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给蔡京翻案，说他艺术造诣很深，对老百姓也不错。这种话我坚决不同意。蔡京这人艺术造诣是有的，而且还不低，但艺术造诣跟人品的关系并不大，比如清朝的袁枚和李渔，都是有名的马屁精，给达官显贵溜须逢迎无所不至，甚至还把女学生送给领导共享，但是并不妨碍这俩人成为美食家、戏曲家、文学家以及别的什么家。蔡京也是这样，他的画好，字也好，就是人品不好。

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记载：“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意思就是说啊，蔡京退休以后，皇帝赐给他一片宅基，让他修建花园，他嫌宅基不够，又拆迁了几百间民房。蔡京拆迁民房有没有给人补偿呢？也许有，不过史书上说：“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见即使给了补偿，那补偿也很低，要不然待迁户决不会“泪下如雨”。所以蔡京这次拆迁民房是强迫性的，不是出于待迁户自愿。最后蔡京有没有受到处分呢？没有。

再举个例子。唐德宗在位的时候，河南省安阳市有个市长叫李世哲，这人在安阳“多有非法，逼买民宅，……细民诟詈之，则白刃相加” （《册府元龟》卷658）。就是说，李世哲李市长在辖区里多次搞暴力拆迁，老百姓气得骂他，他就拿刀砍人家。后来有个叫高恭之的御史写了一本奏章，对唐德宗说：这个李世哲太不是东西，民愤极大，应该查处。奏章到皇帝那儿，李世哲倒是被查处了，“发其赃货”而已，只把他贪污所得充公，没动他的乌纱帽。为什么不动他的乌纱帽呢？因为李世哲他爹很厉害，是当朝宰相李崇，唐德宗为了巩固皇位，正处处仰仗李崇，他可不愿因为查处李世哲而失去李崇的支持。

蔡京的权力很大，所以他强拆民房而不受处分；李世哲的权力不是很大，但他跟权力很大的人关系密切，所以他强拆民房也不受处分。我们是否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强拆民房且不受处分的人，都有权力做后盾呢？

才举了两个例子，就敢归纳出这么一个结论，似乎不太严格。不过我们联系一下现实，就会发现这个结论还是蛮靠谱的。 

忘了是唐传奇里哪一篇了，情节倒还想得起来，说是一剑客夜半出门，回来时拎了五六颗血淋林的人头，把同宿舍的朋友吓了个半死。剑客安慰朋友道：“别怕，瞧我给你变个戏法。”说着把人头摆在桌子上，打了个响指，那些人头就嗖嗖地小下去了。剑客把人头塞嘴里，吃一枚吐一枚，吃进去的是人头，吐出来的都是李子核。

唐传奇中比较神奇的还有个聂隐娘，隐娘给人做警卫工作，能把自己变小，钻进被保护人的肚子里放哨，真正意义上的贴身保镖。

吃人头吐李子以及钻别人肚子这类剑术，在清代侠义小说里就见不到了，在民国武侠剑仙一类的书中也没有，清代和民国的文人描写剑客只有模式化的两套：鼻子里喷出两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或者道一声“疾”，在众人面前骤然消失。事实上这种境界不是剑客也能达到，比如说我吧，在论坛里跟贴跟累了，道一声“闪”，也能在众人面前骤然消失。唐传奇里的剑术就没这么单调，红线总是有红线的绝招儿，隐娘总是有隐娘的绝招儿，从虬髯客白昼杀人到李靖呼风唤雨，唐传奇对每一位剑客的描述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这个缘故，我不佩服清代的侠义小说，也不佩服民国的武侠小说，只佩服唐传奇，以及撰写唐传奇的唐代文人。

现在我又发现，就连唐传奇也不应该佩服，因为它们涉嫌抄袭了佛经。吃人头吐李子的故事，在《佛说譬喻经》里就有；女保镖钻人肚子的故事，简直是《佛说腹中女听经》的再加工。《佛说譬喻经》是唐朝义净翻译的，在大唐颇为流行；《佛说腹中女听经》是东晋昙无谶翻译的，在唐朝被编成变文。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唐传奇不只是取材于前朝志怪小说和文人的艺术想象，还从佛经里剽窃了不少有趣的情节。

即便是隋唐以前的志怪小说，也有不少是抄袭了佛经的。比如说六朝志怪小说《阳羡鹅笼》，情节大体上是这样的：

李四请张三吃饭，张三嫌两个男人在一起吃饭太单调，李四就从口中吐出一个美女，陪两人吃饭。后来李四睡了，那美女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帅哥，陪自己和张三吃饭。再后来李四醒了，那美女赶紧把帅哥吞进肚里，而李四又把那美女吞进肚里。然后张三、李四分手回家。

