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汉普顿·塞兹著；马睿译。

1879年7月8日，一艘名为珍妮特号的三桅船缓缓穿过金门海峡，离开旧金山，向着北极方向驶去。船行极为缓慢，因为船里装载了太多的煤和补给。船员们相信，这次航海至少需要两年以上时间才能归来，大部分时间，他们会在没有人迹的地方行进，无法得到任何来自文明世界的支援。这些补给，将是他们生存的重要依托。

他们行进的目标是北极，那时，大航海时代早已在一个世纪前结束，西方探险者已经涉足了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但北极大部分地区，仍是人类完全不曾了解的禁区。在当时的地图上，北极部分往往只是一片巨大的空白。也有人在地图上画了一些想象中的北极地区情景，依据仅仅来自一些曾航行在北极边缘的船员，他们经常会描述一些他们听来的，或模模糊糊远远看到的神秘场景。

德国人奥古斯特·波德曼拥有“哥达的智者“的称号，被认为是当时顶尖的地图制作者，地理学的权威人士。在他公司绘制的地图上，北极核心区域是一片无冰的海域。当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还经过了不少专家的论证，他们确信有两股温暖的洋流，分别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一路向北，在北极中心融汇，为北极带来一片温暖开阔的无冰水域。尽管人类被冰原隔绝，迄今无法进入北极，但在这个理论中，那仅仅是围绕北极周边地区的一片宽阔冰带。如果有人能趁着温暖的夏季，部分冰原融化之际，驾船找到一条通路，穿过这个冰带，就能进入北极无冰的开放水域，甚至可能发现与世隔绝的各种珍惜动物，未知的人类种群。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理论荒谬无比，逻辑错乱，但在当时却言之成理，且看来有各种证据能为这种理论提供支持。

珍妮特号的远征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船长德隆四处游说政府和企业家，最终得到了美国《先驱报》老板，大亨贝内特的资金支持，同时，美国海军部也加入进来，珍妮特号成了美国海军的军舰，承载着美国国民在北极发现新天地的憧憬，驶入了太平洋。

珍妮特号船员们在船长德隆的率领下，满怀希望，设想着两三年后，带着伟大的地理发现，自豪地回到旧金山，接受无数人的欢呼。然而，刚刚驶过白令海峡，进入北极圈，9月7日，珍妮特号就被困入冰中。这一困，就是两年，船一直被囚禁于冰中，看来寸步难移，却又一直在移动，因为困住他们的冰层在随着洋流漂移。16个月的时间里，珍妮特号在冰中一路向西，移动了一千多英里。幸好，为了适应北极的环境，对这艘船进行了加固，虽然经历了多次浮冰挤压的危险，德隆差点就准备下令弃船逃生了，这艘船居然奇迹般扛住了来自冰层的巨大压力。船上又有着足够的补给，加上船员们可以在冰面上走很远去打猎，北极熊、海象、海豹都成了他们餐桌上的重要食物，让船员们暂时不必为生存忧心。当船漂浮到一座岛屿附近时，他们甚至穿越冰面，登上了这座人类从未登临过的小岛，把它命名为亨丽埃塔岛，在上面插上了美国国旗。

漫长的时间就这样在冰面上度过了。直到1881年6月，北极地区的又一个仲夏，困住珍妮特号的冰层终于开始出现融化的迹象。6月11日，珍妮特号忽然从冰牢中被释放了，落入海水之中，船员们兴奋不已，探险之旅终于出现转机，又可以扬帆起航了。然而，福兮祸所伏，6月12日，冰面又一次挤压而来，这一次，在浮冰中历尽折磨的船身再也支持不住了，四处破裂。船员们只能争分夺秒，把船上的物品抢运到冰面上。几个小时后，船沉没了，没来得及带走的东西，随着船身一起沉入冰冷的北冰洋深处。沉没的地点距离北极极点不到700英里，距离最近的大陆边缘却有1000多英里，而他们只剩下能维持60天的补给。

