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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怎样去感受这
《被放逐的苦难》自序
我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沉沦的时代,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在遭受空前的非议和亵渎。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方式,可是我为什么这样去感受这个时代呢,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下自己的解释。
鲁迅曾经写过《论睁了眼看》,不能睁了眼看大概是盲目吧,看不到真实的世界,或者说真实在盲目的眼界中被歪曲和变形。但是我眼下感受到的,比盲目更可怕的麻木。对一切丑陋的、肮脏的、龌龊的行为都习以为常,这不是麻木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看到,是看到了也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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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退赛,路见不平wo 吹口哨

8月18日上午,在备受关注的男子110米栏第一轮角逐中,刘翔,这个被13亿中国人翘首以盼的飞人因伤突然退出了比赛。仅仅一天后,上自国家领导,下自网络平民,社会各个群体的反应都已经表明,刘翔并没有因退赛被人们逼到道德死角。相反,更多的人们对他报以宽容的理解和支持。

刘翔退赛的仓促性使很多对他夺冠充满期待的观众猝不及防。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当有人对此表示愤慨,失望,甚至羞辱和漫骂时,本在意料之中。应该说,刘翔退赛瞬间在赛场上留下的痛苦表情,显然和他决定退赛时预计将要面对的舆论压力不无关系。

在突发性体育事件上,人的理性很难战胜自己的赛事期待。笔者以为,在刘翔宣布退赛的瞬间,无论是赛场上的观众,还是屏幕上的观众,所有第一时间听到这一惊人消息的人们,都不免流露出一丝遗憾的阴霾。但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很多人就将自己从悲观的情绪中转变过来。尤难可贵的是,笔者看到难以计数的网民从谴责刘翔的阵营倒戈

 呵呵,发两个评论吧,都是卖钱的稿子,结果没卖上钱,来新浪批发了。

给走马上任的贾平凹吹吹冷风

据西安晚报报道:“昨天(26日),新任省作协主席贾平凹用自己丰富的写作经验行使‘职权’,对14位签约作家明确提出8点要求。”

不错,贾主席在文学的创作成就几乎是有目共睹的。说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也好,丰富的写作经验也罢,都不为过。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创作情怀,还是拽文遣句,我以为,贾平凹都不失为当代的一流作家。当然,这个判断只能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代有一流作家。

然而,“新官上任”的贾平凹可以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来行使“职权”吗?写作经验毕竟不是行政经验,但记者能写出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报道,亦其来有自。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作协到底是作家的艺术团体,还是一个官僚机构,难有定论。如果作协只是一个艺术团体,那么贾主席以创作成就添为陕西作协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理有固然。但是,添列主席之后的贾平凹一边提要求,一边做指示,官腔十足,似非众之所望。谁都知道,作家的创作如果离开了自由,即便多么有创作天分,都难免胎死腹中。而贾主席的八点要求,实在有违此中真意。

贾平凹

 

弱势群体买不起书不能支撑二月河先生“作家免税论”

 

据报道,著名作家二月河在人代会期间对记者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如果给作家免税,不向作家征收个人所得税,能够刺激作家的原创力。”

 鉴于中国当下作家这一职业充满中国特色,笔者简单分析一下二月河先生所谓的作家应该在什么样的语境上理解。想到 “作家免税论”,二月河先生在这里所谓的作家,应该是跟版税绑架在一起的。这些作家其作品应该有一定市场,也即能够通过作品获得相当的稿费的文学创作者。那么,这些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收入多少,应该由市场的需求量来决定。而市场的需求,除了作家作品优劣是一个重要参数外,出版方的销售运作在今天显得更有力量。二月河先生添为这样的作家,作为自己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出谋划策,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请二月河先生不要忽视,作家免税非但在当下因为缺少法理支撑而失去可操作性,同时,也请您这样的“著名”作家尊重其它领域的劳动者!我不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作家创作作品和工人加工部件有什么不同。如果作家免税可以“刺激作家的原创力”,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给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免税都能刺

 当诗仙李白变身大唐第一“古惑仔”
  
  
  
  
  近日,北京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撰写的《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上市,学术界一片哗然,也引来大量网友痛批。有学者认为檀作文的观点刻意颠覆李白的形象,和芙蓉姐姐没什么两样,意在哗众取宠、博取新书销量而已。
  
  李白是一个历史人物,“古惑仔”是现代社会的群体性称谓,如果李白符合古惑仔这一群体的心性气质,李白确实可以被现代人看成古惑仔。至于大唐第一古惑仔,这里就涉及到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微妙的错位。把现代人才有的习惯性称谓放在很有文化影响的历史人物身上,可能就有点不伦不类,甚至使有些读者“因此在感情上受到伤害”。但是,即便如此,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尊重,那就是檀先生有没有权利将诗仙李白变身为大唐第一古惑仔?
  