而《旧杂譬喻经》第十八品中早有类似情节，说的是太子进山游玩，遇到一个和尚，和尚从嘴里吐出一酒壶，酒壶里蹦出一个姑娘，姑娘陪和尚及太子喝酒，等和尚睡了，那姑娘又吐出来一小伙，让小伙陪自己及太子喝酒。后来和尚醒了，姑娘把小伙子吞进肚里，和尚又把姑娘吞进肚里。然后太子与和尚说再见，各自回家。

《旧杂譬喻经》是三国时期天竺僧人康僧会翻译的，此经流传到南北朝，大概有人从经中摘取第十八品，改装成了志怪小说《阳羡鹅笼》。

荀子说，战国时期，各国的军功制度不太一样。像魏国，谁的身体素质好，谁的功劳就大，每年军区大比武，凡能拉开十二石强弩，或者背着一口袋粮食还能在半天之内走上一百里路的，“复其户，利其田宅。”就是说，既免他的税，又奖给他好地好房子。齐国呢，是按杀敌数量记功，“得一首，则受赐金。”每砍掉一颗脑袋，国家都要赏钱若干，砍的脑袋越多，给的赏钱也就越多。

魏国看重战斗力，齐国看重战斗结果，这俩国家干仗，只要投入的兵力相等，使用的战术相似，魏国肯定打不过齐国。为啥？前面说了，魏国士兵的功劳主要是从演习中得来的，他们更喜欢比武夺帅，不喜欢战场杀敌，所以他们身体倍儿棒，却打不过齐国兵。

齐国兵也不是天下第一，他们打不过秦国兵。秦国的军功制度跟齐国相似，也是按杀敌数量记功，但是要比齐国详细得多，也合理得多。齐国奖励军功的方式很单一，数着脑袋给钱，砍一颗给一万，砍两颗给两万，士兵的腰包越来越鼓，作战的勇气却越来越小（越有钱越怕死，这是个规律），当兵的挣得差不多了，一上阵就想脚底抹油。而秦国搞的是综合型奖励，每砍一颗人头，政府分给其家人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一个奴隶，再从其家属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安排到行政机关吃官饭。对立功的士兵本人呢，一分钱不赏，只赏爵位，斩首一颗，进爵一级，这士兵要是死了，他的爵位就让他家人来继承。这样一来，士兵立功越多，后顾之忧越少，杀敌积极性越高，所以秦国士兵一到战场上，就跟打了兴奋剂一样，只要敌人的命，不要自己的命。

秦国吞并六国前后，逐步形成了二十级爵位制，为国家立功最多的人，封为彻侯；其次，封为关内侯；再其次，封为大庶长；再其次，封为驷车庶长；……一直封到最低爵位公士。唐朝人编写的制度汇编《通典》一书写得很详细：“秦制爵二十等，以赏功劳，二十彻侯，十九关内侯，十八大庶长，十七驷车庶长，十六大上造，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长，十左庶长，九五大夫，八公乘，七公大夫，六官大夫，五大夫，四不更，三簪枭，二上造，一公士。”就是说，第一级的公士是最低爵位，第二十级的彻侯是最高爵位，其他爵位介于两者之间。

假如您是秦国士兵，刚刚入伍，没有爵位，突然有一天，您上战场，杀敌一名，把人头砍下来，上交给国家，那么战后论功，您就会封为公士。如果您杀敌两名，交给国家两颗人头，那么战后论功，您就会封为上造。总而言之，您上交给国家几颗脑袋，国家就回报您几级爵位。关于这一点，秦国政治家商鞅老师在《商君书·境内篇》中有一个经典总结：“斩一首者，爵一级，……斩二首者，爵二级。”一颗人头换一级爵位，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在秦国，爵位这东西相当值钱。一般来说，每进爵一级，都会伴随着土地、房屋、奴隶、官职等等赏赐。此外，爵位高的人，种田不用缴农业税，经商不用缴流通税，每年不用服劳役，还可以指派那些没有爵位的人为自己服劳役。爵位高的人死了，坟上还可以种树——当时平头百姓去世，坟上是不能种树的，有爵位的人才能享受这个特权。秦国风俗，死者爵位是多少级，就在坟上种多少树，别人从坟旁经过，一瞧坟上有很多棵树，会很羡慕地说：“好家伙，里面埋的可是个大人物啊！”死者地下有知，听了这话也会在棺材里笑出声来。您想，活着时受到种种优待，死了还能如此风光，秦国的士兵能不看重爵位吗？能不争着抢着杀敌立功来换取爵位吗？

