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初，Richard Stallman宣布推出GNU C编译器1.0版，那是截至那一天为止，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和最紧张不安的日子。经过1985年初次阅读和愉快编写Emacs代码之后，经过1986年的阅读和愉快编写GDB代码之后，1987年2月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参加了由Stallman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MCC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系列讲座。白天，当我开始理解Stallman的技术设计的深度、理解他的实施方法的魅力以及为我保护两个方面而不是通过GPL由我提供保护的方法时，我对Stallman以及GNU计划越来越欣赏。夜晚，当Stallman趁讲座间隙尤其是当一天结束时忙里偷闲地编写尚未准备好披露的计划时，我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
到二月份那一周的周末，秘密展现在我眼前：他在编写一种C编译程序，当时正处于最后阶段，他在完善优化程序。那年我22岁，仍然怀着有一天我可能编写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编译程序”的梦想。对于有机会亲眼看到像Stallman这样大师做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兴奋不已，并且害怕如果Stallman创造出第一种这样的伟大程序，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创造出值得认可的程序。当Stallman到20年前的今天（大概）宣布推出1.0版时，我做出一个决定：与他合作，我可以和他一争
昨天，我的博客被 Stephen Walli 收藏为链接。他收藏其他人的博客为链接是否也意味着我不是“它”？呵呵...他的主题很吸引我，而且我觉得他开始把球抛向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向，于是我觉得我也要添加我的想法。
从我的赚钱经验来看，开源帮助企业盈利有三种方式（假设您也就职于开源企业）：
1， 使您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实际价值上面。若没有实际价值，那么软件的价值将变为零。企业可以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脑袋放在沙子上，并假装这个世界并未改变。当然，像美国佛罗里达房地产市场（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还是当前这个时代）或互联网股票泡沫那样，运气更好的人要比明智的人更容易赚到钱。但是，如果您知道某些产品的价值即将变为零，那么为什么还要觉得还可以在价值降到零之前找到其他比您更笨的人，而去购买这些产品呢？由于了解到这些产品将不名一文所获得的自由可以促进人们将工作重心放在实际价值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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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Nicholas Carr 发表了一篇名为“《IT 没有什么了不起》”（IT Doesn't Matter）的文章，在不相关的 CIO 社区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响。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信息技术不可改变的趋势正朝着商品经济发展，所以，为专有软件支付租金的想法完全是荒谬的。他不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意识到对于足够聪明，可以理解他所确定趋势的竞争后果的那些人来说，他的洞察力本身就是一个战略使能器。没有专有软件的牵绊，开源软件为用户提供的商品经济收益的确很可观。而且，CIO 清醒地意识到开源的动态作用将像不断变化的世界对公司战略和执行的作用一样，也就是说，商品能源、商品通信、商品原材料的使用全部以商品货币（例如，美元、欧元和/或日元）进行贸易交易。（在他的分析中遗漏了另一件事，但是随后由 Brent Williams 提出，那就是，开源软件公司值得注意的运营方式，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在产生商业收益的同时，依然享有非商品经济回报，但这一点我已在博客中做过说明了。）
Nicholas Carr 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一篇有关开源的、只说对了一半的重要洞察力文章，名为“《民众的无知》”（The Ignorance of Crowds）。Nicholas 完全正
几个月前，我发表了对GPLv3许可证草案的初步印象，事实证明，GPLv3就像在社区参与下开发的其他许可证一样优秀，我对此感到很高兴。我在读GPLv3的最后一版草案时，感觉它真的非常出色，在此期间我思考了从去年以来关于提交到license-discuss@opensource.org license邮件列表中的一些其他许可证的讨论。特别是，我考虑了试图在以下环境中证明开源价值的许可证：开发人员以Web服务的形式编写和发布有用的代码。但是由于使用Web服务本身导致“分发”软件，因此
Alan MacCormack 出版了一份名为《开发人员权利清单》（“A Developer Bill of Rights”）的新报纸：AEI-Brookings Joint Center 的开源开发人员在软件许可方面想要什么？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看到开发人员迫切渴望的事物统计，我都会从“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 hacker extraordinaire）卓越黑客Chris Blizzard”的博客中获悉：
