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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开火车

第十本书《谣言的特点》

2009年1月1日出版

目前已上市

相信望远镜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相信楼梯,但从不相信台阶;

相信翼,不相信鸟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恶意,不相信恶人;

相信酒杯,但从不相信烧酒;

相信尸体,不相信人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许多人,但不再相信一个人

相信河床,但从不相信河流;

相信裤子,不相信腿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窗,不相信门;

相信母亲,但不相信九个月;

相信命运,不相信黄金的骰子,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塞萨尔·巴列霍(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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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与刻奇

 蒋方舟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文艺活动,是个读诗会。读的是波兰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诗,参加者大多数是某个专门读诗歌的公共微信账号的声优和听众。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文艺的活动,活动之前,我以为人数并不会很多——多十几人吧,因为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诗人。令我诧异的是,冬日的晚上,小小的场地竟然挤得满满当当,人群挤在门口探着头。

陌生读者聚在一起去分享一个作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成了读者的财产,被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比如东欧作家只是按照作家的本能书写现实,却被西方理解成政治寓言与符号。而在读诗会,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相信自己与诗人有种说不出的神秘联系:“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女性,她专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外地赶来。她说读诗让自己摆脱出庸常的琐事,希望自己像辛波斯卡一样,面对世俗的荒谬,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她说得真诚,读得动情,听者也无不感动。

这是一个不失温馨的晚上,所有人沉浸在同样一种文艺的感动氛围中。但到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稍微有点出戏。我有种感觉:任何情感一旦被组织化,就有宗教化的嫌疑。组织中的所有人进入了一种接近幻觉的自我感动,看到谁都亲切,任何一句话都觉得说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我想到了魏晋时候,文人雅士空谈玄学时要服食五石散——也就是嗑药。它的作用是能让人的思维和身体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需要喝酒来发散药力,所以每个人都嗨赖赖。我还读过一个未经证实的野史,说古人弹古琴前焚香洗手,焚的香就是致幻剂。清醒的时候听古琴声并不悦耳,略有些生涩,然而在致幻剂的作用下,那声音对听众来说宛如排山倒海。如果无法设想其效果,可以想象一下在酒精和大麻作用下听摇滚乐。

人群聚集时去践行一种共同情感时,是需要一些幻觉的。人生中经常有这种时刻,处在群众之中,感情起伏之剧烈仿佛脱离自己的掌控,当回到现实生活,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上一次有同样感觉的场合,是关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读者分享会。到场的女性为主,每个人视三毛为灵魂知己,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所有人讲述着关于心灵与爱的故事,轻声说着散文诗里才会出现的词汇让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下问旁边人一句“一会儿去哪儿吃饭?是一件不雅而亵渎的事情。

“刻奇”,这是无需服用的致幻剂,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五石散。

刻奇(kisch),根据景凯旋在《大众的坏品味》中的叙述,这个词源于德语Kitschen,原义是涂抹,指在三明治上抹上一点精美的东西,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本来是用来形容廉价而矫作的艺术品,比如画给中产阶级的风景油画。

后来,米兰·昆德拉把这个词上升到心理学层面,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一种眼泪顶多能被称为“自媚”,或者说有点“矫情”,基本无可厚非;第二种眼泪,就是十足的kitsch了。”

“刻奇”由于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译作“媚俗”而被误会,把它和畅销书、贺岁片、低级笑话、胸露乳的女郎联想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刻奇”是很多,是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被自己以及彼此感动;也是小众范围内口碑好的艺术电影是金碧辉煌的土豪别墅,也是刻意朴素简约的艺术住宅。 

人人都不能免俗地有着“刻奇”时刻,哪怕你再清醒与警惕。人无法只依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必须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包装,对崇高情感(例如集体荣誉、爱国、牺牲)的追求,对美学的向往,对终极目标的想象。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更能解释“为什么要活着”。而当我们把它代入日常生活,植入社群,由自我欣赏变成一种群体共鸣,我们就陷入了“刻奇”。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远离“刻奇”,它并不是一件值得嘲笑的情感。至少,文艺青年因为它而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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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

 

没有比女性更难做的了。打扮得太好,叫做“冶容诲淫”;完全不打扮也不行,因为女要“为悦己者容”。完全没有才华,会被轻视和玩弄如果过于有才华,就简直不会被当做女性看待。

