茄子漫画

今天是3月5日，又是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日”，近一段时间来，各种宣传媒体又在大肆鼓吹雷锋精神，各种学雷锋活动又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看着这一幕幕红火热闹的情景，我甚不以为然。
 
确实，雷锋的事迹太普通了——送老大娘回家；给丢了钱的妇女买车票；参加义务劳动；拣起生锈的螺丝钉交给组织……如果这些小善举也值得大张旗鼓的宣传，学习，这个民族悲剧了。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善——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百孝善为先；勿以善小而不为；日行一善；善事不厌百回做……几千年来，做善事，行善举，早已是印刻在人们心中的，践行者不知多少，为什么单单把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一位普通的年轻战士树立为助人为乐的榜样呢？
 
这其间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先让我们看看伟人们对雷锋的题词：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周恩来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邓小平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陈云题词：“雷锋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
……
 
再看看《学习雷锋好榜样》歌词：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
永远革命当闯将!
……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
 
有提到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吗？没有，我只看到一个中心思想——“听党的话”。
 
是的，对于中国的当权者来说，需要的不是有头脑，有思想，有创造性的人，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听从党的指挥的人。普通一兵雷锋之所以在这时被树立起来，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是因为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思想，坚定地服从党的领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成为被当局训服的工具，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螺丝钉”，党把他拧在哪儿他就坚守在哪儿，绝对服从。“螺丝钉”精神才是雷锋精神的精髓，实质。普普通通的雷锋为什么能被树为英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雷锋是做了一些好事，送老大娘回家之类的，但这些只是雷锋精神的表象，外壳。当今新形势下，至少在民间，人们不再提学雷锋运动背后承载的深层政治含意，人们更愿意把做好事，助人为乐，看是学习雷锋的本来意义，人们简洁地用一句口号——“学雷锋，做好事”来概括。
 
但是，我们是怎样践行“学雷锋，做好事”的呢？
 
每到3月5日学雷锋日，团员们被组织上街头，义务理发，修自行车……小学生们被要求做一件好事，并且写一篇作文记载下来。于是乎，马路上到处是东张西望的小学生，发现老头老太太如同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歌星一般冲上前，扶老人家过马路，提菜篮子……孤寡老人家里拥进一群群学生，扫地的，担水的，擦玻璃的……一幕幕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孩子们个个兴奋地在作文中把今天的壮举写下来，还相互比较谁做的好事更好……
 
然而，“学雷锋日”一过去，马上一切照旧，老太太过马路没人扶了，孤寡老人家里的地没人扫了，自行车漏气找不到义务修车的了……但是没人感到奇怪，没人感到难过，相反，提起前几天的事还挺得意——雷锋，我学过了！
 
美国人丁大卫，在艰苦的中国西部教书，感动了很多中国人，在听到有人把他誉为“洋雷锋”时，他这样说：“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丁大卫没有受过“学习雷锋”的宣传教育，没有过在某一天被要求做一件好事，并写进作文里的经历，他受的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但他做到了许多中国人做不到的事迹，他认为雷锋很平常，只是凭良心做事。
 
而我们呢？学雷锋运动50年了，学的成果如何呢？当今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大幅下滑，假货猖獗，信任危机，人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个个明哲保身，不管闲事，别说扶老太过马路了，老太太摔倒在街头都没人敢扶了！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位德国人来到中国，看到公交车里贴的“请给老弱病残让座”“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等宣传标语，他不解：这也需要写出来张贴吗？这在我们国家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尊老爱幼，也是我们国家人民的自觉意识啊，但我们不做成标语贴出来……我看到这儿脸上有点发烫……
 
“学雷锋，做好事”本来是提倡全民的助人为乐意识，但结果却与人们的预期背道而驰。年复一年，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把原本根植于中华民族心中的“做善事，行善举”的优良传统，简单化，形式化，表面化，庸俗化，把原本应当潜移默化于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东西，变成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作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学雷锋运动”害了中国人也不为过。
 
经常性的，随时随地的，点点滴滴，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日行一善，助人为乐，要比集中在“学雷锋日”做好事实在的多。
 
我希望有一天，有人做了好事，别人不再称他为“活雷锋”，而只是冲他竖起大拇指。

为什么台湾人“现在”不认同“中国”呢？

-------试图以台湾的观点回答

文：张耕维 编辑：蒋可竟

“为什么在跟台湾人交流时，总觉得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呢?”

