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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的identity
9月10日有一件事情让我高兴，就是9月11日和王强老师一起去书店。王强老师上次来广州时我不在，黄卓明幸运的得到了陪王老师逛书店的机会，这次轮到我了。
在新东方工作中，有两个人对我的成长起到了最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王强老师。我一直希望以文字的方式对他表示感谢，却没有郑重其事的写过，一是我不太愿意在对琐碎事情的描述中提及一位重要的人，二是每次想写时却发现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不知道应当如何介绍他。
社会对每个人的identity进行定义，但这种定义时常显得无奈。它可以为一个人戴上巨大的光环，却无法为他创造出持久的魅力；而有些颇具吸引力的人却没有与他的吸引力足够匹配的光环。王强是有光环的，而且已经相当巨大，但在我看来，光环的光芒与他思想的光芒是不匹配的，这就是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准确介绍他的原因。
我不太愿意这样介绍他，却又必须这样介绍他：他是新东方三大创始人之一、北大学士、纽约州立大学硕士、《书之爱》的作者、一个让沈昌文（原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疯狂追求”的爱书狂（见沈昌文为《书之爱》所作之序——《追求王强》）…….
我有时固执的认为，这些许多人一生追求的头衔放在他身上都不太符合，不能概括出我看到的他。那些印在名片上、杂志封面上让普通人产生敬畏感的头衔都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都与一个人真实的identity没有紧密的关系。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便要进入他的思想，而进入他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他的语言和文字。
王强的文字
在他的《我的书店》一文中，王强写下了这样几段文字。
“我在哪儿？我的世界在哪儿？就在Jabes的书中。Jabes在这样一个湿乎乎像泪一样的暗夜里发现了我。我变成了他书中一个渺小却雄心勃勃的字符。从此，每当我灵魂的四围夜色暗下来，我总会轻叩《问题之书》的大门。‘我能进来吗？天已经黑了。’
Jabes永远操着他天启般的嗓音说：‘每一个字中都点燃着烛芯。’”
……
“Jabes让我知道了一个书店生命的个性其实就在一本书里，一本每一个字中都点燃着烛芯的书里。”
不为人知的王强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中，查建英采访了包括北岛、崔健、田壮壮等在八十年代成长的人。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80年代是一段陌生的时期，但自读了刘小枫老师的一些文章后，我对那个充满理想的时代产生了好奇。在《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里，有一篇对甘阳的采访，查建英这样描述甘阳：“在朋友中素有狂傲之名，但他周围一圈‘死党’又都承认他对书对学术思潮有着一流的直觉，是天生的策划家、组织家、鼓动家。”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取的杂志名，我取的是《中国与世界》，你可想见我的心气多大，然后我想是李泽厚建议加了文化两字，成为《文化：中国与世界》。”
……
“老何要去请某位大人物做名誉主编，他说否则办不成，我当场拒绝，说此人不懂这些。”
……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弟兄拉起来了，我有一个最强的班底就是北大英语系研究生班于晓那帮人……后来的刘峰啦，现在新东方的王强等等，这拨人是我的铁杆……还有王庆节、王炜、陈嘉映、徐友渔、赵越胜、周国平、苏国勋等。”
王强的这一段经历在新东方鲜为人知，他从不在学生讲座和老师培训中提及，问到甘阳和他后来的关系时，他说他们其实几十年没联系了；就像在《网络与书》的封面上，他的名字和王家卫、王蒙、王朔并列在一起，一个新东方人走过看见了，还未必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新东方的王强。
在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后面，他对自己的介绍非常简单，就是“文化工作者”。
我眼中的王强
在老沙担任广州校长时，王强时常被邀请来为老师做培训。当年的老沙时常流露出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和人文气息，所以他看重的培训并不只是纯粹的授课技巧的培训，他对于王强老师的智慧和思想是相当推崇的。
我第一次听完王老师的讲座后，便认定他是真正的高手，让我产生这一想法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旁征博引，而是你能感受到这个“书痴”并没有迷失在书海里。在他个人的宇宙里，他的思想是中心，书籍中伟大的思想都是围绕恒星运转的行星，他的个性和主张来自于书，却不受控于书。有一种学富五车是可悲的，它的主人永远的丧失了原创的思想和天生的灵性。但他绝对不是。而且，从他幽默、智慧、却从不咄咄逼人的话语中，我还感受到两点：深刻可以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智慧可以是温暖的。
在他讲座完后，便是老师提问时间，他的思维在这个部分变得更加活跃。于是不得不感慨，有一种精彩是勤奋的人提前努力准备出来的，还有一种精彩是才思敏捷的人随性挥洒出来的。遗憾的是，在我们所提问题中，有许多太务实，就是与授课技巧非常相关的问题，如“如何维持课堂的幽默”等，现在想来，将他的智慧用在这些问题上实在有些浪费。我记得他提到中文中“术”一字时，说“术”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technique（技术），另一个层次是art（艺术），真正的大师上课一定不止局限于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现在回想，当时太少达到艺术层面的问题，虽然王强老师从头至尾谦虚和善，思想的盛宴却因我们这些学生有限的水平未能达到极至。
我那时或许不及现在聪明，但个性中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悲观和沉重，所以，我当时很勇敢的走到大师面前，将自己对人生的困惑提出来。（我现在正在丧失这种率真的表现，也许是成熟，也有可能是衰老。）这些问题在他眼中或许幼稚，但至少体现了一个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一种超越纯粹实用和功利的渴望。他和善的和我交谈，我对许多话语的理解经常发生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
9月11日的一句话
我在9月11日心事重重。以前与王老师交谈时，我会迫不及待说出很多的困惑，而那一天，我似乎丧失了许多活力，我描述了前文所写的一些场景（飞机上所感等），却并不将这些场景和自己的内心感受关联起来，虽然，这种关联已经存在。
当然，长辈了解年轻人的思想并不依靠太多的语言，睿智的长辈解惑时也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几句简单的话，对内涵的理解便取决于个人的悟性了。关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他一定比我体会得更深，因此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相当难解的问题，我也并没有期待答案，或者只是一些共鸣，一点鼓励，甚至一声叹息。
在这个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为什么总是在雅典的集市上散步、思考？为什么不寻找一个更僻静的场所？”然后，他不再说话，他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思考，我回答：“因为大隐隐于市。”他很高兴地笑了。他知道我打算去中大听刘小枫老师的课，非常鼓励。提到了他的书，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刘小枫从《诗话哲学》到对政治哲学的关注，这一历程反映了什么？”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王强老师用最巧妙的方式为我在困惑的混沌中找到了光亮。
后来，与刘小枫老师、杜佳（刘小枫老师的博士）坐在火锅馆里的时候，杜佳说：“丹丹，你那么喜欢学习，有没有考虑到不在新东方干了，全身心地学呢？”刘老师也看着我，我便想到了王强老师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将它说了出来。刘老师的眼睛在那一刻亮了，我向他提到了王强老师（对王强身份的介绍依然让自己不满意，而且刘老师不知道新东方），但是两位智慧的人通过一句话便在那一刻相识了。
有时候，人和人心灵的相识就在一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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