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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两个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结婚都挺晚。杜甫是30岁结的婚，白居易是37岁结的婚。现在男人30岁以上结婚很常见，可是在唐朝，一般都是20岁之前成家，过了20岁就算是大龄青年了。唐玄宗规定过，男人年满15岁、女人年满13岁，就能组成一个小家庭，这么算起来，杜甫过了法定婚龄15年才结婚，白居易过了法定婚龄22年才结婚，他们比大龄青年还大龄青年。

两位大诗人之所以成家这么晚，不是因为找不着对象。事实上，杜甫出身官宦家庭，爸爸杜闲当过副市长（兖州司马），爷爷杜审言在初唐文坛赫赫有名，有个姑父是公安局局长兼武装部部长（常熟县尉），他还有个堂弟娶了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杜甫本人又是个神童，七八岁时候就有诗集问世，谁要说他找不着对象，那简直就是诽谤。白居易也出身官宦家庭，他爸白季庚也当过副市长（徐州别驾），爷爷白鍠做过县长（巩县县令），还有三个叔叔也都是县长（分别是沛县县令、溧水县令和许昌县令），同时白居易跟杜甫一样也是个神童，年纪轻轻就获得长安文坛大腕顾况的赏识，要找对象自然也是不难的。既然他们的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这么好，为什么还会晚婚呢？原因可能有很多，譬如说太挑剔，非门当户对并才貌双全的姑娘不娶；再譬如说志向很大，非要等到功成名就之后再成家。这些原因都可能成立，但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到，那就是两人都到很晚才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杜甫的第一所房子是在30岁那年盖的，位于河南洛阳渑池县首阳山下，取名叫“陆浑庄”——陆浑是渑池县的古名。过去称一处宅子为“庄”，一定是因为业主在这处宅子附近还有农田，房子在当中，农田在周围，耕住结合，就像西方的农场那样。杜甫把自己的房子叫做“陆浑庄”，说明他不但盖了房，还买了一些耕地，这些耕地可能是他自己耕种，也有可能是租出去给佃户耕种，杜甫身为陆浑庄的庄主，只负责收租就行了。有了这所陆浑庄之后，杜甫才娶妻生子，他娶的媳妇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

白居易的第一所房子是在34岁那年盖的，位于陕西长安渭南县的一个村子里，紧靠着渭水。跟杜甫一样，白居易也是在置了房子之后才结婚。

为什么他们不能早点儿买房呢？

第一，家里能给予的资助不多。两人虽然都出身世家，上一辈都是清官，积蓄不多，而且他们都不是独生子女，杜甫有几个兄弟，白居易也有哥有弟，上辈的积蓄不会全部留给他们。

第二，两个人就业都很晚。杜甫屡试不第，在长安求官二三十年，才有了平生第一份工作：右卫率府曹参军。这是个负责管理禁军装备的八品小官，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大型国企的仓库管理员。白居易虽然在29岁那年靠中进士，却要到32岁才通过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在唐朝，并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就能做官，进士们还需要参加吏部的诠选，如果诠选通不过，科举考试成绩再好也难以进入官场，唐朝另一位大诗人韩愈就曾经连续参加10年诠选才得以为官）。

第三，那时候大城市的房价很高，一般人买不起。拙著《君子爱财：历史民人的经济生活》当中有一个章节叫《中晚唐房价考》，用大量数据论证了长安和洛阳的房价远远超过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一个抄写员想在京城买房，需要付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努力。杜甫一直想在长安买房，可是这个愿望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白居易在长安上班，却只能在距离单位100多里的渭南农村安家，安家渭南以后，他在长安的租房生活仍然持续了18年之久，最后才在长安城里买了一所需要花大力气重新装修的二手房。那时候，白居易已经50岁了。

常有哥们儿问我：古代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古代”这个概念实在太大，春秋战国是古代，秦汉魏晋是古代，唐宋元明是古代，鸦片战争以前都算是古代，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古代跨越了几千年，这几千年当中银子的购买力怎么可能一成不变？还有，银子跟银子也不一样，有成色很好的“九八足银”（含纯银98%以上），有成色很差的“八五杂银”（含纯银85%左右），也有虚拟的仅作为计价标准的“纹银”（含纯银93.5%），它们的购买力肯定有区别吧？另外我们还得考虑地域差别，同一个时代，同样的银子，在京城可能不值钱，去乡下却可能很值钱。最后，一两银子在不同朝代的重量也不一样，东汉的“两”很轻，一两不到15克，唐朝的“两”很重，一两超过40克。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加上很多限制条件：请问您指的是哪一年的、哪个地方的、什么成色的一两银子？

加上这么多限制条件以后，本来很笼统的一个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可是对方也会变得头大，人家本来对一两银子值多少钱挺感兴趣来着，一听居然这么麻烦，只好摆摆手说：算了，我不问了。

大多数朋友就是这样子，他们喜欢简单，对太复杂的问题不感兴趣，更不愿意花力气去琢磨。换句话说，大家的脑子喜欢偷懒。偷懒的结果是，我们会在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上犯下致命的错误。

譬如说古装电视剧里，皇帝赐银5000两，紧接着就有一个小太监托一张木盘子出来，盘子上码着一锭一锭的银子，耀人眼花。5000两足足有300多斤（16两为一斤），古代的斤又比现在的斤要重（明清时一斤在590克以上，现在的市斤只有500克），一个太监是根本托不起来的，除非他身怀绝世武功。博学如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写得雅俗共赏意蕴无穷，一样在常识上犯错误：《鹿鼎记》里男一号韦小宝动不动就从怀里掏出一千两一张的银票，事实上他那个时代（康熙年间），根本就没有银票，无论官办钱庄还是私营银号，都要到咸丰年间才开始发行银票。