如何让一部非虚构作品如虚构作品一样，具备戏剧化的冲突、曲折多棱的剧情，一直是一个难题。估计有不少人都觉得，现实的人生过于平淡，无法创造出非虚构作品那种激烈的戏剧冲突。其实我们忘记了一句很多人说过的话：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精彩。因此非虚构比虚构更生动，应该不足为奇。但现实却是，很多非虚构作品都乏味冗长，充满令人头晕的细节，像一个老人讲述自己的记忆，啰嗦、重复、线索庞杂，让人昏昏欲睡。

汉普顿·塞兹的这本《冰雪王国：美国军舰珍妮特号的极地远征》，材料扎实，史实严谨，很多内容都来自当事人的记录、彼时媒体报道，汇聚了来自各方的历史档案。但作者却没有让这部书成为一部资料罗列的著作，反而造就了一部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探险史诗。即便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却仍然被牢牢吸引着，跟随着探险队，在皑皑无垠的北极漂流跋涉，感受着希望与失望、艰难与勇气，心灵如同骇浪狂涛中起伏的航船。

材料的选取，结构的设计，本书都给了一个极好的范本。书中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一些重要配角，作者都没有试图通过简单定义的方式来描述，或者做一些拔高，创造出一个所谓高于生活的理想化形象。汉普顿·塞兹只是在不疾不徐地铺陈，在一个个事件推进中，让一个个人物走上前台，表现他们的个性，展示他们的处世方式。在这中间，把历史的背景、环境，一点点掺入故事。当读者被人物的性格和思想牵引，走入那个探险事件后，便欲罢不能了，仿佛读者已成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

珍妮特号沉没了，面对近乎绝望的处境，33人的探险队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在起伏的冰丘间，不停断裂的冰面上，冰块搅动、碰撞，暴风雪扑面，他们如牛马一样拖拽沉重的物资，还有三艘准备航海的小船，挑战着生理极限。更让人绝望的是，当他们以为自己是向着南方大陆的方向跋涉时，却发现自己走了几天之后，身处的方位竟然比沉船点更加向北了，因为冰面向北移动的速度超过了他们向南行走的速度！穿过冰原后，他们又得在浮冰带中往来盘旋，寻找出路，当终于来到无冰的开放水域时，他们还要凭借几艘小船去挑战北冰洋冷冽刺骨的巨浪，而这里距离西伯利亚最近的海岸还有100英里。即便穿过这段凶险的怒涛，还要面对勒拿河三角洲纵横如迷宫的河道，密布的沼泽。而在当地寥寥无几的土著，由于北极的冬季即将到来，已迁往南面，探险队将在食物耗尽的情况下，独自跋涉，争取逃出生天。由于要迂回穿越，他们不可能选择最近的直线距离，实际上，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从珍妮特号沉没之地开始跋涉，最终在北极的酷寒中走过了四千多公里的路程。我不想剧透这部分的内容，这是全书最震撼心魄的部分，一定要留给读到这本书的读者自己去体验。

战术的勇敢无法弥补战略的错误，荒谬理论引导下的探险注定失败。如果把探险队的行为放在今天的网络上，可能会得到“找死”“活该”之类的评论，但结果难道是判断事物的唯一标准吗？尽管这次探险收获甚微，只发现几个人类之前不曾知道的小岛，验证了所谓北极温暖洋流和开放水域理论的错误，但探险队成员们在整个探险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气，对未知强烈的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都不该由于探险的失败而被湮没。因为他们为我们展示了，在这冰雪肆虐的王国，人如此渺小，而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又如此崇高。

六、《最寒冷的冬天》；大卫·哈伯斯塔姆；王祖宁、刘寅龙译。

在我看来，《最寒冷的冬天》这本书谈不上特别出色，描述过于琐碎。作者的观点又倾向性太强，常见意气之语。虽然观点鲜明，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但有时不免有诛心之论，材料证据的选择上都有偏颇之嫌。而且，这本书的中文版经过了删改，并非原貌。

这两年朝鲜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很热，以前长期无人提及，也不让提及的这场战争，最近忽然登上了各类媒体，拍摄了大量影视作品。而据我所知，《最寒冷的冬天》 2010年就有了中译本，我手头读的这个kindle版本，也是2017年出版的。这时候拿出来推荐，颇有点蹭热点之嫌。

