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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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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6-04-06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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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20009月,罗大佑到上海开演唱会,一大批文艺青年乘坐火车从北京涌进上海。


中央台“生活空间”的编导李伦,带着一个摄制组,要将此事拍成一个小纪录片。演唱会结束,我们一群人招呼着去衡山路喝啤酒,有一台摄像机时不时对着我。我一直不知道它拍到了什么。

前些日子,李伦从央视离职,加盟一家网络公司。我也做起了视频,想起这段十几年前的素材。和李伦联系,他再请人去找,那几盘录像带已经不出所料地消失。

当年写过的文章,无法复原那个上海之夜;当年拍的照片也七零八落。我能记起梧桐树和香樟花园,却想不起来十多年前那个九月的晚上,我们冲进的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我们摆开一条长桌,坐在桌边的二十多人都是谁?在时间的长桌上,一只只啤酒杯在畅饮,喝光失明之眼和凹陷之脸。有一台冷静的摄像机,将我们拍摄下来。那些活动的影像已经消失,却让我更想看到。

有研究者说,一幅画可以画出1000个字要表达的意思,一分钟的视频能够涵盖180万个字。我不太相信180万这个数字,但我相信《图像的生与死》中所说的——图像的意义就在挽留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存在。最早的图像是面对死亡产生的,挽留逝者,让他通过人像而继续存在,进而,图像让不在眼前的事物在场。在石器时代,古人就开始在岩壁上刻画,那时的“刻画”就是能够把不在场变成在场的媒介。

三年前,我为《新知》找投资,碰到一位投资人对我说,不要做杂志了,做一个微信公众号吧。我回答说,做杂志多好啊,有纸张的触感,能体现好的设计,为啥要做公众号呢?由此可见,我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

现在呢?经过大半年的筹备,我们的新产品“刻画”终于上线。这是一个短视频节目,每周一三五更新。刻画关注的领域有美食、店铺、家居、艺术、旅行与运动等等。你可以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上找到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产品面世,出品人总要讲一讲心路历程,这种宣传手段已成套路,我也要写上一段。

作为一个新媒体的使用者,我感到非常便利和满足,哪一本杂志刊登了好文章,都会有人翻译并推送到面前,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写作,小众的趣味也会得到满足。

但作为一个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又别有一番滋味。技术有其自主性,互联网就是一种基于民主意识形态的技术配置。接受互联网,就要接受其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老媒体人,我多少还是贪恋一点儿话语权,肤浅,有点儿文化上的优越感,嘈杂之中略感落寞,却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在知识中得到安慰,也写不出真正的好小说以获得存在感。

朱利安•巴恩斯有一本小说叫《终结的感觉》,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中学课堂上,历史老师让一位笨蛋学生描述一下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国,学生回答:“动荡不安。”历史老师不满这个过于笼统的答案,笨学生只好补充:“非常地动荡不安。”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到小说的结尾处,昔日少年都年过六十,回顾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叙述者这样总结——有累积。有责任。除此之外,还有动荡不安。巨大的动荡不安。

动荡不安,unrest,不容易,或者焦虑。这大概是一种普遍的常态的感受吧。大半年来,我如盲人摸象一般摸索着:哪些东西是短小有趣的?人们乐于分享什么?新媒体有什么样的特性?短视频应该如何习得自己的风格?我一直为这些事情焦虑,而缓解焦虑的办法就是努力学习。有累积。有责任。

通过拍视频,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非常积极的东西。年轻的设计师朱砂,设计了《阿城文集》的封面,面对镜头,他说,你可不要拍成一个迷恋纸张和书籍的迂腐之人啊,读书有什么好牛逼的啊,每个人都应该读书。这句话敲击了一下我的脑袋。画家芊祎在阁楼上养了24只猫,健身者Lydia希望有一身漂亮的肌肉,美厨娘小丰想开一家餐厅,在摆弄文字多年之后,我试着用图像思维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寻找美好事物,聆听那些积极向上的愿望,在一些微小的创造中得到乐趣,并且希望通过“刻画”传递出去。

早年间,筹划《生活周刊》的时候,一位同事曾这样定义“生活”——生活,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那时候我们年轻,充满希望,此后渐渐明白,生活并不容易,昏暗的事物过于强大,要做到生机盎然并不容易。然而,过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大。我相信,拍摄于十六年前、现在已不知所终的那一段素材,记录下的是一群饮酒作乐的年轻人,且歌且舞,自信,生机勃勃。他们接受了岁月的磨砺,他们也接受了许许多多美好事物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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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英国留学回来的家伙,每到圣诞节总要看一遍《真爱至上》,一个英国贺岁片,有灰姑娘爱情,还有一段是在希思罗机场拍摄的接机场面,朋友或家人热烈拥抱。这些人看《真爱至上》,怀念作为他们精神故乡的英国。


