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言警句：
No
pain , no palm; no thorns , no throne ; no gall, no glory;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播种，何来收获；没有辛劳，何来成功；没有磨难，何来荣耀；没有挫折，何来辉煌。
因为看到孩子的成长，就不自觉地分析背后的教育因素，于是对加拿大和中国的小学、中学教育有一些感受，随笔记了下来。
加拿大教育：
--注重技能学习，注重动手能力。
--和社会紧密结合，非常重视现实性，比如，去年女儿11岁，六年级，学校专门安排讲解金融危机，学校有一门课，Social Studies，专门讲解汇率等问题，使孩子和社会联系得很紧密。中国的教育里面，不会在小学安排这样的内容。
--很重视实用性。比如，每年进行地震、火灾等灾难应急处理的训练和演习。
--注重个性培养，包容不同想法的存在，有利于创造性发挥。比如，Halloween（万圣节），包括老师在内，每个人打扮得稀奇古怪，很有创意。
--不利于普遍水平提高，但能产生部分非常优秀的人才。诺贝尔获奖者多数来自于欧美国家，我想还是有必要反思一下教育问题的。
--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宗教影响很大，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基本是一致的。
中国教育：
--注重知识学习，强调信息记忆。比如，背诵很多东西，有些确实没什么用。
--和社会结合不紧密，不太重视现实性。
--不太重视实用性。
--注重共性培养，注重集体感，更容易培养共同的想法，不利于创造性发挥。
--有利于普遍水平提高，能将受教育的人的素质整体提高，但非常卓越的人不容易产生。
--道德方面的教育来自于别人的说教，没有融入日常生活，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是不一致的，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名言警句：
My philosophy of life is
work.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工作。
名言警句：
one thing i know: the only ones among you who will be really happy are those who will have sought and found how to serve.
只有向后才能理解生活；但要生活好，则必须向前看。
名言警句：
fear not that thy life shall come to an end, but rather fear that it shall never have a beginning.
生活是一种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
名言警句：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
误区之六：针对现在的人定好了政策，公司再发展，激励的问题再商量
这也是企业考虑不周的一个大问题，很多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方案时，对现有人员考虑得多，对未来引进的人员考虑得少，等企业发展了，又不断引进人才，可是可用来激励的资源少了，或者原来激励方案没有留出相应的空间，导致后来引进的人才，激励方案不好考虑，导致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出现天花板效应。
解决之道：目前设计高管激励方案时就留足激励空间
企业要发展，人员会增加，优秀人才对于长期激励因素格外看重，为了留住高级人才，设计长期激励措施非常重要。
在微软，主要采取的是股票期权的办法，比如，给予一个高级经理10万元的股票期权，分9年行权，3年一次，行权比例分别是30%：30%：40%。在第3年，可以行权3万股，如果最初股票价格为10元，第3年股票价格是20元，中间有10元的升值，那么这个经理行权时，可以获得30万的收益。这时，他就剩下7万股票期权，微软公司可能会在现有股票期权的基础上翻倍，也就是这个经理将拥有14万元的股票期权。在第6年的时候，他又行权30%，即行权4.2万股，如果这时股票价格是30元，他将获得42000*20=840000元的收益。这时他就剩下9.8万股票期权，如果再给他翻倍，就会拥有19.6万。看得出来，他服务的时间越长，对公司的贡献越大，预期收益将越高，而要离开微软的机会成本也越大，竞争对手挖墙脚的代价也越大，这就是“金手铐”的作用。
对未来要加盟的高级经理，预留出激励空间是很重要的。比如，联想集团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国有股65%，所剩35%，而最初的创业者占有35%的35%，即12.25%，而剩下的22.75%，是预留给企业发展后未来的高级经理的。
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方案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企业发展后的激励空间，为未来加盟的优秀人才创造希望，这样，很多优秀人才会源源不断地加入，蛋糕会越做越大，企业发展了，和企业一起成长的优秀人才也将同步获得收益。
名言警句：
fear not that thy life shall come to an end, but rather fear that it shall never have a beginning.
