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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7)《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译版(之一)

(2008-06-17 07: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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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中国

经济制度

改革

财经

分类: 五常谈学术

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一)

张五常著‧译*

 

谨以此文献给朗奴·高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以此祝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三十周年。

 

第一节:中国的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北京当局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一九七八为改革的起点。这里日期明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朗奴‧高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议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了。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一、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二、邓小平再获授予权力。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表达过。至于邓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资历辈份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戴卓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跟着是愈来愈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限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一九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赛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跟着的改革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的是,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大约二○○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对这些朋友解释困扰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绿。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要找这问题的答案。长而复杂,因为我有一段历史要叙述,有一个理论要解释。这样,我要专注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这里我只能再说,要批评中国我可以写很多本书。

 

自一九八○起,中国真是个经济奇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高举香港的经济奇迹,因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还有可观的增长。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长比香港还要快,而同样的时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举另一个例,我和太太造访绍兴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报道说,一些劳工离乡三年,回乡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内陆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样,高楼大厦在夜间灯光闪闪。目前,世界上过半的新升降机是在中国装置的。

 

今天在中国,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横跨整个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那时楼价急跌,但午夜还可见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钢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间建成的商业楼宇面积,比发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还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划者突然大幅减低楼宇建筑的容积率,因为发觉高楼大厦的重量使该市下沉。从南京到上海的四线公路,启用时因为车辆稀少而被批评浪费,但五年后交通堵塞,进帐可观,要扩宽为八线了。因为车辆按大小收费,载货超重严重,世界级的公路很快就被压坏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队落货。二○○五年,地球最长与次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区。

 

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使写字楼的租金升穿楼顶。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杭州每年游客四千万。该市有一间零销店,出售一个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进帐八万美元。

 

我可以不断地继续叙述类似的现象。没有什么意思吧。需要补加的,是浦东的一个故事,即是上海黄浦江之东。一九九三年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据说是建造给邓小平看的。米尔顿当然反对这样做,指出政府的发展策划一般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我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他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课:一个像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又发展得那么快的国家,会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以尝试的方法学习(注二)

 

今天,浦东的商业楼宇还在建造不停,空置着的很多。楼价却在上升。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在等待。他们下注投资而等待,期望着一旦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与金融管制,上海浦东会立刻成为一个有领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统计的数字加不起来。一个从事统计的官方朋友,直言无法前后一贯地把数字组合。二○○五年,北京相当大幅地把过往统计的增长率提高,但这调整可没有算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是戏剧性地改进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统计的增长率,高于北京对整国的统计,有些高很多。二○○六年,广州报道该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产出总值除以户籍人口,忘记了数百万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产出贡献。没有疑问,二○○○年起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但官方的统计却说他们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他们一定是用了户籍人口算,因为没有谁知道多少农民「流动」去了。我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口在国内流动。不知道这个陷阱,外间的机构几番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这些报道脱离目标要以英里算。



* 感谢高斯、韦尔因、巴赛尔和张滔。他们细读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见。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当一九九七年上海宣布将在浦东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怀疑的人说旧机场的使用还没有达到饱和点。浦东的新机场一九九九启用,过了不久一条跑道不够。二○○五增加了一条跑道,二○○八再加一条及一个新的候机处。旧机场现正增建另一条跑道。这样看,上海每隔两年半就增加一条国际机场跑道了。

      收费的公路与桥梁有类同的故事,本来亏蚀的没多久就赚钱。一位朋友惋惜卖掉一段公路,因为不久后满是车辆。一位来自台湾的规模不大的方便面生产商,五年后每天产出三千万包。从二○○○到二○○六这六个年头,在中国投资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错。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这乐观的景象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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