影视和小说都是文艺作品，只要情节引人入胜就行，不需要“符合史实”。问题是我们的学者也往往会犯类似错误。记得王立群先生在百家讲坛开讲《大风歌》，讲到汉高祖刘邦赏赐陈平“金四万斤”，想当然地解释说那是铜，不是黄金。他这种理解在学术界流行已久，也错误已久，误导了很多人。其实《史记》里提到的“金”，多数指黄金，而不是黄铜，如果明确提到“黄金”、“赤金”、“兼金”或者“若干镒”，则一定指黄金。西汉前期，“金一斤”等价于10000枚五铢钱，“银一斤”等价于3000枚五铢钱，五铢钱主要用铜铸造，10000枚五铢钱重达130斤，如果“金”指的是铜，一斤铜怎么可能等价于130斤铜呢？传统说法还认为古代黄金成色很低，这个观点也被考古实物证明了是错的——战国金饼的纯度都已经高达95%以上。王立群先生可能觉得刘邦一次赏给陈平黄金“四万斤”太多，其实古代中国的黄金储备是超乎今人想象的（王莽执政时期仅内廷藏金就多达140吨，后来他大婚，光彩礼就耗费了7吨黄金），那时候黄金的购买力也远远低于今天，后来由于黄金大量流失（一是被铸造成器物，二是流失到海外），同时白银迅速增加，黄金才变得异常贵重起来。

长期来看，黄金相对其他金属的贵重程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趋势。西汉时，一两黄金的价值或者购买力只是一两白银的3倍，到了唐朝就变成15倍，而在今天，这个比率是60倍以上。我们只有了解到经济史上这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之后，才会对古代帝王赏赐臣下的几千斤乃至几万斤黄金有一些正确认识：首先它们是黄金，不是黄铜；其次，那些金子并不像现在这么值钱。

黄金价值走高的历史趋势应该不止出现在我们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邵义先生的专著《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细读19世纪北京人、巴黎人、伦敦人的经济生活》。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邵先生列了一张表，表上显示1860年国际上金银比价是15：1，到1880年金银比价是18：1，1900年金银比价是33：1。短短40年当中，黄金相对白银的价值上涨了一倍还要多。

《过去的钱值多少钱》这本书，重心并不是金银比价，而是货币的购买力。作者邵义首先划定了一个时间范围：19世纪。更具体地说，是从1830年到1914年。然后他又选了三个区域：中国的北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在这一时期内，北京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和铜钱，巴黎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法郎和生丁，伦敦流通的主要货币是英镑和先令，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考证白银、铜钱、法郎、生丁、英镑、先令的购买力，以及这些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又详细描述了北京、巴黎和伦敦的物价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收入。

19世纪北京市面上的白银分碎银、银锭和银元三种。碎银和银锭都是“国产”的，成色不一，作者以纹银为例，计算出一两银子的标准重量：37.31克，以及一两纹银所含纯银的重量：34.9克。像这样的一两银子，在公元1884年的北京能买到70多斤（市斤）普通大米，鉴于现在普通大米每斤卖到3元左右，可以估算出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现在200多元（仅就买米而言）。如果用这样一两银子去买鸡蛋，能买三四百颗，仍然相当于人民币200多元。如果用来租房，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却远远超过了200多元人民币，当时在北京闹市区租一所建房6间、占地半亩的四合院，一个月只需要一两多银子，这说明当时北京的住房并不短缺，相对于食物而言，房租便宜到了惊人的地步。

银元也是19世纪北京的常见货币，满清政府铸造银元较晚，当时中国的银元主要靠“进口”，有来自墨西哥的鹰洋、来自英国的站洋、来自日本的龙洋（后来光绪年间铸造的银元也叫“龙洋”）。邵义先生在《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第一章第一节计算了以上几种银元的重量、成色以及与纹银的兑换率：墨西哥鹰洋可兑换0.7023两纹银，英国站洋可兑换0.6956两纹银，日本龙洋可兑换0.6922两纹银。邵先生没说哪种银元在清代流通最广，我估计流通最广的应该是墨西哥鹰洋，因为清末笔记里常见时人对鹰洋的描述，曾经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几十年的英国人赫德在日记里提到的薪水也是以鹰洋为主。

无论银锭还是银元，一般都是在大宗交易里使用，普通市民过日子，最常用的是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10文的“当十钱”，还有面值100文和1000文的“当百钱”和“当千钱”。清代北京市面上有一惯例，无论是哪一种铜钱，都要按照面值的两倍来计价，譬如说1000枚制钱本来是1000文，在北京却偏要说成是2000文，1000枚“当十钱”本来是10000文，在北京偏要说成是20000文。一些学者认为，清代初年北京曾经铸造过一种重量很轻的铜钱，叫做“京制钱”，简称“京钱”，京钱的面值是一文，重量却是后来铸造的制钱的一半，后来京钱不再流通，但是作为最基本的计价单位保留了下来。换句话说，制钱和当十钱替代了京钱以后，人们习惯上仍然按照京钱来计价，又因为京钱两文才相当于制钱一文，所以人们见到制钱和当十钱，就自动把它们的面值翻了一倍。我查证《清史稿·食货志》和《顺义县志·金融志》，确实有“京制钱”的概念，但却没有记载这种钱币的面值和重量，甚至连“京钱”这个简称都找不到。邵义先生在《过去的钱值多少钱》一书最后附有《清朝京师“京钱”考》，运用他扎实的金融学功底（他在投资银行从事金融研究多年）论证了京钱只是一种虚拟的计价单位，它的产生源于北京人对清代某个皇帝将铜钱贬值的消极抵抗。这个说法很有独创性，可惜邵先生没能在史料里找到究竟是哪个皇帝把铜钱贬了值，所以正如他所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京钱产生的时间和原因”。

但是邵义敏锐地发现了19世纪中后期大额铜钱流通以后京钱计价方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细节：“当十钱”流通前，制钱包打天下，京钱一吊（1000文）等于制钱500文；“当十钱”流通后，制钱退出市场，京钱一吊（1000文）等于当十钱50枚，而折合制钱只有100文左右。这个细节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读懂晚清至民国北京的真实物价和收入水平。我手头有加藤鎌三郎写的《北京风俗问答》一书，该书记录了清末民初人力车夫的收入：“孤身一人，每天拉个五六吊钱，除去车份儿，就将够我吃的。”“五六吊钱”是指京钱五六千文，如果按照传统解释，两文京钱等于一文制钱，那么“五六吊钱”就是两三千文制钱，每天两三千文，一个月就是60000文到90000文，当时1500文制钱可兑换一块大洋，则人力车夫一个月能挣到40块到60块大洋，比北洋时期教育次长的薪水都要高，怎么能说“除去车份儿，就将够我吃的”呢？读了邵义先生的考证才知道，清末民初京钱的计价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这时候“五六吊钱”只相当于制钱五六百文，每月也就是15000文到18000文，折合大洋10块到12块，再刨去3块大洋的份儿钱，当然“将够我吃的”了。