“为什么说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时，他们会生气?”

“为什么台湾人这么不喜欢中国啊？”

相信这是每位与台湾交流过的大陆人民对“大部分”台湾人的印象，并且深深感到怎么台湾人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呢？跟课本里说的“我们与台湾同胞血脉相连”大相径庭。这之间的认知差异，为什么”现在”大多数的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即便原本二十年前大多数台湾人还是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之间变化的原因，本文将试着以多方角度解释为何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发生剧烈变化。但我们要先认清楚一个相当重要但不好理解的概念，就是这种认同上的转变不能与台独划上等号，这不是等价的。

前言：台湾人原本的认同

每个在国民党威权时代(1945~1980末期)的台湾念过小学的同学，都对小学用的制式作业本非常有印象，毕竟陪伴了每位小朋友六年的时光。但以现代审美观点来看，当时的作业簿可以说用“俗气”两个字来形容。不过小孩子总是傻里傻气的，对这难看的作业本也分不出美丑。而这作业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作业本的封底上，印有两行字：“当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于是为了要满足某些政治上的目的，因此党国教育与宣传系统对台湾人民大举宣传，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政治术语”。

在那威权的时代，统治者说一就一，说二就二，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我”是“中国人”？反而大家认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中国人，所以我就要努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中国人。同样的，威权的教育系统告诉我们大陆的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必须反攻回去才能解救受苦受难的大陆同胞，但没人质疑大陆人为什么是同胞这件事情，反而会想到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国人，对岸的大陆同胞也是中国人；我们在伟大的蒋总统领导下生活富足又安乐，大陆同胞则被万恶的共匪荼毒。基于“同胞爱”，我们必须去解救大陆同胞。

因此在过去，台湾几乎不存在认同问题，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己有中国人的身份，而且认识大陆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传，而非亲身体验。又加上当时的冷战背景，1970年代前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于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观念是牢不可破的。

但这毕竟是威权时代，随着1980年代末期台湾的民主化蓬勃开展以及两岸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图)台湾民众 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佈

（取自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资料库）

台湾陆委会委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局研究中心调查台湾人民自我认同研究，计划已经持续了近20年，是台湾针对同一议题不同时间的民意调查最具权威的一份资料，根据这张由调研结果绘制的图表透漏了惊人的变化，从1992年起：“认为我只是中国人的台湾人民，已经从1992年的25.5%下降到2011年4.1%，剩下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认为我只是台湾人的台湾人民从1992年的 27.6%，上升到2011年的54.2%，比率成长了三倍，认为自己仅是台湾人的台湾人民，已经超过台湾人口比率的一半。而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率也在逐渐减少中。”

有一派论点认为：1990年代后，台湾由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执行去中国化的教育政策。导致台湾人认同发生改变。这论点非常不牢靠，因为台湾人改变认同的比例变动相当大，远远超过当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就是说有非常多受过正统“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教育的中老年人改变了他们的自我认同，理论上他们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去中国化政策就能改变。

凡事出必有因，在此先提出一个观察的角度切入问题：为什么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呢？

1.中国象征意义的改变与昧于事实的政治观念

由于1970年代，美国逐渐改变冷战策略，改变策略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围堵苏联，导致原本较为孤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于是中华民国这个称号逐渐得不到世界的认同。因此在这大前提下“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等式逐渐得到大部分国家认同。又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昧于事实宣传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隐含着中华民国不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种不让台湾也是中国(中华民国)的态度，意味着也不让台湾人称做中华民国国民，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就出现这样的疑惑：“如果中国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意味着中国人≠中华民国国民)，那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所以我是中国人吗？”

在这逻辑下，台湾人觉得大陆人抢了中国的名号。也让台湾人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询问：“你是中国人吗？”时，自然认为大陆人指的中国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自己又不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因此就会回答：“我不是中国人。”

也就是因为为了避免被混淆，生活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区隔，于是采用台湾当作他的招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昧于事实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政治态度，直接否决台湾人的存在感，硬把台湾人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对台湾人民相当不尊重，造成台湾人民对中国政府的反感，因此影响了台湾人的认同。

