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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说明:下文发表于《中国性科学》2008年第8期。刊于博客时对极个别文字进行了订正。同时把具体作者名、工作单位改为项目组(课题组)的形式。
中国九城市2046例男同性爱者与艾滋病相关状况调查概况
“朋友”项目组·“十五”攻关课题组
摘要:目的 通过对男同性爱者一般心理—行为状况等的了解,为制定对该人群与艾滋病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定向抽样(“滚雪球”)法,对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9城市2046例男同性爱者同步开展横断面匿名问卷调查,使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51.1%(曾)因同性爱性取向感到很痛苦。55.6%认为性取向暴露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加害者首先来自家庭,其次是“单位”和一般人。因性取向或有关活动, 15.2%遭受过异性爱者伤害,29.8%遭受过其他男同性爱者伤害。20.3%有过强烈自杀念头,9.4%有过自杀行为。68.7%希望国家立法承认同性婚姻。未在婚者中,30.6%确定未来独身,79.7%希望(过)与同性的固定专一性伴生活,44.1%希望生育,31.2%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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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说明:“关于性取向与公共政策关系的调查数据讲述了什么?”是我承担的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十五攻关课题中一项调查内的部分结果。这项科研调查的结果,有许多启迪。今年6月以来,我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与黑龙江党校合办的面对党校系统教员的培训班讲座,中共中央党校在京举办的面对12省区党校有关领导和教员在培训班讲座,中央党校和云南省委党校举办的有关培训班讲座。这篇文章,曾被纳入中央党校有关艾滋防治的培训班的辅导资料中。
关于性取向与公共政策关系的调查数据讲述了什么?
1 前言
2005—2006年,我主持了一项十五攻关课题的子课题“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流行向一般人群的传播模式及阻断策略研究”。在这项研究的调查问卷中,参考国际间的多种研究报告和国内以往所做调查中注意到的某些现象,设计了有关性取向与公共政策关系的一组问题。
这项研究在9大城市(含2个直辖市和7个省会城市)进行,总计有2000多位GBT(男同性爱者/男双性爱者/男变性欲者或称男易性症者)参与。他们的年龄中位数26岁(平均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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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5.12特大地震死难者致哀!
向奋战在一线救援的各位人士致敬!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是在今春,湖南等地雪灾期间,青岛阳光的朋友们就积极地为受灾民众捐赠衣物,以至于感动了邮寄部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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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种族文化、宗教、家庭环境中的歧视及儿童时负性经历等,均可对同性爱者的心理、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即便是在崇尚自由与平等权利的西方社会,对同性爱者的歧视也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从而使同性爱者与性取向相关的心理卫生问题比较普遍。通常包括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身份或性偏好、由于性身份或性偏好导致与性伴侣建立或维持性关系障碍等。这类心理问题常常加剧了同性爱者的心理冲突,导致自杀和艾滋病的加快传播等。
Warner等(2004)对1285位同性爱者的精神与社会行为健康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43.0%有精神失调,31.0%曾经尝试自杀。对该样本的分析提示,同性爱者高比例精神失常可能与受歧视有关。
Diaz等(2004)对来自美国三个城市的912位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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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说明:以下我近期收到的一位青年人给我的系列信件。(公开这组信件得到了写信人的允许)我把它发在博客中,主要有三个目的。其一是使博客读者了解我们的社会,即使是在学界中也存在的对同性爱现象认识的分歧。其二是供同性爱者的亲长作为参考。(已经有许多青年同性爱者的亲长因为子女的性取向向我咨询)通过这组信件,亲长们不仅可以较好地认识目前学界状况,也可以了解自己身份是同性爱者的子女的某些心理活动。其三是告知读者如果有需求的时候,应当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符合当代科学的帮助,并避免落入陷阱。
我今年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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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
媒体报道中常称我是中国(大陆/内地)男同性爱者艾滋干预“第一人”。我几次就此向媒体人士郑重解释,他们“搞错了对象”。“第一人”之誉,应当归于陈秉中这位权威学者。他不仅是我国艾滋干预领域先行者和开拓者,不仅是我国对男同性爱者进行组织化的艾滋干预的第一人,在我国禁烟事业和母乳喂养的推广中,他也是有重要贡献和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士。早在1984—1985年间,他就主持和具体组织了规模大至50万人的全国首次吸烟人群情况抽样调查,并写出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我国控制吸烟提供了权威数据。他的这份调研报告,1986年成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86)中爱卫字第1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陈秉中是真的猛士!1990年代初期尚在我写《同性爱》时,陈秉中和他的数位助手就开拓了对男同性爱者的艾滋干预事业。其时,陈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健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学术杂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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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
(1)缘起
1997年5月,伦敦晨曦医院(即著名的伦敦查尔森·威斯敏斯特医院)医护专家组成的一个访华团访问北京。在前往北京的班机上,有位乘客突患急症,空姐通过广播焦灼地求助。率领这个团队的马丁·哥顿先生(Mr
Martin Gordon)告诉空姐,“我们有16位医护人员可供你们任意选择”。
马丁是英国慈善基金会贝利-马丁基金会(Barry-Martin基金会)主席。他资助了这个团队的访问,并资助约120位中国医生参加了“中英/英中艾滋防治研讨会(北京)”。会议上,中国方面介绍了中国越演越烈的艾滋流行,对马丁的善举给予很高评价。这个英国专家团队中,有数位欧洲一流、英国最好的艾滋专家,他们是贝利-马丁基金会的英方顾问。基金会还有数位中方顾问,首席中方顾问是我国艾滋防治界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时任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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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哥顿先生(二)
张北川
(3)投入
还是从1997年开始,马丁的基金会,常常是他私人,开始对我每年进行捐赠,虽然我只是在1997年向马丁的基金会提出过一次希望获得科研资助的要求。他还自2000年开始,同世界著名流行歌曲演唱家Elton
John的艾滋基金会一同资助了“北京同志热线”项目。2002年,马丁注意到中国的艾滋流行态势愈趋严重。他写到:
从2001年起,中国(艾滋病)的形势已经起了明显变化。艾滋流行更趋明显,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到整个中国。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偏见依然存在。这虽是与其它许多国家一样的问题,但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使其变成一个独特的问题,需要极大的努力去解决。
他还写到:他的基金会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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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笔”
张北川
(1)小引
数年前,大西北某省会读书的女孩小白开始与我通信。2007年6月初,我收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的小白的邮件。从事女同性爱者权益保障工作的小白讲,她即将去H省省会帮助阿娇姑娘,阿娇与同性伴侣小梅共同生活几年后被亲长发现并软禁家中。小白问,若与阿娇父母沟通需注意什么。过了几日,小白再次给我信,讲不去H省了,因为阿娇日前已割腕自杀去世。
很巧,6月中旬我要到H省出差,行前我向小白索要了小梅的电话号码。抵达H省,我便给小梅去电话——我更多关心的是生存者状况。小梅说,阿娇的去世使她受到强烈刺激,一度每日只能恍恍惚惚睡两三小时。她曾向当地广播电台心理健康节目主持人求助,对方协助她联系到从事有关工作的某医科大学一位女教授。女教授已与她谈话,并建议她上班。她在阿娇去世一周后开始上班,目前心理状况略好转。电话中,小梅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说:“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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