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东宁县两名推销员在向一名老人推销面值为300元的电话卡后，公司12名业务员被抓。12人中5人被拘15天，7人被拘34天。34天后，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予批捕。推销员们随后举报，老人的儿子，当地刑警队副中队长，以权谋私，虚设罪名打击报复。(新京报1月12日报道)

本来你情我愿的买卖，最后却带来了12个人的牢狱之灾，看来生意风险不仅止于市场，还需要高度重视顾客，碰到“权力他妈”，还是要礼下三分，打折白送都是应有之义嘛。不然，母亲买东西不划算，为了退款，儿子就抓人，为母讨回“公道”。看着自己孩儿，不但讨回了钱财，还教训了“饶舌”的推销员及其同事，威风八面，甚悦母心。或曰：孝心可嘉。

确实，商人圆滑，多少消费者拿他没办法，看来这“退换”的方法不是没有的，只是暂时没有普及而已。想想我等小民之父母，纵使平日里受了商人的“缺斤少两”的蒙骗，也只会抱怨几句，都懒得报警，费事儿。我等女儿，也只是安慰父母，注意身体，相视苦笑，怨仇泯然。总之，不会有这般“勇气”与“孝心”，去讨要自己的公道。

这为母“讨回公道”不禁让人想起了很多老故事，某某亲人受冤屈，子女便发奋勉力，最后功成名就，为亲人解脱困厄，惩治加害之人。就像《白蛇传》中，许世林高中状元之后，解放自己的父亲，这种故事不知赚取多少人的眼泪。但其实质，并不是孝心起了作用，而是这些人获得了权力，而这种拯救并非是辨明是非后的纠偏，只是权力一次运用而已。

就像，王队长要回钱财，他并不是去电话卡销售公司协商，而是动用自己手头的权力，施以强制，迫使这些人屈服。没想到，这群卖卡人“空棺材出丧——木（目）中无人”。怒不可遏的队长，自然就会想到给这些人“一点厉害尝尝”，那么这12个可怜人就这样被投诸监所。最后，可爱的王队长还认为卖卡人所退的300元钱是“感谢费”。这个过程，实在是权力“个性化”运用的一个标本，先以威风折服，继而强力弹压，后来还不忘让被损害者“谢恩”。权力私用的威力如此之神奇，可以收放自如，承受者也只有接受的份儿，成为“被羞辱”的苦主。

但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王队长失察的一点是，为母“申冤”本是个人张扬的隐秘过程，却容易让人看清权力私用的本质。而所谓孝心不过是一张遮羞布，更多的在于背后的权力演练。希望被队长也不要拿别的东西掩饰自己，摆出一副“忠孝难两全”的样子，让大家看着“胃疼”。

洛阳日报：http://snzg.net/article/show.php?itemid-17047/page-1.html

1月8日四川省内江发生车祸，一对父子致1死1伤。但死者并非当场死亡，120却将其拉到殡仪馆冷藏。车祸5小时后其家属发现亲人未死，再次抢救无效才死亡。对此，内江卫生局长及市政府秘书长称其很可能是“被颠簸而导致活过来了”。当地警方派出大批防暴警察，从医院强行拉走张厚明的尸体，张家亲属阻止未果。医院承认失误但表示无刑责。（云南信息报1月10日报道） 

著名时评人杨耕身说，这是一个会以各种方式神奇死去的年代，躲猫猫、发烧死、罚站死让人瞠目结舌。终于，看到了一次神奇的“复活”，而这种死而复生的方式就是“颠簸”。看来张厚明之死，又刷新了人们的医学常识，原来急救复苏的方法中还有“颠簸”一途。只是这种“急救方式”并未给张先生带来幸运，他还是被送到殡仪馆冷藏之后抢救无效死去。

这还有待医学鉴定的话语，就这样从官员口中蹦出来了，不可谓不雷人。何况，医生轻判伤者死亡，导致伤者错过最佳抢救时间死去，本是一起医疗事故，冲突的自然是医患双方。不知为何官员们为何这般殷勤，迫不及待地用生活逻辑得出的“医学结论”表态。让人不得不怀疑，权力的介入是不是太猴急了？