2.中国人不把台湾人当中国人看：一连串不得台湾民心的政策与事件。

除了中国的象征意义的改变与昧于事实的政治观念外，这里我们谈到海峡两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降低了台湾人对“中国”的好感，影响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以下我们按照时间次序排列。

《开放大陆观光》

随着台湾人反抗蒋氏威权政府，1980年代末期台湾的政治环境逐渐宽松。随着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过去只能透过政府才能认识大陆，而现在能亲眼见到。由于当时海峡两岸历经四十年的分治，已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因为只有少数台湾人去大陆观光因此观光所造成的影响在那时候不大，但随着两岸交流越来越频繁，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越深，对大陆越没有认同感。

《那一年的事情》

之后在1989春夏的那场骚动，共和国的决策让台湾人开始有了“自己跟中国人不一样”的想法，这个想法虽小，但是所造成的结果却相当巨大。因为在约莫半年后，台湾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台湾学生万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只是不同于大陆，台湾领导李登辉接受了学生的要求，之后大刀阔斧的实施民主化，从此专制威权不再，台湾与中国便在90年代初期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影响了台湾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扎扎实实地改变台湾。

所以在台湾人的眼中，台湾已经顺应了冷战结束的潮流，可是大陆呢？

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观点理解台湾人的视角：

大陆人看朝鲜人的感觉，认为朝鲜还活在过去中国文革那年代，对他们物质贫乏饥荒不断却又精神生活饱足而感到不可思议与悲悯；同样的台湾人看大陆人，就觉得大陆人还活在过去台湾专制威权的年代，物质富足但生活却处处充满不公与暴力，同样感到感到不可思议与悲悯。

大陆人觉得朝鲜人跟自己不一样；同样的台湾人也觉得自己跟大陆人不一样。

《千岛湖事件》

1994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的首次低于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那是因为那年发生了《千岛湖事件》。

关于千岛湖事件，我们先用类似的事情来模拟。2011年7月浙江温州两辆动车在暴雨中追撞，官方说四十人死亡，事故原因众说纷纭。官方的处理态度让人无语，如出事后赶紧抢通道路甚至在车厢未确认是否还有受难者就将事故列车解体后就地掩埋，在出事后马上对伤者提出赔偿，令人很难不联想到铁道部想息事宁人。人民对官方报导的伤亡人数深感不信任。至于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让人异常愤怒。

如果你是中国人，看到政府的处理态度你会认同他吗？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悲愤的话就能理解千岛湖事件为什么能对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有这么大的影响。

千岛湖事件简单说就是一群台湾旅客去浙江千岛湖游玩，结果不知道遇到什么什么事情，整船的人全部消失，找到的时候船已经被焚烧，游客与船员全部死亡。

一开始的官方说法是发生火灾，但死者家属见到亲人尸体时却发现仅有上半身碳化，下半身却无明显烧伤，船上弹痕累累，死者行李全部消失，火灾导致船难伤亡的说法遭到严重质疑。

但浙江省政府随后的处置方式令人乍舌，不仅禁止台湾媒体与受难者家属上船拍照，还派大量人员将受难者家属软禁在旅社中控制行动，浙江省副省长在与受难者家属开会时，受难者家属要求带尸体回台湾，浙江省副省长竟然一副爱理不理，彷佛与受难者家属谈条件是污辱自己人格，于是脱口说出“没办法再和你们这些家属谈下去了”，后来浙江省政府发现火灾事故不能平息台湾的疑惑，于是宣佈抓到三位抢船的犯人速审宣判后便枪毙，浙江省虽提供官方说法，但没人信，事情的真相也没人知道。

对那时处在政治风气急速变化的台湾人民来说，共和国政府官员一副咄咄逼人，他就是真理的样子，完全跟当时台湾官员不是同一个层次。于是千岛湖事件，成为台湾迈入新闻自由后，全岛人民头一次亲身见识到共和国政府一副你能拿他怎样的态度，对比当时的台湾环境，台湾简直是天堂。在千岛湖事件后，如果你是台湾人，你会认同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吗？

《飞弹危机》

如果美国因为中国人认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宣佈在上海与广州外海50公里处宣佈禁区举行飞弹试射，禁止船隻通行。然后CNN天天播放美军军事演习影片，一副要对中国宣战的样子。