有朋友会问：这普通士兵的功劳按人头来算，那军官的功劳怎么计算呢？按《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秦国军官的功劳是根据指标完成情况来定的，比如“百将”这种军官，麾下有一百个士兵，每次攻城，他都得想法设法让手下的兵完成杀敌三十三人的作战指标。这一指标完成了，那么好，百将进爵一级；如果没有完成，打百将三十军棍。当然，究竟杀敌多少人，还是按人头来统计，秦国军队里都有会计，负责给每个士兵上缴的人头数建立台帐，台帐建完一汇总，军官们有没有完成作战指标也就一清二楚了。

前面说的这些军功制度，主要是商鞅设计的，商鞅为了避免当兵的虚报人头数，也为了避免那些会计搞小动作，又制定了三天公示制。具体讲，就是人头台帐建好以后，一定要写成大布告，在全军公示三天，在三天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位士兵或者军官对统计结果持有异议，都可以直接向将军投诉，将军下令核查，发现有弄虚作假现象，处罚责任人，奖励举报人。公示结束后，将军把没有异议的台帐上报给朝廷，朝廷根据台帐，分别给立功将士籍贯所在地的县官下文，让县官们去给立功将士进爵，并给其家人分地分房分奴隶以及安排工作。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法律《中劳律》载有“劳论赐”制度，“劳”的意思就是统计人头数，“论”的意思就是把统计结果公布出来让全军去评议，“赐”的意思就是让地方政府给立功将士的家属颁发赏赐。“劳”是第一步，“论”是第二步，“赐”是第三步，三步合起来，就构成秦国军功制度的主要骨架。

乍看上去，上述军功制度非常完美，既有明确的激励机制，又有透明的公示程序，实施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这一制度在给秦国带来强大战斗力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变态现象。

首先，该制度让多数秦国将士都成了疯子，每次攻破城池，他们都大肆屠杀，不但杀守军，也杀百姓，不但杀成年男子，也杀妇女和儿童，连襁褓里的婴儿都不放过，见了就是一刀砍下，拿着血淋淋的小脑袋去找会计报功，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您翻翻《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这场战役中，韩、魏联军加一块儿也不过十几万，秦军居然能砍下二十四万颗人头，不用问，平民的人头占了一半。《史记·鲁仲连列传》注引中有一句记载：“秦人每战胜，（敌方）老弱妇人皆死。”说明这帮秦兵为了多上交一颗人头，不惜上演一场又一场古典的南京大屠杀。

其次，该制度有时候还会让秦军自相残杀。《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载有一个例子，说某次战役结束，生还的秦兵都回营去了，有两个秦兵受伤掉队，其中一个秦兵已经砍了一颗人头，在腰上拴着，另一个秦兵作战不太勇敢，没有砍到人头。俩人走着走着，没砍到人头的那个秦兵突然一剑砍下另一个秦兵的头，然后把他五官剁烂，然后拿着该秦兵的头、以及该秦兵在战场上砍下的人头，去军营报功去了。这个秦兵之所以杀掉同袍，就是为了虚报战功，给自己换取可观的爵位和财产；他之所以又剁烂同袍的脸，则是怕报功时被人认出来。不巧的是，他杀人抢头被人看见了，于是公示时被人揭发，于是也被砍了头。像这种荒诞情形，在秦国肯定不是一例。

自相残杀会削弱秦国的战斗力，这个不言自明。大肆屠杀敌方平民呢，也不利于秦国的整体利益，因为秦国的最终诉求是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杀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秦军砍杀敌方平民越多，越让人家同仇敌忾。

作为主要的制度设计者，商鞅也不想让秦军动不动就屠城，据野史记载，他曾经制定过一条补充政策：“割一首，必割其势，以为一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大伙再报军功，不能光靠人头，还得割下敌人的小鸡鸡，你拿一颗人头再配上一根小鸡鸡，我才能给你进爵一级。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么我想我能推测出商鞅老师的意图：他是想避免秦军再为了战功而多杀女人和孩子，毕竟女人没有小鸡鸡，孩子的小鸡鸡又太小，报功时可以很轻易地检验出来。

