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6日，傍晚18时59分，在兰州，我正在读《黄金草原》，一千年前一位名叫马苏第的阿拉伯人正庄严地讲述大地和天空的事情。后来我重新翻开这本书，在折下一角的第97页看到这样一段话：
    “有些印度人认为世界的更新每7万哈宰尔宛年发生1次；当这一时代消逝之后，各代人将重新诞生，水将重新流动，牲畜重新开始行走，绿色装饰地面，一种微风穿过大气层。……”
　　在那个黄昏，我事后认为我应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什么的，但是没有，我站在窗前，看这座安静的城市，真安静啊，城市在屏息等待，远处烟囱的一炷长烟笔直。
　　等待大地再次震动。

 

　　在宁夏的西海固，人们对我说：“看，前面那座山，是从后边走过来的。”——山在“走”。
　　又说：“那个湖，那是从地下跳上来的。”——湖在“跳”。
　　走在田间，干裂的土地上荞麦和糜子苟且地活着，这时人们说：“你看，这片地。”
　　——这片地一望无际如海浪起伏，似乎在某一瞬间，涌动的浪猝然凝固。这是黄土的海，80年前的一个晚上，海曾沸腾

    昨晚与帕穆克吃饭。今天重看一遍他获诺贝尔奖时我在《南方周末》的话，觉得还有意思，贴于下：

 

 
　　仅就《我的名字叫红》来说，因为我正好去过伊斯坦布尔，所以我把它看作关于这个城市的书写。这个城市在欧亚的分界线上，千余年来一直犹豫着自己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土耳其这个国家至今也还在为此犹豫和焦虑。在这部书里，伊斯兰细密画的传统，夹在西方的写实和东方（主要是通过

 

杰出作家

 

李敬泽：《空山》肯定是一部重要作品，比《尘埃落定》重要。它在评奖年度内出到了第五卷，而整个架构一共是六卷，第六卷最近发表了。我感觉把一至六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应该是更为妥当。

    我倾向于在刘震云和张承志之间作出选择。这两个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倒是觉得作家冒犯知识分子是好事，作家也未必应以知识分子自命。张承志这个文集是他多年来写作成果的结集，问题是里面新作不是很多。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是2007年一部重要的长篇，它写到了民工，但不可轻率地把它归类为“底层叙事”，它的切口很小，平易野俗，但一路写下去，它变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东西。现在写小说、评小说都有一种知识分子毛病，高打高举，一定要摆个大姿势，主动和被动地纳入知识分子话语系统里去，那还要小说干什么？小说还是要小，姿态低一点，小说家言不是做学术报告，小说家应该自己发现真理。

 

新人

 

 

    关于《我是我的神》，劈头一件触目惊心之事就是它的规模：两大卷，八十万字。

    在这个时代，写如此之长的小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笨，二是，作者有浩浩荡荡的力气——这种力气是身体禀赋，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是一匹猛兽，他讲述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一样强悍，同时，他也必是一匹有信念的猛兽：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气吞万里如虎。

    邓一光的情况属于后者。在《我是我的神》中，他始终亢奋，平静的时刻也是警觉的时刻，一根针落地便是奔腾咆哮，野马尘埃。

    小说的长度问题其实有其相对性：长度与速度相关，老牛破车，则十里为长，风驰电掣则千里为短，《我是我的神》很长，但它有狂飙般的速度。

    速度快慢当然不是评价小说的标准。王安忆的很多小说很慢，慢到接近于不动，她的意图大概是，小说与这个高速的目不暇接的世界共处的方式、小说介入公众意识的方式，应该是慢——是维护重、维护注视和沉思和记忆。

    也就是说，当我们度量小说的速度时，是以小说之外的世界的速度为参照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很快，不

                                                               

    那个人叫什么？敏豪生或什么什么豪森？我记不清了。手边无书，一时也无从查找。他好像是德国人，其时应该是16或17世纪吧，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也许是《吹牛大王历险记》，也许不是，我甚至怀疑那本书根本就没有封皮，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天，它落到一个中国孩子手中。

    我想那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外国文学，情节差不多忘光了，只记得那个家伙被大炮砰然一响发射到了天边——那本书好像是有插图的，瘦长的“吹牛大王”长着一绺儿山羊胡子，身穿甲胄，戴着一顶式样怪异的尖帽子，估计是骑士游侠之类的人物。

    “吹牛”是否快乐我不敢肯定，但看人家吹牛肯定是快乐的，

 

   “萧长春没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这是《艳阳天》的第一句，对我来说，可与这一句相比的，只有“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

    事实上不是下午，而是中午，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电台播讲《艳阳天》——那是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是超现实的，远远超过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没有了，都被严厉禁止，但同时，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我在亿万听众之间，我七岁或八岁，每天中午吃高粱米饭和红薯面的窝头，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艰苦的生活，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在我的生活之外——那个村庄、那群人。

    现在，我知道《艳阳天》写的是合作化和阶级斗争，与我的午餐有确凿的关联，但我当时根本竟不曾领会如此明确的政治和社会训谕，我只顾着盯着焦淑红了，还有一头热单相思的马立本儿，还有马小辫儿、弯弯绕、马大炮，这些名字有天真粗俗的欢乐气息，他们敞开了生活的另一面：人的“弱点”在这里

     1·在“短”的、即时的和零散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长篇小说的特殊关注透露出对总体性的饥渴，我们——作家和读者——都在长篇小说中希求某种整全，哪怕是形式上、语调上的整全，要看到命运，看到对世界、现实和人生的某种某种自洽的建构，以便抚慰我们涣散的心。

    2·为应对这种饥渴，当然可以把长篇小说写成电视连续剧，也确有很多长篇小说在写作之初就被规划为电视连续剧的底本。我并无“纯文学”的洁癖，我不认为触了电就是失了节，触电不过是明媒正娶的结婚，结婚无可指责。

    但我也认为长篇小说的志向不能限于为电视剧提供底本，它应该更直接地面对我们经验和心灵的涣散、复杂、斑驳陆离，在其中寻求表达的可能。

    所以，朴素的和自然的长篇小说已不可能，因为我们面对的一切既不朴素也不自然。在这个时代，任何由人的选择和行动所构成的“命运”都是不自然的。有很多小说致力于论证人的失败，论证庞大的“现实”怎么把人压垮，不管这样的小说是如何的愤世嫉俗，不管它们是以“批判”的名义还是以“底层”的名义，我认为，这都是小说精神的退却和衰败，

   《双生》中有梵高、莫奈、《小王子》、“贵族”气息、动漫式的日本男孩，当然，还有残忍、凛冽，孤寂忧伤，还有爱、温暖……

    看上去很美，而且美得很正确。大概适于十七八岁的男生女生阅读。

    作者Pluto，生于90年4月——有朋友提醒我注意这个日期，这很重要，这不是“80后”而是“90后”啊！我知道，广大出版界朋友们和广大记者朋友们和某些评论家朋友们正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刻，然后齐声欢呼——

    具体欢呼什么我不知道，反正重要的是欢呼；我毫不怀疑我们会习惯性欢呼，虽然我很怀疑是否还有人肯劳神为90后另想一套说辞。

    至于我，我不会蠢到为一代人欢呼。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的人出生，他爸他妈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欢呼是应该的，但别人跟着欢呼那是瞎凑热闹。相反，我倒是为每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担心，不知他们是否真的喜欢来到这个世界，也不知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喜欢他们——想到这儿，我就觉得有那为什么零后欢呼兴奋的工夫，不如做点成年人该做的事。当然，我的这种想法也是瞎操心。

    就这样，Pluto——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