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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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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英国留学回来的家伙,每到圣诞节总要看一遍《真爱至上》,一个英国贺岁片,有灰姑娘爱情,还有一段是在希思罗机场拍摄的接机场面,朋友或家人热烈拥抱。这些人看《真爱至上》,怀念作为他们精神故乡的英国。


还有一个文艺消费品是卡波特的《圣诞忆旧》,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收录三个小说,红色封面,出版之初就是颇受欢迎的圣诞礼品。


今天抄一段卡波特,他谈到旅行,旅行中他还携带着另一个人的目光——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冬天,里里外外都是如此。对一个孩童而言,这座城市是一片没有欢乐的土地。而后来,当你渐渐长大,步入爱情后,你与深爱之人共同分享的双倍景致赋予你这份经历以质地、形状和意义。独自旅行的感觉就像是穿越荒原。但你若是心怀足够的爱意,有时你也可以为自己欣赏,同时也为另一个人。我对赛尔玛正是如此。对世间万物,我都会看上两遍:第一场雪,公园里滑着雪呼啸而过的人们,冰天雪地里嬉戏的孩子们身上穿着的细毛皮大衣,科尼的滑滑梯,地铁的口香糖售卖机,神奇的自动售货机,河中的小岛,以及暮色中的大桥反射的余晖,还有派拉蒙乐队的忧伤乐曲在空中回荡日复日,那个乐手都会来到院子里,唱起同样的歌谣,嗓音沙哑,忽高忽低,再就是放学后总能去小杂货店偷点什么玩意儿,如童话故事般不可思议,我的观察与聆听,为的是给厨房的恬静时光积累谈资,因为塞尔玛准会说,以她―贯的口吻:跟我讲讲那个地方的故事吧,要讲真的啊,假的我可一句也不听,可大多数时候,我讲的都是假的;这倒也不能怪我,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因为我到过的地方,就好像是传说故事里的人物角色去过的某个魔幻城堡:―旦离开,你就再也回忆不起来,留下的是幽灵般的回响,那是萦绕在心头的奇迹。


有时候,人们在旅行中还会遇到年轻时的自己——

再抄一段菲茨杰拉德,前几天是他去世75周年纪念日



20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踯躅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天早晨或者卡罗来纳的春夜,四周静得能听到邻村的犬吠,我也能静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诧异。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和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看啥文学回忆录,我给你手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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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1 17:02)


有这样一个测试,问你,这世上的书成千上万,假设其中有一本是你写的,你愿意挑哪一本呢?当年,我和同事一起做这个测试,我记得他非常快速地回答——社会契约论。这是卢梭的伟大著作,据称引领了随后的法国大革命。我没读过这本书,但也知道那伟大的开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两个月前,我去日内瓦旅游,把《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忏悔录》都烤到iPod里,想着在日内瓦湖边,晒着太阳,把这几本名著都读了。这正是我喜欢的一番做作。可到了日内瓦,吃了几顿好饭,逛了几家表店,卢梭却没读几页。有一日,在老城闲逛,找到了卢梭故居,进入参观,带上耳机,聆听中文导览解说。故居不大,里面只有几块展板,但导览词写得非常好,先从《忏悔录》中摘取一段原文,讲卢梭的家庭,而后又讲《社会契约论》、讲《爱弥儿》、讲《新爱洛伊丝》,顺着写作轨迹,讲述卢梭生平。20多分钟听下来,我对卢梭的了解前所未有的深入。日内瓦老城区不大,后来的一天,我又转到卢梭故居门口,忍不住又去听了一遍导览词。我相信,这段导览出自一位研究卢梭的专家,他一定深思熟虑,有所取舍,务求游客能在半小时内快速了解卢梭。

恰在我出行之前,一位互联网“知识服务商”给我讲过他的理念——现在没有人要读长篇大论,你读了一本书,能否用3000字总结出一个“干货版”?你能否做一段音频,把你的“干货”讲给别人听?如果你把你的“干货”定价为3元,一个月有一万人买你的“干活版”,就是3万收入。我站在日内瓦老城Grand-Rue 40号,花五个瑞士法郎进屋,就为了带上耳机,听一下《新爱洛伊丝》的讲解,同时回想着互联网创业的澎湃潮声。