即便商鞅真的制定了这条补充政策，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制度的弊端。举个例子，某场战役中，秦军甲砍下五颗人头，然后阵亡了，跟他同一个排的秦军乙、秦军丙、秦军丁、秦军戊见状，完全有可能窃取秦军甲的功劳，私自瓜分这五颗人头。假如有秦军己瞧见，他们或者会把秦军已杀掉，或者分给秦军已一颗人头，堵住他的嘴。这样每个人都有了好处，攻守同盟建立起来了，战功报上去，公示多少天都不会有人来揭发。结果呢，没有功劳的士兵得到了爵位、土地、房子、奴隶和荣誉，真正有大功而且为国捐躯的士兵及其家属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还有一种弊端更难避免，那就是秦军内部会出现转卖人头的现象。咱们前面说过，秦国军官都有作战指标，完成指标则进爵，完不成指标则受罚。假设有两个军官，都是百将，他们参加同一场战役，军官甲指挥麾下百名士兵砍下了三十四颗人头，不但完成了指标，还超额了；军官乙指挥无方，或因作战位置不利，麾下百名士兵只砍下三十二颗人头，差一个指标没有完成。军官乙怕受罚，极可能去找军官甲求情，从他那里买走一颗人头。对军官甲来说，超额完成指标也没什么奖励，与其多上交一颗人头，不如把它卖掉。对军官乙来说，他买下这颗人头就不会受罚了，不但不会受罚，还能再进爵一级。俩人交易达成，堪称双赢。吃亏的是谁呢？是整个秦国，它为此多支付了一个爵位和若干土地。这种现象决不是商鞅愿意看到的。

我相信商鞅在设计军功制度的时候，一定是殚精竭虑，力求它完美、清晰、没有漏洞，但他最终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他的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任何制度一经确立，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总会有人找到获取好处的捷径。套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在各种现存的制约条件下，每个决策单位都必然要运用其产权来寻求最大利益。我们要想确保整体利益不受损失，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没有别的路好走。

像秦国那样残酷的军功制度，改革是永恒的，它永远不会没有漏洞。

附注：

1.除文中所引文献外，本文还参考了《韩非子•定法篇》、《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

2.秦国军功制度被汉朝部分继承，汉朝贫民为获得一个免税的爵位，有人砍下已故父亲的首级去报功，该事例见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东汉延熹八年侍中刘瑜奏章》。

3.“首级”一词就是源于秦国“斩敌一首，进爵一级”的军功制度。在我阅读范围内，该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耿弇传》，也许在秦朝就已经有这个词了。

4.按人头数量记功，秦以后历朝战时都有施行，故此杀良冒功和炒卖人头也出现于其他朝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6载有某宋兵出售人头给上司以换取金钗的事例，《天盛律令》第3篇第29条载有西夏朝廷为制止士兵虚报和炒卖人头而制定的几条军律。

5.明朝时，曾有军人杀死蒙古妇女，砍掉脑袋，粘上胡子，冒充瓦剌士兵的人头去请功。我前年写过《GDP的后脑勺》一文，提到了这种现象。

6.有仨问题，我不得其解：一、统计完的人头怎么处理？是埋掉？还是洗净腌干做干粮？您知道，我们华夏将士吃人肉已成经典，张巡吃过，岳飞也吃过。二、一场惨烈的战役打完，只剩有限几个士兵，他们会不会不分敌我，把战场上尸体的头颅全部砍下，用小车推着去请功？三、统计过程加上公示程序，得好几天才能弄完，倘若战事发生在夏天，人头必定腐臭，很不卫生，会不会给全军带来瘟疫？

现而今讲坛节目俯拾皆是，有人讲诸子百家，有人讲王侯将相，有人讲宫廷秘史，有人讲盗墓故事，很多题材都给做俗了做滥了，做得人云亦云毫无新意。但是，总有观众买账，只要您口才好、脑子灵、又是名人大腕，那么讲这些题材就是最保险的，虽然未必讲一个火一个，收视率总是可以保住。

当然，您未必喜欢看电视，更未必喜欢看讲坛节目，我现在只是请您做个选择。

譬如说吧，现在有广电总局的傻逼用枪指着您，非让您打开电视机，非让您在各种讲坛节目当中做一选择，您会选择哪种节目？

是于丹老师论语鸡汤那种？是易中天老师水煮名著那种？是王立群老师说正史那种？是阎崇年老师说秘史那种？还是袁腾飞老师趣说大宋那种？或者您更喜欢听人讲稍微神秘的玩意儿，譬如风水术、算命术、炼丹术、房中术？抑或以上所有选择您都不满意，想听听别的题材？

这算是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吧，希望看到的朋友愿意参与。

我见到的《华严经》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六十卷本，东晋时天竺国僧人佛驮跋陀罗翻译的；一个是四十卷本，唐朝时劫宾国僧人般若翻译的；一个是八十卷本，武周时于阗国僧人实叉难陀翻译的。