但犹豫再三，我还是把它列入了2021我个人的十本推荐书单内，因为一度被遗忘、无人敢提及的朝鲜战争忽然像网红店一样顾客盈门时，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一番，可能有其迫切的现实性。

大卫·哈伯斯塔姆是记者出身，他的成名源自越南战争，因为在西贡对越南战争的现场报道，他赢得了1963年的普利策奖，那一年他39岁。据说，为了写这本《最寒冷的冬天》，哈伯斯塔姆耗费了十年时间，这本书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的遗作。在这本书即将印刷时，哈伯斯塔姆死于车祸，享年73岁。

也许因为作者的记者身份，《最寒冷的冬天》带有新闻记录的现场感，细节描述深入，故事结构精巧。更像一部口述历史。在本书注释中，标出了诸多资料来源，从中可以看到，书中内容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其中有口述，有著作，再辅以当时的历史文件，构筑成这部七百多页著作的主要基础。

宏大的叙述就像大场面的特技，有壮观的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的氛围，但我们很难注意到其中的细部。在这种大场景中，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像素点，可以忽略不计。《最寒冷的冬天》的叙述方式，可以让我们从诸多普通人的视角，直接进入战争的现场，见证一个人面对枪林弹雨时的反应。这种方法，在本书对战役过程的描写中尤其常见。开头不久，哈伯斯塔姆就通过几个不同参战者的眼光，重现了云山战斗的细部：战前的态势，不同人的心理，美军部署的状况，在人物的行动中一点点铺陈开来。战斗开始后，作者的笔就像导演的镜头，紧紧跟随着某个演员，借助人物的实现，将战场上惊心动魄的场景摄入书中。后面，洛东江战役，长津湖与军隅里的战斗，双铁隧道、原州和砥平里的战斗，哈伯斯塔姆都用了类似的手法，通过几个参战士兵的经历，铺陈开整个战斗场景。

但这样的写法也有它的弊病：叙述过于琐碎，主观色彩过强。对战役中的军事部署，战术应用，双方的运筹谋略，力量的对比，本书的叙述就显得过于简略，更缺乏分析总结，对整体的把握不够。然而，也不宜过于苛责，你选择了某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必然会有所缺失，七百多页篇幅看似庞大，但对于复杂的朝鲜战争，能照顾到的也只是一角。

除了通过参与者视角对现场的还原，《最寒冷的冬天》另外很大一部分篇幅用于对各派政治斗争的描述，这些内容来自大量的政府资料、新闻报道。而其中的重头戏是美国人内部的斗争。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明争暗斗，军方内部不同派系的意见分歧，乃至朝鲜战争对美国国内选举的影响，都在战争背后发挥着种种作用，影响着策略的实施。美国人对朝鲜的态度，最初是漠不关心，战争爆发后，又迅速上升到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高度，看似转变巨大，背后有着分明的逻辑。国内政治分歧在内部的消长，对外部各种威胁，冷战态势的判断，都在影响着美国政府的策略，并导致朝鲜战场上的风云变化。