你是中国人，你会不会对耀武扬威的美国反感呢？

因为在1995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以及预计在1996年举办第一次中华民国总统“直选” (人民直接选总统，一人一票普选)。在共和国认知这些行为就是搞台独，于是共和国企图干扰台湾这次的总统选举，于是就在95、96年举行了两次飞弹试射，飞弹点着在台湾两大港口高雄港以及基隆港外海，解放军于同时间进行无数次的军事演习，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那时候CCTV天天拨放军事演习新闻片段，营造一副即将攻打台湾的情景。

当时台湾军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各国已准备自台湾撤侨。对台湾人来说，台湾人只是选个总统而已，中国的反应就如此激烈。所以台湾人的反应就是：中国就是一个侵略者。

因为在共和国政府的宣传里，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95、96年中国政府的军事反应来看，中国政府明显并不把台湾人当作是自己同胞来看待，就是因为自己不是中国人所以共和国政府才如此的对待。

也因为那年共和国政府的大动作，造成台湾人民同仇敌忾的心理，大大加深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也导致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李登辉的大胜。

《921大地震》

之后1999年，台湾发生近年来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造成两千多人死亡，十余万户房屋损毁，是台湾近年来伤亡最大的天然灾害。当时国际纷纷对台湾伸出援手，但北京政府声称国际救援物资以及捐

款必须交由北京政府统筹，各国救难队需要北京政府允许才可以进入台湾，并且多方延误外国救援团体来台以及擅自代表台湾人民向各国致谢。这些中国政府的作为，台湾人民是看在眼里，怨念在心里。

《SARS非典疫情》

2003年SARS (非典)疫情扩散，由于中国掩盖非典在广东的疫情，直到扩散邻国后才向各国道歉。但随着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台湾也成为非典疫区，由于台湾不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内，无法接收最新防疫报告与防疫政策建议，因此台湾决定申请加入世卫组织。但此举遭中国强烈反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世卫大会中发表：“(对于邀请台湾加入世卫组织)于法不符，于理不容，于情不合。”会后台湾记者向中国代表团询问说：“你听到台湾两千万人民的需要吗？”中国官员沙祖康坚硬表示：“早就该拒绝了”，之后沙祖康更说出“谁理你们”这四个字。

“谁理你们”

非典对台湾来说，是个全民危机，但中国政府在这次灾害的表现严重失常，根本没把台湾人民当”人”看，尤其是当这个新闻在台湾播放时，大大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对台湾身份认同影响相当大。

所以台湾人民常常说，其实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就是最反对民进党的中国共产党。

除此之外，中国对台湾人的在大陆的生活政策也令台湾人觉得自己在中国被视作是外国人。如在2003年前，共和国游乐区的门票是属于双轨制，也就是说中国人买较便宜的票，外国人买的是比中国人贵几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票。台湾人一定得买外国人买的票，买中国人的票还被要求重新购票。

再来是中国人对外国人进入西藏有额外的管制，必须申请入藏旅游确认函(入藏证、入藏函)通过后才能进入西藏，但共和国的规定就是台湾人与所有持有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外国人一样，要进入西藏必须先申请入藏函，重点是港澳人士不用申请。

就以我个人经验来看，有一次参与北京某团体的聚会，在北京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店举办，其中一位参与的同学是台湾人，而他是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那时因为时间已经太晚，肯定会因为门禁回不去宿舍，因此举办单位就帮他订了一间在万圣书店旁的旅社。因为活动办得很晚，超过十二点了，在中国住宿都要登记身份证，台湾同胞因为没有身份证是拿着台胞证入宿。可是当柜台人员看到那位台湾同学拿着台胞证时，就表明过了12点外国人不可以入住。接待的人大同学就很生气，说哪有这种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理由都出来了。可是柜台人员就是一句话说：“台湾人就是外国人，你自己去问北京市公安，他们就是这样规定，过十二点我们不收外国人。”然后要求我们离开旅社。

同行的一位大陆同学感歎地说：难怪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台湾人来大陆，“蓝的会变绿的，绿的会变成深绿。”

所以在共和国的身体力行下，告知台湾人一个明确的讯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于是国民党四十年的洗脑教育就被完全抵消，这也是共产党令人钦佩的地方。

