非凡。 

    从普遍意义看，由于山东的诗人以体制写作居多，而新生代诗人明显气短而贫血，先锋的写作缺乏存活的土壤（山东的官方文刊拒绝刊发他们的作品，以规避政治风险），地下的民间诗群又形成不了气候，相对全国其他省份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而言，山东诗界则显得空乏而寂寥，从而形成了山东诗坛在新世纪的断代期。

    在山东新时期众多活跃的“老诗人”中，朱多锦与桑恒昌便是绕不过去的两位诗人，只是桑先生以其传统延承的写作姿态获取了世俗世界更大的名声，其思想谱系还是标准的体制写作，而朱先生则对中国诗歌投入了更多批判性的审视，其创作与思辨的先锋性在整个中国老诗人中并不多见，更因他身跨两代甚至三代诗人，其诗歌实验性的探索更弥足珍贵。 

    桑先生曾送我多部诗集，我都一一拜读，坦率地讲，桑先生的确称得上是诗歌技艺的行家里手，而大多诗作只能算是大众意义的通俗读本，锻字炼句，太多流连文字的功夫，而漠视了诗歌原初的本质，按某位诗友的说法，不过是“诗歌的熟练工”，他是一个真正操守“写作”的诗人，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诗歌残酷的秘密是：一个诗人一旦进入“我在写诗”的自省状态便越是一种失败的写作；有关诗歌史的美学与哲学已昭示我们：诗歌作为文学形式的至高文本，诗本身就是一种神谕的客观存在，当灵光乍现，再高超的诗人也不过一个虔诚的聆听者或记录者”，朱光潜先生更称之为“神的代言”。来看看桑先生的一首名诗《打蚊子》：“一掌/把蚊子/浮雕在墙上/正法之后/用我的血/写它的罪恶”，这首诗或许会因其语言的机智而引起一种盲从的轰动，但却有玩弄文字游戏之嫌疑，因为它并无诗意，只因其中含有巧妙的玄机而硬要入诗，人工斧凿、雕文造句，造作之气扑面而来，这使我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则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你把它打死，却流着你的血？答案：蚊子，于是乎有恍然大悟之悦，但这种喜乐绝不是读一首好诗带来的心灵愉悦。而相反，过度对诗句的推敲会远离甚至减灭最纯净的诗意。

    他在谈创作体会时如是说：“实际的具体的东西我不让它直接进到诗里去，先要把它虚化，然后再转换成具体的意象”。看来桑先生在坚决贯彻“我在写诗”并找到了再造意象的秘笈，对诗工厂的流水线工序如此谙熟，而诗魂的真相告诫我们，作为诗歌的意象其实也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是诗神对诗人感悟的馈赠，就像时光机器，为诗者打开了进入无往空间的通道，相反，那些具体的东西即使再虚化，也不可能成为诗歌中的“意象”。简言之，意象不是臆造之物，而是自在之物。在桑先生的大多“言志诗”中，可谓意象纷呈迭现，但究其诗歌内质大多是“意象”先行，所谓为“意象”找一种“意义”或为“意义”找一种“意象”，这都是“大言志”惹的祸，这也是中国诗歌传统写作的遗传病史，而从诗学的机制看，单纯的意象即使再玄妙诡丽，对诗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意象只有与那些逝去的人生细节与体验发生了自在的而非强加的勾连，才会闪烁出诗的灵光。我始终坚信，诗是一种情感裂变的化学反应，是对物理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剥离与反动；再者，意象也并非诗歌的必要元素，俄罗斯抒情大师普希金有如此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忧郁//阴暗的日子终将过去//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心永远憧憬未来//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一切都是瞬息/而那逝去的将变成美好的怀恋”。通篇读下来，诗中并没有我们所说的具体意象，而却负载了无数岁月之旅的广阔背景，使这看似朴素无华的自白式叙述引发了无数“意象”的折射与联想，更因生命与真爱的永恒底色，从而成为世代心心相诵的千古绝唱。          

   而桑先生的“怀亲诗”则一改他惯常的控制式写作，向我们打开了一片完全别样的风景，可谓在中国诗坛独树一帜。值得研究的是，当他首先作为一个痛失母爱的“儿子”而不是作为一个“诗人”的姿态进入写作，却还原并显现了他原朴的诗歌才华，当思念之情面对无法挽留的时光，当卑微的生命面对强大的死亡，我们终于看到这样倔强、敬畏而闪光的诗句：“......将母亲土葬/土太龌龊/将母亲火葬/火太无情/将母亲水葬/水太漂泊/只有将母亲心葬了/肋骨是墓地坚固的栅栏。（桑先生的诗作《心葬》）。多么独特的心旅历程，这种真挚而决绝的生命感悟必定会唤起人世间强烈的共鸣。而这首诗似乎向我们再一次有力的道明：最成功的写作便是“忘记写作”。可惜的是，在桑先生的整体诗作中，这种发乎自然的深度体验比重太少，更多的则是对诗的推词敲句，对所谓大意象营造的乐此不疲。也许在世俗的赞誉与光环之中，他进入了一种被关注的被动写作。一种带着镣铐的文字舞蹈。