哈伯斯塔姆尤其对麦克阿瑟浓墨重彩地加以刻画，可谓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掘地三尺，从麦克阿瑟老爹的生平开挖，分析父亲的性格和行为对他的影响，再讲麦克阿瑟个人经历。讲他性格的虚荣、狂妄，讲他在军中排斥异己，屏蔽异见，在政治上，玩弄权谋，欺瞒上级，翻云覆雨。朝鲜战争中，因为他的偏执，美军前线将士与情报官员得到的大量中国军队已参战的信息被忽略，他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分兵两路，逼近鸭绿江，最终导致惨败。失败后，又不愿反思自己的错误，不顾政治态势，想要投入更大资源与中国决战。在本书中，麦克阿瑟就是一个最大的反派，除了仁川登陆这唯一的闪光时刻，几乎就是一个完全生活在错误中的人。为了衬托他的错误，哈伯斯塔姆特意对接替麦克阿瑟任统帅的李奇微大加褒奖，对美军的对手彭德怀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个人对麦克阿瑟也没什么好感。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而是从二战菲律宾战役开始，我就对这位表演欲极强的将军印象不佳。麦克阿瑟原本在菲律宾拥有较强大的陆空力量，却惨败在日本人手中，葬送了巴丹半岛的几万美军。自己的士兵成了俘虏，走向充满死亡的长途，他自己却坐着潜艇逃到了澳大利亚，继续当他的将军，吹他的牛。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失利后被解职，却被很多人包装成失败的英雄，回到美国还在国会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说什么“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似乎充满壮志未酬的悲怆。但麦克阿瑟好像忘了，1932年，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数万名美国一战老兵去华盛顿请愿，希望政府能够将承诺给他们的补贴提前发放，以解燃眉之急。而当时，政府用坦克、马队、刺刀、瓦斯回答了他们的请愿，上千人受伤。指挥这场镇压的，正是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他那时表现出了充分的心狠手辣，老兵不但在他的大棒下凋零，而且有三个老兵在镇压中死去了。

然而，我仍然认为，本书对麦克阿瑟的描写有失客观。好像美国军队的失败全要归罪于他一人，连仁川之战也是一次军事冒险，不过是侥幸获胜。哈伯斯塔姆对麦克阿瑟的叙述含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虽有引证的资料，却大部分都是对麦克阿瑟不利的证据，很少看到不同意见的评述，像是一群反麦克阿瑟派在自说自话。就连那些麦克阿瑟的亲信，在作者笔下也是一群趋附讨好的小人，好像麦克阿瑟就是一团乌云，所到之处，天昏地暗。作为统帅，固然要对战场失败负最大责任，但毕竟在前期，麦克阿瑟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将他贬斥的一无是处，面貌如此丑陋，很难说是公允的治史态度。

不管美国人如何分析规划，统帅是麦克阿瑟还事李奇微，朝鲜战争也不会亦步亦趋跟着美国政治的指挥棒演变，它的爆发和发展，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苏联对朝鲜军事冒险的态度，中国内部对是否出兵朝鲜的意见分歧，中苏之间的讨价还价，正是各类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起承转合。本书内，哈伯斯塔姆对几方背后的运筹谋划也做了较深入的论述，但一则，他对其他国家的资料未必能搜集得很详备，二则，他毕竟是以美国人的视角看这场战争，涉及其他国家的笔墨，细致度就略逊一筹了。（而且，这部分内容，大陆版本显然还有删节）

常有人说，朝鲜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然而，哪一场战争不是各种错误的组合呢？战争本身不就是人类犯的错吗？一次次的错误行为，一次次的误判，将无数人拖入战争深渊：美国人对亚洲的忽视，造成了一个有口无心的声明，让苏联错判了美国的态度。以为美国的声明意味着，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不会介入。金日成的勃勃野心，加上美国的暧昧态度，使斯大林认可了朝鲜的军事冒险；麦克阿瑟误判了中国的态度，以为中国的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一心要打到鸭绿江边，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各方都在犯错，而承受这些错误的，是战火中的士兵与民众。

而战争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开始于北纬三十八度线，又结束于三十八度下附近，三年的时间，好像回到了原点。但是，几百万人的生命永远消失了，历史的进程被大幅改写。参战国家的命运，东西方力量的格局，各自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貌。

如果不关心战争中的个体，甚至不关心人，只着眼于宏大的叙事、激昂的口号，那所有的牺牲只能是无谓与荒诞，战争的错误将一代代延续。读一读《最寒冷的冬天》，关注一下战争背后的政治逻辑，审视一下战争中的普通人，还有很有必要的。

梅尔·吉普森导演和主演的《勇敢的心》已成为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如果你不过于在意好莱坞对历史的一贯随心篡改，这还是一部很能唤起观者激情的热血之作。影片最后，苏格兰起义领袖华莱士在刑场上受尽酷刑，仍大呼“自由”的段落，令人热血贲张。但影视毕竟要考虑多数观者的感受，还有分级制度的限制，对于血腥暴力不能做过于直露地展示。实际上，中世纪英国的酷刑，比电影里遮遮掩掩地展示要残忍得多。