还有一个文艺消费品是卡波特的《圣诞忆旧》,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收录三个小说,红色封面,出版之初就是颇受欢迎的圣诞礼品。


今天抄一段卡波特,他谈到旅行,旅行中他还携带着另一个人的目光——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冬天,里里外外都是如此。对一个孩童而言,这座城市是一片没有欢乐的土地。而后来,当你渐渐长大,步入爱情后,你与深爱之人共同分享的双倍景致赋予你这份经历以质地、形状和意义。独自旅行的感觉就像是穿越荒原。但你若是心怀足够的爱意,有时你也可以为自己欣赏,同时也为另一个人。我对赛尔玛正是如此。对世间万物,我都会看上两遍:第一场雪,公园里滑着雪呼啸而过的人们,冰天雪地里嬉戏的孩子们身上穿着的细毛皮大衣,科尼的滑滑梯,地铁的口香糖售卖机,神奇的自动售货机,河中的小岛,以及暮色中的大桥反射的余晖,还有派拉蒙乐队的忧伤乐曲在空中回荡日复日,那个乐手都会来到院子里,唱起同样的歌谣,嗓音沙哑,忽高忽低,再就是放学后总能去小杂货店偷点什么玩意儿,如童话故事般不可思议,我的观察与聆听,为的是给厨房的恬静时光积累谈资,因为塞尔玛准会说,以她―贯的口吻:跟我讲讲那个地方的故事吧,要讲真的啊,假的我可一句也不听,可大多数时候,我讲的都是假的;这倒也不能怪我,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到过的地方,就好像是传说故事里的人物角色去过的某个魔幻城堡:―旦离开,你就再也回忆不起来,留下的是幽灵般的回响,那是萦绕在心头的奇迹。


有时候,人们在旅行中还会遇到年轻时的自己——

再抄一段菲茨杰拉德,前几天是他去世75周年纪念日



20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踯躅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天早晨或者卡罗来纳的春夜,四周静得能听到邻村的犬吠,我也能静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诧异。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和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看啥文学回忆录,我给你手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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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1 17:02)


有这样一个测试,问你,这世上的书成千上万,假设其中有一本是你写的,你愿意挑哪一本呢?当年,我和同事一起做这个测试,我记得他非常快速地回答——社会契约论。这是卢梭的伟大著作,据称引领了随后的法国大革命。我没读过这本书,但也知道那伟大的开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两个月前,我去日内瓦旅游,把《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忏悔录》都烤到iPod里,想着在日内瓦湖边,晒着太阳,把这几本名著都读了。这正是我喜欢的一番做作。可到了日内瓦,吃了几顿好饭,逛了几家表店,卢梭却没读几页。有一日,在老城闲逛,找到了卢梭故居,进入参观,带上耳机,聆听中文导览解说。故居不大,里面只有几块展板,但导览词写得非常好,先从《忏悔录》中摘取一段原文,讲卢梭的家庭,而后又讲《社会契约论》、讲《爱弥儿》、讲《新爱洛伊丝》,顺着写作轨迹,讲述卢梭生平。20多分钟听下来,我对卢梭的了解前所未有的深入。日内瓦老城区不大,后来的一天,我又转到卢梭故居门口,忍不住又去听了一遍导览词。我相信,这段导览出自一位研究卢梭的专家,他一定深思熟虑,有所取舍,务求游客能在半小时内快速了解卢梭。

恰在我出行之前,一位互联网“知识服务商”给我讲过他的理念——现在没有人要读长篇大论,你读了一本书,能否用3000字总结出一个“干货版”?你能否做一段音频,把你的“干货”讲给别人听?如果你把你的“干货”定价为3元,一个月有一万人买你的“干活版”,就是3万收入。我站在日内瓦老城Grand-Rue 40号,花五个瑞士法郎进屋,就为了带上耳机,听一下《新爱洛伊丝》的讲解,同时回想着互联网创业的澎湃潮声。

有一位作家说,床头堆满的那些还没读的书像一座墓碑,电子阅读器里的未读书目像一个黑洞。人们面临的读物或信息前所未有的多,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阅读速度有很多的不满。有一家科技公司声称,人们之所以读书慢,是因为读书要目光移动,如果目光不移动,盯住一处,文本一个词一个词地跃入你的视野,阅读速度可提升四倍。美国大学毕业生一分钟能读250个词,用这个科技公司的阅读器,每分钟能读1000个词。另外一个数字很有意思,说现在的社交媒体使用者,每天的阅读量大概是5万多个单词,这是一个小长篇的数量。如果用5万单词除以250,那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数字,是200分钟,也就是说,人们每天花三个小时看邮件、看报告、看报纸、看书。

