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对中国法治环境高度关注

　　中国未来发展需制度改革激发活力

　　主持人：中产们，严格意义上不能说中国叫中产，中间收入阶层，这种人普遍存在着焦虑，其中有一部分人通过跑马拉松来缓解，这些人确实遇到问题了，以我们目标来判断的中产，他们确实遇到问题了。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产必须占大多数，我看早先也是学者研究说，中国社会在拉美化，两极分化，甚至有人说中产在大逃亡等等，中产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中国的中产为什么不强大，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枣核型的社会？

　　郭宇宽：最高级的那一头，亿万富翁，有很好的声望、地位，这些人不会跑马拉松。王石想玩的话不会在人群上，珠穆朗玛峰。咱们跑马拉松，一双耐克鞋，2千可以搞定装备，登珠穆朗玛峰可能不是几千可以搞定的。中产阶层本来应该成为主流，非常强大，但是现在不是。在欧洲社会的工会、福利健康体系的保障，你会看到美国的中产阶级很奇怪，一个月挣几千美金，换成人民币不多，每个月能花光，说你们未来怎么办？我们买了医保，将来就这么过，没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失业有失业保险，一般不容易失业。美国普遍的中产阶级没有这么强的生存危机，包括有政治权力的保障，如果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会发出我抗议的声音。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他没有与他相匹配的权力体系的支撑和社会福利体系、保障体系的支撑。而中国又比美国更加快地遇到了一个快速的老龄化的社会。美国包括像其他的欧洲国家，人口结构的发展，基本上是比较平缓的曲线，可能是缓缓进入老龄化，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中国政策是一刀切的。中国出台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刀切，我是计划生育的第一代，我是独生子女，我现在已经36岁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特别年轻的人了，等我到了40多岁、50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会遇到一个很快的人口的断层。在我们之前，我们这一代非常辛苦，工作可能交很多的社保，交很多的税收，可以使得目的的老年人享受比较稳定的养老的津贴，特别是当公务员的这些在事业单位的。

　　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都是独生子女，比我们小的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越来越少，由这么多越来越少的人口来干活，产生的社会剩余价值来支撑我们到时候老了，所以我们未来的危机感会比欧美这种状况更加紧迫。

　　主持人：这是引发中产焦虑的根源。你对未来中产是乐观的态度，还是比较悲观、消极？觉得很难改变？

　　郭宇宽：中国的一切改革都是倒逼型，马拉松能在一业之间风靡中国，北京、上海等等中产阶级能一下子聚集起来参加这项运动，背后表现的社会情绪在积累，这帮人现在还能跑得动，等他们跑不动马拉松的时候，那时候危机才真正的到来，这时候能跑得动马拉松，他们用自己的身体锻炼来对抗老龄感，证明自己还能干，但是人的生命真的有限，到那一天真的跑不动了，那时候危机的爆发，大家要坐着轮椅上街。

　　主持人：未来要等着一个博弈，我们要看博弈的结果。李嘉诚曾经在财经版面上都出现，因为李嘉诚把内地很多的产业卖掉了，甚至香港很多的资金也撤走了。这两年有一些在华的外企裁员、收缩业务，你对这种情况下的中国经济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是怎么回事？

　　郭宇宽：李嘉诚是一口咬定不承认从中国、香港撤资，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证明他是在撤资。这背后的原因，跟今天讲的中国面临社会转型和老龄化威胁同样的。

　　一个地方什么情况下是欣欣向荣的地方，我们所在的中关村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些年房价涨得比较高？我觉得跟很多从各地来的年轻的人口，能够在这个地方打拼要创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任何一个地方进入老龄化的社会，投资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前途了。当然可能有个别的产业，医疗等等可能会有一些，但是社会的增长动力，一个社会的增长动力绝对不会是靠健康、医疗保健来推动的，核心的动力一定要有其他产业的发展。

　　我们看到李嘉诚撤出中国和香港，在我看来，如果我是李嘉诚的一个顾问，或者说我是李嘉诚的分析团队，我们分析什么样的社会是投资的重点，对于李嘉诚这样的大老板来说，第一总体上来说，增长未来可持续。假如我们看到这篇地方有一批成长中间非常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地方一定是有经济活力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主流已经都40多岁了，大概不会有很大的让人想象的空间。

