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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

(2007-07-27 18: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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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苏东坡突围

分类: 杂文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

 

李钟琴

 

 

一日,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文采,文章写得如何好,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刚读过西方朔先生评余秋雨所写的《泰州望海楼新记》一文。余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最可笑的是,余秋雨在文后缀一七言诗:“本为望海筑此楼,岂料远近皆望楼;风晨雨夕独登临,方知何处是泰州。”不仅词意卑琐,而且不讲格律,通篇平仄混乱,押韵竟连用两个“楼”字,连入韵为平不入韵为仄这一旧体诗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真是给文化人丢脸!

 

朋友说,这篇《泰州望海楼新记》可能是泰州有关部门慕名来求,大师推托不掉,于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罢了。他建议我认真读读余大师的《苏东坡突围》,说这一篇写得真的很好,可算是余大师写的最好的文化散文。

 

好奇之下,在网上一搜,果然找到了《苏东坡突围》。看了第一段,我便忍俊不禁。余秋雨在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

 

大师住进了“半山居所”,不是来休养,就是来写作,肯定不会在这里长住的。按说,作家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的,否则怎么能潜心读书、安心写作?何况又不是在这里长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来电话——这猴急状可真够痛苦的,让人看了也痛苦。

 

接下来,真是心想事成,电话竟真的响了,是一位不相识的台湾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

 

台湾与大陆任何一个省区的时差,总不会差上半天吧!这位与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台湾女记者在深更半夜将电话打到余大师的隐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机,也真够神通广大的!难道台湾记者有深更半夜打电话采访名人的工作习惯?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啧啧称奇!

 

如果余大师这样写:正当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无主正在房中团团打转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月光下站着一位貌若天仙妩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丽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问才知,竟是不远万里前来采访的台湾女记者——那岂不更有诗意?岂不更富有传奇色彩?岂不更有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浪漫情致?

 

女记者第一句话,就称赞余大师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当然,我们不要以为女记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图书的销售情况了,更不要理解成余大师借女记者之口来一番“王婆卖瓜”,记者在采访之前先“实事求是”地恭维一下余大师也在情理之中,对不对?不过接下来女记者的采访令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余大作家的“出身”。据说,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拦住问“家庭出身”;人们填各种表格,“出身”一栏是必填项目。甚至时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面还印着“出身”一栏。余大师是“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的成员,是鼎鼎大名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当然对“出身”二字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记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访时先问“出身”,读到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女记者问得很细,居然“无一遗漏”,也不知怎么才算是“无一遗漏”?唉,仅余大师的第一段就评了这么多,有点避重就轻,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笔下的苏东坡是如何“突围”的吧。

 

 

《苏东坡突围》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苏东坡大名鼎鼎,但对“乌台诗案”,恐怕知之者不多。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号东坡居士,因其政敌们诬陷他写诗“谤讪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系御史台监狱。“乌台”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余大师在文中没提,笔者不妨在此解释一下: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在分析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对苏东坡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时,余大师写道:“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余大师认为,苏东坡入狱,是因为别人嫉妒他。

 

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大师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大师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大师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

 

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不是不可以。但写历史类的文字,治史态度应该端正,列举事实应该客观,主观分析应该严谨。余大师写“乌台诗案”,言之凿凿地说明是一些“文人”因为嫉妒苏轼的才华才向其发难的,因为苏东坡“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那么,“乌台诗案”的成因是否真的是因为文人的“嫉妒”呢?且看我根据史料慢慢道来。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但是,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搞得怨声载道,因此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苏轼就是著名的反对者之一。

 

苏轼在主持一次进士大考时,他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让举子们论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王安石闻讯,很不高兴。他认为,苏轼列举历史上的一些独断专行的人,实是在讽刺自己受神宗宠信而专权擅政,遂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神宗,说苏轼以试题谤讪朝政。苏轼自知在中央已经呆不下去了,只好请求补外,到杭州做通判(相当于杭州市政府的副市长)。应该说,这是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也是“乌台诗案”的序曲。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苏轼在杭州、湖州任职期间,朝中“变法派”(亦称“新党”)与“保守派”(亦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由于宋神宗本人就属于“变法派”,所以朝中的“变法派”都是实权派,他们正苦思打败“旧党”的理由,以搬去变法路上的那些绊脚石。终于,他们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从朝中清除。

 

仿佛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变法派人物沈括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是“变法派”)上疏,指责苏轼知湖州时写的谢表中的“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是“谤讪讥骂”朝廷。最初,这二人对苏轼的构陷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

 