医生的职业失贞与冷漠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可以疗以批判、惩罚。这些矛盾都可以在规则的框架之下，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如果触犯法条，也可以施以刑罚。但内江的这起医疗事故，看上去却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这种复杂，除开伤者“死”而复生，继而复死的怪诞，就在于特警介入和官方“颠簸复活”的论调，让这样一起简单的纠纷充斥着权力的魅影。

在处理纠纷中，权力本该是“协调者”，公正而不偏私，理性而不盲目。但张厚明之死，让人看到权力参与纠纷时并非是以公允的姿态，其行为与表态都在为医院“帮腔”，而压制受害方的利益。特警出现，让张厚明亲属的遗体处置权落空；权力发声，为医院工作人员的责任开脱。

权力背离“公”的属性不当介入民间纠纷，除了“大包大揽”的权力滥用，更多的时候在于权力也参杂于事件之中，成为博弈的利益一方。就如，本是居民与开发商的拆迁谈判，但由于权力与商人的利益置换，使得推土机背后有了权力的撑腰，让本就不平衡的较量更加力量悬殊，造成绵延的社会悲剧。如此，原本简单的纠纷变得复杂激烈，最后甚至演变成为公共事件。这其中，就源于权力不当介入时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评判者变成了“摆平者”，压制某些利益诉求，为自己的相关利益说话。

偏离了价值立场的权力介入，在当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杀伤力极大。张厚明之死，无必要的特警干预及官员们轻佻无稽的辩解话语，就是权力作为不当的一种表征。这种情景，增加了弱势者的剥削感，也损害了政府的信誉。更为重要的是，权力掣肘，真相难以澄清，公正的社会价值也将无处安放。

如何介入社会，是政府善政善治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权力应该始终保持谦逊持正的品质。如果权力背离了宗旨去干预社会事物，纵然可以“渔利”，也免不了一身腥。

部分见于新华每日电讯：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12/content_12793576.htm

福建省寿宁县一名纪委常委的母亲日前患病在出院前手术后猝死，其家属指责医院抢救不利，要求合理解释并将医生办公室玻璃打破。院长闻讯出面调解，并表示愿给患方补偿6.98万元。达成协议后死者家属却将院长和其妻子打伤。（中国青年报1月7日报道）

官员母亲手术后猝死，家属怒打院长夫妇。这其中是非曲直，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院长好歹也是事业单位的领导啊，这说打就打，而且动手的人还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么。

医患关系上，医院总是主导者，而患方常常都是以弱者的面目出现。见惯了悲情的患者控诉“手术刀”黑心的情境，突然看到医院院长被患方打，还真是有些反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要是遇到了医患纠纷，多是控诉以血泪，寻求帮助于法律，断然是不可能施拳脚于医护人员的，更别说打院长及其夫人了。

那如何这次院长就遇到“硬茬儿”呢？成年人都知道打人的后果，更何况是当着“县领导”的面，这不是自绝于天下么。官员同家属敢动手，恐怕并不能简单归为情绪激动所致。该出手时就出手，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只是因为有权力在手“腰杆儿硬”，因而有恃无恐。鼻青脸肿的院长，或许也能在微漠的血色中感到委屈，体会到权力的锋利，因为相对于霸道的官员，他已然是弱势者。

涉事的寿宁县纪委吴姓官员，本是纪律规则的守护者，按理说是相当熟悉法律和程序的。作为纠纷一方，就该在规则之内同医院解决矛盾，遵从程序的流程。但是，大家看到的却是官员及家属“医院设灵堂”、“拳打院长”等江湖手段，与泼皮无赖无异。这一系列闹剧中，吴姓官员难逃藐视法律，纵容家人行凶之嫌。

法之施行，在于人各守其道。社会的规则信仰，需要每一个人遵从，而在规则规定中行动，如是社会方能井然有序。作为执掌公器的官员，更应该恪守法律之规矩，严于律己，推及家人。但是，院长被打却让人再一次看到，一些官员对于规则的漠视，还是以斗凶斗狠的方式处理事务。缺乏规则的信仰，官员就会恃权骄纵，侵害无辜。“肉食者”尚如此，一个信仰规则的社会就遥遥无期了。

规则信仰的原动力，源于逾矩的耻感带来的痛苦。要让官员树立规则的信仰，就需要法律的不偏不倚地惩罚官员的妄行，如此“内病外治”，方能清除他们脑中的毒素，植入规则信仰的种子。