　　再一个，这个地方给人带来的法制环境的可预期性，这个地方多是年轻人，但别是那种丛林社会，大家荷尔蒙上身，整天上街砍。李嘉诚的撤资对中国也是敲响了警钟，最主要的还不是中国的房地产，房地产只是一个症状，并不是病根。

　　主持人：病根可能是法制环境，整个的老龄化，市场的老化等等，值得大家去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人非常地勤劳，中华民族太勤劳了，勤劳但不敬业，这跟日本人、韩国人不一样，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的勤劳，却不能像日韩一样，人家勤劳又敬业，咱们勤劳不敬业？

　　郭宇宽：敬业来自于对自己事业的一个稳定的预期。比如说像日本为什么非常敬业。日本做一个茶杯或者说做一个瓷器，一把刀，这个企业可以有百年历史，企业可以传给自己的孩子，所以敬业是我一定要让自己的努力，使我这个品牌长久的维系。品牌可以带来100、200年持续的收益。

　　中国为什么不敬业，但勤劳呢？勤劳是因为东亚人都勤劳，我一直觉得有一些学者爱把中国跟印度，甚至跟非洲比，其实不好比。东亚人因为我们的生产环境，比如说我们是种水稻的民族，千百年的劳动中间，我们对高强度劳动的耐受力比非洲人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为什么能在中国办起来，到巴西等等就办不起来？我们1949年之后有一些极左思想，一个企业辛辛苦苦创造的，逼迫你转岗合并等等，我不如急功近利短期赚到钱，或者说吃了上顿不想下顿，这样的方式来勤奋，这样造成了心理习惯的引导，这个非常重要。

　　主持人：这是现代中国人的毛病。新中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环境的影响，导致人就是赚一笔就走的行为。

　　郭宇宽：没有对未来的预期。

　　主持人：你怎么评价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血汗工厂上面的？就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有很多人跳楼，或者很多人因工致残？

　　郭宇宽：潜力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实现，没有爆发的力量。现在的中国的产权环境在三中全会强调，说民营企业跟公有制是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侵犯，但是有没有落实到知识产权。比如说我们的创造力能不能在市场上体现价值。改革还没有完成的领域，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潜力有待爆发的情况。讲到勤劳，现在的危机是危中有机，如果我们持续中国，持续富士康型的发展路径，富士康跟韩国的三星差不多同时期在手机、IT行业产生的，当时郭台铭一直要叫板三星，现在看看三星是什么企业，富士康是什么企业。韩国这么小的国家，韩国跟北朝鲜都是一个民族，韩国的民族比不上中国的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就跟中国的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差不多，这么的一个地方，居然可以产生世界级的企业。如果你有一种制度的改革，真正到位，把这个地方的人口的活力激发出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征服世界的。中国这么大的土地上将来可以产生多少个三星这样的企业？东亚人在千百年来行为方式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如果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得好，前途不可限量。如果走得不好，走到北朝鲜那个方向，可能十几亿全世界最苦逼的人。

　　主持人：您说中国要向菲律宾学习，学习菲佣经济，菲律宾大量的输出佣人。为什么中国要学习菲佣经济？

　　郭宇宽：当时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学者郎咸平，嘲笑菲律宾，搞民主不行，人家都当菲佣。如果说美国人看不起菲律宾还行，中国目前还不能说我们比菲律宾高多少，菲佣是有劳动力品牌的，同样的保姆，你是菲律宾的保姆，优先考虑，工资高，你说我是中国大陆来的保姆，没有人要。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勤劳为度的产业经济方面，菲律宾其实比中国做得更好。中国没有资格像郎咸平教授一样，嘲笑菲律宾。菲律宾是不是追求的目标？不是。我们能不能走到创意经济的形式，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我们要对于产权的尊重，而不是郎咸平那一套。

　　主持人：菲律宾做佣人能做出一个口碑出来，值得我们学习。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把中国的经济浮光掠影，以后再找时间具体的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您的观点，环境的问题，一切期待环境的改变。

　　郭宇宽：环境也是由我们自己来推动的，也是靠中产阶级跑马拉松一样的毅力来推动。

　　主持人：有一点我非常的同意，现代人普遍的处在焦虑的状态，收入低、收入高的都焦虑。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只能在马拉松中寻找平衡，谢谢郭先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网上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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