邵义目光敏锐，功底扎实，他这本《过去的钱值多少钱》注重细节考证，也以细节取胜，这种写作态度在当前的历史类著作当中非常少见。最近这些年，历史题材一直很火，却都是政治斗争、官场秘笈、大型战役和宫廷隐史，即使稍具思想深度的著作，也很少能在细节上站得住脚，大家张口就是“东亚文化”、“全球文明”，基本事实还没搞清楚呢，就急着下宏大的结论。宏大主题未必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先把细节问题整明白了，不然主题越宏大，错误越离谱。

好莱坞电影有个基本法则：越是虚构的东西，细节上越要准确，这样观众才能在虚幻的场景中体验到强烈的真实感。搞学术不是做电影，但也有类似的法则存在：越是宏大的选题，越要在细节上认真。譬如要想写一部物价史，自然先得弄明白度量衡和货币成色，如果对一石粮食有多少斤都迷糊，对“一贯钱”具体指的是铁钱还是铜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实物还是折色都闹不清楚，只凭着想当然和人云亦云，肯定要犯错误。邵义先生不是专业搞学术的，不过他在《过去的钱之值多少钱》这部专著上所下的“细工夫”，值得多数搞学术的朋友学习。

邵义《过去的钱值多少钱：细读19世纪北京人、巴黎人、伦敦人的经济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定价26元。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马克思正在伦敦租房，他给报纸写稿，稿费不够养家，常常需要老朋友恩格斯来救济。我们看一眼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日记：

“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

卡尔就是马克思，弗雷德里克就是恩格斯。马克思一家正在为钱发愁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相信一定是恩格斯又寄来两英镑的汇款，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两英镑听起来不多，能买很多东西。我读过英国历史学家Hobsbawm（此人是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经济史专著《Industry and Empire》，里面载有马克思时代的物价：面包每公斤3.5便士，牛肉每公斤15便士，鸡蛋每个1.5便士。那时候一英镑等于240便士，两英镑能买137公斤面包，或者32公斤牛肉，或者320个鸡蛋，马克思一家光糊口的话，这两个英镑够他们花几个月。

但是马克思一家的开销不仅是饮食方面，还得交房租。伦敦的房租高得吓人，马克思在伦敦索荷区第恩街租一套很简陋的房子，年租22英镑，后来搬到郊区汉普斯德，房子属于中产阶层居住的那种，年租要付72英镑。恩格斯寄来的两英镑还不够马克思交一个月的房租呢！

同期北京的房租就便宜多了，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近一处四合院，正房3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属于当时中国的中产阶层居住的房子，年租金还不到17两。当时英镑和白银之间有个稳定的汇率，一英镑兑换白银3.2两，17两才5.3英镑。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不然他会冲着低房租迁居北京，在四合院里创作《资本论》的。

北京房租之所以远远低于伦敦，主要是因为北京人的收入远远低于伦敦，用晚清时期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的话说，“如果劳动者的工资很低，那么维持劳动者生存和使他恢复再生产能力的生活资料价格也必然相应地降低。”这是个基本规律。

胡适也发现过这个规律：北洋时期他在北京教书，租一所四合院，月租20块大洋，他月薪200块大洋，是房租的10倍。后来他去美国讲学，收入比在国内高出好几倍，可是美国的房租也比国内高出好几倍，收入仍然是房租的10倍，他只好在美国挣钱，回中国花了。

前段时间有个领导号召大伙以租代买，只求有房住，不必有住房，还拿自己举例，说自己没有买过一套房子，20年来一直租房。

做了官竟然还租房，实在是奇迹，不过在过去很常见。我在拙著《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里考证过，白居易做官以后租了18年房子，海瑞做官以后也租了18年房子。我还在拙著《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置业》里考证过，宋朝很多大臣一生租房，元朝的蒙古人到江南做官，只能租房，不能买房（一是怕他们低价强买民房，二是怕商人用房子变相行贿，三是怕这些蒙古人在江南置业之后乐不思蜀，变得跟“南人”一样软弱）。

民国时代租房的官员也不少，段祺瑞就是一个。段祺瑞当过国务总理，还做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是从账面上看，他没有买过一处宅子，也没有买过一片地皮。当然，当领导的不一定需要买房，别人会送上门去，袁世凯就送过他一所豪宅，价值40万大洋，按那时候大洋的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将近5000万元。他不要，袁世凯再送，他还不要，老袁摆出老领导的脸子来：“芝泉（段祺瑞的号），你再客气，我可要翻脸了！”段祺瑞只好不客气，住了进去，可是等袁世凯一死，他又把宅子退回去了。

民国十五年，段祺瑞的卫队在天安门广场枪杀请愿的学生，史称三·一八惨案，惨案过后，段祺瑞逃进东交民巷，在外国人的保护下做了东交民巷的房客。然后他宣布下野，退居天津日租界，皈依我佛，每天吃素，自号“正道居士”。民国军阀时热时冷，热时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一副治国平天下的架势，等大势一去，就把佛门当作避难所，宛然一虔诚信徒。很多军阀虽然“皈依”了，钱包还丰满得很，买地皮，建别墅，纳小妾，包戏子，忙得不亦乐乎。段祺瑞似乎是真皈依，他捐钱做功德，他不买也不建，他租房过日子。

不过谁也不敢断言段祺瑞真的没买过一套房子。他下野前，就有传言说他在天津购置了一处商铺和一处别墅，只不过没用他自己的名字，用了他们家亲戚段芝贵的名字而已。

互寄贺年片的风气从上海、广州兴起，到民国二十年代时才普及到封闭守旧的北平。北京人讲实际，把贺年片变成了促进公共关系的一种手段，还总结出了寄送贺年片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攻势拜年期”，刚进入社会，想多认识几个人，凡是多少能套上一点儿交情的人，都给人家寄贺年片；第二个阶段叫“守势拜年期”，朋友一天天多了，人脉一天天广了，用不着再用贺年片套交情了，所以不再主动给人寄贺年片，但是别人寄过来的也不能不回寄；第三个阶段叫“不抵抗拜年期”，这时候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属于成功人士，既不给人寄贺年片，收到人家寄过来的贺年片也不回寄，端架子，摆身份，表示自己不同凡响。