这三个版本都讲到一位小神童。

八十卷本《华严经》里说，善财童子向文殊师利菩萨学佛，学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不满足，还想学菩萨行、修菩萨道。文殊师利告诉他：“别跟我这儿学了，我建议你往南走，去问问一些善知识，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学菩萨行、怎么修菩萨道的。”于是善财童子往南走，一路上，先后碰到五十五个善知识，每个善知识都给善财童子讲了自己对菩萨行、菩萨道的理解，使善财童子大有收获。

说到这儿，咱们插几句名词解释。

所谓“善财童子”，可不是《西游记》里那个红孩儿，他本是印度摩揭陀国伽耶城的人，出生之时，种种财宝自然涌现，所以大伙叫他“善财”；他学佛时年龄很小，所以大伙叫他“童子”。佛经里凡说“童子”，一般都在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相当于我们俗世所说的“少年”。

“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文殊菩萨，为密宗四大菩萨之一（另外三大菩萨分别是弥勒菩萨、普贤菩萨、除盖障菩萨）。据说这厮跟释迦牟尼一样，出生时不走正路，“由其母右肋降生”。法力也很广大，仅次于释迦牟尼。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巴利语，意思是无上正等觉、智慧之极致，学佛之人所能达成的最高觉悟。

“菩萨行”和“菩萨道”意思差不多，都是指修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后，以大愿心普度众生。

“善知识”，就是相信佛法、修习佛法的人，包括居士和比丘。

解释完这几个名词，接着往下说。

话说善财童子一路向南，碰到的五十五位善知识当中有一个年龄很小的修行者，人称“自在主童子”。八十卷本《华严经》没说自在主童子的具体年龄，但既然是童子，估计跟善财童子一样，也是小孩。

俩小孩一见面，先谈学习心得。自在主童子说：“我也跟文殊菩萨那儿学过佛，他教了我很多知识，譬如怎样看相啦，怎样看病啦，怎样盖房啦，怎样治理国家啦，都教。他还教我数学，教我解很难很难的题。”

善财童子说：“我对数学也很感兴趣，可惜文殊菩萨没教我。你能教教我吗？”

自在主童子说：“你听好。一百洛叉为一俱胝，俱胝俱胝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为一那由他，那由他那由他为一频婆罗，频婆罗频婆罗为一矜羯罗；广说乃至，优钵罗优钵罗为一波头摩，波头摩波头摩为一僧祇，僧祇僧祇为一趣，趣趣为一谕，谕谕为一无数，无数无数为一无数转，无数转无数转为一无量，无量无量为一无量转，无量转无量转为一无边，无边无边为一无边转，无边转无边转为一无等，无等无等为一无等转，无等转无等转为一不可数，不可数不可数为一不可数转，不可数转不可数转为一不可称，不可称不可称为一不可称转，不可称转不可称转为一不可思，不可思不可思为一不可思转，不可思转不可思转为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为一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为一不可说不可说，此又不可说不可说为一不可说不可说转。”

您知道，“洛叉”是梵语，指10万；“俱胝”是100个洛叉，指1000万；“阿庾多”是“俱胝俱胝”，也就是俱胝的乘方，那就是1000万个1000万，是10的14次方；“那由他”是“阿庾多阿庾多”，即阿庾多的乘方，是10的28次方。接着往下，“频婆罗”是10的56次方，“矜羯罗”是10的112次方，“优钵罗”是10的224次方，……“不可说不可说”是10的939524096次方，“不可说不可说转”是10的1879048192次方。

我用VB写了一个小程序，想把“不可说不可说转”这个数用直观形式表达出来，结果很失败，那程序运行了十五分钟，数没出来，我的电脑死机了。由此可见，自在主童子说的数字是多么庞大，这小孩在数学方面又是多么有天赋。

掌握这些很大的数有什么用呢？自在主童子说，他可以用这些数来推演并解决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比如说，撒哈拉沙漠里共有多少沙粒，整个宇宙在空间上有多宽，在时间上有多远，以及一切众生都有多长的寿命，它们吃什么喝什么，都喜欢跟谁交往，以后若干年后的天气会有什么变化，等等等等，我都算得出来。

自在主童子的话可不是完全不靠谱。您知道，数学是很功利的学科，它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生存，那就是更好的模拟现实世界。只要现实世界模拟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靠谱解释（例如统计分析），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合理预测（例如天气预报）。牛顿老师用微积分来模拟天体运行，成功地预测出行星运行的轨道，这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对不对？所以只要自在主童子掌握了足够多的数学知识，并具备了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他是可以解决很多看似无解的问题的。

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难题倒不是数学知识不够多，而是计算能力不够强，一碰到很大很大的数，不光人脑不够用，电脑也不够用。一个很现成的例子，刚才我想让电脑用直观形式把“不可说不可说转”这个大数表达出来，它不是很快就死掉了吗？我的算法无误，它的内存不行。