我以前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都和读书有关。按我以前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读书,还应该读原著,尽量杜绝二手信息。那时候我们还玩过一个游戏,叫“我没读过”,你要说出一本经典作品,是你没读过的,但参与游戏的其他人应该都读过,比如说你没读过《战争与和平》,但你周围的人大概都读过。玩过这游戏后,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经典作品,我们都没读过。我看过20多遍《卡拉马佐夫兄弟》,最长的一次坚持到100多页。我以往相信,那些经典作品如《社会契约论》如《利维坦》等等,我早晚会一字一句读完。慢慢的,我不那么确信了。现在我怀疑,以往的经典固然重要,但如果背负着这么沉重的负担,又该怎么拥抱新技术呢?那些快速浏览、超文本、碎片式阅读带给我们另外一种满足。在日内瓦的卢梭故居中,我终于承认,我以后怕是不会再去读《忏悔录》和《新爱洛伊丝》了,我买了一本小开本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对这本名著的致敬,却知道根本不会去读。

从日内瓦回来两个月了,如果你问我,卢梭故居中那个导览词都说了什么?我只能大概告诉你卢梭的生平。如果你问我,《社会契约论》都讲了什么?我就哑口无言,不敢多说了。伍迪•艾伦有一句俏皮话,“我参加一个速读学习班,用20分钟读完了《战争与和平》,然后知道那是讲俄国的。”我听到的卢梭导览词,大概功效也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也没啥可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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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8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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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


说起来,我是木字辈的博客。我最早知道博客这种写作形式就是通过木子美老师,看了她的博客之后我才开始写。那是2003年,我最开始的一篇博客中记录着C罗在曼联的首秀,当时就惊为天人。博客浪潮起起伏伏,很有大浪淘沙的感觉。但就个人写作的完整、与读者良好的互动关系而言,博客还是最为合适的工具。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

我最初的小说都是在博客上写的,非常认真,读者的讨论也很认真,我能得到积极的反馈。我在博客上大概写了十二个小说,形成两本小说集。博客有即时的反应,也有安静的环境,也许在微博上的热闹过了之后,人们还会想起这个工具。博客适于长期的专业的写作,新浪博客十周年,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应该也出了很多书。打赏与长微博相结合,会给写作者带来更多实惠。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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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我有一个女粉丝,每次我出书,搞新书沙龙的时候,她都来参加,送一束花或者送一瓶酒以示祝贺,我很是感激。最近我又出了一本新书,她大老远地还是来了,抱着她的宠物狗,给我送上一盒茶叶。我们攀谈了几句,我告诉她,我换了新工作,还不太适应。她抚摸着她的小狗,对我说:“你别太在意工作上的事,实在不行,你有那么多粉丝,每人每个月出10块钱,养着你在家写小说就行了。”


乐观地估计一下,我大概有100个粉丝,这里面愿意每月出10块钱的,我估计能有30个到40个,这点儿钱显然不够花的,除非她们愿意出100块。但我理解这位女粉丝的商业模式,她说的就是众筹。kickstart,这个词原是开摩托车一脚踹开支架的意思,后来演变成“开干”,就是要干一个事,但缺钱,就把自己的计划放到网上,大家对这个计划感兴趣,就会出份子钱,帮你把这事儿实现了。除了筹钱之外,众筹还有宣传和号召的意味。我知道有一家创业公司,要做一个30美元的电脑盒子,安卓系统,接上显示器,就可以办公和娱乐,他们在kickstarter网站上搞众筹,20天的时间就筹到了100万美元。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kickstarter上那些项目的成功率是37.29%,超过100万美元的项目,成功率就降到了0.05%,据说只成功了110多个。那家创业公司并不缺钱,搞这个众筹是检验自己这个想法。那些极客们也愿意掏30美元给你,看看你的产品做出来究竟如何。


我以为众筹都是围绕科技产品展开,却不料咱们这里办杂志也可以众筹,没钱买飞机票去看男友也可以众筹,只要你讲出好听的理由。如此说来,我在街边还见过乔装的女学生搞众筹,坐在马路牙子上,面前摊开一张白纸,写自己流离失所,要大家资助一点儿饭钱和路费。


我最近收到一个邀请,要我加入一个“文艺创作持续众筹社区”,该社区提供一种持续资助的渠道,让创作者从资金到听众/读者/观众哪里获得直接的长期的经济支持,我们在那里发布作品,粉丝给你钱。美其名曰为“让创作永不止息”。我以为,作品完成了,要读者打赏或者付费阅读,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还没有作品,就让人资助你写小说搞创作,就有点儿不太正常。


这世上大多数作家都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们必须要干一份工作。两年前的一份调查显示,英国依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数量急剧下降,一般职业作家的收入已经不足以在英国维持基本生活。2013年职业作家的收入中位数仅为11000英镑,相比2005年时的12330英镑(根据通胀调整后为15450英镑)下滑了29%。这样的收入远达不到朗特利基金会认定的最低生活标准(16850英镑)。而所有作家的平均收入则更少:2013年仅为4000英镑,从2000年的8810英镑、2005年的5012英镑一路下滑。这项调查涉及2500个作家,结果发现,2013年仅有11.5%的专业作家——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写作——将写作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在2005年,这个数字是40%。也就是说,大多数作家都要干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不论是在大学教书还是去当出租车司机。不过,有一个文学理论家指出,干一份工作有助于作家的创作,待在家里干写,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

