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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发表的旧文,以志四川大地震三周年祭

(2011-05-12 1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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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校舍倒塌之余悲难尽八十日祭

---调查震区校舍质量的采访手记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为完成“普九”达标而偷工减料建成的校舍,吞噬的是幼小的生命,挑动的应是管理与决策层反思的神经。

 

    离汶川大地震已逾八十日。已经很少听人提起在校舍倒塌中死去的孩子,“一定严查校舍质量原因和责任人”的政府承诺也如意料中的那样,没有下文了。那些死去孩子的父母,也应该藏了哀慽,收起了孩子的相框了吧。“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们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现实。

  八十余天过去了,记忆正在众人心中以光的速度离开,我也担心会如众人般健忘,故迫使自已该留下点事实的影子,以作对那些幼小亡灵的纪念吧。

  我想说的是,对校舍质量的调查,并非如有的官员所宣扬的那样,是项耗时日久的调查工作。我和同事姚忆江调查聚源中学的校舍质量问题,尽管是在有关部门不愿配合的情况下,也只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基本理清了聚源中学校舍质量问题的建筑质量原因、历史原因和一些相关的当事人。

  故如果政府部门要查,在建设局、建委等机构,有大量校舍建设的原始资料,查清原因和责任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于相关部门是否愿对国家未来一代的生命安全负责,是否有敢于直面事实的政治责任心。

 

  开始调查校舍质量的时间很仓促,我和同事姚忆江在5月23日上午开始调查聚源中学的校舍质量问题,5月28日即发稿,历时五天。

  在南方周末调查校舍质量之前,死难者家属和国内公众已对校舍质量多有质疑,但均无权威的定论,更无媒体清晰还原校舍建设的历史链条,政府部门的答复又均是含糊其词磨棱两可。

  之前我在震区采访所睹的景象也时时刺激着我,成排成排的学生尸骨,向天嚎叫的哭声和责问,为什么并不陈旧的校舍倒得一蹋糊涂,而周围许多老建筑却能勉强撑住,甚至完好无损……如果你一定要熟视无睹,那我只能说那是新闻纸与职业记者的羞耻。可如果你一定要追问下去,会不会有人受不了?那时,央视等主流媒体,正天天播着催人泪下的救援场面,形势动人,有多少人愿意直面灾难的其它问题呢?我一直在这两者间受煎熬。直到5月22日上午,报社也没有同意做校舍质量调查,我订了机票准备返回广州。

  就在这一天下午,我接到了四川同行的来电,他讲了亲眼目睹的某倒塌校舍的一幕,该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没有逃出来,多块断裂的预制板里没有钢筋。他说,四川媒体受到本地局限,是不可能做校舍质量调查的,但如果其它媒体都不来关注这个问题,这些死去的孩子就太冤了。他还介绍,震区多数倒蹋的校舍,都建于“普九”时期。由于“普九”时期基本是乡镇自费建校舍,资金严重不足,不少乡镇甚至因为“普九”负债累累。但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校舍建设又得霸王硬上弓。最加上校舍建设的诸多潜规则和落后管理,所以出现校舍大量倒塌的惨况……说到后来,他一个大男人竟至哽咽。这样的哭,使犹豫日久的我,终于决定退掉机票留下来。

  很凑巧,南方周末也在这一天傍晚从煎熬中作出了选择---重点调查震区校舍质量,这使我深为决策层的担当以及脉承已久的南周文化而感念。

  当时我和姚忆江决定调查聚源中学。因为聚源中学是最早被报道的死难惨重的学校,也是周围建筑未倒而只倒校舍的样本,温家宝总理亦为死难师生作了三躹躬,有足够的关注度和典型性。

  

  5月23日下午,我和姚忆江来到了聚源中学。就在我兜转于校舍废墟中时,有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当地中年人向我靠过来:“你是记者吗?”我说是啊,拿出记者证以作证明。他就说:“我带你见个人吧。”

  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在已被地震破坏得摇摇欲坠的小巷中颠沛穿行。在小巷与马路的交叉口,他停了下来,指着一个木然坐着的中年妇女告诉我:“她死了一对在聚源中学读书的双胞胎女儿。你可以和她聊聊。”这个女人抬起了头,眼神茫然,脸色枯黄。只是当慢慢聊起她的女儿时,她的眼神才活泛着浮起悲哀。她告诉我,女儿分别叫赵雅琦、赵雅佳,都在读初二。她拿出女儿的遗像,她们很漂亮,像鲜花一样的生命……她认为一定是校舍质量害了孩子们,但当我细细问她这个学校是什么校长在任时造的,有什么包工头承建等问题时,她却一脸茫然。她收集了许多死难孩子的家属电话,但没有一个家属能够提供哪怕是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我失望之际,赵德琴的丈夫走了过来。和他聊上几句后,发现他有明显的浙江口音。我就问他是哪里人,他也问我是哪里人。几番来回相问,竟然发现两人是浙江同一个镇的,我们可以直接用最土的方言交流。我从业以来,几乎未碰到过样的巧事---采访对象竟然会是我同一个镇的。