但是很奇怪，善财童子求法的时候，连最低级的电脑也没有发明出来，自在主童子是怎么算出那些大数的呢？我们只能说，他是数学神童，有不可思议的计算能力。

刚才我们说的是六十卷本《华严经》，提到的数学神童是自在主童子。在四十卷本《华严经》和六十卷本《华严经》里面，也各有一位数学神童，分别叫“慈行童女”和“释天主童子”。

慈行童女是个小女孩，她对善财童子说：“我唯知此一切工巧大神通智光明法门（指数学），如诸菩萨摩诃萨，能知一切诸生寿数，及知一切诸众生名，能知一切法品类数，及知一切法品类名，能知三世诸时劫数，及知三世诸时劫名，能知一切诸如来数，及知一切诸如来名，能知一切诸菩萨数，及知一切诸菩萨名，亦能算知一切世界染净成坏相续次第，一切时分日月年劫相续次第。”

所谓“一切日月年劫相续次第”，大概就是指所有天体的运行规律。我们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计算了几百年，才算出了离地球较近的几个天体，这慈行童女一小丫头片子，片刻之间就能把所有星系所有天体算得明明白白，不是神童又是什么呢？

在六十卷本《华严经》里，另一位数学神童释天主童子对数学有过这么一番赞叹，照录如下：

“善男子，我唯知此巧术智慧法门，……发明境界，赞叹诸力，显正直心，说功德具，说诸大愿，显现清净诸波罗蜜，说功德藏胜妙智慧。”

善财童子听了这番话，“欢喜无量，得未曾有”，高高兴兴学数学去了。

鲁迅笔下有个孔乙己，姓孔，名字却不叫“乙己”，大伙之所以喊他孔乙己，是因为从描红纸上看到了一句半懂不懂的话——上大人孔乙己，就给他取了“孔乙己”这个绰号。

也就是说，孔乙己是绰号，不是名字。这一点，鲁迅先生写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再问一句：“上大人孔乙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因为鲁迅先生没写，他只告诉我们，这句话是鲁镇的人从描红纸上看来的。

“描红纸”是什么东西？就是过去雕版印刷的字帖，大大的纸上，印着空心红边的楷体字，让私塾里的小朋友在上面一笔一笔地描。可以想见，给孔乙己取绰号的那些人大概去过私塾，而且在私塾里见到了一张一张的字帖，每一张字帖上都印着鹅蛋大的几个字：上、大、人、孔、乙、己。

照道理，我们应该去请教给孔乙己取绰号的那些人，譬如咸亨酒店的老板啦、短衣帮的顾客啦、穿长衫的阔人啦，问问他们字帖上为什么要印这么几个字。但是鲁迅先生说了，他们对这几个字的来历也是半懂不懂。

明朝有一位倒是自认为懂，他叫祝允明，号枝山，是唐伯虎的铁哥们儿。祝允明写过《前闻记》，写过《志怪录》，有很多杂学，他认为“上”就是写给，“大人”就是父亲，“孔乙己”是个人名，合起来，“上大人孔乙己”就是“写给我父亲孔乙己”的意思。祝允明说，“上大人孔乙己”是孔子写给老爸的一封家书。

这个结论不值一驳。大家都知道，孔子的父亲并不叫孔乙己，而是叫叔梁纥。叔梁纥老先生不姓孔，甚至也不姓叔梁，他真正的姓是“子”，名字呢，就叫纥，叔梁只是他的字。假如孔子真给老爸写家书，该写“上大人叔梁纥”或者“上大人子叔梁”才对。退一万步说，即使孔子老爸真叫孔乙己，孔子也不会把“孔乙己”这几个字写在家书上，因为他懂礼，知道子喊父名是大不敬。

到了清朝，出了一位梁章钜先生，很清楚地论证了“上大人孔乙己”的来历。梁章钜查考古籍，发现从唐朝开始，字帖上就经常出现“上大人一乙己”、“上大人壬乙己”、“上大人丘乙己”、“上大人孔乙己”等等组合，历经唐宋元明清，小孩子入门写字的字帖上都这么印，成了惯例。换言之，它们就像是现在大陆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人口手上中下”一样，只是因为笔画简少、容易学会，所以每每印在教材前头，除了这个，没有任何特殊含义。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孔乙己”不是孔子的父亲，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父亲，它只是被偶然放在一块儿的几个汉字罢了。