有一位作家说,床头堆满的那些还没读的书像一座墓碑,电子阅读器里的未读书目像一个黑洞。人们面临的读物或信息前所未有的多,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阅读速度有很多的不满。有一家科技公司声称,人们之所以读书慢,是因为读书要目光移动,如果目光不移动,盯住一处,文本一个词一个词地跃入你的视野,阅读速度可提升四倍。美国大学毕业生一分钟能读250个词,用这个科技公司的阅读器,每分钟能读1000个词。另外一个数字很有意思,说现在的社交媒体使用者,每天的阅读量大概是5万多个单词,这是一个小长篇的数量。如果用5万单词除以250,那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数字,是200分钟,也就是说,人们每天花三个小时看邮件、看报告、看报纸、看书。

我以前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每天的工作内容都和读书有关。按我以前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读书,还应该读原著,尽量杜绝二手信息。那时候我们还玩过一个游戏,叫“我没读过”,你要说出一本经典作品,是你没读过的,但参与游戏的其他人应该都读过,比如说你没读过《战争与和平》,但你周围的人大概都读过。玩过这游戏后,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经典作品,我们都没读过。我看过20多遍《卡拉马佐夫兄弟》,最长的一次坚持到100多页。我以往相信,那些经典作品如《社会契约论》如《利维坦》等等,我早晚会一字一句读完。慢慢的,我不那么确信了。现在我怀疑,以往的经典固然重要,但如果背负着这么沉重的负担,又该怎么拥抱新技术呢?那些快速浏览、超文本、碎片式阅读带给我们另外一种满足。在日内瓦的卢梭故居中,我终于承认,我以后怕是不会再去读《忏悔录》和《新爱洛伊丝》了,我买了一本小开本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对这本名著的致敬,却知道根本不会去读。

从日内瓦回来两个月了,如果你问我,卢梭故居中那个导览词都说了什么?我只能大概告诉你卢梭的生平。如果你问我,《社会契约论》都讲了什么?我就哑口无言,不敢多说了。伍迪•艾伦有一句俏皮话,“我参加一个速读学习班,用20分钟读完了《战争与和平》,然后知道那是讲俄国的。”我听到的卢梭导览词,大概功效也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也没啥可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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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8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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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


说起来,我是木字辈的博客。我最早知道博客这种写作形式就是通过木子美老师,看了她的博客之后我才开始写。那是2003年,我最开始的一篇博客中记录着C罗在曼联的首秀,当时就惊为天人。博客浪潮起起伏伏,很有大浪淘沙的感觉。但就个人写作的完整、与读者良好的互动关系而言,博客还是最为合适的工具。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坚持下来。

我最初的小说都是在博客上写的,非常认真,读者的讨论也很认真,我能得到积极的反馈。我在博客上大概写了十二个小说,形成两本小说集。博客有即时的反应,也有安静的环境,也许在微博上的热闹过了之后,人们还会想起这个工具。博客适于长期的专业的写作,新浪博客十周年,贡献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应该也出了很多书。打赏与长微博相结合,会给写作者带来更多实惠。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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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我有一个女粉丝,每次我出书,搞新书沙龙的时候,她都来参加,送一束花或者送一瓶酒以示祝贺,我很是感激。最近我又出了一本新书,她大老远地还是来了,抱着她的宠物狗,给我送上一盒茶叶。我们攀谈了几句,我告诉她,我换了新工作,还不太适应。她抚摸着她的小狗,对我说:“你别太在意工作上的事,实在不行,你有那么多粉丝,每人每个月出10块钱,养着你在家写小说就行了。”


乐观地估计一下,我大概有100个粉丝,这里面愿意每月出10块钱的,我估计能有30个到40个,这点儿钱显然不够花的,除非她们愿意出100块。但我理解这位女粉丝的商业模式,她说的就是众筹。kickstart,这个词原是开摩托车一脚踹开支架的意思,后来演变成“开干”,就是要干一个事,但缺钱,就把自己的计划放到网上,大家对这个计划感兴趣,就会出份子钱,帮你把这事儿实现了。除了筹钱之外,众筹还有宣传和号召的意味。我知道有一家创业公司,要做一个30美元的电脑盒子,安卓系统,接上显示器,就可以办公和娱乐,他们在kickstarter网站上搞众筹,20天的时间就筹到了100万美元。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kickstarter上那些项目的成功率是37.29%,超过100万美元的项目,成功率就降到了0.05%,据说只成功了110多个。那家创业公司并不缺钱,搞这个众筹是检验自己这个想法。那些极客们也愿意掏30美元给你,看看你的产品做出来究竟如何。


我以为众筹都是围绕科技产品展开,却不料咱们这里办杂志也可以众筹,没钱买飞机票去看男友也可以众筹,只要你讲出好听的理由。如此说来,我在街边还见过乔装的女学生搞众筹,坐在马路牙子上,面前摊开一张白纸,写自己流离失所,要大家资助一点儿饭钱和路费。