现在拜年寄贺年片的不太多了，自从手机普及以后，我们就流行发短信拜年，我觉得短信拜年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群发短信期”，抄一堆吉利话，附上自己的名字，把手机上的号码统统选中，然后手指一按，等于给所有人都拜了年，处于这个阶段的朋友，如果不是推销员，往往就是小白领；第二个阶段叫“单发短信期”，只给关系铁的朋友发短信，内容很短，但是有的放矢，不用剽窃来的吉利话糊弄人，窃以为，这样发短信是成熟的标志之一；第三个阶段叫“不发短信期”，想给人拜年，要么登门拜访，要么电话沟通，这样拜年最传统，也最温暖，不是无声无息的短信可比，但是在这个人人皆忙于手指交谈的时代，也只有极少数人（例如干部）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您说是吧？

闲言少叙，接着说民国。民国政府的命令只是让部分人民在元旦那天多贴两张春联和多发几张贺卡，并没有废除掉传统的农历春节，大家到了大年三十还是合家团聚，到了正月初一还是放鞭炮吃饺子。政府不死心，又发布命令，让大伙“合并节日”：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大年三十的迎财神，都合并到大年初一进行。理由是传统节日太多，太浪费人力物力。这个命令只在北京被执行了，大年初一那天，北京市民早早地起来祭灶、接财神，然后才下饺子、放鞭炮。接财神的时候，小职员们这样祷告：“先迎灶王爷，再接财神爷，财神爷多下洋钱，保佑日本不来，我的饭碗常在，薪水不欠，永过太平年，太平年！”通过祷告辞可以看出，那时候老百姓的愿望无非就是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欠薪的日子。当然，如果能在和平和不欠薪的基础上，能再发点儿财，自然也是人人都盼望的事情。所以旧历春节贴春联的时候，也会有人给财神两边挂一副：“发财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篡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言，涉嫌不尊重，不过篡改得很有趣。

最后说说民国穷人怎样过年。

对当时的穷人来说，过年有五个难关：一是“债主关”，入不敷出，欠债还不了，最怕债主赶在年关要账；二是“馒头关”，过年需要买白面蒸馒头，平日里连棒子面都买不起，哪有钱买白面？三是“儿女关”，小儿女不懂事，缠着大人要压岁钱，要花要炮，要新衣服，没钱满足他们；四是“肉关”，买不起肉；五是“待客关”，客人来了招待不起。所以在华北一带，新年叫“年关”，过年叫“过五关”。

为了把年关混过去，穷人想尽了办法。过“债主关”得躲，腊月二十七债主来讨债，推到二十八，二十八再来，推到二十九，二十九那天人家再来，门神已经贴上了，照老规矩，债主就不能再进门了，大年三十不出门，一到初一，即使在街上见了债主，说个吉利话就过去了。当时有民谣道：“二十七，店债逼。二十八，定设法。二十九，答应有。三十不见面，初一扯个淡。”说的就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情景。

过“馒头关”要赊，舍着老脸去粮油店赊面，不给现钱。另外还可以分期付款，找个保人，先把馒头拿走，等正月出去，每月还一笔馒头钱，八月十五之前还清即可。当然，这样还账是必须要多出利息的，就像现在的按揭购房一样。

过“儿女关“靠哄，骗孩子说明年一定买新衣服，到了明年春节，再推到后年，推来推去，孩子大了，懂事了，不会再缠着父母要这要那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瞒”，特别小的孩子不知道日期，春节过去了也不告诉他，民国天津有一首竹枝词：“忽闻耳边爆竹声，低声悄语对妻言。今宵只当寻常过，莫对儿女说是年。”现在读起来是很辛酸的。

差在“肉关”不能过，干脆过素年，又叫“和尚年”。等到客人来了，素菜荤做，看上去是烤鸭子、粉蒸肉、糖醋排骨，吃到嘴里，无非面筋、豆腐干和胡萝卜，这就叫过屠门而大嚼，聊解客人之馋。最有创意的是武汉人，客人来到，一桌子咸菜，中间放一大盆，盆里一只红通通的烧鸡，外地来的客人不懂，用筷子去夹，夹不动，拿起来一瞧，啊，原来是木头刻的。有个成语叫“呆若木鸡”，不知道是不是打这儿来的。

今年春节，全国统一的假期是七天：从除夕到正月初六。记得去年春节放假，也是从除夕到正月初六。上网查了一下旧新闻，发现前年春节、大前年春节甚至之前更早年份的春节假期，统统都是从除夕到正月初六。我不知道这种假期安排是哪个部门决定的，我只知道这种安排不合理，非常不合理——咱们假设某人在乌鲁木齐工作，他老家在浙江宁波，他要想及时赶回老家过年的话，必须赶紧订好腊月二十九当晚飞往杭州的机票，并尽快办完年货，尽快收拾好行李，腊月二十九那天下班时间一到，他就得打车杀向机场，用最快速度打印登机牌，用最快速度办理托运，用最快速度通过安检，用最快速度登机。当晚飞到杭州，他还得赶紧坐火车或者长途汽车去宁波，万一火车票买不到，长途汽车又满员，他就得打车回家，才能保证不耽误和家人一起守岁。但是朋友们，这中间不可能不出任何意外，万一他没钱买机票，或者虽然买到了机票却在去机场的路上堵了车，或者虽然及时赶到机场并通过安检，那个航班却因为大雾或者空中管制而延迟一天……以上情形不管发生哪一种，这位老兄都将涕泗横流地吻别团圆夜，运气特别不好的话，他还将吻别整个春节。所以很早就有人大代表提议，把春节假期提前，提前三天或者提前四天，同时再延长一下放假时间，这样才能让广大在异地工作的公众过一个不迟到的年，一个不那么紧张、慌乱、急躁、愤怒的年。可是提议归提议，有关部门始终不肯改一下除夕才放假的老规矩，真是莫名其妙。我善意地推想，这是因为有些领导不太了解民情，他们认为大伙都是坐导弹回家过年的。

我还认为，我们现在的春节假期安排，甚至还比不上唐朝。唐朝人过春节，统一的假期也是七天，不过人家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放假，到正月初四就开始上班，人家把除夕和大年初一放到了假期的中间而不是开头，这样才有可能给上班族一个准备年货的时间，一个赶路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当然，唐朝持续将近三百年，假期安排不可能一直不变。当年有个法号圆仁的日本和尚来我们中国取经，赶上过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的春节，他发现：“是年月也，官俗休假三天。”说明这年春节只有三天的假期，而不是七天。

