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东北记忆：路上的县城

弋阳

客车进入弋阳县城，就变成了一只菜青虫，臃肿缓慢，瞻前顾后。一过桥（信江桥或弋阳桥，水泥桥身和桥墩，五六米宽，人车混行。赣东北几乎每座县城都有这样的一座桥。），望见左侧的丘陵被松柏覆盖，丘陵的最高点是纪念碑的尖顶，从绿色深处举出一截坚硬的灰白。山脚入口处的文字提示那是方志敏纪念塔。客车路过城中心的广场时，比走路还慢，沿街店铺撑出的遮阳布蓬不时挂住客车的后视镜，三轮车横在路中央，司机在一个店里和女老板娘打情骂俏，客车要响十声喇叭他才会缓慢掉过头来。广场地势较低，水泥地面被四五块草坪分割，几个照相的人在烈日下走来走去地招揽生意，广场边的铁索链条上坐着几个卖水果的小贩。客车上有人从窗口探出头去呕吐，秽物斜斜地飘涂在车身上。我把头伸到窗外，新鲜的空气缓解了胃里急剧升高的气压。弋阳县城以风的形式从脸庞的右侧略过，从低洼的广场到地势较高的弋阳中学，又经过几幢两三层的楼房，最后客车在一家自行车厂门前恢复速度，因为这已经是县城的另一端了。

1988到1991年，一年至少有两三趟，我和弋阳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关系（去上饶读书或回鄱阳度假），它构成了我多年后对这座县城的主要记忆。为这种印象穿针引线的是老式客车，红色或绿色，车头的散热器像一张微笑的鱼嘴巴，边上用帆布包着。没有空调和车视霸，座椅瘦硬，彼此之间的距离狭窄，个子高的人要蜷着腿坐。内置引擎发动时，整个车身都在发颤，热气油、灰尘和皮革行李的味道混合出令人作呕的怪味。客车一般停在弋阳乡村某个路边店吃午饭，有时也会在县城的桥头停靠吃饭，这样我的脚就有机会踏上弋阳县城的土地。只有司机和少数国家公务人员进小饭店吃饭，大部分旅客蹲在马路边上啃自带的干粮和水果。我什么也不敢吃，当时我是严重的晕车症患者，坐车时胃里不敢存放一丁点食物。

我站在树阴下张望远处某单位的几幢宿舍楼。居民们都在午休，阳光白花花地照在他们的阳台上。雪白的被单在飞，他们的汗衫（有一些汗斑和一两个细小的破洞）、内裤、乳罩在阳台下的阴凉光线中翻飞，像一些被缚住了手脚的风。偶尔地，也能看到一个穿短裤的中年人，用谢顶的脑袋和肩膀夹着个大西瓜进入某个门洞。那些灰白的宿舍楼由于进入了我当时对未来人生的想象，就变成了我对弋阳的最主要的记忆。我眯着被宿舍楼晃花的眼睛想：是不是有一天，我也会在某个县城里拥有这样的午睡，和一个我当时尚不认识的女子，在某个阳台上过着平淡安宁的生活？这些想法在晕车的间歇悄悄感动了我。我想，幸福其实很简单呐，它在夏日中午的表现得就像阳台上一张随风起舞的被单那么简单。

弋阳县城的居民我只认识两三个。其中一个是大一时的一位女同学，现在已忘了她的名字（好象姓占）。她只和我同了短短几天学，在报名后体检身体时查出肺结核休学回家静养了一年。去地区医院复检是我和她一起去的，体检时我的心脏出现了轻微早勃。我们一起坐校车去七八华里外的市区，又一起等校车回来。我们在站台下呆了几十分钟，说过的话不超过三句。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之一，我也过了不敢和女生说话的阶段，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绝大部分变成沉默白白流走了。我刚满18岁，无法接受身体需要复检的事实，我一直认为自己很高大强壮，即使复检证明了身体的健康，我还是受到了打击，我被一个漂亮女生怀疑（我自作多情的想象）身体不好，这令我沮丧不已。

我读大二时，那个女生又回到师专来了，好象换了个两年制的系（可能是为了少读一年）。我重新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比一年前漂亮了许多，半个师专的男生都在议论她。她披着长发穿着长裙，内敛高洁，还参加了绘画选修班。我以为她会找个很帅或很有特长的男朋友（校园歌手或诗人，这是当时大学里最受瞩目的明星）。我快毕业时，发现她常和一个体育系的小痞子走在去食堂的路上。那个男生个子矮小，皮肤黄黑，夏天踢踏着一双人字拖鞋，除了模样很痞（其实也不会打架）毫无特色。大家说，她是在被痞子强暴后无奈成为他女朋友的。没办法去验证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关于她的最后信息好象是，毕业后她仍未摆脱那个体育系流氓。后来我看到红颜薄命这个词，就会想起这个女同学。我在脑袋里搜索她的姓名时，搜出的总是另两个字——弋阳。