我认识一个文艺青年,他翻译了好几本小说,自己也写小说。他的工作是在淘宝上卖胸罩,每个胸罩也就三十多块,家里当仓库,堆满了各式胸罩。他运用他的外国文学知识,在微博上给他的胸罩做广告——

法理什塔在《撒旦诗篇》的开头,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时候唱着:“落到乳房似的地球上”。《马戏团之夜》里,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被描绘成一只孤单的乳房。《面包匠的狂欢节》里,镇民拆掉了方形的教堂,并建造了一个像乳房一样的圆形教堂。到我的淘宝店看看吧,高矮胖瘦,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觉得这样做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贴补家用,再努力去创作,才是正途。而希望搞众筹让粉丝养活,是歪路。当然,有艺术家指出,艺术被资本包养是非常正常的。我知道,大剧团大音乐团都被包养。我甚至认为,潜在的未成功的艺术家也应该得到上天的眷顾,但考虑到文艺工作者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我打算反其道而行之,组织一个富婆富豪爱文艺联盟,让他们领养有才华的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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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9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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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子前来,她递给我两页纸,上面是她要反应的情况。大致说来,这位女子是一个编剧,准备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个想法被百度公司的李彦宏知道了,李彦宏对小说很感兴趣,意欲投资,但不料想,创新工场的李开复也知道了这部伟大的小说,李彦宏和李开复就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争相控制女编剧。如何控制呢?就是在微博上转发或关注。你以为转发和关注那么简单吗?那都是人工智能的手段。有什么证据呢?现在还不能披露,但如果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女编剧愿意提供更多的证据。我认真看那两页纸,如同阅读一个剧本大纲,而后非常遗憾地说,我们对这个事情实在没有研究,不敢贸然报道。我们杂志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也不可能投钱拍电影电视。女编剧听了,将那两页纸一把夺回,起身离开。

如果你在一家新闻机构工作,总会遇到几个人,宣称自己的脑波被人造卫星控制了,或者说他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或者说他被情报部门迫害了。据记载,最先把新兴科技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1919年他发表一篇论文,记述了“摄魂机器”病例,患者认为他们的心灵和身体被先进的技术装置所控制,比如当时还算高科技的电池和无线电线圈,他们脑中会产生一些声音,由颇为先进的电话或留声机所传递。托斯克研究最为细致的一个病人,名叫纳塔利亚,她认定,在柏林有一伙医生,用一台电气设备控制着她的思想,那台设备和她身体差不多大,腹部有个盖子,里面的元器件与她的内脏相对应。

岁月荏苒,科技进步,控制他人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进步,各种精神分裂的病患也具有“时代气息”。2012年5月,《认知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真人秀错觉》,作者是古尔德兄弟两个。论文中记述了这样几个病例,其一,某老兄认定自己活在一个真人秀中,他跑去纽约要见导演,要看看双子大厦是不是真的被撞毁了。其二,某一位记者,患有躁狂症,入院治疗,他坚信,围绕他进行的诊治过程都是虚假的,他要揭露真相,一旦揭露成功,他的新闻报道就会获得普利策奖。其三,是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拍摄着一档真人秀节目,但他认定,同事们都在秘密拍摄他,有朝一日,他会成为真人秀的主角。这篇论文说,真人秀错觉跟我们这个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体有关,我们就生活在传播之中,这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媒体技术扭曲了我们的现实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鼓励我们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

我当然假装自己是清醒的,当别人是“有病”。但如果有一天,有一对兄弟跑到你办公室跟你说,周围的世界都是计算机程序编出来的,一切都被母体控制了,而你被选中要做救世主。如果有一天,有一位老兄来到你的办公室,坐在那个破沙发上告诉你,真实就是梦境,记忆可以植入和构建,我们活在一层套一层的梦境中难以醒来。如果有一天,有一位女士来找你,说她遇见了真爱,可有一个叫“命运调整局”的组织不让他们恋爱。好莱坞的确选择了不少精神分裂症患者来写剧本,我们看到了《黑客帝国》的故事,看到《盗梦空间》的故事,还有《命运规划》的故事。好莱坞喜欢精神病人编造的故事,而精神病人也适合编剧这个职业。我们呢虽不喜欢李彦宏和李开复的故事,却喜欢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总讨论最后那个陀螺是转着还是停下来。