  这样的巧合使我相信某种神秘的暗示,既然有人如此奇特地用摩托车把我带到这样的同乡面前,那么他们必会对我有所帮助。

  我留下电话,要求他们尽全力帮我查找倒蹋线索。此后,每日相问,赵德琴那里却无进展。

 

  5月24日,我到都江堰教育局,期望能从该局得到校舍建设的原始资料。

  都江堰教育局原址已成危房,整个教育局已搬到了都江堰北街外国语小学的操场办公。他们都在帐篷里忙碌,我试探着说明想了解聚源中学的原始建筑资料,即被婉言拒绝。但多次交流后,他们告诉我,都江堰主要有三所学校死伤惨重,除了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死239人学生,向峨中学死321名学生。

  当天,我到新建小学,发现倒塌情况和聚源中学如出一辙。新建小学建于九十年代蹋得如一堆豆腐渣,但周围许多七八十代的老楼均无倒塌,新建小学背后的幼儿园也基本完好,不远处的北街小学也安好无恙。细看一些断裂的水泥预制板,简直令人发指,有数块预制板居然没有钢筋!这样的预制板居然就造到了教学楼上,居然还撑了那么多年。有人在一片倒蹋的门板上用粉笔写了大大的“质量?”两字。

  废墟上有花圈,还有母亲献祭给孩子的芭芘娃娃,旁边写着“孩子,天堂里有永远有快乐。妈妈”。废墟的另一边,有包核桃仁上写着一位父亲的留言:“宝贝,你最爱吃核桃仁了。以前觉得太贵,很少给你买,现在爸爸想买给你很多很多核桃仁,却发现太迟了……”诸多场景,令人心碎,不忍卒读。

  当天下午,我包了一辆出租车,在崎岖山路中找寻向峨中学。接近向峨中学时,发现两旁农舍多倒蹋。看到向峨中学,除了旁边一宿舍未倒,主教学楼居然倒成了一堆巨大的废渣。

  村民们均居于马路两旁的废墟,才问了一位受害者家属,即有乡干部模样的人跟上来,要求我拿出记者证,又要求受访的村民闭嘴。我当时一下子被惹怒了,指着那名乡干部说:“党和人民培养的不是你这样的干部!人家孩子都死了,你都不让他说几句?”那人一时语塞。但后来不管我走到哪,他都要远远跟着我。

  在一个破旧的用蛇皮袋搭起来的帐篷里,我和杨华清老人聊上了,得知他的孙子杨亮、杨科、外甥李攀、李扬均殒于向峨中学,杨氏一门因此断代。后据了解,该学校死亡近四百师生,占了该乡全部地震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三强!

  此间,不断有学生死难者家属聚上来,终于得知该校建于1995年,因为资金紧张、偷工减料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停建。但因为“普九”的任务,1996年换了一任乡党委书记杨启明后又复建。1997年建成使用。

  这一情况和调查前四川同行所告诉我的倒蹋原因完全吻合。后又倒查新建小学,果然也建于“普九”时期。于是,我猜想,聚源中学可能也和资金紧缺、普九达标有关。

  于是,5月25日,我又到都江堰建设局和都江堰建委查聚源中学的原始建筑资料,但这两个单位称,资料还在危楼中,现在无法查找。

  致电赵德琴,她仍称没有找到包工头或者时任校长。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同事姚忆江在和赴川的建设部委派专家组接触时,却意外地发现,著名建筑学者陈保胜已多名学者堪察过聚源中学现场。这位富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告诉了姚忆江:人们的直觉是对的,聚源中学的倒塌确实与严重的质量问题有关。他从设计的位置问题,到框架结构问题,到预制板内钢筋不合格的问题,到立柱内的钢筋过细的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感叹“在强震中,这样的房屋倒塌是正常的,不倒塌才怪呢”。

  有了建设部专家对聚源中学倒蹋问题的定断,就像给我们的调查吃了定心丸。如此权威的结论,在此前还从未有过。

  但这个结论,也使对真相的追问变得更为紧迫,这样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校舍,是由谁拨款的,是谁设计的,是谁监理的,是谁承包的……

  想从政府部门获取真相的路已经完全堵死,死难学生的家属们,仍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讯息。怎么办?

  到了5月25日,死难学生的家属赵德琴忽然来电,说村里人告诉她建其中一幢教学楼的时任校长叫易安成!