生活是一种艺术，要在不充足的前提下得出充足的结论。
清明节，博士同学会组织去珠海-澳门，顺路参观了中山故居公园，在孙中山纪念馆，浏览了国父的一生，对于他将近百年前的民主与法制思想，甚是感概，在此，不过多评论，发几张照片上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看里面的内容。
振兴企业家信心，需要改变舆论导向，通过舆论导向，改变全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态度。有几个方面的舆论导向需要探讨。
关于为富不仁。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不正常的“仇富”心理，认为“富人”夺占了大多数人的财富，是“为富不仁”。 据新华社报道，不久前进行的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以及民间的借贷等。同时，超过九成的私企吸纳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且被调查企业的纳税额增长远高于利润增长率。这些，无疑为人们正确认识私营企业家提供了客观可信的依据。
当然，也有很多依靠来路不明的资源起家的，或者依靠权钱交易发家的，但毕竟是少数，况且，其中不能全部怪罪于企业家，官员也有责任，背后体制的责任更大。
还有人会说，企业家不做慈善事业，这个问题也要分析，一是企业家一定要做慈善事业才算尽到了社会责任？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参与到慈善事业，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省，近年来各级慈善组织所接受的捐赠有近８０％来自于民营企业，有的企业捐建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光彩小学，但社会上并不知道，正如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说的，舆论与事实的反差说明民营企业在社会公益捐赠中的作用被明显低估了！三是，中国慈善事业模式和体制也值得商榷，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人捐献都找不着地方，捐献了也没有个反馈，不清楚捐款怎么使用了等等，也挫伤了很多人的积极性，这些问题也需要反思。
我们先不说企业家是不是真的“为富不仁”，但就对这个问题的一波一波的争论，就说明背后的舆论导向问题。比如，有很多县城的水利局30个人编制，但真正开支的是330多人，土地局编制40人，实际开支的却是400多人，他们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富裕出来这么多人在干什么？真的在为社会服务吗？恐怕不仅没有在为社会服务，反而在搜刮社会。大家想想，为什么不讨论官员“为官不仁”，却单单讨论企业家“为富不仁”呢？
关于原罪推定。
“原罪”（英文是Originalsin）一词来自基督教，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人们提出富豪的“原罪”问题，是借用了这一说法。《南方周末》曾经刊发了《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一文。在该报道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提出，“对于清算‘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我们还要反躬自问的是，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的奶水够不够？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胡德平认为，民企真正的法律地位1988年才确立。“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
近些年来，由于所谓富豪榜等连续引发的富豪落马等负面报道,使全社会将大量长期积累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归咎于民营企业家，全民声讨。这种歧视直接导致有的执法人员先入为主，只要与企业家有关的问题，一律认定其有罪。这种社会现象和舆论导向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家主动将企业做大做强的意愿。如果反复出现“泼脏水时将孩子也一并倒掉”的舆论导向，以偏概全，贬低企业家，对于我们提升就业，增加税收，振兴经济十分不利。
关于纳税排名。
很多地方出台了纳税排行榜，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导向。企业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是应该的，根据国家的税法以及企业的规模，该缴多少税就缴多少，只要不偷税漏税就是好企业。企业税负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还一味地驱动企业多缴税，无异于杀鸡取卵。
这种排名，反映政府的一种导向：纳税多就是好企业，其实这个逻辑并不成立，纳税多的不见得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企业，纳税少的不见得一定是有问题的企业。这种导向是误导，也太单一，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
税收只是富了国，但不一定富了民，我们一贯说“富国强民”，其实更应该“富民强国”，民不富，谈何国强？与其出台纳税排名，还不如出台就业排名，企业多吸纳了就业，在当前的形势下，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对民众的作用更直接。
关于产业低端。