我们的大脑被人工智能控制,互联网上有更隐秘的权力存在。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惨痛的疾病,但对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适度的精神分裂能产生好故事。比如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就曾经遭受精神疾病的煎熬,有一段时间,他深受一种来路不明的声音的困扰,那个声音一直传播着关于他的各种谣言,作家认定,这些声音来自他参加过的一次BBC的访谈节目,那个节目制片人利用射电技术传播有关他的谣言。作家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一篇喜剧色彩浓厚的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也曾经历过精神病发作,他认定自己患有妄想症,他把精神分裂的角色写进自己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全面回忆》和《少数派报告》,寻找其中的精神分裂韵味。
 
有一天,一位老兄到你的办公室找你,说所有人都被控制,我们拥有了先知,所有犯罪企图都会预料到. 他被先知认定为罪犯,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不要把他当成病人。实际上,他是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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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英国有一个刻薄的文人,名叫切斯特顿,他曾经说过,读坏小说比读好小说更有收获,读坏小说,我们能由此理解一大帮人,而读好小说,我们只能理解主角一个人。我以为切斯特顿这句话只不过随口说说的,后来发现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比如说我们读《饥饿游戏》,能体会到资本主义丛林世界的残酷,读《五十度灰》,可以了解中年妇女的情爱想象。凡是能在全世界的机场上出售的小说,不会超出高中毕业生的理解能力,《饥饿游戏》和《五十度灰》都属于这类“机场小说”。其特点是语句通顺,非常好读,不会有什么理解上的障碍,更不会有智力的挑战。读这一类小说,能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庸俗。虽然这个认识没什么价值,但我们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认识。


《五十度灰》是个坏小说,但这不妨它改编成电影,在全世界大卖。好小说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讲一下《爱无可忍》。这个小说语言讲究,叙述角度有变化,读的时候经常会不知道作者究竟想要干嘛。但这是货真价实的好小说,也来自英国,作者麦克尤恩。小说从一场意外事故开始,男主角乔和一个名叫杰德·帕里的男子相遇,帕里开始对乔的纠缠,他给乔打电话,跟踪乔,在乔的家门口守候,乔不堪其扰,打电话报警,但警察对这样的骚扰不加理会。在这个过程中,乔与妻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帕里采取的行动越来越危险。《爱无可忍》也被改编成电影,现在的007丹尼尔·克雷格担任主演,但影片票房成绩一般。


帕里为什么要纠缠乔呢?因为他患有一种精神疾病,这种病的名字叫“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de Clerambault syndrome,最早见于1921年的医学文献。法国医生克莱拉鲍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疾病。他描述了一位53岁的法国妇女,她相信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爱上了她,从1918年开始,她多次前往英国,在白金汉宫门口等待乔治五世,她认为乔治五世碍于身份,不能直接跟她幽会,但白金汉宫的窗帘向她展示了爱的信号。“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显得很有学术腔调,换一种译法是“色情狂综合症”,再用一个不准确的说法是“花痴”。通常来说,是一个地位较低的人,幻想另一个地位较高的人爱上了她。《爱无可忍》这部小说,是把常在女性身上发作的这种病,换成了一个男同性恋者。《五十度灰》中,一个灰姑娘梦想着跨国公司总裁爱上了她,这很正常,我们须知,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的第一个病例,记述的可是英国国王。


回到好小说和坏小说的问题上。好小说《爱无可忍》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病患者杰德·帕里,色情狂综合症,还带有宗教狂热,他是人群中罕见的特例。而坏小说,描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性幻想——被有钱的性伴侣看上,共同探究极乐世界。我们有这样的幻想,但理智能战胜白日梦。唯有痴心作者,敢将白日梦诉诸笔端。《五十度灰》的作者似乎在治疗自己的疾病。而读者和观众,看一看,笑一笑,把它当作是一个相声。


我们知道,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最著名的病例是约翰·辛克莱尔,他在1982年时开枪刺杀美国总统里根,因为他要通过刺杀向女演员朱迪·福斯特示爱,他相信,他接收到了朱迪·福斯特发送给他的信号,要他表示自己爱的诚意。《爱无可忍》的电影在2004年上映,而在2002年还有一部描述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的法国电影叫《他爱我,他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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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4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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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本来我们有希望看到体育赛事中的两大奇迹的——卡塔尔夏天的世界杯和张家口冬天的冬奥会。卡塔尔夏天气温高达40度50度,他们说,举办世界杯的场地将安装空调,球员将在舒适的环境下踢球,球迷也可以享受空调。张家口冬天没多少雪,适合奥运会比赛的雪道也难觅踪影,但是我们可以用人造雪,索契冬奥会上就有大量的人造雪,从电视上看也是银装素裹,我们向来有改天换地的本领,保证能把张家口山河变色。现在,国际足联宣布,卡塔尔世界杯改在冬天进行了,那么我们能目睹的奇迹很可能就剩下张家口冬奥会了。

 

卡塔尔世界杯之所以改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国际职业球员联盟(FIFPro)早就表态,球员不会在夏天到卡塔尔踢球。安排在45-50摄氏度的温度下比赛是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即使他们打算在场馆里面装空调。

