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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200年诞辰谈达尔文主义的某些困境(一)

(2009-02-13 12:41:46)
标签:

达尔文

进化论

分类: 论题探讨

212日是达尔文与前美国总统林肯两大伟人的200周年诞辰。不久有科学家论证了达尔文生命树理论的不正确。几年前,笔者曾亲访云南帽天山澄江化石发现地、中科院澄江动物群展览馆和云南大学澄江动物群研究中心,对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哲学意义进行考察、访谈、研讨以及查阅有关资料。于是借此机会再谈一下这位伟人及其某种困境(请参阅笔者另一篇博文“亲访挑战进化论的动物大爆炸之地”)。

一、探究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

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甚至在欧洲中世纪,亚里士斯多德的逻格斯主义一直占据科学界、思想界,甚至宗教界。一方面亚里斯多德是科学哲学的鼻祖,另一方面他又是中世纪神学的精神领袖。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论认为,宇宙乃由55个同心圆球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及天上呈圆球状的星体。每一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成了圆球旋转的终极因。这是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即质料因、作用因、形式因以及目的因在神学上的应用。中世纪天主教会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上帝是宇宙的终极因与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19世纪以前,甚至连科学家也普遍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6000年前,上帝用7天创造了世界。瑞典伟大博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也宣称上帝曾经创造了1万个以上从未发生过演化或灭绝的物种。

     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日心说的确立,才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与此相应,人们在抛弃亚里士多德地心说的同时,也抛弃了这位大哲的目的因,即将神当作宇宙终极因与第一因的观点。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学者,严格说来还属于基督徒科学家的范畴。不过,在随后的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任何超然本体或力量、仅坚持纯粹自然的立场来观察和描述客观外界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居于上风。

    牛顿时代的人们,都不怀疑上帝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就连牛顿本人也把宇宙的最后的推动力归于上帝。牛顿曾说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是如何看法,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好像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小孩,偶尔拾得一个比较光滑的石子或比较美丽的贝壳而引以为乐,至于那真理的大海显示在我的面前,而我却不去发掘它。爱丁顿(Eddington)也说过:近代科学好似一个渔夫,在河中捕鱼,渔夫就是科学家,鱼网是科学方法,河是实际世界,渔网的网有2英寸大,他捞上来的鱼可以归纳,也可以推演,但不能说河里没有小于2英寸的鱼。科学也不能在科学方法探究不着之处,谓不存在。从这些表白中,可以看出一些大科学家的神学倾向。

    在达尔文之前,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灾变论仍然带有神学的明显痕迹。在居维叶(17691832)看来,地球在整个地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多种多样的突发灾难,其中有的规模相当巨大:如海洋退成陆地、陆地耸起山脉,亦或陆地下沉为海洋,此外还有洪水泛滥、火山爆发、气候骤变等。洪水泛滥时,大地的景象急剧改观,众多生物惨遭灭顶之灾。每一次剧烈的灾害性巨变,都会使当时几乎全部生物灭绝,只有它们的残留体沉积于相应地层中,变为化石而保存下来。此后,造物主再造出新物种,于是地球再次恢复了生机。由于造物主已记不清原来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物种、每一个物种到底为何形态和结构,因此,他创造新物种时只能凭借大致记忆大致回忆,因此,新物种与旧物种之间便或多或少会有一定差别。这种灾变周而复始,构成了在各个地层所形成的化石分布。居维叶由此进一步推断,迄今为止,地球上已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灾害性的变化。他认为,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的摩西大洪灾是最近的一次灾变,它使地球上的生物几乎全部灭绝,之后上帝再次重新创造出各个物种。后来,居维叶的学生欧文(R.Owen18041892)更加不遗余力地鼓吹灾变论,使之从法国传到国外,造成相当声势浩大的影响。

    到达尔文时代,人们开始怀疑上帝的创造,于是生物的来源便成了最大的空白,如此一来,便涌现出大量试图应用物理或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来探究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对于一些持非进化论或反进化论观点的学者来说,他们有的认为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只是学术之争,也有的则认为是哲学、信仰和世界观之争。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中仍不乏有理性思维而又负责任的学者,从学术角度回顾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命起源、化石证据、中间环节、自然选择等许多困惑和难题,但为什么进化论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为什么多数国家的教科书里仍在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非进化论中的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必是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其实是误解,以为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了进化论。