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唐朝人都按照法定的春节假期休假。有的人可以提前休假，例如私塾的先生和学生，一般腊月二十就能放假，正月二十才上班，整整放假一个月。有的人永远没有固定的休假，像农民，必要的时候，大年初一也要到庄稼地里挥汗。孟浩然有一首诗叫《田家元日》，田家就是农民，元日就是初一，这首诗里有两句：“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说的就是大年初一那天还能见到农民劳动。

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两个规矩：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第二，地方行政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第一个规矩使得京官和高级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而是要跟皇帝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第二个规矩则断绝了地方官在老家过年的可能性，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的话，地点只能定在单位。

长安城的市民都知道，每年大年初一那天，凌晨四点钟的朱雀大街必定马蹄得得火光点点，这是因为皇帝要坐早朝受贺，那些京官和从各地赶来的地方官自然要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提着灯笼骑着马赶赴朝门给皇帝拜年。跟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杨巨源描写过这一壮观景象：“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称觞山色和元气，端冕炉香叠瑞烟。”诗里“彩霞”是指官员们穿的新衣服，“红烛”是指他们提的红灯笼。

跟白居易同时代的另一个诗人元稹写过一首《送裴侍御赴岁入京》：“羡他骢马郎，元日谒明光。立处闻天语，朝回惹御香。”裴侍御是个高级干部，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赴岁入京”指的是赶到京城去给皇帝拜年。当时元稹官阶很低，春节到了，他只能给亲戚朋友拜年，没资格进京给皇帝拜年，所以他很羡慕裴侍御——羡他骢马郎，元日谒明光。我猜裴侍御也羡慕他：“你小子用不着大年初一还进京，不影响休假，真好！”

唐朝还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很长，原文就不引了，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真怀念你们这几个小弟弟，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韦应物先后做过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和苏州刺史，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或者市委书记，像他这样的官员，能享受的休假其实很少，除了冬至放假七天，中秋放假三天、清明放假五天之外，每三年才有一次为期一个月的探亲假。至于春节，你可以放假，但是不能回家，必须在衙门里守着。因为这个缘故，唐朝官员一去地方赴任，往往携家带口，不然春节期间是很难团圆的。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括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连连用兵，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叫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腊月二十八放年假，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大年初一接着上班，初二又放假，初三又上班……

附注：此文参考了《唐六典》卷2、《唐会要》卷29、《册府元龟》卷2、《册府元龟》卷60、《册府元龟》卷385、《全唐诗》卷4、《全唐诗》卷188、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在美食杂志《中国烹饪》新开了一个专栏，叫做“香积厨”，这是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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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和东方琉璃世界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不会再死，寿命达到无限长；其次，只有快乐，没有痛苦；再其次，环境优美，西方极乐世界满眼是珍珠宝贝宫殿楼台，小鸟的歌声非常动听，东方琉璃世界像琉璃一样透明，连地面都是透明的。

虽然这两个世界是这样美妙，我想去的愿望却并不强烈，因为这两个世界都没有女人（准确地说连男人都没有，性别差异已经消失），而我七情不断六根不净五欲蒙心四大不空，一直在佛门外面徘徊，没女人的地方对我来说不具备吸引力。

我想去的世界叫“香积世界”，又叫“众香国”。这个世界不在我们东边，也不在我们西边，就在我们头顶上。可惜空间距离非常遥远，按《维摩经》上的说法，是“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意思是中间隔着相当于42条恒河沙粒数量那么多的佛土，比西方极乐时间和东方琉璃世界还要远得多。

香积世界里未必有女人，不过有好吃的，食色两项，总算占了一项，所以被我这种好饮好食的俗人所喜欢。所谓“好吃的”，不是佛跳墙，不是燕鲍翅，不是满汉全席，不是钓鱼台国宴。香积世界的美食超越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种美食无数倍，它的香味可以穿透10亿个太阳系，而且被任何一种生物（包括外星人）所喜欢。不管你有多么挑食或厌食，不管你的口味多么刁钻，一闻见香积世界里美食的味道，就会为它痴狂，拦都拦不住。那些美食还会变化，就像孙悟空七十二变那样，你说想吃拔丝山药，它就变成拔丝山药，你说拔丝山药都吃腻了，还能来点儿好东西吗？它立马变成你想吃的任何一种好东西。最后，它们还不会变质，不会减少，想有就有，要走就走，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再下厨受烟熏火燎，不用再对着满满当当的冰箱发愁。总之，饕餮们到了香积世界会心满意足，而那些写美食评论的家伙到了香积世界就会一个字也写不出——用人类语言根本描述不出来那些食物的美味和神奇。

问题是，香积世界的饭食不好消化。就像争斗太狠的姐妹化解不掉恩怨，嗔恨太盛的夫妇往生不了净土那样，没有清净心的人也消化不了香积世界的美食。怎样才叫有清净心呢？就是没有烦恼，没有彷徨，没有一丝一毫的欲念，任何事情都能办好，同时对任何事情都不执着。这些说起来挺容易，做起来非常难，需要不间断的修行才有可能做到。

《维摩经》上说：“无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限意跟清净心刚好相对。喜欢某个人，厌恶某个人，是限意。喜欢某种食物，厌恶某种食物，也是限意。有了钱就得意，见人有钱就妒忌，总想着买好房开好车，耀武扬威地盖过同学和邻居，更是限意。不用问，您和我以及咱们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朋友都陷在限意的泥潭里不可自拔，所以咱们都尝不到香积世界的饭，即使尝到了也消化不了，吃多少堵多少，堵在嗓子眼儿里下不去，如鲠在喉。

修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限意，拥有清净心。拥有了清净心，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琉璃世界，或者那个尤其美妙的香积世界。即使您是唯物主义忠实信徒，视这些世界为迷信产物，那也无妨，有了清净心，在这个世界一样会很幸福，没烦恼，不执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多么让人神往的境界。

想有清净心，需要修行。想修行，需要环境。理论上说，寺庙是个好环境：一些有共同志向的人住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有疑问可以请教，有罪过可以忏悔，高墙挡着，梵音飘着，远离官场，远离商战，不用再为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发愁，限意会消除得快一些。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寺庙脱离了轨道，拿佛法当商标，用信仰做生意，把一个好环境变成坏环境，不但不拔除限意，还让限意来得更多，更猛烈。这种现象，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也不光佛教界存在，里面还不乏地方政府的分肥和操控，根除起来是很难的。应对办法有三种，一是揭开盖子，让世人看清真相；二是自己好好修行，修出清净心，修得很幸福，让他们羡慕，进而出离限意；三是想办法恢复一些比较好的清规。