女性不能过得失败,可是最好也不要太过成功。长久以来都有一种观念:成功女人的婚姻与生活大都不幸福,所以应该回归平凡,学会用一手好菜拴住老公的胃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深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成功女性只是少数,所以她们的不幸福的案例就会被夸大,而大多数女性的无奈与妥协在数量上其实更多。另外,成功女性幸福的阈值更高,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女性难为,因为男性如此难以取悦。

即使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大众媒体正在敲锣打鼓地宣告“女性世纪”的来临。然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女人仍然社会标准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

在古代,这种针对女性的标准被白纸黑字地写成了《女德》《女诫》在现代,则换做了一种隐性的表达,无时时刻地出现在生活的视野里。最为恶劣粗鄙的形式是电视购物里一个女人愁眉苦脸地说:“越来越松弛,老公再也不正眼看我,怎么办?”以及网页旁边的小广告:“那里黑黑的,男友总是怀疑我不是处女。怎么办?”

更具迷惑性的表现方式是诸如《甄嬛传》之类,虽然被誉为“励志逆袭”的宝典,实际上讲只是一个争风吃醋去争夺男性的关注与宠爱的故事。

为什么女人总要服从种种标准,如同笼子里的小白鼠?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女性的魅力依靠男性的赞美和承认而存在。

 

杜拉斯的《情人》有个无人不知的开头,一个男子从大厅另一头走来,对我说:比起您年轻时候的面容,我更喜欢您现在备受摧残的脸。

    一个垂垂老妇与一个青壮年的男人,这画面何等荡气回肠,以至于被全世界女文青奉为圭臬试着想一下,如果这个开头换做一个老妇在大厅长椅上自言自语:“我年轻的时候还不错,但现在老了更美。”读者大概只会感慨:嗯,这个老太太心态倒还蛮好的。

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这是因为所有的女性,无论身份、地位、年龄、种族,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在两性市场中估价与叫卖。

女人看男人,看到的不同职业、爱好、特长,他所拥有以及环绕他的不同世界;而男人夸女人,无论她是好医生好护士好作家好老师,最后都剥掉她身上的制服,落脚到——她是一个好女人。

女作家严歌苓有一段流传于网络的话:“我每天下午三点前写作完,都要换上漂亮衣服,化好妆,静候丈夫归来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当我当面向她求证的时候,她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段话,欣赏的女性是希拉里。

这段以讹传讹的竟然被广泛传播,被女性广泛认同,是因为人们潜移默化接受了一种观点:女人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两性市场的资本与筹码。

有句古话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多人仅仅依据此话,就推断出古代女性大多数缺乏教育,没有文化。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中上层的家庭已经开始普及对于女性的教育,社会风气也鼓励妇女识字作文。然而,女性所受的教育并不能成为自己的财富,而是嫁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抬高在婚姻市场中的价码。

延续到如今,我们好像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句式与因果关系:“把自己修炼得更好,才能遇到更好的伴侣。”“让自己更加自信、独立,才能得到更好的丈夫。”这暗含的意思是,男性变得更好,有利于征服女性;而女性变得更好,是为了能够自己选择被征服的方式。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大胆到能够接受另外一种句式:“让自己更加完整,才能不需要男性。”——孤独寂寞冷对于男女同样难以忍受,但只有女人偏向于把男人作为自己的结局。

   

 

   有没有女人能够挣脱出两性市场的摊位?当然有。

   柳如是一生至少六次为自己更改姓名。对于女性来说,姓名的变化象征着身份的转移:从家庭的女儿,到另外一个家庭的妻子、母亲。这种转移是被动的,而柳如是试图主动控制自己身份的游移:情人、妾、名妓、女公知等等。

身为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是永远受限于自己的时代。所有企图以肉身超越时代的人,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柳如是46岁自尽,并未寿终正寝。

前两天,我看了BBC根据简·奥斯汀晚年的信件和回忆拍摄的电影《简·奥斯汀的遗憾》。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如同一个最精明能干的管家,处理每个人相互矛盾的需求,为她的每个女主角寻觅得富裕、有趣、深情的丈夫,每个人在故事的最后都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保证自己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而自由的成本,对女性似乎要更高一些。简·奥斯汀自己一生未嫁。

奥斯汀年轻时,曾经被一个有钱的庄园主求婚,第二天悔婚。据说,悔婚的前一天晚上,是她的姐姐劝说她正视自己面临的人生选择。

在《简·奥斯汀的遗憾》这部影片里,奥斯汀晚年备受病痛和贫困的折磨,她的姐姐非常内疚自己的唠叨让奥斯汀拒绝了求婚,她说:“因为我,你选择了孤独和贫穷。”