我最近收到一个邀请,要我加入一个“文艺创作持续众筹社区”,该社区提供一种持续资助的渠道,让创作者从资金到听众/读者/观众哪里获得直接的长期的经济支持,我们在那里发布作品,粉丝给你钱。美其名曰为“让创作永不止息”。我以为,作品完成了,要读者打赏或者付费阅读,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还没有作品,就让人资助你写小说搞创作,就有点儿不太正常。


这世上大多数作家都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们必须要干一份工作。两年前的一份调查显示,英国依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数量急剧下降,一般职业作家的收入已经不足以在英国维持基本生活。2013年职业作家的收入中位数仅为11000英镑,相比2005年时的12330英镑(根据通胀调整后为15450英镑)下滑了29%。这样的收入远达不到朗特利基金会认定的最低生活标准(16850英镑)。而所有作家的平均收入则更少:2013年仅为4000英镑,从2000年的8810英镑、2005年的5012英镑一路下滑。这项调查涉及2500个作家,结果发现,2013年仅有11.5%的专业作家——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写作——将写作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在2005年,这个数字是40%。也就是说,大多数作家都要干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不论是在大学教书还是去当出租车司机。不过,有一个文学理论家指出,干一份工作有助于作家的创作,待在家里干写,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

我认识一个文艺青年,他翻译了好几本小说,自己也写小说。他的工作是在淘宝上卖胸罩,每个胸罩也就三十多块,家里当仓库,堆满了各式胸罩。他运用他的外国文学知识,在微博上给他的胸罩做广告——

法理什塔在《撒旦诗篇》的开头,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时候唱着:“落到乳房似的地球上”。《马戏团之夜》里,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被描绘成一只孤单的乳房。《面包匠的狂欢节》里,镇民拆掉了方形的教堂,并建造了一个像乳房一样的圆形教堂。到我的淘宝店看看吧,高矮胖瘦,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觉得这样做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贴补家用,再努力去创作,才是正途。而希望搞众筹让粉丝养活,是歪路。当然,有艺术家指出,艺术被资本包养是非常正常的。我知道,大剧团大音乐团都被包养。我甚至认为,潜在的未成功的艺术家也应该得到上天的眷顾,但考虑到文艺工作者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我打算反其道而行之,组织一个富婆富豪爱文艺联盟,让他们领养有才华的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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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9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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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子前来,她递给我两页纸,上面是她要反应的情况。大致说来,这位女子是一个编剧,准备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这个想法被百度公司的李彦宏知道了,李彦宏对小说很感兴趣,意欲投资,但不料想,创新工场的李开复也知道了这部伟大的小说,李彦宏和李开复就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争相控制女编剧。如何控制呢?就是在微博上转发或关注。你以为转发和关注那么简单吗?那都是人工智能的手段。有什么证据呢?现在还不能披露,但如果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女编剧愿意提供更多的证据。我认真看那两页纸,如同阅读一个剧本大纲,而后非常遗憾地说,我们对这个事情实在没有研究,不敢贸然报道。我们杂志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也不可能投钱拍电影电视。女编剧听了,将那两页纸一把夺回,起身离开。

如果你在一家新闻机构工作,总会遇到几个人,宣称自己的脑波被人造卫星控制了,或者说他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或者说他被情报部门迫害了。据记载,最先把新兴科技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维克托·托斯克(Victor Tausk),1919年他发表一篇论文,记述了“摄魂机器”病例,患者认为他们的心灵和身体被先进的技术装置所控制,比如当时还算高科技的电池和无线电线圈,他们脑中会产生一些声音,由颇为先进的电话或留声机所传递。托斯克研究最为细致的一个病人,名叫纳塔利亚,她认定,在柏林有一伙医生,用一台电气设备控制着她的思想,那台设备和她身体差不多大,腹部有个盖子,里面的元器件与她的内脏相对应。

岁月荏苒,科技进步,控制他人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进步,各种精神分裂的病患也具有“时代气息”。2012年5月,《认知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真人秀错觉》,作者是古尔德兄弟两个。论文中记述了这样几个病例,其一,某老兄认定自己活在一个真人秀中,他跑去纽约要见导演,要看看双子大厦是不是真的被撞毁了。其二,某一位记者,患有躁狂症,入院治疗,他坚信,围绕他进行的诊治过程都是虚假的,他要揭露真相,一旦揭露成功,他的新闻报道就会获得普利策奖。其三,是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拍摄着一档真人秀节目,但他认定,同事们都在秘密拍摄他,有朝一日,他会成为真人秀的主角。这篇论文说,真人秀错觉跟我们这个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体有关,我们就生活在传播之中,这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媒体技术扭曲了我们的现实感,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鼓励我们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

