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北川中学一名高三学生告诉记者，在“5·12”大地震之前，他便经常感到地面摇晃。几个月前一次数学考试时，他突然感到地面在摇动，当即喊了一声“地震”站了起来，老师给了他一个“破坏考场纪律”的处分。这次地震发生时他在五楼上课，感觉异常时他又猛拍桌子大喊一声“地震了”，结果是老师和同学盯着他看，他“不好意思又坐了回去”。而当地面猛烈摇晃，他抓住两位好友的手，率先冲了出去得以幸存.

眼见得人类生命是如此珍贵又脆弱，让人禁不住去想怎么才能避免如此巨大的伤亡：如果当时全班同学听信这个挨处分同学的话？或此前遇到再三摇晃时，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加固建筑物和进行疏散训练？忽视反复出现的险情征兆，是否可以看作掉以轻心、心存侥幸？是一种得过且过或维持现状的习惯所致？现在再怎么说都是事后话了，愿那些沉睡在废墟中的亡灵们安息。

当活着的人们在反观造成惨剧的各种原因时，这个维度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和认识自然、建立与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对于大自然的所作所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我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应该耳熟能详——从某个年代开始，思想问题便是政治问题，“思想犯”便是“政治犯”。那些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一律被看作政治上的异己者或敌人，他们被视为十分危险乃至最为危险的。给“思想犯”判处死刑便是例证，哪怕他实际上只是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

显然因为存在这样的联系和逻辑，才导致了人们普遍思想上的束缚。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不要随便写日记，成了耳口相传的“宝贵”政治经验。假如一个人不幸将他的想法在会议上说了出来，那么他的灾难就来临了。有些人甚至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被他人无端诬陷，而一旦与思想问题挂钩便永世不得翻身。

当更多的人们看到这样的现实，便将他们的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面去了，也将他们的真实面貌藏到一张表情冷漠的面具中去了。他们整天说东道西，就是不说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这种情况如果延续得够长久，人们长时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就会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会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事实与加强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因而弄得不辨

“事物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存在，因为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结局，而且必定是美好结局。”如此“贴切”的话，不是今天的人说出来的，而是两百四十年前的一个人说的，他的名字叫庞格罗斯。这个人实际上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他是伏尔泰写于1759年的小说《老实人》当中的一个人物。

此公先是一位舒适的家庭教师，口齿伶俐，能够向他的学生令人信服地证明——为什么在这个美好的世界当中，男爵的城堡是最漂亮的城堡，而男爵夫人则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男爵夫人。后来在战乱当中，他失去了一个耳朵和一只眼睛，变成独眼博士的他，又将自己的理论略略修改成：“个别的不幸创造出整体的幸福。所以个别不幸越多，一切就会越好。”

伏尔泰

全国悼念日的第二天（5月20日）我去学校上课，一路上仍然觉得心中堵得慌，在想见到同学们该说些什么。地震是一道巨大的裂缝，将活着的人们与死者分开，也将我们从前的日子与现在的日子分开。我们已有的生活秩序被搅乱了，我们苦苦积累起来的那些规则、轨道被破坏了，原先有意义的事情，如今仿佛变得没有意义。它不仅深深伤害了灾区人们，而且对所有的人们都是一种伤害。它甚至破坏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以至很难找到语言与我们所经历的相匹配。地震之前与地震之后，不是一个世界。

需要与同学们谈谈这件事情，需要通过某种谈论，释放出某些东西，才能够将眼前巨大的裂缝加以弥补，将此前制定的计划进行下去。于是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哀伤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还要来上课？还要谈论我们从前的那些话题？

每一位年轻人都发了言。有说：“经过地震之后，更加觉得生活是值得珍惜的，学习的机会是值得珍惜的”；有说：“也是代那些永远不能进教室的人们在学习”；有说：“在大学里，通过学习，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爱国者”，有举了伊朗导演阿巴斯有一部叫做《生生不息》的影片，其中的人们在经历了地震之后，该

许多人有过我这样的经历：作为一名子女随父母下放。1970年毛泽东发表5·20声明时，未成年的我就随父母下放在江苏沿海的一个产棉地区。这个地方属于新开垦的地区，因此地主富农比较少，绝大多数人都是贫下中农。

声明是在晚上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中”播出的，当时最高最新指示都是用记录速度广播，于是我的父亲便率领我的哥哥，他们父子先将广播里的声明记录下来，然后用复写纸复印若干份，连夜不睡觉地那么干。应该至少复写有十份以上，因为我们大队有十个生产队，父亲的想法是最好明天早上每个生产队都能够拿到一份，在田头带领贫下中农学习。

这项活动轮不到我，我多少感到有些失落。说到底我也不能闲着，于是就想自己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正担任两个生产小队联合的“校外连长”，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这个体制外的。所谓“连长”，就是将从小学到初中的孩子们集中起来，开展课外活动。主要的工作有：一，平时操练。我负责喊口号，那时候我声音嘹亮，能够将一只松松垮垮的队伍立马喊得笔直，而一只刚刚经过我训练的队伍到了别人手

                                引言

贾樟柯在提到自己的影片《三峡好人》时说道：“两位主人公越过千山万水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就像古代的大侠翻山越岭化解恩仇一样,只不过这故事发生在现代”。这是从人物的角度来说的。从影片所提供的实际空间来看，古代与今天在空间上却正好形成强烈冲突：一方面是自古以来秀丽的山川，另一方面是现实的废墟，是现代化带来的满目疮痍。这种对立和冲突是触目惊心的，现代化进程日夜掘进所造成的“废墟”，甚至成了这部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正主角。

然而人们同时希望看到的是：在这种猛烈的断裂中，身处其中的人们是如何应付的？他们的人性如何因此而经历冲撞？显然这不是该片所想回答的。两位从山西来的解决自己婚姻问题的男女主角，对周围环境的突变并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像古人一样目光坚定地追寻自己的既定目标，不受环境的任何影响。人物与背景几乎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