《空王冠》是一部描述英国玫瑰战争的历史书籍，书中有一段叙述了英王亨利六世时，一位被指控诽谤国王的人物，被处以刑罚的过程。此人先是被装在囚车里示众，然后被捆在马尾上，拖着行进，几英里的路程，车辙和坑洞摩擦着他的身体，令他鲜血满身。接着，他被带到绞刑架下，套上绞索。当他被绳索扼住咽喉，奄奄一息，即将离开痛苦的尘世时，刽子手把他放了下来。绞刑的目的并不是让受刑者死亡，而是令他窒息，加长他死亡的痛苦。之后，按照程序，刽子手会切开他的肚子，让他看着自己的内脏被掏出来，割掉他的阳具，在他面前烧掉，最后，他将在斩首后被肢解。

但是在《空王冠》中，这个因为对国王说了两句牢骚话被处刑的倒霉蛋，结局没那么惨，在被吊了许久，经历了濒死体验后，他被赦免了，免除了后面剖腹分尸的刑罚，被重新关进了监狱，后来还得到了释放。但华莱士不会得到这样的宽恕，所以上面提到的刑罚他全部经受了，描述过这段过程，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了解，《勇敢的心》中的场景经过了多少浪漫改编。

从目的论上讲，向公众展示酷刑，是统治者宣示权威的重要手段，杀鸡儆猴，让小民见识自己的威权，让胆敢挑战的人知难而退，让心存侥幸者望而生畏。但是，除了公开展现力量，惩戒违抗规则者，酷刑恐怕还有另外一种大家都不太愿意提及的目的——为公众的生活提供一些调剂。

对于酷刑的嗜好，源自人类最原始的基因。尽管很多人都在口头斥责残忍的杀戮，但内心深处，人类血液中绵延不绝的残忍似乎得到了释放。毕竟，杀人的胆量不会人人都有，上战场虽然可以合法地杀人，但有可能被杀的是自己，平白无故地杀人是犯法，搞不好要偿命，但观看别人杀人、折磨人，毫无风险。在满足自己内心深藏，难以启齿的欲望之余，也许还能获得道德上的升华。因为被杀之人不管真假，至少都背负着某些恶名，为他们的死去喝彩，可以表现自己嫉恶如仇的纯良性情。

鲁迅的小说《示众》，随意采撷一段街景，像一部镜头客观冷静的纪录片，却将看客的种种形貌刻画得入木三分。北京城酷热的夏天里带着百无聊赖的味道，巡警牵着一个犯人示众，仿佛为沉闷的空气注入了新鲜的清风。胖孩子、小学生、秃头老头子、工人似的粗人，各色人物一下围拢过来，争相围观，你推我搡，自然而然形成了一派热闹景象。示众尚且如此热闹，观看死刑犯游街就更有狂欢的性质了。《阿Q正传》里阿Q的游街，而未庄人对此的反应是“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阿Q正传》内的看客是把死刑看成一场戏，因为沉闷而不满意，假如死刑犯可唱一出大戏，死刑执行的又格外花样翻新，触目惊心，看客们恐怕就会得到满足，还能在在酒楼茶馆之内大肆宣扬一番。鲁迅在《药》里说到“人血馒头”，这些看客虽然没有人需要用“人血馒头”来治疗自己的沉疴，但又何尝不是在分食呢？

沈从文在早年的自传里，说到自己在湘西当兵时，曾随队伍到怀化清乡，军队和当地乡团以剿匪为名，抓来许多乡下人，也不细细审判，就拖到日常乡民往来的桥边杀掉。一年多时间里，沈从文亲眼所见，就杀了多达七百余人。沈从文说：“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队文职幕僚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一个轻描淡写的“鉴赏”，却令读者心为之一寒。人命如草芥，旁观者已漠然，甚至带一种欣赏的味道来看待。不但如此，若被杀的人有些不同的表现，军官们“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有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成了日常闲谈中的趣闻轶事。