我当然假装自己是清醒的,当别人是“有病”。但如果有一天,有一对兄弟跑到你办公室跟你说,周围的世界都是计算机程序编出来的,一切都被母体控制了,而你被选中要做救世主。如果有一天,有一位老兄来到你的办公室,坐在那个破沙发上告诉你,真实就是梦境,记忆可以植入和构建,我们活在一层套一层的梦境中难以醒来。如果有一天,有一位女士来找你,说她遇见了真爱,可有一个叫“命运调整局”的组织不让他们恋爱。好莱坞的确选择了不少精神分裂症患者来写剧本,我们看到了《黑客帝国》的故事,看到《盗梦空间》的故事,还有《命运规划》的故事。好莱坞喜欢精神病人编造的故事,而精神病人也适合编剧这个职业。我们呢虽不喜欢李彦宏和李开复的故事,却喜欢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总讨论最后那个陀螺是转着还是停下来。

我们的大脑被人工智能控制,互联网上有更隐秘的权力存在。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惨痛的疾病,但对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适度的精神分裂能产生好故事。比如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就曾经遭受精神疾病的煎熬,有一段时间,他深受一种来路不明的声音的困扰,那个声音一直传播着关于他的各种谣言,作家认定,这些声音来自他参加过的一次BBC的访谈节目,那个节目制片人利用射电技术传播有关他的谣言。作家根据这段经历,写出了一篇喜剧色彩浓厚的小说《吉尔伯特·平福尔德的折磨》。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也曾经历过精神病发作,他认定自己患有妄想症,他把精神分裂的角色写进自己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全面回忆》和《少数派报告》,寻找其中的精神分裂韵味。
 
有一天,一位老兄到你的办公室找你,说所有人都被控制,我们拥有了先知,所有犯罪企图都会预料到. 他被先知认定为罪犯,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不要把他当成病人。实际上,他是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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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4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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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本来我们有希望看到体育赛事中的两大奇迹的——卡塔尔夏天的世界杯和张家口冬天的冬奥会。卡塔尔夏天气温高达40度50度,他们说,举办世界杯的场地将安装空调,球员将在舒适的环境下踢球,球迷也可以享受空调。张家口冬天没多少雪,适合奥运会比赛的雪道也难觅踪影,但是我们可以用人造雪,索契冬奥会上就有大量的人造雪,从电视上看也是银装素裹,我们向来有改天换地的本领,保证能把张家口山河变色。现在,国际足联宣布,卡塔尔世界杯改在冬天进行了,那么我们能目睹的奇迹很可能就剩下张家口冬奥会了。

 

卡塔尔世界杯之所以改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国际职业球员联盟(FIFPro)早就表态,球员不会在夏天到卡塔尔踢球。安排在45-50摄氏度的温度下比赛是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即使他们打算在场馆里面装空调。

在冬季举办世界杯,势必会影响欧洲各国联赛和欧洲冠军杯。目前看,欧洲俱乐部如拜仁、联赛如英超联盟,都对冬天世界杯颇为埋怨,但除了埋怨,也没有别的什么招。国际足联还是强势的一方,他们腐败,将世界杯选在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地方,而针对他们的腐败调查,还难以撼动其根基。他们注重商业利益,很快将从卡塔尔航空那里拿到大笔赞助,但表态说并没有补偿各俱乐部的打算。作为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球迷,我希望能看到欧洲俱乐部和欧洲的联赛能抵制世界杯,这场斗争暗流涌动,早晚要来。

 

欧冠联赛每年有32家俱乐部参加,每队23人,总计700余人,这和世界杯的参赛队员数字基本吻合。这700余名运动员,都来自哪些国家呢。2010年有一个统计,巴西最多,98人,然后是法国64人,意大利55人,西班牙53人,葡萄牙41人,德国38人,土耳其37人,阿根廷32人,英格兰26人,苏格兰25人,罗马尼亚、乌克兰、荷兰各23人,塞尔维亚22人,捷克22人,科特迪瓦14人,尼日利亚7人,喀麦隆5人,加纳、塞内加尔、澳大利亚各4人,欧冠32家俱乐部的队员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拿这个排行榜和国际足联的国家队排行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前10位基本都是巴、西、德、法、意、英、葡、阿、荷,名次略有不同,但大体说,这几个国家的国家队水平很高。