各种消息渠道、无线电广播和博客领域[1]和[2]大肆宣传，回应FORTUNE杂志刊登的微软声称许多普遍采用的开源软件包（包括Linux内核）侵犯他们拥有和控制的大约235种专利的文章。这类宣传多数从开源的完整性（和/或可行性）问题转向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对微软的关心，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商榷。那就是，美国宪法的第1条第8
Rik van Riel本周末刊登了一项关于在专有软件模式限制下工作的人们与我们这些使用和开发开源软件的人的重要区别的有趣见解：
他们不得不以适销功能特性作为开发目标，而我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来重点关注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用在市场推广资料中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实际上，一天中我们会有多少次蓦然发现自己不是看重不能买的东西，就是厌恶由大众市场驱动的经济多数提供的都是错误的选择。我认为Rik的见解值得褒扬，因此我建议Riel的创新法则：
两个月前，我在博客上发表了有关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开源表述？这种表述很难得，因为当我看其他人讨论开源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不会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的（举例来说，比如 James DeLong 最新的付费产品）。
上周我看了 Olliance Group 博客上的一个有关开源的报告，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逐点驳斥其中的无数事实、逻辑和错误结论。但是，那篇报告太长，错误太多，以至于我开始重新考虑我的这种选择了。然后，我看了来自 Sun Microsystems Rich Green 的这篇文章，想起了 Al Gore 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那个名句，当某些人依靠一知半解获得自己的薪水时，你只能是对牛弹琴。
所以，我没有回应他们，我打算通过信息技术、设计、创新和运营良好的老式成本线，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尽量推出我自己的“智囊”结果。
自从 1989 年甚至更早，开源商业模型就一直盈利，我开第一家这种公司时也是如此（赚到了开源的第一桶金）。其主要利润大部分来自与专有软件的承包商竞争，就像与苹果、飞机或艺术承包商竞争一样。关于开源利润没有任何神秘、荒谬或反常可言，至少是在报告期间遵从 GAAP 规则时是这样，
今年年初，针对开源模型是否在 21 世纪软件服务化 (SAAS) 经济中注定失败的争论与质疑纷至沓来。在这些讨论中的一个思路集中围绕着新类型软件许可的创建，它可以有效地保护源代码的可用性和作者署名，同时，还能拒绝同意授权于某些作者乐此不疲的自由，特别是自由显示有别于所谓署名的用户界面。
我也在 license-discuss@opensource.org 上参与讨论由所谓署名许可带来的这一问题，但是，我一直计划在这些讨论的另一方面写下某些想法，也就是说，一个现有的许可如何在所有方面鲜明有效地保护三个方面——作者、用户及其他开发人员。
看一下 R project 和 GRASS。这两个项目都是由 GPL 控制的。无论是在它们所包含的技术（数百个高度专业化的模块）方面，还是在使用它们和能够帮助它们的委托人方面，它们都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度和深度。最近，我一直在想：它们都具有高度模块化的架构，可以鼓励多种使用社区，但是，它们的软件许可还能够保证仅依靠架构所无法保证的一致性。为了测试这一假设，我已经开始考虑，如果它们由一个类似于 BSD 的许可提供支持，那么这些项目该是什么样呢？
GRASS 和
我在1986年第一次遇到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时，在我看来它毫无神奇之处。它的创新保护版权的方法（一切都错误地颠倒了）以及GNU计划的大胆构想（只是通过做一些更好和更自由的来废弃UNIX）对我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或许就像量子物理学带给爱因斯坦的震撼一样。（你不必告诉我说我和爱因斯坦没有可比性——我知道这一点。）
在1987年下载GNU C编译程序之后，我用GNU软件开发了大量的设施。我自己的编程技能经历了最为显著的转型。（它让我想到自己第一次弹古典吉他的经历，当时我没有弹奏Junker的，而是弹奏“现实”吉他，该乐曲不但听上去效果更好，而且更便于长时间地弹奏。GNU编程就像弹奏美好的乐器一样……）通过这次经历，我获得了处理计划的信息，而在一年前我还把它当作完全空想而置之不理：开发世界上第一种本机码C++编译器，于1987年12月初次发布。
我写入开源时，开始明白GPL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实现自由软件的商业化。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寻找与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企业，第一家自由软件企业（按照定义，是第一家开源软件企业）诞生了。O’Reilly的书中记述了有关这个企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