尽管多数人都认可民营经济在中国过去30年中作用巨大，但在公开场合，一谈到民营企业，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简单加工，造假，甚至桑拿、按摩、拉拢、腐蚀等歪门邪道，这种社会和舆论环境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压力是巨大的。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又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劳动力水平低，企业业务的选择自然有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律，高端要发展，应该倡导，但不等于低端的都是不好的。这个阶段，高端的还不会做，不做低端做什么？大量的农民工只能暂时做低端的，通过低端产业，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也是现阶段必须的。
比如家电产业，原来出国，都是省吃俭用，从日本背一台彩电回来，现在白给恐怕都不愿意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家电产业发展了，不需要了。其他很多产业也是这么个道理。
我非常赞成发展高端产业，鼓励自主创新，但绝对理想的选择是没有的，只能是相对满意的现实选择。
关于做大做强。
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也是一种舆论误导，企业要做大做强，更要做久，很多企业盲目扩张，经营管理水平滞后，各领风骚三五年，昙花一现，轰然倒坍，造成大量债务问题和失业问题，对企业是不幸的，对社会也是一种浪费。
做小并不是坏事，没必要一味导向企业做大做强。话再说回来了，大企业也是一点点长大的，不是催出来的。
曾有一位民营企业家发表感慨说，民营企业是在舆论的夹缝中逐步成长的。各种媒体关于企业克扣工资、不买保险等报道经常见到。所以，现在提及民营两个字，企业形象恐怕要打折扣。我们坚决支持媒体对企业侵害员工利益的现象进行报道，通过舆论手段，促使不规范的企业走向规范。但我们也认为如果媒体在这方面报道频率过多，而且导向尺度失衡的话,容易出现矫枉过正的趋势,其负面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工作的被动。
要振兴企业家信心，就要改变舆论导向。
名言警句：
everything ought to be beautiful in a human being: face, and dress, and soul, and ideas.
生活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在上面写上自己的一两句话。
振兴企业家信心，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价值取向，关于财富创造、财富分配、企业、企业家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其中，尤其需要改变的是，政府对此问题的价值取向，说得严重一点，这无异于社会需要对此问题，进行再一次的思想解放。
列举一些价值取向简要做一下剖析：
比如，官民关系问题。著名经济学 家茅于轼先生强调说，企业财富创造最根本的前提是交易双方必须是自由和平等的。茅于轼说，“在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两个企业或者企业家之间，或者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他们达成的任何一项协议一定是创造财富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创造财富的最根本奥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利用企业或企业家的趋利性创造财富。
这个论述揭示了官民的基本关系，政府和企业分别的定位不同，但应该是平等的，但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在很多官员中根深蒂固，认为“官”高于民，官是统治者，而民是被统治者，民要听命于官，官在上，可以对民随意指手划脚。在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政府要么管得太多，越位于企业，自己包办，要么疏于职责，没有下功夫营造好商业环境。这个价值取向，非常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比如，民民关系问题。现在的一个概念，将企业家看作了特殊群体，好像一谈“民”，就是众多的消费者、劳动者，而不包含企业家，政府领导亲民行为，更多地也是关注这些人。政府关注民众、关注就业当然没错，但带动就业就需要企业的大力发展，也需要对企业家大力关注，但事实看来，对企业家关注明显不够。如果从官民这个大关系上讲，企业家也是“民”，也应该在关注之列，经济危机来了，给企业造成了重大打击，却没有对企业和企业家给予足够的关注，很多政策也没有做到基本的平等。比如裁员问题，政策出台政策，企业如果裁员20人以上需要报告，政府会限制裁员，这个政策明显的倾向于劳动者，再比如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是明显的倾向于劳动者。关注劳动者没错，但如果过分倾向，而导致企业垮了，最终丢掉工作的还是劳动者。
比如，国有和民营企业关系问题。在很多人的骨子里面，将国有企业看作是亲儿子，而将民营企业看作是领养的儿子，待遇严重不公。如果，让他们排排序，外资企业排第一，因为招商引资，迅速上一个大项目，是政绩的体现。国有企业排第二，因为这是政府投资的，而大型民营企业排第三，因为可以缴纳很多税金，而众多中小企业排第四，生死自有天命。但事实是，中小民营企业贡献很大，占GDP的58.5%，占全部内销的59.0%，占进出口比重的68.0%，占税收收入的48.2%，占城镇就业的78.0%。但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上，政府政策说得多，做得少，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支持和他们的贡献明显不相符。