奥斯汀说:“因为你,我选择了自由……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我比我自己想象中快乐很多,多过我应有的快乐。”

奥斯汀悔婚那晚的纠结和痛苦,大概很多女性都经历过,有少数做出了和她一样的选择,因此世界上少了一个又一个平庸而快乐的妇人,多了一个又一个传世的女性。

 

(原题为《为什么要成为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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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

 

     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

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

 

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 ”

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

“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

“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

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

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

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

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

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

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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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5 13:09)

 蒋方舟/

 

几个月之前,就在“知乎”网站上,读过程浩那个著名的回答:“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儿?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还不到20岁的人生:一出生就没有下地走过路,被医生判断活不到五岁,家人多次收到病危通知书。

震动我的,是他写道:“命运嘛!休论公道!”

这句话史铁生也说过。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平,抱怨过自己承担的比他人多,获得的却比别人少。然而面对史铁生,面对程浩,我们并没有资格妄论命运。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么样。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这样写道。

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少年,除此之外,程浩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曾经试图揣摩和代入程浩的命运,去模拟病榻上度过的童年与青春、去想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的崭新的疼痛。我发现,自己能够想象的,只有肉体崩坏带来的痛苦,却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他的心理活动:每天晚上睡去之前对第二天能否醒来的忐忑、每早起床看到太阳依旧升起的喜悦、他对母亲的感激与歉疚,以及敏感地察觉到母亲这种感激愧疚的反应时,心中涌起的复杂情绪。

——这么多微小的涟漪,是他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而最悲哀的是,连身边最亲的人都无法感受。

程浩身边最亲的人,大概是他的母亲。他把医生预言的死亡时间推后了15年,他的母亲常常把这称之为奇迹。

程浩却说:“老妈特别喜欢把这些没有变成现实的预言挂在嘴上,就好像奇迹说得多了,就会真的发生奇迹一样。”

很多人会用“积极”“乐观”去形容程浩,但我想,这都是旁人理所当然的想法,轻率得近乎粗暴。奇迹也好,希望也罢,这些都是疗效甚微的镇痛剂,敏感如程浩,怎么可能轻易被这些词说服?

大象死前半个月,会意识到死亡已经找上来,然后孤独和平静面向它、走向它,这是动物性的生命本能。

    死亡、恐惧,当我们谈论这些词语时,我们在讨论遥远的时空以外、目光尽头的一件事物。对程浩而言,那却是生活里扑面而来的每个细节。

 

有网友看到程浩的文章,回复道:“还是活下去最重要!”

有两种层面的活着,一种是单纯生命的延续,是再多一轮的心跳与呼吸,再多吃一口饭,多睡一觉,并且醒来;另一种层面的活着,是像一个活人一样活下去。

这就是电影《1942与小说《活着》的区别。前者只是要活下来,受尽凌辱也要活着。后者是不仅活着,还要笑着活下来——哪怕是苦笑,不仅活着,还不时要和命运开个粗鲁的玩笑。

活下去,本身并没有什么牛逼之处,不过是向命运乞讨一个容身之处而已。而程浩,是少有的像活人一样活着的人,他能每天每分每秒都意识到自己活着。

程浩给自己制定了每天必须阅读十万字的计划。他上午阅读、下午写作。读书是在网络上和读电子书,写作是用鼠标点击屏幕上的软键盘。他有着12小时阅读二十一万字的读书记录。

程浩在“知乎”上回答过很多关于读书的问题,回答问题时,他有种不符合年龄的严厉以及不容置喙。他批评生活态度浮躁的人,读不进书的人。

这种严厉,我总觉得超乎于教导,而有种更深层面的怨悔。他看待每个人,并不仅仅看到此人的此时,而是此人人生的横剖面,生命时钟经历过的每一秒,他看到的是人生命结束之前的每一秒。

“为什么不抓紧让每一秒都有意义?”我仿佛看到程浩在文字背后的诘问。

我们的人生或许都比他长,他不敢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却被我们轻易地置弃、荒废。他感激的每一天升起的太阳,打在身上阳光温暖的味道,却被我们抱怨和诅咒。程浩是不平的,也是委屈的。