 

欧冠是将全世界的球员按照俱乐部的运营方式来踢,世界杯是将球员按照国籍划分重新踢一下。联赛是每个周末都有的欢聚时刻,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狂欢。世界杯重要还是联赛重要?要看屁股坐在哪一方,屁股在国际足联这一方的,当然认为世界杯重要,布拉特多次向欧盟委员会提议,重新审议欧洲足球俱乐部的劳工问题,游说欧盟对俱乐部中的外籍球员加以限制,说球员和工人不是一回事。但欧盟不同意布拉特的看法,他们说,足球选手的配额制不符合欧洲自由市场及劳工自由择业的法律,以国籍来限制择业是一种歧视。足球运动员的确和工人不是一回事,但在法律实务上又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的屁股坐在俱乐部一方,比如你是利物浦球迷,喜欢看英超,你自然会觉得,为世界杯而将赛季大大缩水是错误的,英超是价值十几亿英镑的赛事,价值上不比世界杯差。世界杯六分之一的球员来自英超,你可以对国际足联和布拉特破口大骂。但是,如果你的屁股是在欧足联一方,你很可能接受这个妥协的结果,世界杯、国家队层面的利益不能放,欧冠和俱乐部也要控制住,真等到卡塔尔世界杯开战之时,普拉蒂尼估计能当上国际足联主席,那时候的国际足联不会太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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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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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几年前,认识一位老哥,开一面包房,整天抽烟喝酒,和他聊天,说您也该注意点儿,少抽点儿烟,锻炼锻炼。老哥说,现在的人啊,动不动就活到八十九十,是得注意点儿。老哥说的是反话,意思是,人都渴望长寿,但最后那几年生命质量较差,还不如抽烟喝酒得过且过呢。

 

这位老哥的说法是科学的,人类历史上有几千年的时间,大多数人也就活到40岁。然而从19世纪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1840年起,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每年都会增加三个月。1840年时,瑞典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岁,而现在已经达到83岁。美国差不多也有这样的趋势。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7岁,现在则达到79岁。如果人的平均寿命继续每年增加三个月,那么到本世纪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8岁,而到世纪末时,将达到100岁。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是76岁,也在延长中。

 

《大西洋月刊》前不久发表一篇文章,叫“我们都活到100岁会怎么样”,文章说,寿命延长的趋势似乎与任何单一事件没有什么关系。其并未因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而有显著增长,亦未因战争与疾病的爆发而有明显下降。全球预期寿命的图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平稳上升的自动扶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这个趋势都保持稳定,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都在乘坐这部电梯。人类寿命无尽延长的设想并不需要建立在神奇的医学发现上——其实这部电梯仅仅就是继续上升而已。如果人类在抗衰老药物或基因治疗法上有所突破,那么这部电梯上升速度就会加快。百岁老人的出现会变得很平常,不像现在这么稀罕,会登上当地报纸的头条。

 

这篇文章介绍了巴克研究所,自1999年以来,这家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如何能让有机生命体比自然状态下活得更长、更健康。他们已经将实验室蠕虫的寿命延长了五倍。密歇根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在研究能够延缓衰老的方式。2013年底,谷歌也在这场角逐中投入巨资,成立了一个名为“加利福尼亚生命公司”(也称Calico)的子公司,专门从事长寿研究。

 

2007年,英国记者布莱恩·阿普尔亚德出版《如何永远活着,或者死于尝试?》,这本书很精确的抓住了21世纪初这场新的追求永生运动的狂热程度。财富、权力与知识的合作,使得新一代的永生主义者尤其乐观与自信。他们不仅相信自己能永远活下去,而且青春永驻,精力充沛,他们甚至想好了如何解决生之厌倦与无聊的问题。

 

但是,这种乐观与我们大多数人无关。倒是有另一本书值得我们关注,美国印度裔医生、《纽约客》专栏作者阿图尔·葛文德新近出版的《生命的余韵——医学与临终要事》,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陪伴同为医生的父亲从生病到就诊到最后死亡的过程。他对医学的局限性提出了冷峻的质疑,对于普遍的医护人员(包括他自己)对待病患的态度和他们对于生命意义及医学的理解,表示了强烈的不认同。这本充满感情和专业精神的书,结论说来简单且富有禅意——葛文德认为,只有停止努力活得更长久,才可能活得更长久。他认为,许多病人家属努力挽救垂危者的生命,实际上是徒增痛苦。这本书有两个概念很有意思,一是“生前预嘱”,指人老了之后,最好在清醒时有所嘱托——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你想进行心脏复苏抢救吗?你想要插管和机械通气这类治疗吗?你是否希望使用抗生素?如果不能自行饮食,你需要鼻饲或者静脉饲喂吗?另一个概念叫“艰难的谈话”,指医护人员和家属与危重病人就其生存目标、治疗目标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愿意承受怎样的治疗选择的谈话。这种谈话令谈话者痛苦、尴尬,故名“艰难的谈话”。