我读的第一本莫言长篇小说是《檀香刑》，酣畅淋漓地描述酷刑，种种极尽渲染的死刑，成了贯穿全篇的筋骨：刺杀袁世凯未成的钱雄飞，被判凌迟。袁世凯特意从京城刑部请来行刑经验丰富的刽子手赵甲，要准确无误地割够五百刀，还要保证受刑者在割够刀数之前不会死去；组织高密东北乡民众袭击德国筑路人员的孙丙被施以檀香刑，用一根檀香木棍，从肛门插入，自口中探出，贯穿身体，再把人戳在刑台上示众，并且要一直坚持五天，确保受刑后的孙丙要在火车通车时才能死去。不管莫言写得如何恣肆，如何将它描述得如一门死亡的艺术，精确，甚至似乎还要从文字间让人感受到某种诗意，这些描述都渗透出浓浓的恶，像一阵黑雾弥漫，饱含原始的残忍，充满对死亡残酷地玩味，令人毛骨悚然,。

莫言把历史背景放在了满清，民国之后，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酷刑似乎减少，虽然在民间仍有匪夷所思的各类刑罚，但至少在政府层面收敛了许多。然而，在公众面前渲染死刑的行为，却一直延续了很久。死刑犯在众人面前被公开宣布罪行，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姓名与罪名的大牌子游街，街面上人山人海地看热闹，仍是各地常见的景象。死刑执行在很多地方不但允许人围观，有时候还是任务，有人组织，要求必须参加，甚至不能展现出恐惧或怜悯的神情。那时死刑倒没什么花样，大概都是让犯人跪在地上，对着后脑勺一枪，脑浆迸裂，血溅当地。

我们这代人是没什么机会目击这样的盛景了，但文明再怎么发展，人类只要仍是动物，就甩不掉身上的兽性。人类发明了种种酷刑，当看客们屏息静气，带着某种恶心，又暗暗激昂、兴奋的情绪观看濒死者的痛苦时，他们心中的兽得到了餍足。所以只要有机会，我相信仍旧有人会愿意去围观这样的场景，并从中得到一种狂欢般的满足。不管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多么具有爱心，多么害怕血腥暴力，只有有机会，让人类的兽性，和权威的行为彼此应和，酷刑就可能翻开新的一篇，反对者的声音可能仍旧盖不住看客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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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有一首短诗《传说的继续》，最后的诗句是：“只要有落日为我们加冕/随之而来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漫长的夜/辗转而沉默的时刻”。诗人的话只能当做传说，那漫长的夜，辗转沉默的时刻，对很多人是难以挨延的。尤其对失眠的人，连个噩梦也得不到的长夜，是难明的折磨，即便真有国王的冠冕，也未必肯用失眠的夜去交换。

博尔赫斯就曾饱受失眠之苦，为此专门写过一首名为《失眠》的诗，诗中说：“今晚的宇宙具有遗忘的浩渺/和狂热的精确”，博尔赫斯对失眠的特征描述极为精准，当深夜难眠之际，一个人的头脑真可以如宇宙般浩渺，生命中所有遥远的细节纷至沓来，一个念头连着另一个念头，鲜活又纷繁，全然没有规律。思如泉涌，完全不受约束的恣意。大脑就像野外的音乐节，填满不用门票，不请自至的客人，一个个兴高采烈，狂呼舞蹈。

有人感觉失眠时时间过得格外慢，就我个人体验，并非如此，失眠的时间往往显得比白天更快。似乎思想刚刚跑开，一看表，一个小时竟然已经过去了。因为时间快，担心夜即将过去，愈发想要赶紧入睡，然而，愈焦灼就愈发睡不着，于是，一个小时又在焦灼里飞快逝去了。