   进化evolution)一词原出自拉丁文,意思是事物在逐渐变化和发展中由某一状态过渡到另一状态。达尔文并非进化论的始作俑者。在他以前,即1762年,瑞士学者邦尼特Charles Bonnet最先将此词用于生物学。之后,拉马克(Lamarck)的学说也提出进化的思想。拉马克的思想在进化论的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体系,从而为达尔文学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生物学界将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起并称为现代进化论思想的两大来源。总的来说,拉马克的进化学说还算系统和完整,内容也相当丰富,但主观推测较多,相对的争议也较多。拉马克的学说有三个重要观点:(1)认为生物种可变,因而所有现存的物种,甚至包括人类,都是从其他物种变化、传衍而来的;(2)认为生物本身存在着内在趋势,即由低级向高级的连续发展;(3)认为物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环境变化,并将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看作是物种进化的两大究因。所谓用进废退,即环境的变化使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生物有的器官由于经常使用而发达,有的器官则由于不用而退化。所谓获得性遗传,即环境变化所造成的物种变异可以在下一代得到继承。拉马克曾举例说,长颈鹿的祖先颈部原本不长,在干旱等情况下,由于低处无法觅食,便被迫尽量伸长脖颈来咬扯高树上的叶子,长期如此,它的颈部自然加长。这样一来,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它的脖子越生越长,终于进化成今天的长颈鹿。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蒂克(Donald E.Chittick)在他的著作《论战:创造与进化冲突的根源》(The ControversyRoots of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flict)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天,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

    1831年,在踏上贝格尔号军舰前,就连达尔文也是神创论的忠实信徒,但环球考察后的结论改变了他的信仰,并于促使他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一巨著,从而创立了进化论,推翻了物种不变的观点,打破了千百年来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创论。达尔文开创了演化生物学的新纪元,使人们认可了生命演化的事实。但他又认为,物种的存在是物竞天择的结果,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而且演化的过程是逐渐积累而成的。达尔文强调:自然选择的工作必须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改变,长期不断的累积而成;……如果这个学说正确,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断创造新生物种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变的意念。

      虽然100多年来,进化论一直被奉为生物学的圣经,不仅如此,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之一(另两大基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就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但遗憾的是,古生物学家们却难以找到达尔文所预言的那种渐进式确切例证。就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实事求是地认为:达尔文片面地强调了渐变作用,否认了飞跃作用,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因素,只注意这些变异的普通化形式。

    不过,达尔文本人也有自知之明。由于当时人们还未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中发现古生物化石,他对在古远时代里究竟生存着什么样的原始生命并不能做出准确的描述,于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已经建立起来的进化论就难以自圆其说,就会遇到严重的挑战。到《物种起源》第六版时,达尔文预言道:将来会向我的理论提出挑战的,一定是来自对寒武纪生命进化的研究。达尔文在本书中,谈到化石证据时的标题是《不完满的地质记录》,他认为,对于进化中各生物由一种变为另一种的过程,必须有中间连结的生物,但他承认在当时地质学上并没有证据显示有这些中间连结生物,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明确而又厉害的反对进化论的理由。然而当时进化论者相信将来可找到这些化石。虽然经过百余年后,人类的确搜集了数以万吨计的化石,却无支持进化论的化石证据。

    主持芝加哥自然历史野外博物馆的拉普(Raup)指出,该博物馆搜集了已知化石物种的五分之一,但结论是比达尔文时代更缺少进化的中间生物例子。尽管拉普本人也是进化论者,但他不得不放弃适者生存之说,而改用幸运者生存之说。过去有关中间生物的证据,如一种被称为甲状虫的化石,原被认为是节肢动物与环节虫之间的连结环。但寒武纪的发现却是甲状虫与其祖先节肢动物三叶虫同时存在,故只能假设为各有不同的祖先,因而缺失中间链接环地位。此外,被认为界于人与猿之间的远古中间生物,如拉玛腊猿,其特征在牙齿结构近似人类,没有猩猩的大门齿和犬齿,但嘴型又较人的长窄,被认为具有猩猩与人的特征,故是一种中间生物。但问题是具有这些特征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是猿和人的中间生物,除非先假设了进化论再去解释。但这就只是一种循环论证,而不成为进化的证据。如今一种狒狒,具有与拉玛腊猿同样的牙齿和面孔特征,但仍然是非中间生物。至于被认为是人类始祖的类人猿,即南方古猿,因其脑容量较年幼猩猩大,又无年长猩猩的骨脊,且牙齿结构较像人,因而被判断为半人半猿的中间连结环,但当大量南方古猿化石出土时,却在奥尔都维峡谷找到同一地层的直立猿人,理应是较后的进化生物,竟与其祖先同时出现。更奇的,是1972年在肯尼亚北部挖出一头颅碎骨,被称为KNM-ER-1470,比直立猿人进步,是人属(Genus Homo),但却出现在290万年前,比其祖先直立猿人早了200万年,而与更远祖先南方古猿同时存在,南方古猿因此失其祖先地位。19世纪末,人们曾在加州特波尔发现了一个头骨,在地下180尺的岩浆层以下,属900万到5000万年前的地层。其后又发现一个人的颚骨,同样久远,比任何所谓人类祖先更早几百万到几千万年。那些类人猿始祖地位又如何能建立?由于以上种种证据的被抵消,进化论到目前为止,仍未能提出任何可靠证据能自称为事实多年来,反证多于证据,进化论仍只是一个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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