彩旗招展，横幅飘扬，地面一尘不染，多人陪同，美女解说，两排中学生齐刷刷的站立唱“赞美诗”。重要外宾来访？你错了，这是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学校常规管理现场会”河舒初中现场，当日来访领导为该县教育局局长姚勇及副局长等。（潇湘晨报1月6日报道）

冷冷寒风中，祖国的花朵们列队于道路两旁，手持书本背诵国学典籍。对于这众星捧月的场面，官员作为被欢迎者的尊贵与优越，无疑让人觉得想象力短路，此情此景，连一向见多识广的网友们都发自内心地大呼感动、震撼。

欢迎仪式除了表示热情，也常被用作演练权力。走在道上的局长一行，一定十分惬意，有种“威加县内”的神奇，官员的虚荣披着权力的羽衣，实现了离地飞升。而可怜学生只是仪式的道具，在这膜拜权力的祭台上，如同线偶一样被操纵，亦步亦趋。此等活剧，不知局长一行为何能心安理得地欣赏？

学生被当做“花朵”陪衬仪式，成为权力“把玩”的花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却每每刺痛人们的内心。小孩子懵懂，不知世事，干净单纯，却被肮脏之手摆弄，于心何忍。懵懂而被驱使，不外乎“上有所好”，不得不为。一些官员，弄权在手，就将谦卑朴实训诫抛却脑后，以逞威风摆谱为能事，满足一己幽暗之欲望。挟公权以自赏，自满而不知节制，体恤治下民众。如此，权力成了消费奢侈酒宴、仪式的通行证。

一个巴掌拍不响，导演这幕活剧的学校也脱不了干系。一些教育工作者为了置换自身的利益，甘做权力之奴仆，不惜放弃职业操守。“下有所求”，所以阿谀奉承之事古来不绝。可恨的是，他们还利用“传道授业解惑”之便，操纵学生以为博取名利的筹码。所以，这些“监守自盗”的园丁，更是学生成为权力陪衬的直接加害者。

    由此见之，在这个权力消费市场上，交换的主体都实现了自我利益。而学生只是一种装饰，来粉饰这样市场的繁荣，犹如戏曲中用于布景的“彩头”。教育部门和育人者对学生权益的无视，实际上，也是在给他们上生动一课，课名叫做“权力通吃下学生算什么”。更有甚者，或许会感受到欢迎仪式上官威那摄人心魄的力量，使他们产生对权力的奴化膜拜倾向。

学生成为权力陪衬，是教育的悲哀，在于校园无法拒绝权力的侵占魅影。学校本该是象牙塔，为“花朵”们守护真善。或许，当权力植入时，离遍地狗牙泛滥成灾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新华每日电讯:学生为何又成了装点权力的花瓶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07/content_12767734.htm

    江苏镇江丹徒区的官方网站限定投诉不能超过100字。对此，有网友惊叹说，连微博都可以写140字，这个区投诉信箱的精简，是在逼市民用文言文投诉。（1月5日《新快报》）

都愿新年顺顺利利，若是不幸遇上了不如意的事，只要有个地方申诉，心里也不会觉得憋屈。愤懑的时候头皮多，委屈的时候话多，人之常情。试想，民众于网站之上申诉生活疾苦，阐发内心之幽微，免不了按照礼仪给各位公仆寒暄几句，最不济也得应时道声“新年好”。后头一看，这100字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进入主题，这该如何是好啊。辗转反侧，这心里更堵得慌了。

这样一个限字投诉的设置，多数人都基于负面想象，怀疑是让投诉者“知难而退”的故意安排。智者告诫我们不要以恶意揣测他人，但左思右想，当地政府的解释也不外乎是“方便阅读、提升办理效率”之类说辞。

百字以内的申诉，固然有利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视觉疲劳时间之内阅读，但有利于工作恐怕就不见得了。首先，民众所遇的不顺，并非都能在百字文本中得以充分的呈现，如果有人以“高度精炼”的笔法甚至是写诗来表达意愿，工作人员在理解上必然产生困难。其次，这么短的文字肯定无法呈现一些细节或者证据，缺乏这些关键的材料，公仆们的工作也只“无米之炊”。

