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余敦康25日下午做客新浪，和广大网友一起谈国学的源头。国学的历史就像黄河一样源远流长。沿着这条文化思想的长河溯流而上，我们来到了国学开创者汇集的地方，这是国学之河的星宿海。接二连三的考古重大新发现正在逐渐显现一个巨大而惊人的事实：形成于轴心时代的这张路线图并不是原始版本。如同星宿海在形成定论几百年后被断定并不是黄河的真正源头一样。国学的源头，比轴心时代要早得多。轴心时代所有的国学家的思想创造，还有着更为久远的策源地。这就是本次国学大师和广大网友交流的话题--国学的源头。

    相关链接： 乾元国学圈 

    以下为聊天实录：

聊天视频
社科院教授余敦康谈国学曲折道路与复兴	国学源头要从中西方文化历史谈起
社科院教授余敦康谈国学不仅谈“道”	中国文化和谐精神自古有之

左：中国社科院余敦康教授 右：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先生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本次访谈的特约主持，来自《光明日报》国学版的梁枢。今天我们荣幸请到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的首席导师、新浪网的乾元国学博客圈的资深圈友——余敦康先生。余先生，欢迎您！

　　跟余先生认识好多年了，您还记得咱们之间一共做过几次访谈，我采访您？

　　余敦康：最早是在威海。

　　主持人：第一次是在威海，做的是“重建中国诠释学”。第二次是在文明杂志社做的“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第三次是在您家里，去年年底国学版成立的时候，做的是“五十年国学沉浮录”，这是第四次。

　　余敦康：今天和梁枢先生谈的第四次的话题就是“国学的源头”，实际上在文明杂志社谈的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期”，那就是一个“国学的源头”的话题。中华文明在轴心期以前，也就是春秋战国以前，还有一个前轴心期，还有二、三千多年的历史，要了解中国的国学一定要从源头讲起，所以那次谈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期，那次谈的蛮愉快的。

　　可是更重要的就是第三次访谈，谈到五十年来国学的沉浮录。我觉得这五十年的国学沉浮录，是我们了解国学的源头的一个时代背景。如果不了解这个五十周年来国学有沉有浮的时代背景，你就根本不知道国学的源头这个话题怎么提出来，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所以要简单的把这五十多年来回顾一下，就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五十年。1949年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个时候的三面红旗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画什么东西了呢？什么也没有画出来。最突出的事件有两个，标志性的，一个是“文革”，再一个是八十年代的《河殇》。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的“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搞四清”，所有的传统都属于封建、被打倒之列，孔老二也是被批倒的。“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这是一个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后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河殇》，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那时候国学是封建、落后、反动，阻碍现代化的阻力。虽然《河殇》那个批判国学、否定国学和“文革”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把国学反否定掉了。所以国学不是好东西，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是很落后的东西了。

　　九十年代有一些教授们，特别是北大的教授，包括我的老师张岱年先生，他们搞了个学院派，在教授圈子里面搞了一个国学，出了很多的国学丛书。可是马上受到了批判，包括《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好多的地方，占了一个主流话语、强势话语，说现在提倡国学就是提倡复古，这个压力很大啊。

　　所以国学在这五十年中间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起色呢？甲申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谓甲申年就是2004年，有五个人人，文化精英分子，要提倡文化复兴。是哪几个人带头呢？有人大的副委员长许嘉璐、季羡林，还有任继愈、杨振宁，还有作家王蒙。他们在甲申年发表了一个文化宣言，说我们要弘扬国学，中华民族在这个时候2004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要迎来一次文化建设的高潮。从1949年到2004年，这个过程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可是我们再回想一下2004年是什么年？2004年就是甲申年，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理论从哪儿来？当然是传统文化。所以甲申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当时这些人发表一个《甲申文化宣言》，是和历史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敦康教授

　　甲申年提出来复兴文化宣言，什么是国学？复兴什么？这个思想很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搞清楚国学是什么。有人说国学就是儒家为主干，这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也有反对的，说不对，道家主干，儒学不能够独霸天下啊。还有人说不对，还应该包括墨家，墨子提倡非公、和平，提倡兼爱、博爱，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东西，不能没有有墨子。还有《孙子兵法》也应该弘扬，这样就回到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了，我们不知道应该复习哪个国学了。

