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当中，写社会消极面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从我入行以来，这个问题好像就一直没消停过。一些作家认为，社会消极面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你愿不愿意写的问题，作家处于生活之中，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看不到这些消极面，因此，作家在作品里写一点这方面的现实，应当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而相反观点的一些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对生活拍照式的录取，而是要作家做出科学艺术甚至思想的选择。社会当中的消极面可以写，但是，需要做一种压迫式的处理，所谓“压迫式”就是要将这些消极面控制在一个合理合情的范围内，尤其是，不能让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占上风，当然，最后的结局也就是必然达成正面因素压倒消极面的结果。这样一种一正一反的简单讨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里，觉得这样一种论理起码从感觉上说，太简单太不艺术了。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很多文学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简单的思想支配下，始终在玩着这种简单幼稚的游戏，而结果是，连读者和观众都感到了厌烦。

生活的基本概念就是机理的多样性，复杂性，不是什么简单的命令式教条式的结论就可以左右的。

但是，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这样简单幼稚的问题确实左右了我们的文坛那么多年，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就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在当前的所谓“正能量”的一片呼喊声中，这样简单的主张又开始卷土重来，试图再次涵盖我们的创作思维，必须引起警觉，加以坚决地反对。

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的消极面不是一种很小的因素，很低微的存在，在很多领域内，这些消极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几乎是左右全局的。从制造和贩卖假货、医生直接参与贩卖人口、偷盗劫财，一直到高官贪腐、高额寻租公权力、贿赂包括中科院院士评选人员、包庇新高衙内式的人物等等，可以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最近在关于全球所谓的金砖四国概念的讨论中，指出，按照经济发展指标，符合金砖国家的四国当中，唯独只有中国才符合标准，其余三国都是经济规模太小，影响力更小的国家，不值一提。但是，国际人士也指出，在中国，贪腐和社会腐败严重，成为中国赢得世界尊重的极大瓶颈。我们的电视以及报纸上整天都在报道着无数的乱七八糟的现实乱象，可是，为什么文学作品一写这些就成了问题呢？这个从道理上来说是说不过去的。

作家在作品中写到一些社会消极面，不等于作家就是欣赏或者期望这样的消极面能成为现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我不清楚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希望作家能对这些消极面保持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坦率地说，持这些主张的人更希望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对这些都保持一种不闻不问的状态，否则就会有损于读者观众的纯洁的内心，污染他们的视听。

这样一种纯粹实行掩耳盗铃式的文化管理长期持续地左右着我们的创作，甚至“理论”，在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下，我们的文学创作只能走越来越单调，越来越远离生活，最后只能走上瞎编乱造一条路子。

在主张我们自己的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创作实行这样一种所谓的“正能量”管理的同时，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批判很多西方国家的艺术。我记得八十年代在中国放映过一部日本电影《金环蚀》，当时引起观众的极大震惊：这样的题材他们也敢写？后来，观众不仅在电影和小说中看到了很多西方国家批判自己国家管理方式的作品，更多地还在各种新闻报道中看到了类似的现实故事。观众们逐渐地平静下来，渐渐地他们在观念中开始形成了某种新概念，那就是西方国家的作品，什么都可以写，而我们的作品都是需要经过允许，经过审查，尤其是，把社会消极面都要严格地控制在“正能量”的有效控制范围内才行的。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和管理方式，我认为应当到了可以清算一下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再不解除这些套套，我们的文化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有什么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