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海外滩一景)

 

1983年10月6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站在一栋仿英国复古主义派的建筑物前，踌躇着。这里是我曾经工作过一年的地方——上海外贸局所在地，外贸大楼。熟悉的楼宇，这会却突然不想穿越那扇门。

 

我转过身，径自向马路对面的黄浦江边走去。我想冷静下来，再思量一番。想着去年伊始时的一件事情，历历在幕。

 

那天，我向处长汇报工作，无意间看到处长办公台上一个醒目的红头文件，是上海组织部发往各单位的：上海组织部计划培养50名懂英语的干部，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上大学者可获得为期两年的带薪学习机会。这可是梦寐以求的机会，我随即向处长提出了请求，希望自己有机会参加考试。我很坦白地跟处长谈起了我的志向：我不想只是作一个行政干部，希望多参与业务。

 

考虑到我本身有着大学学历的基础，工作一年来，表现也不错，处长接受了我的申请。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燥热，整个城市就像个大火炉般，灼热难耐。我一边忙着工作，一边在家开始了紧张的复习。

 

这次录取要求，除了与应届高考生无异之外，因为定向专业是语言，我们便多了一条要求，英语考试以专业级难度出现，通过者必须是总分过线之外，英语单科成绩也必须及格。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及最后通过率。

 

于我而言，大学毕业毕竟一年了，高中的课程早已是忘得差不多了。炎炎夏日，每天都是忙完工作后，大汗淋漓地继续伏案啃书。所有的复习从头开始，又像当初准备高考般，全力以赴。

 

黄天不负有心人，78年高考落榜的历史悲剧没有重演，这次，我以‘总分356分、英语单科67分’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看着入学通知书上几个红彤彤的大字：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英文专业，我有些飘飘然，多好的专业，这可是专门培养国际贸易人才的啊！

 

又一次走进大学校门，那种美好，是不言而喻的。我全身心地扑在了学习上。

 

第一年的课程，有7门功课，大都以英语为主。英语听力和口语是我的强项，泛读、写作也不错，精读就马马虎虎。但是我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单词拼写和口语语法。许多单词我都认识，但每次拼写起来，却错误百出；一张嘴，我也能噼里啪啦地说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可是却不大注意语法，细听起来，便能发现其中纰漏。刻苦的学习了一年之后，我的成绩在班里算是中等偏上，心里也还自在。等待着第二学年的继续拼搏。但我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经济的偏爱。

 

1983年初，我开始尝试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主要以经济类话题为主。不久，我的名字与作品频频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没有转行当作家，但因为如此，我结识了一批经济管理方面的志同道合者——青年管理科学协会成员，他们大抵来自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各大学，我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探讨。不久之后，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成为管理协会的常务理事之一。

 

但报纸倒是刺激了我的另一个想法。

 

社交活动多了起来，学习自然是有些顾不上。我也染上了一个坏习惯：逃课。

 

好不容易一学期又过去了，悠长的暑期左顾右盼的来临了。

 

不安份的我，研究起了中国集体经济企业的发展。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科技要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

 

1983年的7月，我也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念头。我向上海科技交流公司借了1万元，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说干就干，整个暑期，我张罗起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招聘人员。转眼间，就开学了，公司、学业两头忙。坚持了一个月后，我发现这样下去，只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没有一件事能做好。我必须作出选择，放弃某一项。

 

性格决定命运。我的个性向来喜欢挑战，创办公司的念头在我脑中已是越发坚定，放弃的只能是学业和稳定的工作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我在上海大学学习，但我却并不是“自由”的学生。作为上海外贸局选派的进修干部，我是领着皇粮，不愁‘柴米油盐’的读书。姑且不论，外贸局的“铁饭碗”、派驻出国的机会、外贸这个炙手可热、前途无量的行业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另人艳羡，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培训机会是组织上对我的重视与培养，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这会居然说要休学，我踌躇着如何跟领导启齿。

 

飘忽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黄浦江上，河水静静地淌着，我的心也平静下来，转过身来，坚毅地向大楼走去。

 

我已有所决定——去见处长。

 

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曾经担任过香港华润公司的副总，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当初，是他给我了又一次走进大学的机会，也是他一直支持、鼓励我。我有些愧疚，鼓起勇气与他长谈了一次，我把自己对企业管理，对中国企业的分析等等一股脑的说出来。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下海的风险你考虑过了吗？放弃铁饭碗，捧个泥饭碗，这是你追求的事业吗？”处长对我很好，他把所有的担忧提了出来，我明白，他是在提醒我，让我考虑到这个决定可能影响到的方方面面。

 

在得到我斩钉截铁的回答后，他伸出了右手，祝福我在创业的道路上不怕困难，迎接挑战，能在事业上取得满意的成就。

 

可是，这个冒险，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你怎么总出新花样呢？你的变化太多了，我是跟不上。但是，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服从组织安排比什么都强。”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1983年10月，我正式休学，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开始了商海拼搏生涯。随后，我在上海《文汇报》上刊登了一个广告：招募志同道合者，筹建中小企业研究会。

 

消息一出，呼声四起。逾千名的有志者给予了回应。在一大批教授、学者的加盟后，研究会成立了，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我被“错爱”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

 

若干年后，回头看那时的决定，突然萌生了一个有趣的念头：当初如果我没有选择休学，认认真真读完书，在上海外贸局继续工作着，如今的我会是什么样的呢？

 

    人生常常会在岔路口徘徊，如何抉择不仅会影响一时，也会影响一生。任何犹豫和徘徊，都有可能使你失去机会，而只有勇敢地面对、抉择，哪怕结局是失败。在多年后，回顾往事之时，也会是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