 

翻阅此书,总感叹美国养老社区、养老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努力让老人在家中或者类似于家庭的环境下安度生命的最后时光。继而陷入到一种焦虑与尴尬中:我们也许会乘着电梯活到90岁,结果会有生命质量很糟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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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9 14:31)

 

 

罗伯特·威戈是一个英国作家,娶了一个埃及太太,自1993年起经常去埃及旅行,他喜欢迷宫一样的哈里里大市场,喜欢奥登宫附近的酒吧,开罗是一个嘈杂的城市,永远喧闹。罗伯特逐渐感受到噪音的危害,他说,城里的声音能让他感到脑子坏掉了,即使在深夜,他也无法享受安静。2004年,他去了一趟德格拉干谷,那是离开罗最近的一片沙漠,从沙漠中回望开罗,大城市上空的雾霾就像是一口浓痰。两天的旅行让他认识到,沙漠大概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随后他和一位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的朋友前往撒哈拉,他们买了一辆电瓶车,车上装着72升水,进入沙漠150公里。两个人每天要喝11升水,他们在沙漠里停留一周,要应付的昼夜温差,夜里沙漠中气温在零度以下,白天则高达30度,但他们享受到了宁静。之后,他买了一辆车龄16年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柴油发动机,经过改装,车辆承载性能突出,能装一吨的水和燃料,用这辆老爷车,他开始了自己的旅游业务——拉着游客进沙漠,老“陆巡”开起来有很大的响动,不过它在沙漠中停下来的时候,让人更加意识到宁静的可贵,游客们在沙漠中找到了宁静,也看到了最壮观的夜空,他们变得沉默而虔诚。

 

慢慢的,罗伯特的旅游业务变得专业起来,他雇佣了三个贝都因人和九匹骆驼,开展“沙漠寂静之旅”,报价每人1550英镑,进入沙漠十四天。顾客大多来自英国、瑞典和德国,有一次,美国的甲骨文公司派来十名高级管理人员到沙漠中“拓展训练”,他们在沙漠中徒步,彼此看不见,完全沉浸在沙海中。这样的旅行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有的高管抱怨自己患上了“沙子过敏”,有的说自己在沙漠中犯了痔疮,更多的人是感到了茫茫沙漠中的恐惧。罗伯特最成熟的旅行线路是穿越大沙海Great Sand Sea,那是一片1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漠,比英格兰的面积略微小一点,要穿越过去需27天。在这种寂静之旅中,罗伯特说,你的神经会发出刺耳的声音。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你会注意聆听内心深处的微妙信号。开罗日间的噪音可达到85分贝甚至更高,噪音不仅对听觉造成损害,也对心脏构成损害。人们需要寻找寂静。

 

然而,你真的受得了绝对的寂静吗?英国作家帕克斯Tim Parks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小说叫作《克里夫》,主人公原本过着喧闹的生活,忽然要去寻找宁静。他飞到了阿尔卑斯山,开始冥想的生活,那里海拔2500米,空气稀薄,除了风声别无声响,他却感到血液向耳朵涌动,头脑中的动静越来越大,外界的声音减小了,但内在的声音却震耳欲聋。帕克斯说,我们或许会寻找寂静,但实际上我们害怕真正的寂静,真正的寂静中没有语言、没有思想、没有字词,人们很难控制思维,在寂静之时,人总会变得思绪万千,外界嘈杂时,我们不会注意到内在的声音,但到了宁静的地方,你会发现,内在的声音会吵得你不得安宁。帕克斯说,现代文学中有许多关于内在声音的描述,比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那种奔涌的意识流并不只存在于想象中,绝对宁静时,一个敏感的家伙会被自己流动的意识吓坏的。要想适应真正的寂静,必须学习佛教的功夫。

 