所以，限字投诉不过是伪科学下的求巧之举，其并不能给办事效率带来任何的改观，实际助长的却是权力的偷懒行为。一朝权在手，万事皆由我，做不做，怎么做，都是自己说了算，容不得民众置喙。种种取巧偷懒偷，恰当地反映出行政机构的自我本位。这就是为什么丹徒区官方网站的偷懒并不仅于限字投诉，记者发现该网站的内页多是空白，很多关键信息都缺失。可见，当地的网站已经成了一个“传说”，在网络办公的今天，给民众唱一出貌似亲民的“空城计”。

疏通言路，本是官民互动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应该不断拓宽、掘深，以期达成官民双方的理解。但限字申诉，无疑是在给表达渠道增添“梗塞”，让水流变细甚至没有。民间意愿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民意疏导的“言塞湖”就会形成。

    官方的自我本位逻辑不除，其责任意识就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后果必然是行政部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就如，投诉都需要满足行政人员的阅读习惯而限制字数，那么，民众的诉求伸张也只有看相关部门的心情了。

潇湘晨报：限字投诉：自我本位下的权力偷懒  10年1月6日

http://www.xxcb.cn/xxcba/html/2010-01/06/content_2200561.htm

福建日报：http://fjrb.fjnet.cn/fjrb/html/2010-01/11/content_139830.htm

江南晚报：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还是公仆么 http://www.wxrb.com/szb/jnwb/html/2010-01/06/content_446728.htm

河南法制报：http://newpaper.dahe.cn/jrab/html/2010-01/07/content_270891.htm

     南京市民刘先生捡到一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不过有失主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为表清白，刘先生请来4位市民作证，证明他捡到钱包时，里面就没有钱，然后打了110报警。（扬子晚报1月4日报道）

刘先生的助人故事让人想起了拾金不昧反而吃了官司淮安卖豆饼老太周翠兰，扶起孕妇反被诬陷为撞人的郑先生，以及已经成为“传说”的彭宇。相对于这些悲情好人来说，显然刘先生已经相当“老练”，在捡钱包的同时，找到四个人“一同打开钱包”，以防止将来“说不清楚”，遇到“魔鬼”检验之时，也可以有自证清白的依据。

看到此处，不由得惊呼做好人并不是“良心使然，然后从之”，有时候“两眼一抹黑”的善良，还容易把自己送到被告席上。现实的教益是，做好事有风险，入行需谨慎。那么，还敢于坚守善行的人，不是善良偏执者，就是“天使”了。这种“天使”，就如刘先生一般，内心阳光，思维细密。

    捡到一个钱包，就可以引发当事人如此“深远”的思考。可以见得做好事已不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式的单纯，而是一个涵盖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交叉课题。形势发展到今天，行善已然有了门槛，这种门槛包括经验与知识，还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如此善行，既有内心之美，发乎于善心的热；更多的则是现实的冷，一种刺痛之冷。

    可以说，够得上这种门槛的“高尚者”，估计是凤毛麟角。更多人的想法，则是绕过那些可以援手的事情，避免难以预期沾手的麻烦。长此以往，善行之人日少，冷眼旁观日多，人们规避善行带来不利后果的同时，也将行善剔出了自己的日程表。刘先生之所以成了新闻主角，一则是由于他“卓有远见”的行善，再则还在于他认识到“严重后果”后的不改初衷。遗世独立的刘先生，站成了一座光辉的雕塑，其行善路径足可以为当下行善提供新的范式。

    行善要有知识门槛，要有异乎常人的心理素质，得遵循“利人不损己”的最佳范式，归结到一点，行善太累了，可以说是身心疲惫。那么，是什么把做好事的人逼到了这个份上呢？

    大家都知道雷锋的事迹，其品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做好事不留名”。悄悄地做了，然后离开，这样的模式让人看到了热心、淡泊的感人力量。而现在，或许行善者已经不敢奢求“做好事”的美誉，他们更在乎如何保全自己，能否“不留名”悄悄走开。或者更进一步说，做好事的人有没有沉默的权力？

    做了好事，保持沉默，可以潇洒地走开，可以不再接受那么多重的考验。成本降下来了，于是行善者才会“身心轻松”地走在做好事的阳光大道上。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慈善行为常被认作“博取名利”；助人的彭宇，拾钱“豆饼老太”，扶起孕妇的郑先生，最后都成被告，挣扎不已。这一切，都源于行善者丧失了沉默的权力，而需要自己寻找证据以示清白。