古人卖房，那是相当麻烦。

历经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的老百姓卖房，按照惯例都得征求一下亲邻的意见。什么叫亲邻？就是亲人和四邻，包括亲哥亲弟堂哥堂弟亲叔亲伯堂叔堂伯以及族长老大爷，还有对门王奶奶和隔壁张大妈。谁家想卖房，先得问问这些位，他们首肯了，每人签字画押，您才能卖；万一他们中间有谁不同意，只要能给出不同意的理由，譬如说，您卖的是祖产，属于败家，给老一代丢脸了，那么您就是卖不成。您不服气，只管卖去，好，就可能会有某位亲邻吃错了药，把您一纸诉状告到衙门，然后您就等着挨板子吧。

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之所以会定下这么变态的规矩，主要是为了保护宗族利益，不让家族中某一家的房子转给外姓旁人；另外呢，也是为了减少民事纠纷，避免官老爷们累坏了身子。您想啊，同族同姓以及几辈子的老街坊住在一块儿，有点儿争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老族长一发话，什么事儿都给平了，不至于动不动就给政府添乱；这要是某家卖房给外人，新业主进来定居，土著和新移民之间发生磕磕碰碰，族长的威权就使不上了，必然去走法律程序，父母官的负担自然增加。

为了族人，为了父母官，我卖房前就先征求一下亲邻的意见，这也行，可以理解。可是，这还不够，在唐朝，尤其在唐朝前期，咱老百姓卖房之前还得写份儿申请书。申请书写给谁呢？政府。这申请书的大意是：报告政府，我叫某某某，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想把家里房子卖掉，那房子坐落何处，面积多少，已经住了多少年，现在什么样子，以及准备卖个什么价钱，等等等等。当地政府派人对这份卖房申请书进行审查，如果合乎规定，就批示同意，如果不合乎规定，就把申请书发还，意思是不能卖。

唐朝法律管这种卖房申请书叫“田宅投状”。什么样的田宅投状才是合乎规定的呢？分这么几种情况：

一、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也不是国家划拨的，这样的房子允许出售。

二、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虽然是国家划拨，但是房主可以保证自己卖房之后决不再申请宅基地，这样的房子也允许出售。

三、房子不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下面那块宅基也是国家划拨的，而且房主只有这么一套房，卖房之后可能还要申请新的宅基，但是他们家确实有必须卖房的重大理由，比如没钱安葬父母啦，没钱缴税啦，欠国家很多债务需要归还啦。像这种情况也可以卖房。

假如以上三种情况都不符合，那么对不起，按照法律规定，有关部门会禁止您卖房。

附注：

1.此文参考了《通典·田制下》、《唐律疏议·户婚中》；

2.《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收录有唐大中五年敕内庄宅使牒，可以证明卖房先报官的规定不是具文。

我学佛的动机很俗，也很小，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只求三种果报：

一、更好的休息。据说禅定是比睡眠更好的休息，睡眠是昏沉定，效率很低，而禅定是正定，效率很高。禅定一小时对体力和脑力的恢复，要胜过一夜普通睡眠。

二、更好的集中注意力。修习禅定也好，观想念佛也好，都讲究摄心不散；

三、享受法喜和禅悦。法喜就是听经的快乐，禅悦就是禅定的快乐。据说法喜的快感很强烈，而禅悦的快感尤其强烈，子璇和尚著《起信论疏笔削记》，说禅定所生快乐是无上之快乐，其快感强度和持久度都远超性爱。

学佛是为了出世间，而我所求的上述三种果报全是世间欲，既非度人之大乘，也不是自度之小乘，所以我将永远徘徊在佛门之外，就像南怀瑾那厮及其广大信徒那样。

这是我学佛的第二年。两年来，读经读得头昏脑胀，打坐也只能初住，全不开悟，究其原因，还是不懂佛法，而要想懂得佛法，首先得懂得佛经中常常涉及的各种名相。

我制定如下宏伟计划：

一、从唯识宗入门，学习佛法的基本名相，进而了解佛法的基本道理；

二、有了这些理论基础，然后去修习禅宗的初禅定；

三、修成了初禅定，再回过头来修习净土宗的观想念佛。

这也是达摩说的“二入”：先求理入，再求行入。

一字：万有本源之字，即“阿”。该字读a，不读e，据净空和尚讲，a是一切众生初发之音，e是一切众生轮回之音，故此净土宗念佛，只读“a弥陀佛”，决不读“e弥陀佛”。

二力：自力和他力。按净土宗的说法，自力指自身修行之力，他力指弥陀开示之力。华严宗也有二力，分别指思择力和修习力。我现在写读经小识，以图辨别名相，正是在修炼思择力。

