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Nicholas Carr 发表了一篇名为“《IT 没有什么了不起》”（IT Doesn't Matter）的文章，在不相关的 CIO 社区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响。我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信息技术不可改变的趋势正朝着商品经济发展，所以，为专有软件支付租金的想法完全是荒谬的。他不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意识到对于足够聪明，可以理解他所确定趋势的竞争后果的那些人来说，他的洞察力本身就是一个战略使能器。没有专有软件的牵绊，开源软件为用户提供的商品经济收益的确很可观。而且，CIO 清醒地意识到开源的动态作用将像不断变化的世界对公司战略和执行的作用一样，也就是说，商品能源、商品通信、商品原材料的使用全部以商品货币（例如，美元、欧元和/或日元）进行贸易交易。（在他的分析中遗漏了另一件事，但是随后由 Brent Williams 提出，那就是，开源软件公司值得注意的运营方式，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在产生商业收益的同时，依然享有非商品经济回报，但这一点我已在博客中做过说明了。）

Nicholas Carr 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一篇有关开源的、只说对了一半的重要洞察力文章，名为“《民众的无知》”（The Ignorance of Crowds）。Nicholas 完全正

几个月前，我发表了对GPLv3许可证草案的初步印象，事实证明，GPLv3就像在社区参与下开发的其他许可证一样优秀，我对此感到很高兴。我在读GPLv3的最后一版草案时，感觉它真的非常出色，在此期间我思考了从去年以来关于提交到license-discuss@opensource.org license邮件列表中的一些其他许可证的讨论。特别是，我考虑了试图在以下环境中证明开源价值的许可证：开发人员以Web服务的形式编写和发布有用的代码。但是由于使用Web服务本身导致“分发”软件，因此

各种消息渠道、无线电广播和博客领域[1]和[2]大肆宣传，回应FORTUNE杂志刊登的微软声称许多普遍采用的开源软件包（包括Linux内核）侵犯他们拥有和控制的大约235种专利的文章。这类宣传多数从开源的完整性（和/或可行性）问题转向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对微软的关心，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商榷。那就是，美国宪法的第1条第8

Rik van Riel本周末刊登了一项关于在专有软件模式限制下工作的人们与我们这些使用和开发开源软件的人的重要区别的有趣见解：

他们不得不以适销功能特性作为开发目标，而我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来重点关注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用在市场推广资料中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实际上，一天中我们会有多少次蓦然发现自己不是看重不能买的东西，就是厌恶由大众市场驱动的经济多数提供的都是错误的选择。我认为Rik的见解值得褒扬，因此我建议Riel的创新法则：

今年年初，针对开源模型是否在 21 世纪软件服务化 (SAAS) 经济中注定失败的争论与质疑纷至沓来。在这些讨论中的一个思路集中围绕着新类型软件许可的创建，它可以有效地保护源代码的可用性和作者署名，同时，还能拒绝同意授权于某些作者乐此不疲的自由，特别是自由显示有别于所谓署名的用户界面。

我也在 license-discuss@opensource.org 上参与讨论由所谓署名许可带来的这一问题，但是，我一直计划在这些讨论的另一方面写下某些想法，也就是说，一个现有的许可如何在所有方面鲜明有效地保护三个方面——作者、用户及其他开发人员。

看一下 R project 和 GRASS。这两个项目都是由 GPL 控制的。无论是在它们所包含的技术（数百个高度专业化的模块）方面，还是在使用它们和能够帮助它们的委托人方面，它们都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度和深度。最近，我一直在想：它们都具有高度模块化的架构，可以鼓励多种使用社区，但是，它们的软件许可还能够保证仅依靠架构所无法保证的一致性。为了测试这一假设，我已经开始考虑，如果它们由一个类似于 BSD 的许可提供支持，那么这些项目该是什么样呢？

GRASS 和

我在1986年第一次遇到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时，在我看来它毫无神奇之处。它的创新保护版权的方法（一切都错误地颠倒了）以及GNU计划的大胆构想（只是通过做一些更好和更自由的来废弃UNIX）对我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或许就像量子物理学带给爱因斯坦的震撼一样。（你不必告诉我说我和爱因斯坦没有可比性——我知道这一点。）

在1987年下载GNU C编译程序之后，我用GNU软件开发了大量的设施。我自己的编程技能经历了最为显著的转型。（它让我想到自己第一次弹古典吉他的经历，当时我没有弹奏Junker的，而是弹奏“现实”吉他，该乐曲不但听上去效果更好，而且更便于长时间地弹奏。GNU编程就像弹奏美好的乐器一样……）通过这次经历，我获得了处理计划的信息，而在一年前我还把它当作完全空想而置之不理：开发世界上第一种本机码C++编译器，于1987年12月初次发布。

我写入开源时，开始明白GPL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实现自由软件的商业化。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寻找与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企业，第一家自由软件企业（按照定义，是第一家开源软件企业）诞生了。O’Reilly的书中记述了有关这个企业的故事

为Alfresco将许可证变为GPL喝彩的理由有三。

喝彩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是摒弃OSI批准的许可证的修订版，从技术角度来看，该版本不是OSI所定义的开源。

我们都还记得雄心勃勃的科技企业报告“估算的”财物结果，而不是单纯的GAAP财物结果的日子。这样做的逻辑是，GAAP是他们的模式所基于的标准，但是他们只想做些变通，以便更好地反映他们企业的价值。某些企业视GAAP如同儿戏的做法使企业及其投资者都处于危险的境地，导致报告与现实之间严重脱节。最初取得OSI批准的开源许可证，然后任意做一些变更而且新许可证不经过批准，这会（并且已经）导致有关OSD条文与精神方面的类似问题的发生。通过摒弃修订的Mozilla许可证转而支持OSI批准的许可证，Alfresco的意图不言而喻——他们是一家开源企业。

喝彩的理由之二是探讨许可证的人们，他们充满活力地参与讨论某些保留的属性违背或不违背OSD的机制所存在之处及其方式。

由于开源在商业领域和理念方面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OSI需要帮助人们了解如何利用这一成功的模式在商业领域取得新的成功，以及

开源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并非唯一一家倡导如何更好地理解软件以便开发和利用软件的组织。与其相对的是进步和自由基金会（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及其高级会员James DeLong，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新的但彻底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章，文章似乎在赞扬开源和OSI，但是缺乏正当的理由。

就在DeLong的文章发表之前我所阅读的一篇文章（我将很快讨论）来自另外一个令人尊重的期刊：The Onion。请阅读专家对限制孩童想象力和回归的呼吁。它在结尾处引用这样一段话：

    “切记，如果你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一丝兴奋的火花，说明你做的还不够。”

现在，你已准备好阅读James DeLong如何排除开源的一个障碍，因为他对自由软件运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