古代也好，现代也好，都有一些很干净的寺庙。这些寺庙又分两种，一种是净人代管制，一种是僧团民主制。净人代管，就是让俗家人经管那些涉及财物进出的事项，出家人不沾钱。像田地收租，客房收租（古代大寺庙空余房产向外出租，所得收入用于法事和捐助），购买衣物，购买粮食，都有专门的俗家人去做，哪个僧人的手碰到钱，或者被发现积蓄钱财，其他僧人就群起而攻之。这种清规能够推行的前提当然还是僧团民主，方丈经僧众推选，而非官府或者上一任方丈指定。

民主的寺庙讲究六和敬：身同住、口无诤、意同悦、利同均、见同解、戒同修。意思就是大家一块儿修行，不做意气之争，人人不为私利，戒律共同遵守。这六和敬是寺庙里每一个出家人都要做到的，不是领导要求大家做到，而是大家监督着领导也必须做到，不然就要换一个领导。民主的寺庙还经常做羯磨，羯磨是梵语，意思是开会讨论，民主表决，一旦通过表决，所有人都要服从。民主的寺庙还离不开选举，从方丈到监院（方丈的副手），从监院到首座（主持讲经的僧人），从首座到维那（负责维护秩序和纪律的僧人），从维那到饭头、茶头、菜头、堂头、钟头、香头、知客僧等等执事，都是能推选就由全寺僧众公开推选，太小的寺庙没条件或者没必要推选的话，就轮流做，今年你做饭头，明年他做，后年我做，每一任交接都要清帐，清帐时面对全寺僧众唱读，一笔一笔都要交代得清楚明白，不能有回扣有花账。

所谓“饭头”，就是掌管厨房、为全寺僧众供应饭菜的僧人。有些寺院受《维摩经》里香积世界的启发，把厨房叫做“香积厨”（金庸武侠里少林寺的厨房就叫香积厨，事实上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叫，都是直接叫厨房），意思是希望做出香积世界里那样美味的饭菜，更希望这些饭菜能帮助大伙修得清净心。佛经里为香积世界源源不断供应美食的人是“香严天子”，所以在寺庙厨房里发心帮忙的俗家弟子又被叫做“香严护法”。河南嵩山少林寺附近有座法王寺，去年夏天做法事，我在该寺挂单，后厨几个雇来的厨师忙不过来，我自告奋勇去里面帮厨，一连做了五天，给我办理挂单手续的师傅很开心，夸我是“香严护法”，搞得我飘飘然了好一阵子。后来一想，不对，听到夸奖就飘飘然也属于限意，就老实了。金庸先生武侠巨著《倚天屠龙记》的男一号张无忌在少林寺里帮过厨，经历跟我相似，但他帮厨的目的不是护法，而是想刺探情报，所以他不能叫“香严护法”。

咱们俗家有句谚语：三村不同礼，十里改规矩。意思是风俗习惯存在地域差别，这个地方是这个规矩，换个地方就是那个规矩。佛门也有句谚语：出门三五里，各处一家风。意思是寺庙跟寺庙也不一样，各有各的架构，各有各的清规。譬如厨房，有的寺庙设两个，一大一小，大的为“清众”也就是没有职务的普通和尚提供饭菜，小的为方丈、监院、首座、维那等“领导”提供饭菜，理由是领导太忙，忙于招待高官，忙于出席会议，饭点儿跟大伙不一样，必须开小灶。多数寺庙只设一个，方丈也好，清众也好，一起过堂吃饭。还有的寺庙一个厨房都没有，每个僧人在寮房（即宿舍）里整个小电炉子，自做自吃，想蒸馒头就蒸馒头，想下面条就下面条，这种寺庙特少见，但我有幸在江苏阜宁见过一座。

有厨房的寺庙一般也都有饭头，饭头下面还安排几个僧人做杂工，掂勺的掂勺，切墩的切墩。也有不设饭头的，从外面聘请厨师，这样做的坏处是需要给人家发工资，好处是能把僧人解放出来，多把时间放到打坐念佛上。还有既不设饭头也不请厨师的，僧众轮流做饭，各显其能，特民主，特像一家人。最后这种寺庙也特少见，一般是刚建道场的时候才这样子，僧众少，经费也少，不得不如此。

事实上，修行不光是打坐念佛，做饭也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式。比如说你做了饭头，得早起晚睡。寺庙里本来就早起晚睡，无论大江南北的寺庙，只要严守清规，一般都是四点半起床洗漱，五点钟上殿拜佛，六点钟就吃早饭，然后出坡（就是参加体力劳动，农禅并修的道场是这样子），出完坡打坐或者念佛，十一点钟吃中午饭，然后午休，然后继续打坐念佛。如果有晚饭，下午六点钟开饭，持过午不食戒的寺庙则没有晚饭，但是寺庙里如果有前来挂单的俗家弟子，晚上不吃饭会饿，得给他们准备饭菜。如果有小沙弥以及年老体衰的老僧，晚上也得吃饭，不然身体受不了，同样得准备饭菜。所有人都休息的时候，还得准备热水，让大伙洗脚。很明显，一个尽职的饭头每天早上必须三四点钟就得起床，晚上十点钟左右才能入睡，每晚只睡几个小时，辛苦得很。如果善于调整自己，就能把辛苦变成机会，早起晚睡有助于克服五欲里的睡眠欲（五欲包括财欲、色欲、名欲、食欲和睡欲，佛教认为这五种欲使人限于迷糊境地，心怀颠倒，是非不辨。还有五欲指色欲、声欲、香欲、味欲、触欲。），逐渐发现打坐入定才是质量最好、效率最高的休息。

甚至在厨房做杂工都对修行有益的事情。远的有六祖慧能，在寺里劈柴舂米，修得无时无刻不在禅定境界；近的有宣化上人（以在美国创办万佛城弘扬佛法而闻名国际），民国时在成都近慈寺挂单，一边学习密宗佛法，一边给厨房挑水，体慧双修，动静一如。这道理不难懂，以至于近来网络游戏《金庸群侠传》都改了源代码，凡去少林寺厨房挑水的都能增加灵敏值，砍柴的则能增加力道，如果做足三个月义工，还能得到玉灵散、六阳丸等等灵丹妙药，哼哼。