程浩的日记里写:邮箱每天都会收到数十封邮件,内容繁多,花样百出。有的人要我荐书,有的人问我如何分类,有的人自觉陷入人生低谷,询问我该如何走出。最初觉着新鲜,每封信都回复得一丝不苟,言辞清晰,结构有序。时间久了,实在是疲惫不堪,同样的道理要讲给不同的人听,三遍五遍八遍十遍,再多的耐心,也让车轱辘话给磨干了。

在写下这个句子之后,程浩再也没有写一个字,三个月后,他去世了。

 

去世之后,很多网友才开始浏览程浩的文章、问答,开始在他的微博评论里留下感慨的话语。

在此之前,微博上有一个ID叫做“走饭”的网友,一个女大学生,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她的微博可爱、有趣、机智,可每句话又都隐隐有些悲哀,像是深海发出的一种渺茫的求救。

走饭走了之后,很多人开始一条条翻阅她的微博,怀念,惋惜。对于程浩也是,逝者已逝,生者才开始翻阅他们的人生。

我在想,死亡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死者而言,死亡只有终结的意义。可是也因为死亡,死者的存在才再次被发现,他们的言语显得如此富有重量,他们活过的瞬间显得如此的鲜活,他们的意义变得重要,甚至超过生前好几百倍。

死亡,只有对于生者才有意义。

程浩说:“励志这个词,现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糟蹋了。”他大概也不喜欢别人从自己20年的人生经历上得出“励志”两个字的结论吧。如果“志”需要被“励”才能存在的话,那这“志”恐怕也是虚伪不堪的。

死亡是人生命里少数必须庄重对待的事物,他人的死亡,若是只能给自己带来一截和五号电池的电量差不多的“正能量”,那我们便是亵渎了他。

程浩死了,这本书以一个虚拟的他,宣布独立存在了。每一个人阅读时,都与这个虚拟的程浩共处,在记忆里绵绵不绝地怀念他,永远不道别。

而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代替他充实地去活,活在他不能去经历的每一秒。

                                           

                                                               2013年9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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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

  

    媒体来拍摄我的生活,会这样问我:“你平常一般干什么?”“写东西啊。”“好吧,那就拍你写东西吧。”

   于是,我就需要从事一件非常笑的工作:表演写作。

   这事我以前也干过。我小时候开始写作,周围亲戚和街坊邻居都知道蒋家出了个小作家,于是,每次串门的时候,都满脸期待和逗趣地对我说:“小作家,表演一个写作呗。”我就拿着笔和本子,坐在小板凳上,做出一副凝重而苍老的样子。

   时隔多年,我又开始了这项固定的表演。

   拍摄我写作的摄影师,总是以为灵感就像水龙头一样,一拧就出现了,镜头对准我和纸笔:“好!现在你开始写作!”

   每当这时,我只能在纸上写:“从前有座山啊,最近有点烦啊……”

   有时,我还需要眺望远方,做思考状,每当这时,我就在思考一个宇宙级的难题:到底有哪些东西热量低得不得了,又不至于难吃让人想去死呢?”想得认真而入神。

   表演写作的时候,如果穿得鲜艳活泼,摄影师就会与我商榷:“能不能穿得再……再,再作家一点!对!作家一点!”

   人们心目中的作家应该穿什么?汉服旗袍还是中山装?我有一个朋友,当发现一个乡土作家竟然穿牛仔裤开奥迪的时候,表现出了万分的惊讶:“你不是应该穿着农民的衣服,背上背了一个竹筐,手上拿着一个火钳,一边走路一边拾粪么?”

   我已经在认真考虑,是不是该添置一件写满了汉字的白色长袍?全身咆哮着“文化”两个字不,干脆在衣柜里开辟一个单独的版块,塞进一些古怪的布料,这个版块叫做“当我cosplay作家时,我都穿些什么。”

  

    写作几乎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枯燥的行业,和他人没有互动,和环境没有互动,没有炫目的道具,没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就是一个人,面无表情地纠结着自己。

   ——这样的职业,在媒体画面中表现出来,当然是无聊的。

   这时候,别人就问我:‘你写不出来的时候,一般情绪反应是什么?”  

   我说:“一般就是继续写下去啊!一直写,灵感总会来的。”

   听者继续皱眉,表示对这个答案的不满:“你不会开始抓头、咬笔、撕纸、挠门、砸窗么?”