美国明尼波利斯市有一间“绝对安静”的室,是一家名为“奥菲尔德实验室”的声学公司打造的专业消音室,由该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斯蒂文·奥菲尔德研发,这个地下室的墙壁用1米厚的玻璃纤维隔音棉、双层绝缘隔音钢板和0.3米厚水泥制成,消音效果达99.99%,据说这里能达到负分贝,置身其中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胃肠蠕动、肺的起伏。吉尼斯世界纪录将这个实验室列为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谁能在这里呆45分钟,就能得到一箱吉尼斯黑啤酒。据说,挑战者很少能呆到30分钟以上,我们平素的感官太依赖于声音了,我们需要声音来判断方位,保持平衡,真呆在那个实验室里,很多人会出现幻觉。

许多时候,我们只是想静一静,而不是想要绝对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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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我家附近,有两家炸鸡店,夏天的时候着实火爆了一把,每天晚上都有几十人在门口排队。这是韩国电视剧的影响力,大家都要吃一道“炸鸡啤酒”。现在天气冷了,这股炸鸡热潮也过去了。我吃了一次,没觉得这种所谓韩式料理的炸鸡比美国炸鸡好多少。要说吃炸鸡,美国还是最有历史渊源的。

 

有一本小说叫《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题目中的鸟,当然真的是指鸟,不过,书中也写到鸡,17世纪,在美国南方,牧师总能吃到最大的鸡,或者一只鸡最好的部位,这是一种特权,鸡又被称作“牧师的鸟”。最近,西蒙舒斯特公司新出了一本书,作者Andrew Lawle,书名叫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World?: The Epic Saga of the Bird That Powers Civilisation,书名太长,简单翻译为“鸡霸天下”.

 

书中考证,英国人1607年将鸡带到了北美殖民地,随后黑奴也到达弗吉尼亚。那时,鸡还不是主流食品,人们吃牛、猪、羊、火鸡、鹅、鸽子、松鸡、鸭子,鲟鱼和贝壳类,还有许多野味。1692年,弗吉尼亚颁布法令,黑奴不得拥有自己的马、牛及猪,奴隶不得打猎、捕鱼、种植烟草。但黑奴能养鸡,养鸡不费事,不会耽误这些壮劳力的日常工作。在广阔的南方种植园,黑奴开始养鸡、买卖、吃鸡。对他们来说,一盘炸鸡实乃人间美味。到19世纪,美国南方形成了这样的饮食传统——白人吃牛肉,黑人吃鸡。美国内战前夕,来自中国和印尼的“东南亚原鸡”到了美国,这种体型更大的家禽立刻风靡。

 

世界大战让美国鸡从后方农场跑到了欧洲前线。胡佛,一战时的主要职责就是提高军需品。他鼓励美国人民多吃鸡,把牛肉猪肉送给前方的子弟兵。1918年,美国邮政局准许给小鸡办理“快递”业务,这一下,孵化业、养鸡业在美国遍地开花。在特拉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有位主妇订购了50只小鸡,结果她收到了500只。十年后,胡佛竞选美国总统,许诺国民“每口锅里都有一只鸡”。二战时,牛肉猪肉实行供给制,美国人只能吃更多的鸡,战争结束时,鸡的消费量上涨了三倍。

 

但是,养鸡业人士很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战争结束人们就可能重新开始吃牛肉,于是,养鸡行业集会,家禽科学家霍华德·皮尔斯Howard Pierce,提出了养鸡业的“曼哈顿计划”,这项规划叫“明日之鸡”,他提出,一定要培育出更棒的肉鸡,让鸡像火鸡一样有发达的胸部、粗壮的大腿。他成立了“国家明日之鸡委员会”,将全美各地的养鸡组织都包含进来,农业部官员牵头。食品商A&P出钱,拍摄了一个宣传短片,由Lowell Thomas配音,此人的地位大概相当于赵忠祥。委员会还在纽约等地举办“吃鸡节”,出钱给好莱坞拍了个电影叫“周日之鸡”。还搞过两次全国大赛,养鸡户以受精的鸡蛋参赛,鸡蛋在同样的条件下孵化成鸡,喂同样的饲料,打同样的抗生素,然后称重,宰杀,评定肉质。1951年,冠军获得5000美元奖金,副总统颁奖,现场观众达8000人。数以千计的农业教授、养鸡专家都参与到“明日之鸡”计划中。

 

 

此时的鸡,慢慢走向了工业化生产,他们不能在田园中漫步了,都搬到了鸡笼中生活,打针吃药,肉长得快,价格又便宜。1950年代初期,大多数美国养鸡户,也就养200只鸡。这个数量跟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在“明日之鸡”实施之后,一般的养鸡场要养上10万只鸡。一只能下蛋的母鸡原本能活好几年,但在养鸡场里,鸡的寿命变成了六个星期。50年代十年间,每磅鸡肉的价格也从65美分降到了29美分。阿肯色州的约翰·泰森成立了美国最大的养鸡企业,1960年,泰森公司的毛利1千万美元,到60年代末,毛利达6千万。