   从诗歌美学看，朱先生与桑先生的审美取向完全不同，这与他们各自的生存背景与人生理想密切相关。朱先生是从诗歌的另一个源头出发，其诗作充满了存在主义的光点，就像他生活之畔的黄河之水，荒蛮、悠远、自然地涌动，这吻合了他写作的内在诉求。《我是黄河的儿子》：“当我穿越了那段沉重的风雨/当我打发了那无望的朝夕/我来了/带着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全部思考/也带着不可愈合的伤口/和湿重了的渴望展飞的羽翼……//这里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早晨/我来了/我的肤色显示黄河原源的记忆/我的血管奔腾黄河向海的涛逝......。这首长诗使我自然地联想到作者的苦难经历，一个徘徊在黄河滩的迷惘青年，我仿佛嗅到了北方异国的另一条大河，来自《静静的顿河》的醇厚气息，而“重新开始的早晨”、“不可愈合的伤口”更令人想起肖洛霍夫的另一部存在主义杰作《一个人的遭遇》，看似随性、朴拙的诗句却内质灼热、激荡。置于他那首被诗界誉为女性赞歌的《妻意》，则更是典型的存在主义诗作，“她——/一个外姓的女子/只因我家有着我才来到我家/……她来到我家/我才有了一个家/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感激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为她生下了我”……这就是《妻意》的开头一段。这首现代叙事诗既有对一个作为“妻子”的农村妇女的终生感激，又有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恍然人生的消解与无奈。“妻意”显现了多么诗意的世俗力量！

   在诗歌不再充当宣传工具或“言志”载体的当下，口语（日常用语），因它的自然、朴素、叙述的流动性、来自民间丰富的语意，也许是最逼近诗歌本真的一种诉求形式。口语的回归，预示着中国诗歌表达的“政治”性解放，但口语的写作同样也是一种风险写作，今天，诗坛上“口语诗”泛滥，鸡毛蒜皮都可分行入诗，终因其诗意苍白，大多都流入了“口水诗”的行列，而对朱先生这样一位带有古典表述方式的老诗人来说，这种写作尝试势必冒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先生以往的诗作中已显现了“口语写作”的征象，他力图把传统再现与现代表现溶为一体，如《想象死后》：“当我最后的一颗太阳/终于,突然跌落/不知有没有人记得 /那口挂钟的钟摆/正摆在哪个时刻......”，如此静冷的意象与率真恣肆的后现代手法，“太阳”与“钟摆”遥远又潜在的对应关系，但诗的最后却有一个不谐调的结尾：“属于过去的是坟/有孩子从我身旁走过/停下步子,听我的梦。”在这里，可以感到诗者似乎要向读者阐释或说明什么，这不免又回归了传统再现的表述志趣。

   而走进朱先生的“城市诗”便不难发现，他所面临的更深刻的冲突与不安，以及背后他怀有的浓重的乡村恋节，如《城市两蛐蛐儿》：“城市让每一个窗口的窗前/都不曾有蛐蛐儿们的记忆/秋天把蛐蛐儿/留在了乡间的檐下……”他的精神世界始终是游荡于繁华都市边缘的短暂移民，丛林的城市，那些喧哗不息的人潮与车流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无所适从的漩涡或黑洞，这使他对自我，对人性的异化与泯灭产生了不详的预感，《城市的高楼》：“城市的高楼有多高/就给城市投下多长的阴影/在高楼长长的阴影里/有许多的心田生出了青苔……”朱先生试图以“城市诗”的歌吟对抗推土机与搅拌机的昼夜轰鸣，但城市每天的每个角落却充满了失落与梦想的双向实现，他的悲剧性预言，对于我们这个狂奔的时代，终将是一个渐渐远去的乌托邦的美景。

   纵观朱先生的诗作，在那些闪烁着强烈感知的诗篇背后，可感到诗学的整体风格尚未统一，诗质的美感有待商榷，但我宁愿相信这与他苦难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而这种没有风格的自在性抒写恰是他的风格。他对中国现代诗的直面探索令人尊敬，从他的诗论《中国新诗“最后完成”的“最后形式”》，我们看到了中国新诗嬗变的漫漫长路，而对于他自己的“最后完成”的“最后形式”，转型与脱胎换骨是何其艰难！

    朱多锦与桑恒昌作为山东诗界依然活跃的两位老诗人，他们不自觉地却代言了中国诗歌的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向，那就是传统再现的“自觉的写作”与现代表现的“自在的写作”，其诗歌内质状态的分野则是：桑先生的“写作”，而朱先生的“反写作”。

    我本着敬畏高贵的诗歌之原则，故此声明，写作此文并非涉及褒贬之意，只是真诚地与文朋诗友探讨交流而已。 

    更重要的是，当今天，我们走在钢筋水泥的坚固城市，当诗人粉墨登场于各种口水的泡沫与欢呼的掌声，当国家主义的主流文学沦落为下三流，，当我们面对不同方向的“墙”以及来自“墙”的逼迫与挤压，当网络几百万诗人自虚拟的世界争相放大欲望的面孔，当我们依旧面对那些安静如初的苦难母语，在我们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对于一个诗人的存在，抵制的写作便显得愈加珍贵！

             ——摘自“麦浪滚滚”（王松）的于“2009-10-12-13-16”所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