  我忽然意识到,那个神秘的暗示应验了,赵德琴夫妇真得在关键时候给我提供了帮助。尽管调查进展艰难,但冥冥之中如有安排,要让我必得校舍倒蹋的历史真相。

  也在那几天里,经朋友介绍,我访问了多名校舍建筑承包商。他们坦言了校舍建筑中的诸多潜规质,特别是“普九”建校舍时的诸多问题。他们的所言也在此后的调查得到了更多的印证。

 

  5月26日,我来到聚源镇,找到了那位给赵德琴提供情况的村人。这位村人是聚源中校老校长易安成的亲戚。这位村人告诉了我他找赵德琴的原因。

  在聚源中学倒蹋后,这名村人在现场发现,其中一幢倒蹋的教学楼即是他的亲戚易安成任校长时建造的。“易安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那是要负责任的。”这名村人当时十分焦急,第二天就跑到家住都江堰的易安成家。易安成已退休多年,他坚定地告诉那名村人,他没有任何过错,当时的教学楼建造的资金是由聚源乡政府负责与发包的,并由都江堰教育局等几个单位验收,校长在这中间没有任何实权。这名村人得到这一答复后,终于心安,并在5月25日告诉了赵德琴,易安成不是历史的“罪人”,他对得起乡里。

  在这名村人的指点下,我从聚源镇驱车至都江堰,找到了老校长易安成,这是一位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老人。

  易安成是和聚源中学的倒蹋没有任何利益牵涉的退休校长,所以他力尽所能地向我回忆了当时建教学楼的情况。 他指出,他在任时建的那幢三层教学楼建于1986年。其时,我国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资金主要由乡镇自已投入,贫困的乡村常常连民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施工图纸也是教育局的工程师从其它中学借来的,根本没有独立设计。建筑成本每平方米才十几元,所以质量确实很难保证。规划与验收均由规划科的科长李云森负责。 

    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又很快发现,聚源中学另一幢倒蹋的教学楼由时任校长林民富经手。林民富现任幸福镇中学的校长。我又找到了林民富。林进一步指出,这幢教学楼也由李云森科长负责查验,由当时的聚源乡镇政府出资,镇上的包工头祝朝洪承建。当时正值“普九”,校舍的建设曾让乡镇府负债累累。他还承认在地震前的一年,就发现教学楼的危房状况,打过报告给教育局,但“上面”只让他用几根钢条支撑走廊。

  调查开始越来越明朗。我找了当到造这两幢教学楼的时任乡长手机,打电话给他们,一听是了解聚源中学一事的,或关机,或再也不接电话。

  我又发现,不只是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就连向峨中学,也都是需教育局规规科(后改为计财科)李云森审批的。于是我又设法找到了李的电话。

  电话联系上李后,我告诉他,这些历史问题,他有出来澄清的必要,否则可能会被乡亲们认为是历史罪人。李有些犹豫,称在成都他的一个亲戚家。5月26日晚,我返回成都又致电于他,他终于答应见我。十五分钟后,我到了他指定的小区见面,他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此后再也不见人踪。

  

 

  5月27日,我和姚忆江开始在聚源镇寻找包工头祝朝洪,发现祝朝洪是聚源镇三坝村的村委书记。驱车直赴村委,祝朝洪无人,村长称祝朝洪到镇上开会去了。等了片刻未见祝朝洪回来,我们就到镇政府去找人。

  刚到镇政府门口,看到一穿着白色衬衣的中年男子趴在一辆三轮农用机动车上出去。我当时没有在意。

  进入镇政府,我问工作人员,祝朝洪还在开会吗?工作人员说,祝朝洪刚趴了辆三轮车出去了。

  此时,我才意识到,就在我们去镇政府找祝朝洪的那会儿,村长一定已通知了祝朝洪,让他躲避记者。

  我们立即返身驱车追赶三轮车。三轮车追上了,祝朝洪却已不知所踪。

  5月28日,我又致电祝朝洪,要求他把当年承包聚源中学教学楼之事说清楚。这一次,祝朝洪没有回避,说出了当时的承包价,普九时期的资金情况,以及钢筋、泥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但他又把这些问题推到了建筑图纸上去,并说出了工程师的名字。祝朝洪还承认,都江堰市区完全坍塌的中医院主楼,也是他承建的。后查了他的公司注册资料发现,该公司曾经破产,后又成了有建筑资质的建安公司,成了聚源镇唯一有建设校舍资质的建筑队。

  当天,我还和陶忆江在成都市教育局了解到了“普九”时都江堰的校舍建设情况。成都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承认,普九时期确实存在资金紧缺、质量管理混乱的情况。并且,他指出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九”校舍一样堪忧,急需作一次全国性普查以解决隐患。

诚哉斯言,终于有一些官员反思与正视这一问题了,诸在天之灵或可略慰。

但这样的反思如何真正敦促行动,甚至是国家层面的决策,却至今还是个问号。

                            2008年8月3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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