余干

我们疲惫不堪的眼睛看到的是1990年夏天下午2点多钟的余干县城。街道狭窄，有的还铺着麻石板。铁匠铺、中药铺、布店、油纸伞店、小饭馆的遮阳蓬飘得满街都是。街面冒着热气，西瓜皮、药材、潲水以及汗液的味道暗潮汹涌。我和吴剑权、徐卫红骑着两辆自行车，从100里外的鄱阳赶到余干，但是我们要找的何彦子从借住的一家私人书店回了几十里外的乡下。我们推着自行车，满街找吃米粉店，不敢进饭馆，钱都在路上挥霍了。余干的米粉店没鄱阳多，米粉很瘦很硬，吃起来像方便面。我们在县城边的东山顶的两座水泥坟上午休，坟地上方树冠庞大，把光斑点点的阴凉筛下来。蚂蚁在水泥的裂缝上爬来爬去，我们一面义务灭蚁，一面商量如何应付困境。

余干县政府的墙很高，院子也很深，让我想起古代的县衙。我们在墙根处转悠，遇上40多岁的男子就上前，打听谁是刘燕飞的父亲。她是我师专同班，只是没讲过什么话。老式二层办公楼的每个窗户后都有绿色的电扇在或快或慢地转（这个镜头至尽挥之不去，我一回忆十几年前的夏天就想起绿色的电风扇），汗在我们脸上淌，比上午骑车时淌得还快。怎么找到刘燕飞父亲记不起了，反正他把我们领回了县委宿舍。刘燕飞戴眼睛，上嘴唇有点尖，模样让我想起南美洲某种色彩斑斓的鹦鹉。她穿着碎花的裙子坐在油亮的赭色竹床上看书（小说还是诗歌？），反正她是有点文学病的，在漫长的暑假里体味着书香和寂寞。我们的到来使她原本很圆的眼睛撑得更圆了。我们在她的惊喜情绪里捱到了吃晚饭，并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在她家楼顶借宿的邀请。

余干城的主要面貌是在夜色里显现出来的，刘燕飞带着我们四处瞎逛，还找到了吴剑权的一个政教系女同学，他的身材接近香港的肥肥，乐观且精明，家里开了家商店，有个还比较帅的男朋友。她请我们去她店里吃了西瓜（或者是雪糕？）这些事是发生在刚到余干的那晚还是从何彦子家回到县城后也无法确认了。大部分时间我们在湖边转悠，余干城里有很大的内湖，岸边垂柳依依，走一圈要很长时间。我们在水上运动学校的草坪上逗留了很久，谈论师专和人生什么的，眼球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裙子在微光里飘。草坪上的黑暗很凉爽，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凉爽美好。

余干的脸和腹部直到1994年7月才看清。我作为鄱阳县中的教师交流到高考余干考点监考。从鄱阳坐客轮去的。余干人对监考老师热情周到，7月6日到9日，我们被当作贵宾安排在东山顶上的宾馆居住，白天监考，晚上被安排去跳舞看录象。我跟几个教师一起去看过一场包场的录象。录象厅里的黑暗是立体的，人很多，但黑暗把人的身影和欲念藏得很严实。一个有许多裸体和性镜头的三级片。我1991年分到乡下教书时开始接触这些东西，已经被人认为像原始社会一样落后了，我看它们纯属温故知新。个别的人说：怎么放这样的东西，起身掀开棉门帘出去了。另一些人嘴里发出吃惊和深感不堪的声音，却不见脚步移动。其中有两个30多岁的女教师，把脸搁在手臂趴在前排的椅背上，只露出眼睛，似乎在承受很痛苦的事情，她们以这种受难的表情坚持着看完了全场。一个地区教育局派来的老年巡视员，满头白发，风度翩翩，每晚都泡在录象厅的黑暗里，白天给监考老师训话时，照旧满脸冰清玉洁。

我坐红顶的黄包车（当时余干街头到处都是脚踏黄包车）去城郊的华林冈卫生院找何彦子。他个头不高，有种憨憨的精明，幽默感和商业意识都不错，在师专最后一年和我住同一个寝室并成为较好的朋友。在我的鼓励下写过一首听钢琴曲的诗刊登在毕业文集上。他曾庄重地对一个刚认识没几天的姑娘说：这么好的夜晚，你不想做爱吗？结果把人吓跑了。1994年他已结婚，老婆是卫生院的护士。两个人一起住在卫生院。他请我去歌舞厅跳舞，没有舞伴，就坐在音乐里吃雪糕。听他讲做粮食和棉花生意。那时师专的生活已经有些远了，我们谈论往事时，情绪都有些空洞迷茫。

1994年后，我再也没去过余干，再也没见过何彦子了。2004年昌万公路开通，我经这条路从鄱阳回过一趟南昌，发现昌万公路就是从余干县城边上切过去的，根据记忆推理，正好是从华林冈卫生院的方位通过。但是卫生院已经没了，广阔的空地上建满了西式楼盘。何彦子也从我的视野消失了。2002年，我曾费尽心血打听到他家的电话号码，并约他见面。他并没有我期待中的激动，说等“五一”或“十一”长假再见。到了长假我打他的电话，电脑说已停机，我连续打了两年，最后的结果是：您所拨打的号码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