前面说有些寺庙让僧众轮流做饭头，轮流给大家做饭，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大家手艺和天分不同，有的擅长烹调，有的根本不是当厨师的材料，饭菜的口味肯定好不了。我承认，不擅长做饭的和尚当饭头时，饭菜的口味确实不怎么样，不过修行不是为了满足食欲，而是为了不再受食欲以及其他种种欲望的牵制，饭菜再好吃也要克制贪念，不能多吃，饭菜再难吃也要克制嗔念，不要少吃，这样扎扎实实修下去，才能出离我们前面说的限意，获得清净心。所以无论饭菜是否好吃，都对修行有益。进而言之，无论外界环境是好是坏，都对修行有益，真心学佛的人在顺境和逆境里都是一样精进的。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几乎所有的出家人都能把饭菜做得非常可口。蒸一大锅米饭，粒粒香甜绵软，盛在钵里不用配菜，锅篦上的锅巴又脆又香，更是诱人。普普通通一块豆腐，有的师傅能做出黄花鱼的味道来。我还在上海静安寺吃过一碗打卤面（卤是素卤），掌厨的那位师兄一辈子生长在江南，打卤面做得居然比我们北方人还要地道。我想这里有三条原因，一、出家后事事自立，衣服破了要自己缝补，头发长了要自己剃头，做水陆法会的时候厨房缺人手，不论派谁过去都要会自己烧菜，俗话说“出家人三把刀，剪刀菜刀剃头刀”，逼得久了，自自然然就把本事逼出来了；二、出家人学禅定，定能生慧，能开发潜能，本来不会做饭的，自性里那点儿做饭的潜能被禅定一开发，就忽然会做饭了；三、我挂单时茹素、节食、过午不食，饿得快，一饿，吃什么都可口了。众所周知，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

吃得少了会感到饿，以及说到美食会流口水，都是修行不到家的表现。假如修行到家，你把满汉全席抬到他跟前，他不动心；把泔水桶抬到他跟前，他不恶心。鸭架子熬白菜跟东北大骨头一个味道，冰糖肘子跟醋溜粉丝一个味道，吃什么都一样，世法平等，完全没有分别心。有朋友说：菜好菜坏都分辨不出来了，修行到这个地步有什么用？错，不是分辨不出来，而是不再有好恶，有禅定功夫的人，舌头更灵敏，鼻子更敏锐，普通人尝不出的味道，他尝得出来，普通人闻不见的味道，他闻得见。但他不被舌头和鼻子牵着走，他心量广大，欢乐无限，在地狱里跟在天宫里一样幸福。

修行到家的人，就是吃得少也不会饿，当然，这个境界不是一般修行者能做到的。《维摩经》里维摩诘居士给大伙讲课，从早上讲到中午，释迦牟尼的高足舍利弗就感到饿了，他心里说：“日时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食？”意思是午饭时间快要到了，我们这些听课的人到哪儿吃饭呢？维摩诘居士批评他：“佛说八解脱，仁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佛祖教你们坐禅那么久，应该做到八种解脱了吧？怎么听着课还会想到吃饭？八种解脱是禅定的八个步骤，第一是看见外界的好东西不会起贪念，第二是对自己的身体不会再留恋，第三是对内对外都不再生烦恼，第四是认识到所有实物都是幻相，第五是认识到所有幻相也是幻相，第六是把对幻相、实相的执着统统丢掉，实相跟幻相没有分别，第七是把丢掉执着的心也丢掉，第八是完全解脱。舍利弗是佛祖十大弟子当中最有智慧的一个，但智慧是智慧，修行是修行，说法四大皆空，做事四大皆懵，很多事情我们能够轻松说出来，真正做到很难很难。八种解脱甭说最高境界完全解脱了，就是第一重境界“对外界的好东西不起贪念”就很难，如果做到第一重境界，对饮食不会再有欲望，吃和不吃没有分别，吃多吃少也没有分别。

佛家相信食物有多种，我们俗人吃的粮食蔬菜只是最低等级的食物，除了这些还有禅悦、法喜也能做食物，而且后一种食物能让人活得更久，活得更健康。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境界越高的人吃得越少，阿罗汉七天吃一顿（他那一顿饭跟普通人一顿饭没有分别，并不是把七天的食物汇总到一顿来吃），感觉不到饿；辟支佛（小乘的佛）半月吃一顿，也感觉不到饿。至于佛祖和菩萨，可以永远不吃饭，也可以一直都吃饭。

可惜我们离阿罗汉的境界都很远很远。我认识一位法师，试图做到一日一餐，后来似乎成功了，我到他寮房里参访，无意中拉开抽屉，一抽屉的雪米饼。 

民国初年，北京有个锦什坊街，锦什坊街有个马勺胡同，马勺胡同里有个小院，小院里盖了四间瓦房。这四间瓦房的主人姓胜，叫胜奎，满洲人，跟清末武侠小说《三侠剑》里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师胜奎同名同姓。

话说这个满洲人胜奎，在满清倒台之后，丢了铁杆庄稼，坐吃山空，到了民国三年，不得不把小院卖掉。卖了多少钱呢？纹银225两。那时候，作家包天笑每天上午给杂志写小说一集，下午给报纸写专栏一期，月稿费120两。同时期的记者崔笑我每天去书场速记评书几千字，第二天刊报登出，月稿费100两。这两位拿出两三个月的稿费，就能把胜奎的房子买下来。普通市民的收入没这么高，不过绸缎庄的伙计和琉璃厂的小工在学徒期满以后，每月也能挣到几两银子，要买下这四间瓦房，无非攒上两三年工资而已。所以那时候北京的房价是很低的，低到了让现代购房者纷纷想穿越的地步。

胜奎的房子卖钱不多，费的麻烦却不少。满清刚建国那会儿，限制旗人卖房，真要卖，只能卖给旗人，不能卖给汉人，因为旗人的房子是国有资产，卖给汉人等于国有资产流失。乾嘉以后，这个禁令形同废纸，政府的限制没了，亲族和四邻的限制仍然存在——卖房之前必须征求堂哥堂弟堂伯堂叔以及隔壁王大妈的意见，先问他们买不买，他们统统不买，你才能卖给其他人。这个规矩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延续了至少1300年，直到民国仍有残留。所以胜奎为了卖房，得给本旗都统、本甲佐领送礼，给堂哥堂弟堂伯堂叔送礼，给周边的街坊邻居送礼，换来他们的书面同意后，才能把房卖出去。