    怀疑是简单的，洗清“泼在身上的污渍”却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在这些案件中，失主或者作为怀疑者非常轻松，而行善者却被抵到了墙角。最关键的是，负有举证责任的控告者或者执法机关却在怀疑的过程中超脱了，行善者还不得不自己救济自己。这种举证责任颠倒，才是“豆饼老太”拾金不昧反被告时的委屈，她没有沉默的权力。

    所以，刘先生之举不过是无奈下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行善者的沉默权，“彭宇式困境”就会是一幕常演不衰的“道德法律剧”，而社会的爱心也将在冷漠中消散。因为，这已经不是那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时代了。

新华每日电讯：行善做好事不该设“门槛”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1/05/content_12754993.htm

深圳商报：让行善者拥有“沉默权”http://szsb.sznews.com/html/2010-01/05/content_917928.htm

春城晚报：做好事的门槛与行善者的沉默权http://ccwb.yunnan.cn/html/2010-01/05/content_108325.htm

  年末岁初，各种盘点榜单都会替人们整理过去，让人选择性地记住一些人和事，再抬头向前走。虽说是旧闻的回顾，但排行所具有的集结与放大功能，会使得其本身也足以构成新闻。

这不，“责任中国——人民网2009年年度系列评选”产生的“十大最强声音”票选结果新鲜出炉。其中，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高居榜首，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等皆在其列，十人中多是省部级高官，稍稍例外的是以开博闻名的泰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国华。（人民网1月3日报道）

从上榜者身份来看，“十大最强声音”都是政声颇佳的官员。他们不仅敢于发言，而且着力于将所说落实为现实的行动，掷地有声，这或许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最强音”的缘由。在民众心里，这些官员个性鲜明，务实肯干，荣列榜单，实属应该。这其中，也寄托了民众对于官员的行为期许。但是，年度的“最强音”都是从一个群体的高层中发出的，纵然是震耳发聩，还是显得有些单调。

有人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两条路径，有明显的大道向前，亦有掩藏的踽踽独行，二者互为依衬。就如，官员的声音之所以成为“最强音”，还在于数量庞大的民众乐意充当“传声筒”的结果。这强音背后，更多的是普罗民众的呐喊，增强着原音的重量。

但是借助别人发声总是有局限的，因为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愿意“为民立言”。过去的一年中，官员“强音”共“雷语”齐放，话语市场繁荣一时，但也映照出民间声音的微弱与窘迫。首先，民间话语的式微，显示出官民互动的迟滞，窒息了民间的发言。政治运行需要官民对话，但对话机制的缺乏，使得民间发表意见、表达意愿十分困难。

其次，民间话语权的微弱源于官民权利的不对等。“人微言轻”仍是当下话语体系遵循的秩序规则，官方话语的强势挤占了民间话语的空间。只有重视民众权利，其“大义微言”方能广为视听，产生建设性的作用。再次，民间话语的稀少在于表达机制上的失衡。如果媒体不能平衡官民话语比例，那么民间声音的传播空间必然逼仄。

民间并非没有话语，其话语也有重量级的，只是多数都成了闻过则逝的言说。难道只有官员的话，才堪当“最强音”之称？难道“两会”上仗义直言，甲流来袭时对死亡数字大呼”“我不相信”的钟南山院士嗓子不够大？难道“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对自己的权利呼喊追逐，不够动人？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还重。在“最强声音”的榜单上，本该有这些非官方、民间声音的一席之地。

期待“最强声音”能分民间声音一杯羹。因为，仅仅从一个执掌权力的群体出发，“最强声音”排行不过是一张“变脸”的权力榜。

天天商报：年度“最强音”也该有“民声”

http://epaper.shaoxing.com.cn/ttsb/html/2010-01/08/content_338561.htm 09年1月8日

重庆忠县筹拍24集电视连续剧，由忠县籍演员陶红出演女主角，忠县书记县长带头参演，在剧中出演自己，全县居民演配角。据报道，忠县拟办陶红影视学院，投资百亿建设一座军事题材影视基地。（重庆晚报12月30日报道） 