何大正的同事、御史舒亶则仔细地研读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写了一个更有份量的折子呈给神宗。

 

在何御史、舒御史的上疏仍未引起宋神宗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御史台的主要领导——御史中丞李定亲自出马了,他上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看来,李定罗织罪名的水平就是与何御史、舒御史不一般,没有列举苏轼具体的罪状,而是从宏观上指出了苏轼的主要罪行和对社会的危害,摆出一副替国家前途着想的样子,实欲置苏轼于死地。

 

李定固然是“新党”成员,但他对苏轼的攻击,还夹杂着与苏轼的个人恩怨。

 

事情是这样的,李定在母亲死后“不持母服”(即说李定在其母死后不穿孝服守孝),士大夫们都以其“不孝”而认为此人“不可用”,但王安石因李定赞同变法而重用之,李定遂成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

 

与李定的“不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寿昌小时与母亲离散,做官后为示孝心,竟辞官遍游全国寻母,终于在同州与母亲相会。苏轼闻讯感慨不已,写诗给朱寿昌云:“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

 

苏轼虽然没在诗中批评李定“不孝”,但李定心中有鬼,认为苏轼的诗明着赞扬朱寿昌,暗中是在讽刺自己“不孝”,竟深恨苏轼。

 

之后,又有李宜之等人跳出来凑热闹,随和李定、何大正、舒亶指责苏轼“谤讪国政”。这么多人步调一致,估计可能是“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而设下的阴谋。

 

六月,神宗皇帝见多人弹劾苏轼,便下诏令御史台立案审查,由李定负责审问。

 

可见,李定之流陷害苏轼,并非是余秋雨所总结的因为他们嫉妒苏轼的“文才”。李定、何大正、舒亶等人,并不因诗文著名,严格地讲,他们算不上是余秋雨所说的“文人”,他们只是朝中的官僚。嫉妒苏轼的文才,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因为在苏轼生活的时代,是个大家辈出的时代,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苏辙、柳永、秦观、曾巩……就算扼杀一百个苏轼,在文坛根本不入流的李定之流也成不了当代文豪,他们有什么资格嫉妒大文学家苏轼呢?

 

余大师为了证明他的论点正确,还特意引用了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辙此言,出自宋人刘安世的《元城先生语录》:“子由(苏辙字子由)曰:‘……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余秋雨不知是否看到了《元城先生语录》,竟莫名其妙地将“与朝廷争胜耳”省略了。东坡名高不要紧,但他自恃名声反对朝廷的路线方针政策,比那些没有名气的反对派的影响更大,所以宋神宗和朝中的“变法派”们就难以容忍了。可见,苏辙此语的重心不在于东坡名高,而在于他“与朝廷争胜”。

 

所以说,李定向苏轼发难固然有挟怨报复的成分,而“变法派”利用文字之过来打击政敌,才是苏轼入狱的根本原因。

 

 

其实,宋神宗也爱惜苏轼之才,并不想严惩苏轼,但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个可以将“保守派”一举赶出中央的机会。

 

元丰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元1080年1月25日),宋神宗下诏,贬苏轼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一带)团练副使,相当于黄州军分区的副司令。这是一个闲职,应该算是对苏轼的宽大处理了。

 

更重要的是,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辙、黄庭坚、王巩、王诜、李清臣、张安道、范镇、陈襄、曾巩、钱藻、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二十九人,因为与苏轼有诗文往来,也受到了“牵连”,或被贬官,或受斥责。这二十九人,全被指为反对变法的“旧党”。后来,这些反对变法的人被称为“元祐党人”,崇宁三年,对宋神宗颇为崇拜的宋徽宗下令在朝廷的端礼门竖起一块“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苏轼、秦观、王珪等615人的名字刻入石碑,道是“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可见,“乌台诗案”只是“新党”打击“旧党”的一个借口,与文人间的嫉妒实在扯不上干系。

 

余大师在文章中只字不提朝中两派的斗争这一前提,如果不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便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作为文人的余大师不认真研究史料,满脑子是“文人相轻”,以其人之心度他人之腹,得出错误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余大师认为,苏轼被宋神宗释放后,来到了黄州,终于突破了小人们的“包围圈”,所以此文题为“苏东坡突围”。他写道:“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读到这里,便令人感到,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已经“成熟”了,“觉悟”了,而且成熟得不算晚,前途顿时柳暗花明,“今后还大有可为”,“真是好命”!