博尔赫斯说：“我徒劳地期待/入梦之前的象征和分崩离析”，但这样的时刻总是来得分外艰难，有时会和黎明同时到来。博尔赫斯诗里也说：“酒渣色的云使天空显得粗俗；/为我紧闭的眼帘带来黎明”，双眼紧闭，黎明已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那些教你属羊的方法并不管用，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更深夜静，一只羊一只羊的数下去，数得风吹草低数得畜牧兴旺数到东方泛白。我也在夤夜中宵露冷风息之时玩过此类游戏，只是数的不是羊，而是一滴滴的水。数羊是英语国家的玩意，“sheep”（绵羊）和“sleep”（睡觉）发音相近，不断的数下去，暗示中给予催眠。中国人应该想像一个没有关紧的水龙头，或阳光下冰川的冰溜，水一滴滴的渗出跌落，“水”和“睡”谐音，音调又轻柔平和，这才是西学中用的典范。不过这方法也未必奏效，直待一滴滴水汇聚成长河滚滚，涛声激荡，反而格外神智清爽。

思想总是奔马，在羊群中冲撞，即便用羊群填满整个草原，也拦不住它横冲直撞。我自己曾尝试过背古文和古诗，曾经一度背上几篇，脑子就迷糊了，重拾当年学校上课时昏昏欲睡的感觉。但这种办法用了一段就失效了，一篇篇背下去，头脑越来越清醒，有时背得卡壳了，记不住后边的内容，还打开手机搜原文，于是更睡不着了。

失眠就像和浩瀚的长夜对话，你有说不完的话，它有沉默的耐心，可以一直聊下去。最怕的是你的心中不仅有你一个人在说，还有人和你争辩打趣，四海八荒，古今中外，能从原始人一直聊到公司的同事，那就真是绵绵无绝期了。

想要沉入睡眠深邃的星空，一定要等到对话终于索然乏味，心情趋于淡漠，语声寥寥，心中的烛焰缓缓暗淡，于是意识渐渐模糊，思想缩退到角落，总算停歇下来，一个沉沉的、没有梦的睡眠出现了。这个时候，闹钟往往粗暴地响起，提醒你，该起床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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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的观念逐渐为人类所重视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造成地球动植物的大规模灭绝，已成为共识。但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工业时代是对自然环境破坏最大的，在此以前，尽管人类对大自然进行了诸多改造，但整体上，人和自然是和谐并存的。动植物的大量灭绝，应该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愈演愈烈的。

       但是，尤瓦尔·赫拉利所著的《人类简史》给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位以色列历史学者从最新的研究中得出结果，自从距今大约7万年前，“智人”的认知革命开启之后，地球动植物的大规模灭绝就出现了。“智人”，是远古多个人类物种中的一种，现代人类的祖先。所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早在工业时代前就已很严重了。

考古证据表明，大约45000年前，“智人”第一次登上今天的澳大利亚大陆。在这之前，因为远离欧亚大陆，澳大利亚自成独立的生态系统，产生了许多其他大陆没有的动植物种类，这其中包括袋狮、双门齿兽、无尾熊等大型动物。但随着“智人”的到来，几千年内，澳大利亚曾经拥有的24种体重超过50公斤的动物中，有23种灭绝了，许多较小的物种也随之消失。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新西兰、北冰洋的弗兰格尔岛、北美洲、加勒比海的古巴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等诸多地区。随“智人”一起来临的，是动植物灭绝的灾难。美洲大陆的剑齿虎、重达三吨、高可至6米的地懒，马达加斯加岛上高可过3米、重约半吨，却不能飞翔的象鸟等，都在人类脚步踏上那片土地后相继消失。

《人类简史》中指出，甚至不必等到人类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入农耕文明，地球上曾经有过的200属体重超过50公斤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就只剩下了大约100属。注意，这里提到的生物概念是“属”，而不是如今我们在谈灭绝生物时一般提到的“种”。生物学将生物按界、门、纲、目、科、属、种来进行分类的，“属”是比“种”更大的生物学分类。一个“属”中可能包含多个“种”。