比如，致富光荣、创业伟大的看法问题。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了打破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人们发家致富，在致富光荣、创业伟大的问题上，给予了很大地鼓励，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不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一切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好的。使全社会感到拥有财富是光荣的，有钱人是有尊严的，这个财富观念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发展过程中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权钱交易、腐败严重等等。很多人将这些问题归罪于企业，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这是不公的。因为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企业单方面造成的，要追究的话，官员也有原罪问题。客观地讲，与其说是官员和企业家问题，还不如说是体制问题，政府掌握着所有的行政资源，大部分的信息资源、资金资源，权利那么大，企业为了发展，不得不和官员发生交易，腐败严重的根源首先是政府权力太大。如果政府没有那么大权力，市场竞争环境是自由平等的，企业家没必要天天追着官员，一心一意用在企业发展上就行了，但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能不想尽办法讨好官员吗？
比如，资本创造财富问题。过去我们接受的概念，一直是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是通过剥削获得财富，不承认资本和交易也能创造价值。我们抛开理论的讨论，拿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能说明问题：如果企业家不投资，市场供销不活跃，劳动力倒是很多，到那儿去创造价值？如果不需要资本和交易，劳动就能创造财富，那就让劳动力自己忙活起来，经济就发展了，中国干嘛还担心就业问题？
比如，私人财产保护问题。3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最终也是羞羞答答，因为，背后容易产生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落实，比如，企业资产流失，国有企业适用于刑法，而民营企业适用于民法，在法律上就不平等。中国改革开放，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得益于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就是“为谁干”的问题，农村的包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将利益明确，农民交足了国家的、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企业也是一样，缴纳了税金，付了银行利息，发了工资，剩余的合法所得，就是自己的，这才催生了千千万万的人冒着风险创业，才有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如果对这个问题不明朗，虽然“为谁干”的问题解决了，但指不定哪天这些财富又不是自己的了，企业家就始终没有安全感的，就不能放心地继续投资，大力地发展企业，有一些企业家看到形势不是很好，干脆关闭了企业，拿着钱享受了，也有一些企业家干脆将财产转移到了国外。我们很多时候谈论中国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但不仅仅是需求不足，其实投资更不足，尤其是民间投资不足。政府要救市，投资4万亿，那是政府自己玩，真正拉动民间大力投资才是经济振兴的关键。但企业家如果缺乏信心，没有安全感，怎么振兴？
比如，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贡献问题。我们需要大力提倡企业家要尽到社会责任，提倡企业家积极地为社会做贡献，这个没有错。也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为了自己赚钱而做危害民众的事情，比如，毒奶粉事件。但对于这个问题要理性分析，如果企业做了危害民众的事情，应该用法律手段追究他的责任，而不应过分地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上升到对所有企业家的道德判断。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冒着风险，整合资源，创造财富，是这个经济组织天然的使命，如果一个企业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创造了税收和就业机会，这个企业家就尽到了基本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肯定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希望和鼓励企业家能够多做慈善事业，但这不能成为对所有企业家的硬性要求。
以上只是列举了部分与企业家有关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些问题的澄清，将给予企业家以安全感和尊严，会大大提升企业家的信心。企业家有信心了，企业就活跃了，经济也就会振兴了。
名言警句：
Rejoicing in hope, patient in
tribulation.
从希望中得到欢乐，在苦难中保持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