 

那么,经历此次磨难后的苏东坡,真的像余秋雨兴高采烈地写的那样,从此突破了小人们的“包围圈”了吗?苏东坡以后是怎样“大有可为”的呢?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执政,被贬黜的守旧派大臣又纷纷被召回中央。苏轼也被召回,任礼部郎中。不久,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如果余秋雨读史只读到这里的话,完全可以得出他文中的结论。可惜好景不长。御史赵挺之见苏轼成了翰林学士,立即上书攻击苏轼:“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王觌、韩川等人也趁火打劫,上书弹劾苏轼,苏轼不得不请求补外,出知杭州。这已是苏轼第三次被赶出中央政府了。

 

没过几年,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被召回中央任吏部尚书(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长,算是高级干部了)。是年八月,台谏官贾易又跳出来攻击苏轼,说苏轼在元丰八年五月一日神宗去世时写了一首诗表示庆幸,还说苏轼在草拟“吕大防制”中写有“民亦劳止”之词,并引用周厉王时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贾易还指责苏辙“早应制科,试文缪不及格,幸而滥进,与轼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于是苏轼又被贬为颖州知州。

 

这一时期,虽然宣仁太后支持“旧党”,但年轻的宋哲宗却支持“新党”,两党的明争暗斗仍很激烈。

 

元祐八年(1103年),“旧党”保护神宣仁太后去世,支持变法的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打击“保守派”,史称“元祐更化”。变法派人物章惇被哲宗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郎,成为“宰相”之一。苏轼曾赠给章惇一首诗,章惇却认为诗中含有挖苦、讽刺意味,遂怀恨在心。

 

此时,赵挺之再次跳出来,仍以苏轼在吕惠卿“制词”中引用的“民亦劳止”一词,硬说苏轼是“谤讪先帝”。御史来之邵在朝中与赵挺之一唱一和,要求处分苏轼,章惇便将苏轼罢为知英州军州事,撤销苏轼的端明、翰林二学士衔。这是苏轼第五次被贬,借口仍是文字之过。

 

苏轼还未赶到英州赴任,朝廷的贬官令又至:撤销其左承议郎之职,改任宁远节度副使,责令其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居住。

 

在惠州,苏轼曾咏《食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枝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现得非常达观。

 

大概章惇等人认为苏轼在惠州日日吃荔枝,日子太舒服,又以苏轼在一篇训词中有“诬诋”字句为由,于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之为琼州(亦名儋州,今海南岛)别驾,令其至岛上的昌化军中居住。这是苏轼的第七次被贬,也是最后一次。

 

章惇等人还指示琼州的地方官:不得赁房子给苏轼住。苏轼只好买地造屋。岛上的土著居民都很勤劳善良,纷纷来帮忙。于是,苏轼与小儿子苏过就在这里安下家来,此时,苏轼已入花甲之年,垂垂老矣。

 

东坡曾写了二十四个字概括了自己饱经坎坷、备受流离之苦的一生:“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琼州住了三年后,至元符三年(1101年),宋哲宗赵煦病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被召北还。当他行至常州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他一生都没逃脱小人们的不断迫害,谈何“突围”?这难道就是余大师所说的“苏东坡真是好命”?

 

 

看来,余大师不仅对“乌台诗案”的成因一知半解,对此后苏轼的命运更是茫然无知。很可能他只找来一些苏东坡入狱的资料,看到苏东坡被贬黄州为止,以后的史实就不去管他了。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时候才取号“东坡居士”的。

 

余大师在文章中称苏轼为苏东坡,并无不可,但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前,还没给自己取“东坡居士”这个雅号,他是被贬到黄州后,在当地的百姓的帮助下筑室于山间东坡,才自号“东坡居士”的。

 

而余大师在写到苏轼入御史台狱时,已经被人称作“苏东坡”了。如余大师写王珪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写太皇太后为苏轼讲情:“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吴充对宋神宗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李定对同僚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其实,当时的苏轼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叫“苏东坡”呢!余秋雨可以称苏轼为“苏东坡”,但不能在苏轼还没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的时候,就通过王珪、太皇太后、吴充、李定等人之口称他为“苏东坡”。

 

这就如电视剧《康熙王朝》中的孝庄太皇太后自称“我孝庄……”一样,“孝庄”是其死后康熙帝为之加的谥号,她生前怎么知道她的谥号是“孝庄”呢?

 

在文章的最后,余大师以其特有的“大文化散文”笔调写道:“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怎么读起来令人总感到有些词不达意呢?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怎么读起来令人总感到有些虚张声势呢?

 

如此不着调的“文采”,可能只会博得某些中小学语文老师和中学生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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