虽然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在陈水扁执政下(2000—2008)，因为陈水扁刻意营造台湾主体意识造成台湾人的反感，自我认同的比率没有明显增加。但在 2008年后，随着马英九政府的亲中政策开始实行，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已呈现一去不复返潮流，马英九再怎样努力也无法阻挡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认同了。

共和国政府又推波助澜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份。对台湾人民来说，这是中国在公开说谎。而且共和国的对台政策，就是消灭中华民国政权，意图破坏台湾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疑虑下，台湾人怎会对“中国”有好感呢？

我想一定有人问，为什么我不提中国对台湾的好呢？ 因为从人性角度，人本来就比较容易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坏，比较不容易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就像是现在大部份的中国人一谈到美国与日本，便会联想到美国帝国主义以及日本在二战的侵略，而自动忽视美国在二战时对中国的援助以及现代科技的发明与日本战后给予中国的开发贷款以及各方面的无偿援助。

而且，如果你是位男生，你想追求一位美好的女孩，你千方百计去讨好他，可是你却又常常对他拳打脚踢，你觉得你会追到那位女孩吗？

中国常常义正严词的要求其他国家“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果中国还认为台湾人民是中国人的话，可不可以请中国不要再伤害自己人民的感情呢？

3.台湾人在文化上找不到认同：

要让台湾人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台湾人觉得自己的文化和中国大陆现有的文化相同。但由于两岸分隔60 年，两岸人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风气下，因此两岸文化的演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两岸呈现极大的差异，而这差异让台湾人感受到台湾与中国的不同。

在文化演绎的部分，海峡两岸自1949年后经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各自发生的历史事件，使原本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大陆与台湾出现不同演化，如简体字与繁体字的使用已使海峡两岸字典出现的明显差异，两岸使用的中文辞彙差异相信有一日将比英美英文辞彙差异大的多。

再不用说对同一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情感。比如刘翔拿奥运会冠军令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但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王建民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拿胜投，台湾人会感到欢乐无比，但大陆人会问说他是谁？ 更何况对同一件政治事件，如1995年李登辉访美两岸人民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感觉。

在对传统文化的保留上，两岸也出现极大的歧异，大陆由于出现破四旧立四新等邉樱瑢鹘y文化不友善对待，这也是两岸出现分化的原因。

如在台湾民间信仰里，台湾的佛教、道教都可追根溯源到大陆。例如台湾的妈祖信仰皆可溯源到福建莆田湄洲；三山国王信仰则可追溯到广东潮州。但由于文革破坏，造成大量庙宇损毁，现有湄洲妈祖祖庙以及广东三山国王祖庙皆经历文革浩劫，同样遭到神像捣毁、建筑遭破坏、祭祀仪式被迫中止、神职人员被批斗等宗教迫害。虽于改革开放后得到台湾各庙宇捐助修复，但已失去一脉相承统的情感。

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提倡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不鼓励宗教行为，在台湾常见的进香以及绕境等民间宗教活动在中国完全消失，这些原本属于传统中国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在台湾深化，在台湾人的眼中，现在中国所谓的宗教仪式以及传统活动，表演的意义远大于实际的意义。在台湾这些所谓的传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又加上党对宗教採取严格管制，党组织深入宗教团体，因此在中国常出现违反宗教精神的神职人员，于是在中国神职人员成为闹剧：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有“少林寺CEO”的称号，将少林寺沾染了商业气息，让佛门重地失去了庄严。

相反的台湾则是个明显的对比，在台湾对于民间宗教与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中国决然不同。在台湾所有城镇，都是以当地信仰庙宇为中心发展而成，庙宇在农村提供公众集会的场所，举办各类活动，有时甚至庙宇成为了各种小吃的集散地，发展成夜市。

在台湾祭拜神明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当然其他宗教或是无信仰者是例外)，人民遇到各种难解决的问题时都会去寺庙求问神明，以现在的眼光来说也许不科学是迷信，但人们还是习惯遵从祖先们方式试着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可以在月下老人前看到众多善男信女在求姻缘，也可以望见考生们希望文昌帝君能保佑他们考试顺利，而妇女们则是希望注生娘娘赐予夫妻一个健康的宝宝，这一切在台湾的庙宇无时不刻的都可以见到，人民虔盏南蛏衩髟V说他们的问题与希望，更多的是向神明的感恩。