   我说:“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可是,唉,那也行吧。”

   从事完全套的写作表演工作之后,还需要一脸忧国忧民地总结道:“我从七岁开始写作,我敬畏它,它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总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恨不得立刻给“写作”作个揖下个跪磕个头:“不好意思啊,写老师,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当我再看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时,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海明威活在当下会怎么样?

   他在巴黎的咖啡厅孤独地写作,旁边是各种灯光、摄像机、摇臂话筒对着他。导演吩咐周围人:“菲茨杰拉德,你去假装和海明威交流文学……不不,要有冲突一点,激烈一点!燥起来!燥起来!”

    写作者表演着写作,文化人表演着文化。现在很多公关公司做活动,像是炒菜放调味品:需要一个明星里获取眼球,一个成功人士来增加分量……然后,然后再来一个文化人吧,显得这次活动很深刻。

   文化人写了什么不重要,在专业领域的地位不重要,他的思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看起来很“高端大气上档次”。

   因此我经常看到一些好笑的场景。在一些很商业化的场合,长袍学者格格不入地坐在聚光灯下,话筒传到他那,所有观众和主办方都非常期待地看着他,目光仿佛在说:“文化,你讲两句吧,深刻一点哦。”

   “文化”就只好开始讲:“传统帝制中国与酒文化”“儒释中国与石英表”“从当代中国社会撕裂现状透射电动车”。

   没办法,文化也得吃饭。

   

   我忍不住想:在现代社会,人们真的需要写作,需要文化么?

   很显然,人们需要,人们需要它们的存在,来作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退化和堕落的标志,而展示的方式,就是在商业社会的当下,不时地把可怜巴巴的它们从好久不开的储物柜里拎出来,掸去灰尘,向他人展示:“喏,我们还有文化哦!”用毕,再把它们搁回。

   我曾经遇到一个导演,对我仍然坚持写小说而排斥写剧本感到惊讶。他说:“小说这个行业马上就要消失啦!在好莱坞,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被改编成电影而服务的。”

   我说:“可是,它存在了这么多年,不会就这样消失的吧。”

   他说:“这是迟早的事,还不到一百年前,人们还在马车上呢,谁能想到现在的飞机。发展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小说就像远古人们拿来记事的绳子,文字一旦被发明,谁要用绳子呢?”

   交谈结束之后,我还久久没有回过神。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全世界还在坚持写作的人全部聚集到了部落,自给自足,不知今夕是何年,渐渐,成为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很久之后,BBC(如果那时还在的话)派了一个摄制组来拍摄,说:‘听说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失落的部落,他们还保持着被人类淘汰多年的技能,今天,我们来探访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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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

您好

我看完动画《起风了》之后,理解了为什么你把它作为最后的一部作品。《起风了》一点也不像你,但是,它是你。

《起风了》讲述的是日本航空之父、零式战机的开发者堀越二郎年轻时的故事。主人公崛越二郎与一名美丽少女相恋,可是她罹患当时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绝症,再加上充满动荡的战争环境,让爱情注定是悲剧。

爱情只是故事的表象,或者说,是一个幌子。《起风了》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架飞机的故事。男主人公二郎要造出“优美的飞机”——零式战机,您以一个动画大师高超绝伦的技巧,来呈现飞机的美感,战机和大自然、民众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让人几乎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飞机无论多么美轮美奂,它自始至终,是战争的道具。而制造它的军事技术人员,一味沉浸在造出优美事物的梦想里的二郎,虽然不曾歌颂或美化过战争,可他自始至终,都是战争和暴政中尽忠职守的螺丝钉。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宫崎骏吗?那个反战的、幻想的、浪漫的,用爱和善去化解杀戮和人类残酷天性的宫崎骏,去哪儿了?

又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你?

《起风了》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你出生的那一年,日本空袭珍珠港。你的父亲在二战前是生产飞机元件的工厂主,而你的母亲,和的女主角一样,罹患肺结核——看过一个故事,说你小时候经历了挫折,希望得到母亲的鼓励,然而母亲连从床上坐起来抱你的力气都没有。

不需要多么深入的挖掘,就可以发现你=二郎的关系。你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童年,而这全部拜二战所