相对于网友们关注书记县长能否真正地“本色演出”，而不自我美化。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又一个巨大项目将在这个西部小县横空出世，当地拟建过百亿的影视基地。该县县委书记朱晞颜说，北京有“北漂”，相信不久以后，忠县也有数不清的“忠漂”出现。憧憬未来，许多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将“蜗居”在忠县农民低矮的房子里，其崇山峻岭将出现好莱坞比佛利山一样的“童话之地”，这样的图景真让人觉得想象力“缺氧”。

这样带着理想主义与浪漫气质的话语，听上去总让人觉得血脉贲张。打开搜索网页，才发现要建影视基地的地方还真不少，北起丹东，南到博鳌，东至南京，西临西安的长安区，真可谓遍地开花，动辄就是数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其中不乏一些落后或者资质不足的地区，也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掘进。

其实，影视基地纷纷上马不过是近年来“文化产业热”的一种表征。利益的鼓噪之下，“巨无霸”项目频出，其实质如同经济荷尔蒙抹着文化口红的劣质化合物粉墨登场。但这些盲目的背后，多少血汗垒成的亭台楼阁，最后成了荒草丛生之地，徒留寒鸦苍凉之悲。有研究指出，目前国内上百个影视剧拍摄制景基地，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都比较稳定的不足1/5，而大部分都处于闲置荒芜状态。

蓝图可以“大话”，但投资却是一个需要理性谨慎的事情。百亿项目的巨额投资，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域，无疑是好几年的财政收入。纵然该项目经过科学论证，如此巨大额度的支出，必然也是对当地财力的透支，地方政府和民众都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万一，影视基地“水土不服”，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那么忠县人民多年的血汗岂不是“蒸发”。

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优势与特长，而经济的发展也更多地依赖差异化的竞争。忠县是中国柑橘之乡，还不如守成拓进，做好柑橘的深加工产业链建设。所以，其以电视剧方式宣传自己无可厚非，但是拿整个县的福祉去豪赌一个“好莱坞”梦想，根本上来说恐怕是冲动之举，而非三思之行。

为了推销橘子，书记县长入戏做配角。希望，“百亿影城”也只是书记县长的一句“戏言”。

台湾《旺报》：百亿影城是透支未来的豪赌

http://www.baidu.com/s?bs=%B0%D9%D2%DA%D3%B0%B3%C7%CA%C7%CD%B8%D6%A7%CE%B4%C0%B4%B5%C4%BA%C0%B6%C4&f=8&wd=%B0%D9%D2%DA%D3%B0%B3%C7%CA%C7%CD%B8%D6%A7%CE%B4%C0%B4%B5%C4%BA%C0%B6%C4+++%CD%FA%B1%A8

生活新报：http://www.shxb.net/html/20100101/20100101_221318.shtml

12月28日，上海苏州河河南北路新桥桥墩突然开裂，裂开的桥墩中露出的竟然是蛇皮袋、泡沫塑料等废物、垃圾。上海市建设交通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开裂的只是桥体、桥墩外部的装饰板，而不是桥墩本身，暴露出的废物、垃圾也是在装饰板内，并非桥墩内。而且经桥梁专家认定，河南路桥结构安全，正常通行不存在安全隐患。（新华网12月29日报道）

桥梁乃是交通之咽喉，随着交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凸显，其上也附着了生命之重。百年大计，质量为本，因而掺不得一丝假。河南路桥开裂桥墩露出的垃圾等物，无疑会击中人们心中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从而对大桥的安全产生担忧。相对于对大桥安全的忧虑，多数民众更想需要了解的是，垃圾填充桥墩中是否存在以次充好、损公肥私等寻租贪腐行为。针对现实弥漫的偏好负面想象，桥梁管理方给出的解释虽然及时，但却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首先，上海市建设交通委的解释说“泡沫塑料等废物、垃圾是在装饰板内，并非桥墩内”，就断言“无大碍”并正常通行。无疑让人觉得大桥并没有什么事情，垃圾只是装饰，只是大家太敏感了。但反过来一想，从来没有听过那本书说过用泡沫等垃圾还可以作为建材啊？就算是装饰，有谁见过用垃圾美化建筑的呢？若是为了环保，进行垃圾回收利用，桥墩内也明显不是垃圾“发挥余热”的合适场地。刚建一年的桥墩外饰，就开裂了，也说明垃圾填充桥墩，不花钱却也不靠谱。