于是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上，中国让台湾人彻底失望了，加上分治后双方文化各自发展，让台湾人感受到自己与中国明显的不同。

台湾人认为他们是生活在现代中华文化下的人，他们喜欢中华文化，也认同中华文化。但我们要分清楚是，台湾人认同的中华文化并不等于现在在中国的中国文化。

4.中国在世界上的名声：中国把中国这块招牌给弄臭了

虽当今中国声称已恢复大国荣耀，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但由于国家价值观明显与大部分国家相异，且社会弥漫着物质主义，导致人民精神信仰空洞与社会道德崩溃，让外人见到中国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先前在广东佛山，一辆货车压倒一位两岁的小女童王悦后肇事逃逸，这已经让人心痛。但惊人的是，随后经过的十八位路人，却视而不见不愿伸出援手，从重伤的女童旁走过，尔后又一辆货车同样辗过后逃跑，最后才由一位元社会底层的拾荒者伸出援手，但早已过了黄金急救时间，女童在医院离开了人世。

这绝对不是个案，各种道德沦丧德的事情在中国早已层出不穷，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还有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众多食品安全问题，相信你已经充耳不闻了。

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令人称羡的经济层面外，却没有相对应完善的社会制度，以及令人嚮往的文化与价值观，于是当今的中国却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迷失了方向。

没人把路口的红绿灯当真，排队是奢望而插队是常态，在公共场合不顾他人大声喧哗。『八荣八耻』成了空话，自私自利成为标准。做事情争先恐后，似乎慢一秒就是吃亏成为了中国人的标籤，诸如此类的负面印象不胜枚举。当然中国还是有人坚持文明生活的，但是在广大的同胞践踏下，中国人的形象一泻千里一去不返。

在国家的形象方面，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下的外人对中国充满了不明白与不谅解。不瞭解为什么中国要在西藏新疆的实施如此强硬的政策；搞不清为什么北京能见度都已经不到100公尺了，都还只说是“轻微污染”；对中国为什么用“堕胎”这种杀人的方式来控制人口感到恐惧；对为什么关闭北京农民工子弟小学，让三万儿童辍学，另一边却投入十亿人民币执行希望工程援助非洲教育感到疑惑；不明白为什么死于汶川地震的小学生名字是国家机密。不明白有几千万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下，但国家却铺天盖地举办各种铺张浪费的活动。不瞭解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中国的决策不是停驶高铁好好调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车厢。太多太多对中国不明白，于是中国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国的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些对台湾人来说，距离还太远。但随着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后，创造了台湾一般百姓与大陆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于是随着台北故宫博物院变成了吵闹的夜市；大陆旅客无视禁烟的标示在禁烟区吸烟；

甚至在台湾着名景点野柳女王头上，刻上简体字的“中国常州赵根大”纪念到此一游；为了抢夺阿里山小火车座位，两团大陆旅行团在车站月台大打出手。这些不文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台湾人对“中国”的印象。

所以台湾人降低对“中国”的认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己把中国这块招牌给砸了。

5.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与其说台湾人认同台湾，不如说他认同的是台湾的生活——一个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

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如何成为一个公民，而不是有老师教导他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孩子本该快快乐乐的学习，不该有这些沉重的包袱。在他懂事后，也不必念着连他都不相信的政治课本。

他毕业后，可以在全台找工作，想住哪就住哪，不必在自己的国家里迁移还需要办理个暂住证。迁户籍对他来说就像是便利商店买个东西一样简单，因为户籍对他的影响，只在地方选举时，选票上有着不同的候选人而已，甚至他的大学入学考试，也不会因为他的户口，而降低他录取重点学校的机会。

他即使生病了，也不会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因为他知道台湾的全民健保可以帮他分忧。他可能不知道全球前两百名的医院，台湾就占了十四间，仅次于美国与德国。他只知道他不必对医生包额外的红包，只需负担非常低的金额，就能享受如此高质量的医疗。

他的政府大楼，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门口的警卫见到你只会笑咪咪地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而不是先查验你的证件。他去办理一个手续，志愿者首先会递上一杯热茶，指引着他去抽号码牌，之后他就可以坐在沙发上悠闭着看报纸，没有人会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也不会板着脸为你服务，而是贴心又迅速地完成你的需求。