二战战败对于那一代日本人的影响巨大。三岛由纪夫曾经回忆:“我是在亲戚家听到帝国投降的消息的,仅仅想到投降宣言本身,我就感受到一种奇怪的虚无感,超越了所有的情绪反应,但树木仍旧沐浴在夏日阳光中,看到这些——尤其身处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如常继续,真的很令人迷惑。战争的结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而那时候刚上小学的你,也迷上了画战争图,迷上了飞机尖锐的机首和军舰上的巨炮。战败阴影下成长的男性,屈辱仍在,然而,战败的伤痕却阻碍了杀戮和暴力的快感。这样的压抑和扭曲,化作了十分痛苦的虚无。

所以,你总说自己的童年是无比痛苦的:“十八岁之前,几乎都躲在房间里乱吼乱叫,一心一意只想要忘记一切,也因此真的忘了一切。”

在用鲜亮的色彩,画了无数热情积极的主人公,设计了无数种安慰人心的结局之后。忽然,你用最后一部作品,回到了那个在纸上画飞机大炮,做着重新振兴日本的强国梦的自己。

你的偶像司马辽太郎死时,你说:“日本正在沉沦,我却非得目睹这个难堪的时代不可。司马辽太郎无须见到不堪便离开人世,反倒使我松了一口气。”

厌恶当下,希望回到过去的日本。这依稀让我想到了最近看的《半泽直树》,主人公也在声讨着老朽、腐败、臃肿、不上进、堕落的日本,而希望回到充满了匠人精神奋斗的年代。

从半泽直树和你身上,我都依稀察觉到了些日本想要追赶世界脚步的悲壮。

你固然是反战的,也并不是什么军国主义者——你甚至连东京申奥都反对,你拒绝了当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说:“我不会为这些人制作影片。”

因此,当《起风了》的二郎终于制造出完美的战斗机,将要面对二战的时候。你无法处理他的矛盾,他该如何去面对将要到来的杀戮、战乱、躲警报的百姓和死于战斗机炮火的人民?

你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让男主角的得肺结核将死的妻子的亡灵说:“二郎,还是要活下去!”

于是,二郎就依照她的旨意,活了下去。

 

女主角的形象来源你的母亲吧。你在制作《风之谷》时母亲去世,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于是,你把母亲幻化成各种这样的形象在作品里出现,她时而是个老妇,时而是个少女,在大多数时候,她是一个庇护者。你的主角很少天生能够自由而强壮地飞翔,大多数是借助女性的力量。

你在作品一遍又一遍地为她送行。这既是极温情的举动,可也是极冷酷的。正如格雷厄姆·格林说艺术家都是殡葬业者,一遍遍地把苦恸、绝望、创伤埋葬然后掘出,再埋葬。

母亲对你说:“还是要活下去。”

你在这里其实撒了一个谎吧。真正想要积极地面对未来的人,不会用力地对自己说出这句话。这就像川端康成写过的,看到凌晨四点开着的海棠花,忍不住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要活下去。”不久后,还是选择了自杀。

二郎继续活下去,面对的是战争的未来。而你继续画下去,面对的是你失望之极的时代。

你说自己在创作时感受到了主人公在面对无法确定未来时的惴惴不安。

时代已经追上来了。”

大量消费文明继续膨胀发展、各种媒介和技术直接改变着电影的形态,3D效果已经成为电影的标准配置。对于坚持不用新技术制作电影的你来说,这也是一场无法停止的战争。

你坚持手绘,不用电脑绘画。认为互联网和电视都是大怪物,如果大量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人们很肯定就不再感动了。

——即便你说的都是正确的,可那又怎么样呢?这仍然是虚弱的宣战,是用鼹鼠打洞扒出的土造山,时代仍然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这场战争。

你让二郎活下去,自己却放弃了。

 

   你一直是矛盾的,有评论说:“宫崎骏是一个身处在矛盾之中的艺术家,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自然的爱,他的理想主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怀疑和犬儒主义,他的厌世和现实主义。”

这种矛盾在作品《红猪》里最为明显。

在和偶像司马辽太郎的对谈当中,你突然叹气说:“还是不该去做《红猪》这样的作品啊!”