众所周知，现在农民出售不动产受到政策限制，只能卖给本村人，不能卖给城里人，除非经过政府的征收，让政府来卖。过去人们出售不动产则受民俗限制，只能卖给亲戚和邻居，不能卖给外姓旁人，除非亲邻不愿意买。前一种限制使得农民乖乖地把土地交给政府低价征收，把房子交给政府低价拆迁，然后由政府加价几倍乃至几十倍卖掉，这么一来，财政有钱了，官僚们也纷纷吃成胖子。后一种限制使得卖房人要么低价卖给族人和邻居，要么就得像胜奎那样，乖乖地去给他们送礼。这两种限制都是我能想到的最操蛋的事。

香港受欧美文化影响已久，有些朋友给孩子取名，喜欢中西结合。例如有个不太出名的武打演员叫周比利，还有个经常出演三级片的演员叫曹查理，都是中国人的姓、外国人的名。至于叫李玛丽、张汤姆、王约翰、赵凯瑞的，更是屡见不鲜。

早在魏晋南北朝，我们大陆人也有这种偏好。那时候欧风没有东渐，东渐的是佛风——自从东汉时期印度僧人把《四十二章经》介绍到中国以后，来华的僧人越来越多，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出家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达官显贵出资建造的寺庙越来越多，上至皇亲，中至群臣，下至小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像陶渊明中年隐居，不问世事，还有人跑到家里劝他加入“莲社”，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可见佛教传播已经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要比现在兴旺得多，信佛的人所占比例要比现在大。且不说梁武帝几度出家，齐武帝大建寺院，陈武帝拜和尚做老师，就是普通百姓当中也有大量善男信女把全部家财捐给寺庙，有的甚至炼指供佛，也就是在手指上涂油，用火点着，让它一直烧，直到整根手指炭化。可以这样说，除了北魏太武帝在位时曾经动用行政力量严厉打击佛教以外，整个魏晋南北朝对佛教的信奉程度可以用“举国若狂”四个字来形容。

因为信奉佛教，所以很多人给孩子取名的时候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陶渊明有个朋友给孩子取名叫“舍僧”，意思是拿出钱财供养僧人。谢灵运有个同事给孩子取名叫“僧施”，也是拿出钱财供养僧人。北魏有个太常卿直接就叫“杨僧”，众所周知，僧就是和尚（几百年后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小名也叫“和尚”）。东晋末年有个大官叫王昙首，“昙”是梵语dharma的音译，意思是佛法。后来王昙首生了两个儿子，给大儿子取名叫“僧绰”，给二儿子取名叫“僧虔”，这两个名字都表示对僧人的恭敬和虔诚。南朝宋有个中书令，权力仅次于宰相，名叫“王僧达”。南朝齐有个太常博士，名叫“王僧孺”。南朝梁有个大将军，名叫“胡僧佑”。南朝梁有个兖州刺史，名叫“吕僧珍”。由此可见，那时候父母给孩子取名，喜欢带一个“僧”字的还真不少。

还有用“居士”做名字的。南朝齐有个“李居士”，官居江州刺史。南朝陈有个“刘居士”，后来被隋文帝砍了头。居士这个名字指的是信奉佛教但没有出家的修行者。

还有一些人直接用梵语做名字。例如南朝梁有个少年将军“萧摩诃”，摩诃是梵语mahā的音译，意思是强大。这个萧摩诃也确实强大，十三岁上阵冲锋，把陈朝大将杜僧明打得一败涂地。南朝齐有个官二代“江瞿昙”，瞿昙是梵语Gautama的音译，意思是胜利。可惜这个江瞿昙没有胜利，他在大街上驾着牛拉的车飞驶，撞了另一个官二代的座驾，被人家活活打死。但不管怎么说，当初他父母给他取名时，是希望他能够“瞿昙”也就是无往不胜的。

南北朝过去后，佛法时盛时衰，取名跟佛教拉关系的风气不再出现。不过到了清朝，有个信佛的大官完颜麟庆给女儿取了三个字的名字叫“佛莲保”，倒是让人眼前一亮。顺便说一句，取三个字的名字并不是最近几年的时尚，早在唐朝，李白给儿子取名叫“明月奴”，白居易给女儿取名叫“金銮子”，都是三个字。

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先生崇拜康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夸他聪明绝顶，智慧超群，崇尚科学，摈弃迷信，胸怀宽广，勤政爱民，总之就是一完人，堪称“千古一帝”，堪为万世师表。

我不这么看。在我眼里，所有的极权者身上都散发着人渣的气息，康熙也不例外。不信您翻翻《大清圣祖实录》，翻翻《康熙起居注》，翻翻《八旗通志》，一定能发现康熙亲政后在华北村镇的强制拆迁和暴力圈地，以及对福建泉州乌屿桥村全村村民的野蛮屠杀。另外康熙还迷信风水，某神汉谣传北京城郊的砖瓦窑场压了龙脉，不利于皇帝健康，康熙竟然信以为真，要求德胜门外33座窑场在一个月内拆毁填平。后来北京房价大涨，因为砖瓦紧缺，建筑成本高了。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北京房价居高不下也是康熙拆窑场造成的。

有人说：“风水是一门科学啊，怎么能叫迷信呢？”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这个问题在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里面是很难掰扯清楚的，而且我觉得按照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智慧缺陷，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掰扯不清楚。

容我举个例子。抗战期间，汪精卫挂了，他老婆陈璧君和一帮日伪官僚给他建墓，完了请风水师去看。风水师说：墓碑的朝向有毛病，不利于家属，但是对接班人很有利。陈璧君是家属，主张马上调整墓碑，陈公博是接班人，主张最好维持原状，俩人争持不下。很快抗战胜利了，陈璧君和陈公博都被抓了起来，结局都不怎么样。

我想请问：风水要是科学的话，汪精卫的墓碑又没有改动，倒霉的自然是陈璧君，而不会是陈公博，为什么俩人都倒了大霉呢？我猜力挺风水的一派会这样反驳：风水没有错，错的是那个风水先生，他学艺不精，信口雌黄，好比不会开车的人把一部好车开进了沟里，你只能说司机不会打方向，不能说方向盘有问题啊。

按照这个逻辑，当年谣传京郊窑场压龙脉的那个神汉就很高明——康熙听取他的意见强拆了一批窑场，果然保住了龙脉，果然活得很健康。进一步说，康熙那么早就相信风水是门科学，果然是“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