再次，事情发生在28日，报道是29日出来的，相关负责人就声称“经桥梁专家认定，河南路桥结构安全，正不存在安全隐患”。短短的一天就可以拿出桥梁结构等方面的安全报告，并论证不存在隐患，在这里，笔者不禁感慨专家的工作效率的神速。凡事欲速则不达，关乎生命的安全报告就这样在短时间内炮制而出，所谓的专家恐怕又是采用肉眼观察这种绿色低成本无污染的鉴定方式得出的结果吧。

简单的一句“不存在安全隐患”，逻辑混乱，“堵嘴”意图明显。相关部门的“回应”本该是对于民众知情权满足，却常常成为一种遮掩，甚至是狡辩。没有人会相信，在大桥的改建的设计中，泡沫等垃圾会是桥墩的填充材料。如果不是，原本的预算又到了谁的“荷包”里？厘清这些的纰漏，这才是针对桥墩开裂一事负责任的回应态度。

河南路桥是上海苏州河上一座主要桥梁，已有百年历史。而现在经过1年多的改建整修，居然就开裂。广东九江大桥垮塌事件、南京“胶水糊桥”事件里都是刚建不久的桥梁，却“未老先衰”。俗话说，一切事物只要参杂了历史，就会产生双倍的效果。较之河南路桥建立的时代，现在的材料和技术都先进了很多，却往往出现劣质桥。除了个人原因，就在于监督机制涣散及惩治不力。这就使得很多非法牟利行为被权力掩盖，获得生存之机会。

阳光，是世界上最好的消毒剂。安全之重，不能指望人心向善而自觉，只有将一切置于透明的监督之下，辅以严苛的执行与严厉的追查，才能疗治安全之隐患，才能擦去事故伤害之泪水。对应到这次桥墩开裂，垃圾中究竟有哪些“污垢”，须要相关部门放下一己私利，接受法律与民众的检验，让丑陋“见光死”。

沿用了十余年的国家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标准即将重新修订，新的公务用车配备标准将很快出炉。权威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公务车采购额已占到汽车消费市场总额的8%，且各地政府的采购量正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去年中国政府采购汽车金额已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按照平均每年超过100亿元的增速计算，今后每年仅政府公车采购一项将花去千余亿。（第一财经日报12月28日报道）

在这个经济严冬里，公车开支近千亿大单对于汽车行业将是一针强心剂。政府支出充当了“救市主”的角色，这其中有经济学维度上拉动需求的作用，也有财政浪费的负效应。

公车消费是个系统，包括车辆购买、人力、维修保养、燃料等多方面的开销。而一年仅车辆购买耗费近千亿，不得不说公车支出的财大气粗，而整个公车消费恐怕就是一个吸钱的“无底洞”。《燕赵都市报》曾经撰文介绍说，我国每年公车开支3000亿，超过了教育和医疗开支的总和，其文章用了一行醒目的标题《多尊贵的臀部啊》。言犹在耳，只是公车支出的雪球依然越滚越大，要滚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和公车消费伴随而生就是公车腐败，作为特权腐败的一种，公车私用已经像是“秃头头顶的虱子”，司空见惯。就如今年秋季开学时湘潭大学的公车送学，以及前不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女检察长刘丽洁的“豪车事件”，都显示了民众对于公车私用现象的愤怒，公车问题也几度被热议。

过度追求公车的数量、奢华，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而公车私用的泛滥，则寄生了大量的私利腐败。公车存在有其必要性，但出现的种种的不正常现象，已经成了社会审丑疲劳的病灶。

经济寒冬，常念民生困顿，政府就应该节俭自律，与民共度时难。而如今，公车支出的增肥，显示了在公车问题上，依靠相关部门自我节制的无力。而成立额外部门监督公车购买使用的“他律”，不仅多增无必要实体，面对行政部门的强势，其也难免沦为“摆设”。最有效的办法，不如将行政管理人员与公车剥离，废除公车制度，而代以交通费补贴。如此，方能根除公车乱像。

公车的逆势飞扬，不啻是政府消费行为，也将导致新的更大的“个人搬空公库”的漏洞。看着车轮滚滚，卷走的不只是纳税人的钱，还有政府部门的形象，是该到了“踩刹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