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数学大师凯迪（G. H. Hardy）多年前出版过一本小书，题为《一个数学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起笔的第一段常被学术界提及——哲理湛深，文采焕然。我曾经翻译发表过，这里先英后中地再飨读者：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中译如下：
「一个职业数学家写关于数学的事是悲哀的。数学家的本分是做点什么，创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数学增加一点，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其它数学家做了些什么。政治人物鄙视评论政治的人，画家鄙视艺术评论者，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通常都有类似的感受。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是精彩的哲理。作学生时读到，同意，佩服，影响了我对学问的意识。为了行规的要求，有时写文章我们总要评论一下他家在同一题材上的观点，但这是应酬编辑的无聊玩意，重要是自己说的是些什么。另一方面，他家对我的思想的品评，我是懒得顾及的。正如凯迪说，一个学者的本分是做点什么——do something，要为自己从事的增加一点——add to。后者是说要创作了。
也不尽是凯迪说的那么简单。我分析佃农的第一篇作品，一九六八年十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被排于首位。跟着不同意的批评文章多，几家学报的编辑收到文稿，要求我作出回应。初出道，知道文章发表数目愈多职业前途愈好，但认为文章既然发表了，有它自己的生命，多管无益。要求我作回应的编辑来信愈来愈多，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芝大，我找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求教。他想也不想就说：「史提芬呀，在学术的思想史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篇回应他人批评的作品可以传世。批评或回应是无聊的玩意。」这与凯迪之见类同：二等脑子的工作可以不做不要做。四十年过去了，我的佃农分析稳如泰山，当年批评我的不见经传，是凯迪说的二等脑子吧。
关于经济思想史，史德拉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这方面，从文字数量算，熊彼得等人比较多，但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掌握乏善足陈，与史德拉不可以相提并论：自己不懂，品评他家岂不是有点儿戏了？当年被公认为经济思想史的首席人物的史德拉，有一天跑进我的办公室，东拉西扯地谈了好一阵，他有所感慨地说：「在经济学上我自己什么条件都有，只是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传世不容易。」历来佩服他，听到这句话就更佩服了。思想高人要有自知之明，于今回顾，史氏对自己的缺乏原创的评价是中肯的。没有任何算得上是认识史德拉的人会不同意，史氏的智商高不可攀，文采独步天下，学究天人，也是个幽默大师。然而，从师级水平衡量，他的原创能力似乎是低了一点了。可见原创这回事，不一定是与智力挂钩的。说原创，我当然不是指那些毫无深度的怪思维，或那些哗众取宠的术语创造者。另一方面，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不容易传世。
要思想传世，原创（originality）或新意（novelty）是需要的，但不足够。个人的风格也是个关键。说到风格，艺术作品显然远比学术思想重要。先谈艺术作品吧。
相对来说，艺术作品重视风格，学术作品重视思想。当年拜读法国绘画大师梵高、塞尚等人的言论，对艺术的阐释确实高明，但今天看，收藏画作的人一般不重视画家的思想。毫无思想的蠢画家的作品当然不可能传世，但在艺术作品足以传世的条件中，风格独有无疑是重要的。
不容易解释风格何物，简单地说是有个性，外人可以一望而知是谁的作品。中国传统称之为「面目」。艺术作品有个人的面目或风格是奇怪地困难。天生下来，每个人的相貌有别，个性不同，但为什么尝试艺术创作，个人风格的形成是那么困难呢？我的答案，是艺术的研习，一般是从仿效开始，往往要仿效一段长时间，到技术练得有看头时，要摆脱老师或自己临摹多年的他家风格不容易。
十七年前我开始研习书法，初临米芾，三年后转临王铎，共临了五年。虽然老师周慧珺说我临谁不像谁，但尝试脱临而写自己的书法，一塌糊涂，自己目不忍睹。问周老师为何如此，她说自己当年要脱临时也是目不忍睹的。学书十年后，作品开始有自己的面目，但不妙，有点走火入魔。后来决定无拘无束地写自己，务求下笔舒畅，感受怎样就怎样。面目开始明确，但这样随意下笔，可取的作品要碰巧，交得出去的十中无一。今天写六尺纸，约六十个字的，达到五可选一之境，于心大慰。如果进到二可选一，纯按自己的感情变化，则大功告成矣。我的盘算，是到了二可选一之境，一般水平会高于五可选一的。
是的，艺术研习起自仿效，技术的争取要仿效多年，是不容易找到自己面目的主要原因。天生的个性是否突出也有关连。我自己的经验，是尝试写中语文章，只几个月行家一致说风格明确，化了灰也认得云云。为何为文章风格容易，书法风格困难呢？答案显然是以中文下笔我从来没有真的学过，没有真的拜过师，也懒得参阅他家之作，所以写了十多篇后面目就是自己的了。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没有自己面目但还称得上是书法大师的只有一个。那是宋人吴琚。此公写米芾的行书字体，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面目。奇迹出现：吴琚的书法实在好，不下于米芾，神采飞扬，今天找到一张真迹恐怕不止千万港元了。
历史只有一个吴琚。一般而言，艺术作品要传世，个人风格是需要的。这就带来另一个重要问题：个人风格突出不一定是好事。刻意地「自创」风格的艺术家不少，但这样刻意地与众不同，要不是近于怪，就是俗不可耐。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困难：足以传世的风格的一个起码要求，是作者真的要表达着自己。另一方面，一个纯真的艺术天才，例如梵高，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上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艺术家，往往要通过不同层面的转变。比方说，我很喜爱Jackson Pollock的后期抽象画作，可惜价太高，买不起。二十年前他的早期画作价还低，有资格问津，但早期的确实不好看，没有下注。于今回顾，就是难看的Pollock早期，当时买了下来今天赚大钱。
作品面目独有，既不怪诞，也不做作，不等于风格可以成家。足以传世的风格还有两个要求。其一是风格要可爱，这等于说在某方面作者一定要是个可爱的人。其二是这风格多多少少要反映出作者的学问。不需要是学者，但才气总要呈现一下。有才有貌的面目明确只是艺术作品传世的一个重要条件，还有其它的。
艺术家要有思想，但这思想的重要性是远不及学术或科学的要求。倒过来，我问：学术作品要传世，需要有风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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