　　有人说复兴国学，国学的门类很多，有人说弘扬昆曲是复兴国学，弘扬红学也是复兴国学，几乎所有中国的东西都叫国学，什么叫国学呢？国学是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由于几十年来的否定国学反传统的思潮在这个社会上还占有很大的比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还是抱着很多很多否定国学的姿态，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它。

　　所以说复兴国学在现在我们这个时候重新来提起这个话题实际上是经过了这么一个坎坷曲折的过程，走了一个之字路，也可以说否定之否定之路。所以不谈这个时代背景我们这个国学的源头谈的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没错，余先生谈的非常好。国学源头的问题，一说起这个问题很容易联想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理论，他在这个理论里提出，在公元前800年多公元前200年这50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上三个相互隔绝的地区，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同时发生了一场，用今天的话讲叫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产生了哲学的突破。在这个轴心理论提出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还要追问为什么的问题，用您的话来说，就是说它还在流上，还是要涉及源头的问题，如果源头问题弄不清楚，这个理论很大程度上说只是提出问题，就包括雅斯贝尔斯自己也说这是一个“永不知晓”的历史之谜。您能不能在这方面谈谈？

　　余敦康：雅斯贝尔斯是一个德国人，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在希特勒掌权的时候，由于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受到了希特勒的迫害，他就被迫流亡到瑞士这些地方或者流亡到美国，他也受到牵连了。他就反思为什么在西方这样一个文化区就产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在雅斯贝尔斯以前，从黑格尔开始就提出了西方中心论，就是说西方是文化的中心，东方包括中国、包括印度这些国家还没有进入历史，在历史的边缘，只有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才慢慢进入到历史的中心。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就是希腊，所以抱着蔑视的眼光看东方。

　　我是学哲学的，对黑格尔的哲学是如痴如迷，非常敬佩，但是一看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东方抱着这么一种蔑视的态度，作为中国人感觉受不了，侮辱中国嘛。可是西方人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西方也有随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一个德国人，叫斯宾格勒，提出西方没落，提出西方文化处于一个没落期，与西方同时并存的还有好多好多文化，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也是德国人，他反思为什么在西方被黑格尔世界文化中心的地方居然产生了希特勒，而且连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西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提出轴心期的理论，就是把中国、印度和希腊摆在平等的地位来看，这是很有道理的事，而且有符合历史的事实，是一种反思。

　　这个反思也使得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问题好好地重新考虑。就我们中国人来说，从鸦片战争开始，所有的先进的中国人把西方看成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中国要摆脱现在积贫积弱的地位必须向西方学习，像毛主席说的，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可是这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也是刚才我所说的，特别是王国维，他典型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表现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西方的文化从科学性来说是可信的，可是西方人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对中国采取排斥、蔑视、贬斥的态度，不可爱。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是很爱的，王国维对中国的文化是非常热爱的，可是中国的文化不能救中国啊，中国必须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所以可爱者又不可信。结果王国维一辈子在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之中，1927年跳到昆明湖自杀了。

　　王国维的自杀有人做过各种各样的讨论，可是陈寅恪说的最好，这是个文化的悲剧，就是王国维没有解决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矛盾。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扩大一下看，这个矛盾我刚才说了，我对黑格尔的哲学从可信这个角度我是学习它的，但是黑格尔采取那么一个态度贬斥我们中国，说中国落后，孔子根本谈不上哲学，那我就抵触啊。但是我对中国人的文化那么爱，它是不是有可信度，也拿不准。还有很多矛盾，鲁迅的矛盾、顾颉刚的矛盾、胡适的矛盾。比如胡适，全面西化派，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在他的日记里面就写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无知、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无知。可耻！！”而且可耻前面打了两个惊叹号。可是他哲学上信仰实用主义啊，哲学上信仰实用主义是可信的，但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可耻，也是矛盾的。

　　再说，我们刚才讲了《甲申文化宣言》，其中有一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杨振宁就有签名。他作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肯定是爱的，要不然他不会在这个里面签名，特别是杨振宁是物理学家，他研究的是西方的科学，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有很大得成就，他信的是什么？一定是科学主义，他爱的是什么？肯定是中国的文化。这产生了一个什么矛盾呢？前几年讨论《周易》的时候，杨振宁就说了，《周易》就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阻力。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周易》是阻碍中国的阻力呢？我们好多学者对样杨振宁这个说法极为不满。为什么杨振宁产生这个矛盾，说《周易》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阻力，是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是可爱者不可信。

　　主持人：对，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

　　余敦康：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至于如何解决，一定是联系国学的源头来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种满意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