  事实上,因为将李白写成大唐第一古惑仔而引起的争议也好,非议也好,檀先生已经在舆论压力下遭遇校领导的批评。所以,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潜在的意义在于:当舆论压力和个体的言论自由相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哪一个?
  
  这一事件的
 黑砖窑事件:权力资本VS中央的改革精神与网络舆论
  太阳底下无新事!
  400位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对于这个事实本身,我不感到意外,我感到意外的是,已经有大量媒体越来越关注这一事件,尤其是网络媒体。这些报道直逼我们这些看客的道德底线,当这样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事实被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还有沉默的理由吗?
  我知道,这样的道德拷问是苍白无力的,并非道德拷问没有任何意义,是这个时代已经让我们失去了道德底线,我们已经不能按照人的伦理底线去生活,所以别人的痛苦与我无关,而我的痛苦始终与别人有关,我们就是活的这么可怜!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现在的关键已经不是改与不改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改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改的力度和速度问题。当市场经济被确立后,如果政治层面没有与之对应协调的配套改革,寻租就无法避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暴力也诱惑绝对的权力,二者就是爹和儿子的关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不知道这是不是很符合儒家传统,总之,在当前的社会正台中,
韩寒 (2007-01-26 17:25)

韩寒,你为什么那么傻

 

糟蹋传统文化不是一顶帽子
  圣诞节刚过,“十博士抗议事件”烽火未熄,近日,央视英语主播芮成钢在其博客上又发出抗议,认为“故宫里的星巴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并以个人名义向星巴克总裁发出抗议书,要求星巴克从故宫里搬出去。
  从“十博士抗议事件”,到芮成钢所谓“开在故宫里的星巴克”糟蹋中国文化事件,都在网上引来了很多争论。这是事出有因还是偶然性所至?据说,很多网民认同并支持芮成钢的抗议,这种心理同构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糟蹋,是有着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的。如此,笔者很关心支持这种心理背景的原因,我想试着分析一下。
  我相信,“十博士“也好,芮成钢先生也好,他们的呼吁和抗议,可能有出于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的成分。但是,也不排除有眼球效应的考虑。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吸引眼球可以迅速提升自己的个人价值,而标新立异无疑是最好的途径。当然,也很容易弄巧成拙,以十博士事件为例,在一片理性的声讨之中,就有一个博士最后宣布自己退出。古人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知道这句话对退出的那位博士来说,是否感同身受。
  说,“十博士“也好,芮成钢先
  
为韩寒纠错的语文教师,请你们手下留情吧
    一份中学试卷列出韩寒博客中的一段话,要求考生在其中找出4个语法错误。与之相应的,中国著名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同志的散文被有些学校当范文来讲,这都是多么滑稽啊!
  韩寒的原文是这样的:“昨天我的车挂不上两档,今天维修后,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基本上一直用1档和3,4档在跑。但还好车速还是比较快,加上退出比赛的朋友帮我把车调的操控比昨天好了很多,所以名次还排在第3,领先了第4名一分钟。”
  根据试题答案,“车挂不上两档”应改为“二档”,“一直用1档和3,4档在跑”中的标点应为顿号,“退出比赛的朋友帮我把车调的操控比昨天好了很多”一句中“操控”应该去掉,而“但还好车速还是比较快”中的“但还好”后应该加逗号。
  有记者致电参与这次名校联考的湖北黄冈中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语文老师告诉记者,韩寒其实早就被他们盯上了,“他写的文章,语法经常错乱,不是语言杂糅,就是瞎用标点,要么就是罗里罗嗦,简直是错误百出。”这位老师显得很担忧:“现在韩寒的书卖得这么好,学生都喜欢看,看了都去学那些稀奇古
  思无邪
  胡适生前有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问,便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
  应该说,胡适这一生确实不太看中金钱,当然富贵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浮云。早年在上海公学读书的时候,少年胡适为金钱所累,怨言很多。他在1910年1月3日的日记中说:“岁云暮矣,返观今年所行之事,大半受人之愚,于慷慨二字上吃亏不少。”据笔者所知,林语堂留学时,胡适曾暗中资助了大概2000大洋,这样的例子,对胡适来说一生可不只是一件。
  胡适先生晚年在纽约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他还曾语意动人,声调悲凉的劝戒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但人们在清点他逝世后在南港的财产时,发现了除了书籍、文件,胡适先生的余款只有153元。
  唐德刚先生的回忆文字中说胡适先生逝世后,妻子江冬秀访美时曾向他哭诉人间不平之事。江冬秀为之感到不平的,无外乎衣食住行而已,人走茶凉,胡先生又不事生产,难免让家人以后为之所累了。
  可以说,胡适先生尽管一生非常顺利,但是也不无波折,就是这样,他过的还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生活。正如唐德刚先生说的,胡适先生最看中身后之名。实际上身后

夫子之求

     1917年6月1,即将归国的胡适先生在给杨杏佛等友人的赠别诗中有这样几句:“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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