他想出国游玩，不必为了申请档而四处奔波，只需要轻松办理护照就可以踏出国门。他也不必忍受缴了高额的费用，却得到拒绝签证的对待，因为他的护照可以在世界上百余国畅行无阻。

他也不必担忧昨天发的博文，会不会因为言论过于激烈而被删除，在台湾他的言论自由受到保障。他也不担心买的房子七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是永久持有，他甚至可以把房子连同土地，传给他的子子孙孙。他也不担心房子会被强拆，因为法律会保护他的一切。

若遇到冤屈，他可以找记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将冤情诉诸大众，而不是含泪吞恨。他在台湾，虽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谐的新闻，但他知道这些新闻会促进台湾进步。他更习惯看到新闻媒体对着政府的弊桉穷追勐打，因为有尽责的媒体把关，人民更可以发挥选票的力量。

虽然他的食品含有塑化剂等毒物，但他的政府处理态度，让他相信他以后绝对不会再吃到。他的政府官员，会因为被媒体批评官舍浪费太多电，向全民道歉，并且宣佈搬离官舍自费租屋，而不会听到官员霸气的向记者咆啸说：“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四年后把票投给另外一位候选人。

他从小被妈妈教导对人要有礼貌，所以他习惯说对别人“谢谢”，当然对方也会很自然的回“不客气”，“请”与“对不起”更常常挂在他嘴边。当他在捷运乘自动扶梯，他会自动的向右靠拢。他也习惯为了一件事情而排队等待。

他习惯生活在一个可以跟政府与社会沟通无碍的地方。他当对政府不满时，他可以上街表达他的想法，政府也会和善的回应。他也学会了包容其他人的想法，虽然他不是同性恋，但每年的同性恋游行，他也会去支持。

他可以看他想看的书，不会看到删节的版本。他可以出版他的着作，不会有人事先检查。他可以自由的连上网站，不会看到“Error 404 file not found”，当然搜索资料时也不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他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

当然，我们绝对可以列举出一堆台湾社会的“不好”，如台湾的民主还有很大的民粹成分，台湾媒体的新闻质量有待加强，台湾社会离西方的公民社会还有一段路要走等说不完的缺点。但台湾人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会有自我调适的能力，我们都相信只要没有外力刻意改变我们，台湾社会会越来越好。

所以与其说，台湾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还不如说台湾人不认同中国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台湾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爱上这样的生活，这就是台湾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原因。

当然，他们也希望海峡对岸的人民也能跟他们过一样好的生活。

说到这里，是否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

湖南道县惨案，从1967年８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全县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被杀的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其中未成年人826人。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气得脸色铁青，并指示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道县在“文革”期间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法无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1967年８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原来，16日上午，区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告说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地主分子蒋伟珠为首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有行动纲领，有计划，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于是，８月１７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召开了这次大会。

会场如临大敌口，布满岗哨。关有志在讲话中说：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要搞反革命政变。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周仁在会上提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会议立即变成了杀人动员大会。

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４天内杀了１３人。最先动手的是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他带领三四十人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当场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原来唐玉家庭出身中农成份，原先是小学教师，为人生性耿直，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强奸妇女，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白举告了，蒋白举因此受了批评。于是蒋白举公报私仇，先将唐玉送去见了闫王！

二、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1967年8月22日上午，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参加会议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共一千多人。会场人头攒动，梭镖林立，民兵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只准进，不准出。

周永记在会场说：“贫下中农同志们，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饭的，我们要杀一些。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于是，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念“罪状”后，宣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何光清立即被砍倒在地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地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８月２４日上午，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行。周永记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神色庄严。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２人；东方、东风各１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周永记讲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会上当场枪毙了６名四类分子。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说：“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然后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吓得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随后，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８月30日止，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了112人 。

三、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平均50人中就杀了１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先后召开了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８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会议。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在会上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说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计划杀５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然后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将杨贵清五花大绑了，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随后，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杀死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求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指示小甲和蚣坝公社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所有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社与社、队与队之间展开了杀人竞赛。到８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在８月30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上，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干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