在冬季举办世界杯,势必会影响欧洲各国联赛和欧洲冠军杯。目前看,欧洲俱乐部如拜仁、联赛如英超联盟,都对冬天世界杯颇为埋怨,但除了埋怨,也没有别的什么招。国际足联还是强势的一方,他们腐败,将世界杯选在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地方,而针对他们的腐败调查,还难以撼动其根基。他们注重商业利益,很快将从卡塔尔航空那里拿到大笔赞助,但表态说并没有补偿各俱乐部的打算。作为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球迷,我希望能看到欧洲俱乐部和欧洲的联赛能抵制世界杯,这场斗争暗流涌动,早晚要来。

 

欧冠联赛每年有32家俱乐部参加,每队23人,总计700余人,这和世界杯的参赛队员数字基本吻合。这700余名运动员,都来自哪些国家呢。2010年有一个统计,巴西最多,98人,然后是法国64人,意大利55人,西班牙53人,葡萄牙41人,德国38人,土耳其37人,阿根廷32人,英格兰26人,苏格兰25人,罗马尼亚、乌克兰、荷兰各23人,塞尔维亚22人,捷克22人,科特迪瓦14人,尼日利亚7人,喀麦隆5人,加纳、塞内加尔、澳大利亚各4人,欧冠32家俱乐部的队员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拿这个排行榜和国际足联的国家队排行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前10位基本都是巴、西、德、法、意、英、葡、阿、荷,名次略有不同,但大体说,这几个国家的国家队水平很高。

 

欧冠是将全世界的球员按照俱乐部的运营方式来踢,世界杯是将球员按照国籍划分重新踢一下。联赛是每个周末都有的欢聚时刻,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狂欢。世界杯重要还是联赛重要?要看屁股坐在哪一方,屁股在国际足联这一方的,当然认为世界杯重要,布拉特多次向欧盟委员会提议,重新审议欧洲足球俱乐部的劳工问题,游说欧盟对俱乐部中的外籍球员加以限制,说球员和工人不是一回事。但欧盟不同意布拉特的看法,他们说,足球选手的配额制不符合欧洲自由市场及劳工自由择业的法律,以国籍来限制择业是一种歧视。足球运动员的确和工人不是一回事,但在法律实务上又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的屁股坐在俱乐部一方,比如你是利物浦球迷,喜欢看英超,你自然会觉得,为世界杯而将赛季大大缩水是错误的,英超是价值十几亿英镑的赛事,价值上不比世界杯差。世界杯六分之一的球员来自英超,你可以对国际足联和布拉特破口大骂。但是,如果你的屁股是在欧足联一方,你很可能接受这个妥协的结果,世界杯、国家队层面的利益不能放,欧冠和俱乐部也要控制住,真等到卡塔尔世界杯开战之时,普拉蒂尼估计能当上国际足联主席,那时候的国际足联不会太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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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笑话,有的好笑,有的不那么好笑,有的冒犯别人,有的冒犯更多人。你能接受什么等级的笑话呢?笑话可以干净、俏皮,不伤害人,比如一级笑话是这样的——

有个魔术师,养了个鹦鹉,他表演魔术的时候,鹦鹉就在旁边观看,久而久之,鹦鹉掌握了魔术师的所有秘诀,每当他表演的时候,鹦鹉就说出他的诀窍在哪儿。魔术师非常生气,又心爱这个鹦鹉,于是,他决定飘洋过海,去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国家继续演艺生涯。很不幸,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发生了海难,魔术师和鹦鹉只能坐着救生筏逃命。他们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饶舌的鹦鹉一语不发,魔术师很奇怪,就问它:“你这个多嘴的鸟儿,怎么不说话了?”鹦鹉看了他一眼,回答说:“我想了三天,你到底把那条船变到哪里去了?”

这个笑话,不冒犯谁。那第二等级的笑话该是什么样儿呢?

有个魔术师,养了个鹦鹉,他表演魔术的时候,鹦鹉就在旁边观看,久而久之,鹦鹉掌握了魔术师的所有秘诀,每当他表演的时候,鹦鹉就说出他的诀窍在哪儿。魔术师非常生气,又心爱这个鹦鹉,于是,他决定飘洋过海,去一个讲不同语言的国家继续演艺生涯。很不幸,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发生了海难,魔术师和鹦鹉只能坐着救生筏逃命。他们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饶舌的鹦鹉一语不发,魔术师很奇怪,就问它:“你这个多嘴的鸟儿,怎么不说话了?”鹦鹉看了他一眼,回答说:“他妈的,你到底把那条船变到哪里去了。”

第二等级的笑话,只是有一句脏话。

再脏一点儿行不行呢?再脏一点儿就是第三等级了。

一位男士打高尔夫球,他是初学者,在打球过程中会犯糊涂。他打到第四个洞时糊涂了,就跑去问他前面的一位女士:“我在打第几洞?”女士回答说:“我在打第五洞,你在我后面,所以你应该在打第四个洞。”男士继续打球,到后九洞时,他又糊涂了,便跑去问前面那位女士:“我现在在打第几洞?”女士说:“我在打第十四洞,你在我后面,你在打十三洞。”十八洞打完,男士回到会所,见前面那位女士在休息,他就上去感谢,两人攀谈一阵儿,男士问女士,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女士回答:说来好笑,我是销售经理,卖卫生巾的?男士恍然大悟:我是卖卫生纸的,怪不得我的洞老在你后面!