 

随着快餐行业的发展,鸡得到了更大的推广,它易入味,好料理。2001年,平均每个美国人吃掉80磅鸡肉,是1950年代的四倍。2012年,平均消费量接近100磅。泰森公司的销售额超过330亿美元,每周在60家工厂里出产4100万只鸡。

 

你今天晚上,就吃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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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4 15:53)

 

 

看完《超体》,大家开始对自己那只开发了10%的大脑不够满意。传说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爱因斯坦,是因为他比别人多开发了3%。这枚不同寻常的大脑让无数其他大脑想入非非。

 

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大脑被取出,由病理医师托马斯·哈维保管。直到80年代,才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结果。1985年戴蒙德(Marian Diamond)声称爱因斯坦大脑中的神经胶质细胞含量明显高于常人;1999年维特森则说她发现其大脑双侧顶叶比普通人宽15%,沟回更加复杂;2012年福尔克宣称虽然总体尺寸和结构无特殊之处,但“爱因斯坦大脑前额、体感、主运动皮质颞部和额枕皮质与常人不同”。

 

爱因斯坦被切成240块的大脑下落何处,也没人说得清楚,现在的研究大多依赖照片进行。今年6月,美国纽约佩斯大学心理学家泰伦斯·海因斯(Terence Hines)在《大脑和认知》上发表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在细胞与结构方面和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前人的研究有许多漏洞,而且通过分析整个大脑的一小片或几小片根本无法解释与大脑有关的特殊认知能力。

 

中国民间传说里,英雄或者名人死后,往往到天庭封个一官半职,变成神仙。西方虽然没有这样的传统,但是大偶像好像也被神化了。布赖恩·伯勒尔写过本书《谁动了爱因斯坦的大脑》,里面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得到了与它作为解剖学标本的价值极不成比例的名声。它恰好成了爱因斯坦最害怕的东西:一个大众文化符号。”

 

边沁在伦敦大学学院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被尊为伦敦大学学院的“精神之父”。他主张高等教育扩大化。边沁一生关注如何提升人类的福利,如何采取措施,谋求大多数人的幸福。1832年6月6日,84岁的边沁在弥留之际实践了最后一个“功利主义”命题:一个死去的人对生者还能有些什么用处?他认为死后人的肉身可以有两种用途:“短期的”和“永久的”。前者为供医学解剖研究之用,后者则是经防腐处理后将遗体做成“自体圣像”(Auto-icon)。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遗体现在依然陈列在伦敦大学学院主建筑南回廊的木质橱窗中,供人瞻仰。唯一可惜的是,构思出这一切的伟大头颅在处理时不幸被毁容,人们只能做了一只蜡质脑袋来代替,而真头则一直被放在边沁的小腿后面。

 

1924年1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去世。一年后,德国神经生物学家奥斯卡·福格特接到一项特殊而艰巨的研究任务: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列宁是在正常情况下死亡的,还有,列宁确实是不同于常人的天才。

 

苏联成立专门的实验室来研究列宁同志的大脑。重金从德国买来高精度的切片设备将列宁的大脑切成30000多薄片。但福格特的研究不大顺利,几年后,他才勉强公布了一个结果:“角锥形神经细胞异常发达,它们之间的连接纤维非常之多;神经细胞同样很大。”各国研究者对这种角锥形细胞一下产生了极大兴趣,但很快有人说,这东西没什么特别,弱智的大脑里也有大量这种细胞。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有力成果出现。而且列宁的大脑还比常人小一点,只有不到3磅。相较之下,屠格涅夫的大脑重达4.4磅,而拜伦的也有4磅左右。这实在太尴尬了,但很快有了官方解释——列宁的大脑是由于疾病和过度劳累而萎缩的,是用着用着用小了。同时,在科学文献中,正常大脑的官方标准也从3.1磅降到了2.85磅。

 

列宁同志的大脑并不孤单,为进行比对研究,几十年里研究所收入了几百个大脑,其中包括基洛夫、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斯大林……其中有许多大脑是被强行带走的,比如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但翻翻他的诗集,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诗行:“呵!假如我有/一百个大脑呵/我就献给你/一百个/假如我有/一千双手呵/我就献给你/一千双/假如我有/一万张口呵/我就用/一万张口/齐声歌唱!——/歌唱我们/伟大的/壮丽的/新生的/祖国!”

 

既然这样,别人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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