二方便：世间方便和出世间方便。按我的理解，帮他人完成世俗欲望且不侵犯第三方之权利，是为“世间方便”；帮他人去除贪嗔痴三病，是为“出世间方便”。又，《景德传灯录》记有某狂禅之说，把二方便解释成大小便，很好玩。

二禅：色界四禅定的第二层禅定，一如乾坤大挪移神功的第二层神功。

二入：这是初学佛法的一个原则，即先学基本佛理（理入），再按基本佛理去修行（行入）。

三藏：经、律、论。经是佛说的道理，律是佛定的规矩，论是对经和律的解释。

三病：贪、嗔、痴。据叶曼女士讲，人贪念起时，入饿鬼道；嗔念起时，入阿修罗道；痴念起时，入畜生道。

三宝：佛、法、僧。

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三摩地：禅定的一种境界。我的愚蠢想法，三摩地当为四禅八定之灭尽定，因为佛经中观世音入定时，常入三摩地，而灭尽定是观世音的禅定境界。

三昧：即三摩地。又，神佛小说中的三昧真火跟这个三昧没有关系。

四大：地、风、水、火。印度人觉得物质世界是由这四种元素和合而成。佛家常说“四大皆空”的四大，就是指这四大。

四无量：慈、悲、喜、舍。

四圣谛：苦、集、灭、道。

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就是指这五蕴。

五事：修行人应该常做的五种事情，包括转法轮（即把佛法传给别人）、与父说法、与母说法、与世间众生立菩萨行、授菩萨记。

五戒：居士应持的五种最基本戒律，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这五戒我持不了，所以我只学佛理，不做居士。

六道：人道、天人道、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地狱道最不好，天人道最好，但是天人道里的天人也有生有死有烦恼，也摆脱不了轮回之苦，所以学佛的终极目的是跳出这六道之外，进入佛道。又据叶曼女士讲，阿修罗权欲甚重，行恶甚多，很像即将堕入地狱道的某个政党（叶曼原话）。

六欲：有两种解释，一、指眼欲、耳欲、鼻欲、舌欲、身欲、意欲；二、指色欲、形貌欲、威仪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的愚蠢想法，密宗是邪道，因为密宗以咒术断念，且钻研种种满足世间欲的法门，既非正业，也非正命。

九禅：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一切行禅、善人禅、除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禅。

乾隆年间，天津有位个体开发商，姓丁，叫丁予范。乾隆十六年（1751年），丁予范在天津县城（当时天津还是县，不是市）刘家胡同二道街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处四合院，这四合院占地近一亩，盖了10间房，连买地带盖房，花了丁予范180两银子。丁予范盖这套四合院的目的，就是想高价卖掉，哪知没人买，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低价出手，卖了177两银子。丁予范丁老板花了几年工夫，倒赔了几两银子。

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又出了位个体开发商，姓任，叫任秀坡。任老板比丁老板精明，他花200两银子，把丁予范在刘家胡同二道街开发的这套四合院接了下来，加盖1间客座、1间门楼、3间书房、3间板房，院子中间用一道月亮门隔开，本来一望到底的低级四合院，变成了前后两进的高档四合院。任老板为改造这套四合院，花了150两银子，加上当初的购买成本，总共投资了350两，可他最后卖了多少钱呢？整整600两，净赚250两。

更厉害的一位个体开发商是同治年间北京宛平县的缪子集缪老板。缪老板慧眼识珠，在同治十年（1871年）农历八月，瞧中了北京城区西坊二铺大马神庙西头一套四合院，当机立断，花150两买了下来。然后他一不翻建，二不装修，只在大马路口贴了很多张小广告，就拉来很多买主。他让买主竞价，最后竟然按600两的高价卖了出去，不考虑税费的话，净赚450两，利润是成本的3倍！

有人说，这个缪子集缪老板并没有真正去开发，不过把房子倒一倒手，所以不是开发商，是炒房客。其实过去没有大规模的开发企业，开发商们既不注册，也不需要办公地点，跟炒房客常常是一体的：开发赚钱时就开发，炒房赚钱时就炒房，一个人，两种身份。

有句俗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房产开发这一行是赚是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时局。一个典型事例：民国时候，天津英租界的房子原本供不应求，一些开发商赚了大钱，忽然有一天，咱们中国人占领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天津英租界跟着人心惶惶，洋人也跑路，遗老也跑路，这儿的房子马上没人要了，房价大跌，入局较晚的开发商都赔了个血本无归。

用民国人冯文洵的《丙寅天津竹枝词》结尾：

寸土休夸值寸金，盛衰消长系人心。

忽然买卖声沉寂，为鉴前车汉与浔。

这首竹枝词说的就是当年天津英租界房价大跌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