四、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５２４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主要原因：一是蚣坝公社是区政府所在地，二是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找了这么漂亮的媳妇，这还了得！于是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24日回到贺家山，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只好逃到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８月25日拂晓，贺远能被当地民兵抓住，并迅速打电话通知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８月24日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贺远能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立即派出十几个人赶到兴桥，将贺远能五花大绑向潇水上游走去。由于捆得太紧，没走多远，贺远能就哀求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让我活，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于是，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朝他打了三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于是，又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贺远能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８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更为惨烈的一幕。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将21个青壮汉子五花大绑，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大队革委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像点牲口那样将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然后，押到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岩洞口。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何兴盛说：“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让杀人，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袋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21个人随即被丢进洞里。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后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终于一片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时，大家边走边议论：“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向区里汇报请示：上边布置的任务已完成，21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老的和小的，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晚上，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民兵开始敲门了，有的老人预感到大限临头，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穿在身上准备上路。有个已卧床数月的老人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说：“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回答：你儿子已经被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31个人哭哭啼啼上了路。何兴盛也感到这些可怜的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杀人放火。于是他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

这个56天的孩子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56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眼睛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拖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３岁的二哥。就在他拼命地哇哇大哭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从母亲张秀华怀里将他也抢走了。这个６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5人。

张秀华能够幸免倒不是何兴盛等人发了善心，而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是个光棍，经过蒋癞子请求，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最终网开一面。就在集体屠杀的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和张秀华硬是成了亲。

集体屠杀的当晚，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着手分财物。一面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大队党支部书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说：“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众人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五、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和“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数以百计，但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1967年８月23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院长。中午，“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牌子，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很快，红卫大队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和梁域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６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监狱关押。

24日，“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形势发展太快，各大队都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就成了杀人的督促机构。８月27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当晚，该大队杀了７人。28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了６人。

８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47军关于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在讲话中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就杀了１５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４人。当时，身为贫下中农的朱用进等４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六、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８月26日晚，跃进大队召开会议，决定杀六十多个人。公社革委主任郑来喜接到报告，问用什么措施杀人，当知道是用3口地窖，将人全部扔到窖里去时，只是吩咐要注意安全。

跃进大队领导人何方前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27日，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64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上午９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他们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跟着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太热，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方前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其余的人恐惧万分，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扔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七、血海拾遗

1.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其中有一个是道县师范原教导主任何聘之，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批判，文革初期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还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2. 灭门之祸。桥头乡桥头村生产队按照事先策划好的方案，将正弯着腰劳动的周文栋和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并将两捆干稻草点燃扔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用许多松枝堵住窖口，3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太阳快落山了，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去抓人。８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他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后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不肯走。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抓住两个孩子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

道县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在1985年6月30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中写道，周文栋1949年考入解放军137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1957年因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

3.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周军阳，女，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中师毕业后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同老师蒋汉镇结了婚。文革开始不久，俩人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

1967年８月26日晚上，全家已经睡了。迷迷糊糊之中，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他们起身，门就被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周军阳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蒋汉镇已于前一天晚上被抓走的，此时被铁丝捆得直叫，一会，又将周军阳的3个孩子抓来了。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60多人被押到了枫木山天坑边，贫协主席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60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蒋汉镇，周军如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她只觉得脑后风起，一钢扦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周军如大难不死，侥幸逃脱。

宋庆龄多次致中共中央信件披露

作者：何方

    1994年11月，中共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材料内容提要： 

　　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19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 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配图说明：

    老薛的老伴去加拿大带孙女了，他一人独居，难免让大家牵挂，我居住的地方离老薛家近，顺道去看看他。
　　老薛满脸的愁云，见到我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股脑儿地向我倾诉：“我家对门邻居，把房子出租了，房客开了麻将档，每天来赶场子的麻友络绎不绝，半夜三更还有麻友来敲门，有的酒喝多了，走错了门，把我家当成麻将档，敲门像是衙门口击鼓喊冤，寒冬腊月还要爬起来开门，你说，是他冤，还是我冤。虽说档主时常送条把香烟来打招呼，我被吵醒，就很难入睡。再加上楼上邻居也把房子出租给了一群打工妹，深更半夜才下班，这些毛丫头梳梳洗洗，说说笑笑，脚步声声折腾到天亮。我只好在下面陪着她们到黎明，成了夜猫子。大白天在家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