这样看来，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尽管大幅度提升了人类的技术水平，使得人类有能力对自然造成更大破坏，但仅从对动植物灭绝这一件事上看，尚未掌握先进工具的人类一样具有巨大的毁灭力。《人类简史》中说：“有些环保人士声称我们的祖先总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但可别真的这么相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绝种的元凶。人类可以说坐上了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知道了这一点，人类不知是该有更深的负罪感，还是会愈发顾盼自雄。原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并不都是随着枪支、机械的强大，而仅仅凭着人类社会简单的协作和原始的智谋，就足以毁灭许多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对手。这种战胜使得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直到人类发现，可供挥霍的资源在减少，环境恶化使得生活变得不那么美好了，才转而对自然界心生恻隐。不知物竞天择的规则，在人类理智和情感的双重作用下，是否能够在未来发生某些改变。以社会组织毁灭物种的人类，能否通过同样的组织能力拯救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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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总在不断改变，艺术也该变动不居。有价值的艺术家不断尝试新的手段，如一次次蝉蜕，破茧而出，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欧文·斯通在《渴望生活——梵高传》一书中写到梵高的弟弟提奥去海牙看望梵高时，有一段叙述，说提奥尽管认可哥哥绘画的价值，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但他看梵高的作品一直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似乎从未甄于完成。这其中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当时梵高尚处在自己绘画生涯的早期阶段，更多的是练习和模仿。但同时，这种不确定性也是一个艺术家应有之义。

梵高一生画作风格多次变换，似乎始终动荡如他画面中纷乱的线条与奔流漫溢的色彩。梵高的求变并不都是成功的，在巴黎初识印象主义绘画时，他曾试图通过拙劣模仿，获得风格的突破，但一个忘掉自己风格的画家，注定只能是个匠人。尽管求变会失败，但我们却不能认定求变本身是错误的。永远丰富多变的生活中，一个敏感艺术家也该有千变万化的手段，捕捉吉光片羽，装饰自己的艺术之堂。当一个艺术家不再变化，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很可能也是他江郎才尽之时。

毕加索一生有“蓝色时期”“玫瑰时期”“立体主义”“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个时期，如变色龙，一段段地颠覆自我，画笔似魔杖，随意点化。看似毕加索是一个如此没常性的人，过一段时间就面目全非，但毕加索不断革自己的命才带来无穷的艺术活力，永葆其魅力。

艺术家的恒心，只该是对艺术永恒的追寻，而不是对形式手法的株守。但艺术风格的不断变化并不意味着对潮流的攀附，很多人把对时尚的追随，误认做艺术的求新求变。我一直不太喜欢“与时俱进”这句话，背后体现出亦步亦趋的心态。艺术上的和同随俗绝不会带来创新，艺术家的变动是对潮流的引领，而不该变成对潮流的跟随，一个趋炎附势无法在人前展现自己的个性。如果有人因为某些评价而沮丧，修改风格取悦大众潮流，他只会离艺术女神越来越远。

梵高的弟弟提奥供职于欧洲著名的古比尔公司，公司主要经营艺术品买卖，但老板只认可当年的学院派作品，对于刚刚出现的印象派作者一律拒之门外，认为这些作品充满孩子气，完全不讲技巧，不符合大众审美。于是，当年一些年轻作者便被拒之门外，这些人中包括莫奈、雷诺阿、高更、毕沙罗、马奈、塞尚、德加、西斯莱、修拉、图卢兹·劳特累克，当然，还有梵高。这些名字将如阳光照耀未来的美术史，当时却无法在辉煌的画廊内获得一瞥之地。今天我们大概人人都会嘲讽古比尔公司老板的短浅目光，但今天的我们是否一样对很多新鲜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本能地拒绝呢？我们能确定自己的目光真的是准确深邃吗？

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一个小插曲：富豪子弟卡尔看不上未婚妻罗丝钟爱的画家，嗤之以鼻地说：这画家叫什么毕加索，相信我，他混不出名堂的。此时镜头中赫然出现的，是毕加索的名作《亚维农的少女》和《卡思维勒像》。这当然只是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设计的一个电影桥段，如果毕加索的真迹当年在泰坦尼克号上，我们今天恐怕再没有机会在美术馆看到它们了。但在真实人生中，像卡尔一样离谱的错误判断却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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