你可以忍受脏话,但这个笑话会有轻微不适吗?它比较粗俗,算是DIRTY笑话了。

关于笑话为啥可笑,一般有三种解释理论,第一是优越论,贬低别人的冲动,比如嘲笑律师、嘲笑官僚这一类的笑话,第二种是不协调论——

一个老头死后下地狱,遇到另一个老头,膝盖上坐着一个梦露。他惊叹道,“这里不可能是地狱吧,你不但没受罚,还在享受!”他的朋友回答说,“这是惩罚——这是梦露的地狱。”

第三种是释放论,某种压抑被释放了,很多性笑话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冒犯论,一个笑话冒犯一类人,比如——

世界其他国家怎样才能消除肯尼亚人在长跑方面的优势?答案是:给他们买校车。

一个路人如何阻止一帮黑人轮奸一个女的?丢给他们一直篮球。

这样的笑话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是种族主义的。但这类笑话很多。

第四等级的笑话如下——

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去喝啤酒,啤酒里有一只苍蝇,美国人没发现,连苍蝇一起喝了下去,中国发现了,把苍蝇挑出来接着喝,犹太人也发现了,他把苍蝇挑出来,逼迫苍蝇:把你喝的啤酒吐出来!

政治不正确的笑话会冒犯别人,如果政治不正确再加上性笑话,那就是第五等级的笑话——

话说在非洲,有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当地黑人,一起去河边钓鱼,到了河边,英国人掏出阳具,往河里一探,说,水温摄氏26度,美国人掏出阳物,往河里一探,说,水温华氏78度,黑人诧异:你们的阳物还有这样的功能?他也掏出来,往河里一探,过了会儿,说道,水深2英尺7英寸。

我们这里,嘲笑犹太人和黑人好像还可以接受,但尊老爱幼的地方,嘲笑老年人会更严重一些,这第六等级的笑话违背了公序良俗——

一对老夫妻,在乡村餐厅里庆祝他们的金婚,饭菜可口,酒也美味,老太太说:“我们五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相识的,一切恍如昨日。”老头儿说:“是啊,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餐厅外的篱笆上做爱。”老太太说:“我们要不再来一炮?”老头儿说:“没问题啊!”两人吃完饭,就到餐厅外面,见四下无人,就靠着篱笆做爱。高潮迭起,事毕,老太太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比年轻时还厉害!”老头儿说:“五十年前,这篱笆没有安电网。”

波德莱尔认为笑是邪恶的,所以是深具人性的。人堕落了,才意识到自己的优越,于是笑得忘乎所以,但我们应该“在嬉笑诙谐之处听到或看到中正和敦厚。”不过,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越来越热衷搞笑的时代,肆无忌惮,不会考虑堕落的问题。

英国喜剧演员约翰•克利斯说:“我在表演时会讲关于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笑话。但是当我说有一个关于墨西哥人的笑话时,现场就僵住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不舒服?是因为墨西哥人需要特别的保护吗?这种想法太傲慢了。你无法给笑话划定明确的界限。所有的笑话都是对人类行为的批判。”

这种说法对吗?

诺曼•莱布雷希特有一次在纽约看歌剧,女主角是个200公斤的大胖子,她几乎是在别人的搀扶下唱完的。第二天,诺曼•莱布雷希特看纽约当地报纸的剧评,居然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女主角的体重问题,因为,说一个女人太胖影响了演出的效果,是“政治不正确”。他说,到底该要言论自由呢?还是该要“政治正确”呢?

第七等级的笑话,是嘲笑一些神圣事物的。

音乐课上,老师让学生用语言描述贝多芬的乐曲。一学生说:森林绿地,鹿在饮水。老师说,嗯,这是田园交响曲。一学生描述:革命的激情,英雄主义,自由!老师说:不错,这是英雄交响曲。一学生说:一根大鸡巴!老师疑惑,这是什么?学生道:这是致爱丽丝。

哲学家齐泽克分析说,这个笑话是将要去除掉语言中的矫饰,警惕那些无聊的隐喻。

但伟大的音乐家、美妙的爱丽丝,怎么能被这样粗俗地对待呢?

第八等级的笑话更进一步——亵渎神灵,而且肮脏。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一夜,门徒们商量说,耶稣快要死了,他还是个童男子呢,应该让他尝一尝男女之欢。他们凑巧找个妓女玛丽,把她送到耶稣那里去。但是,没过多一会儿,妓女玛丽就跑了出来,门徒们问她,你怎么跑出来了?玛丽说,我在耶稣面前露出私处,耶稣伸手过来说:多么可怕的伤口啊,我来使之愈合!

在耶稣看来,世人身上多有创口,总要治愈世人。但我们堕落了,不需要治愈,只需要笑话。这个笑话讲出来,会冒犯不少人,他们中那些脾气急的,会说,操你妈!你个大傻逼!脾气好一点儿的会说——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愿这样的信心和爱心也临到你。

欧洲知识分子说,上帝死了,所以他们可以讲上帝的笑话。然而----

然而,伏尔泰的名言大家都知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问题在于,伏尔泰说的是对自己的要求,是道德自律,你不能要求别人不同意你的观点,还誓死维护你发表嘲笑的权利吧?

第九等级的笑话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敢写了,我忏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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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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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认识一位老哥,开一面包房,整天抽烟喝酒,和他聊天,说您也该注意点儿,少抽点儿烟,锻炼锻炼。老哥说,现在的人啊,动不动就活到八十九十,是得注意点儿。老哥说的是反话,意思是,人都渴望长寿,但最后那几年生命质量较差,还不如抽烟喝酒得过且过呢。

 

这位老哥的说法是科学的,人类历史上有几千年的时间,大多数人也就活到40岁。然而从19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1840年起,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每年都会增加三个月。1840年时,瑞典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岁,而现在已经达到83岁。美国差不多也有这样的趋势。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7岁,现在则达到79岁。如果人的平均寿命继续每年增加三个月,那么到本世纪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8岁,而到世纪末时,将达到100岁。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是76岁,也在延长中。

 

《大西洋月刊》前不久发表一篇文章,叫“我们都活到100岁会怎么样”,文章说,寿命延长的趋势似乎与任何单一事件没有什么关系。其并未因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而有显著增长,亦未因战争与疾病的爆发而有明显下降。全球预期寿命的图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平稳上升的自动扶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这个趋势都保持稳定,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都在乘坐这部电梯。人类寿命无尽延长的设想并不需要建立在神奇的医学发现上——其实这部电梯仅仅就是继续上升而已。如果人类在抗衰老药物或基因治疗法上有所突破,那么这部电梯上升速度就会加快。百岁老人的出现会变得很平常,不像现在这么稀罕,会登上当地报纸的头条。

 

这篇文章介绍了巴克研究所,自1999年以来,这家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如何能让有机生命体比自然状态下活得更长、更健康。他们已经将实验室蠕虫的寿命延长了五倍。密歇根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在研究能够延缓衰老的方式。2013年底,谷歌也在这场角逐中投入巨资,成立了一个名为“加利福尼亚生命公司”(也称Calico)的子公司,专门从事长寿研究。

 

2007年,英国记者布莱恩·阿普尔亚德出版《如何永远活着,或者死于尝试?》,这本书很精确的抓住了21世纪初这场新的追求永生运动的狂热程度。财富、权力与知识的合作,使得新一代的永生主义者尤其乐观与自信。他们不仅相信自己能永远活下去,而且青春永驻,精力充沛,他们甚至想好了如何解决生之厌倦与无聊的问题。

 

但是,这种乐观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关。倒是有另一本书值得我们关注,美国印度裔医生、《纽约客》专栏作者阿图尔·葛文德新近出版的《生命的余韵——医学与临终要事》,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陪伴同为医生的父亲从生病到就诊到最后死亡的过程。他对医学的局限性提出了冷峻的质疑,对于普遍的医护人员(包括他自己)对待病患的态度和他们对于生命意义及医学的理解,表示了强烈的不认同。这本充满感情和专业精神的书,结论说来简单且富有禅意——葛文德认为,只有停止努力活得更长久,才可能活得更长久。他认为,许多病人家属努力挽救垂危者的生命,实际上是徒增痛苦。这本书有两个概念很有意思,一是“生前预嘱”,指人老了之后,最好在清醒时有所嘱托——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你想进行心脏复苏抢救吗?你想要插管和机械通气这类治疗吗?你是否希望使用抗生素?如果不能自行饮食,你需要鼻饲或者静脉饲喂吗?另一个概念叫“艰难的谈话”,指医护人员和家属与危重病人就其生存目标、治疗目标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愿意承受怎样的治疗选择的谈话。这种谈话令谈话者痛苦、尴尬,故名“艰难的谈话”。

 

翻阅此书,总感叹美国养老社区、养老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努力让老人在家中或者类似于家庭的环境下安度生命的最后时光。继而陷入到一种焦虑与尴尬中:我们也许会乘着电梯活到90岁,结果会有生命质量很糟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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