为什么不该,是因为你在作品了放任了对人类的不屑,对自己的失望吧?用王朔的话说:“全暴露了。”

比起为人所熟知的《天空之城》《龙猫》《红猪》并不是多么显眼的作品,甚至显得有些怪诞,讲的是一一战时期的意大利飞行员成了一只猪,此后,变成了一位赏金猎人,打击空中劫匪。

你的作品的主角往往是十三四岁的少年,勇敢、纯洁得一尘不染,象征了世界一切希望与美好。这部作品的主角却是一个丑陋的成人猪,怯懦、矛盾、躲在一只猪的面具之后。主人公把自己诅咒成了一只猪,因为一战让他大受打击,“好人全死了”。

你的厌世在作品里俯仰皆是。一个小细节这位猪先生爱抽烟,而且随意扔烟蒂。当工作人员看试映的时候,都忍不住惊呼:“这只猪是反社会的啊!”在《幽灵公主》里,你曾经让主人公小珊誓死保护着人类要砍伐的森林。到了《红猪》时,你说:“一旦生态系统遭到完全的破坏,树木的有无,森林是否完全灭绝又有什么可在乎的?”用浅显易懂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爱谁谁吧!”

红猪从飞贼手里夺回一群小女孩人质,然后去银行取他的酬劳,他把一大摞钞票塞进袋子里时,职员说:“您不要买点爱国债券么?也算是为国家做点贡献啊”红猪冷冷地回答:“这是你们人类的事情,与我无关。

红猪是你,你曾经说过,进入中年,就会变成一只猪。

不是出于厌恶自己,而是出于厌恶他人,不想与人类为伍。四十岁的人生,社会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不好不坏,没有什么让人惊喜的东西了;友情依然温暖,只是自己一个人会更好;自己也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可追求可不追求。

电影里的红猪热爱飞行——如你爱动画,当他带着他人飞行,他人看着大地,说:“世界真美好!”红猪却陷入了无言。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做“中年危机”;对艺术家来说,是人生和艺术的双重危机。《红猪》上映前夕,你说“即使世界变得一团糟,人还是得活下去。未来甚至是连飓风以后也无法换来焕然一新的感受,我也愿意傻瓜一样,边吸废气边开着双人座敞篷车上班,就算车子里既无暖气又无冷气,穿着御寒衣物行驶在脏脏的东京街头,弄得全身脏兮兮也没关系,这是我的觉悟。”

说这话的你,让我想到电影里,红猪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站在晚霞映照下的船头。风衣被吹得呼呼作响,红猪却面色平静。

说到底,仍然,是“要活下去。”

 

你说:“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那是在昭和二十三年左右,桥梁常常因为台风肆虐而冲毁的年代,那位老师对我们说:‘在日本,每年被洪水冲掉的桥梁,远比我们每年所建造的桥梁要多。’

我听了好害怕,对大人来说,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以为日本的桥梁再过不久就会全部消失了。这句话大概奠定了我的世界观吧:纵使觉得现在最美好,但总是担心这一切最终会被衰退毁坏。”

所以你期待着看到东京被淹没,曼哈顿成为孤岛。在你的动画里,被大水淹没家园的画面总是优美,几乎可以看到画下这画面时你略带惊喜的表情。

我时常会好奇,你眼里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你说,要画一个虫子眼里的世界时,不单单是人类借着放大镜所看到的世界,不单单是把野草变成巨木,平地变得凹凸不平就可以了。要超越人类的思维。所以你把真实注入到每个虚拟的事物身上,街道、森林、天上的世界、水下的世界、变成中年也要帅气活出自我的猪、努力保护着少女的白龙……

你代替我们,只身走在一条惊险恐怖的冒险路上。你赋予非真实的东西以真实的说服力,构建一个丰富而具体的世界,“邪恶”与“美好”“强权”与“虚无”“幻想”与“幻灭”……这些都同时在一个渺小的你身上负担着。

他们说你是悲观的,我觉得也许并不是。你只是努力建筑一个人类以外的世界,努力把它变得无限接近真实,但同时,也知道这是行不通。

红猪不会变成人、千寻不会找回名字、幽灵公主不会击败魔鬼……

《幽灵公主》的结尾,少女对少年:“我很喜欢阿西达卡,但我不能原谅人类。”

少年笑着说“没关系,一起活下去吧。”

没关系,让我们和不能原谅人类的你一起活下去吧。 

          

                                                          《新周刊》蒋方舟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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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文


 

 

 

 大学四年,我听了无数次讲座和演讲。在所有这些演讲中,听众最多的,当然是那些创业成功者来做的演讲。

演讲结束之后,有三个问题被问得最多:“第一,你觉得你成功的最大因素是什么?第二,你的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第三,你们公司现在招人么?麻烦给一个发简历的邮箱吧。”而最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以招聘和广告为目的的演讲,题目中一定包含着“梦想”两个字。

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对“梦想”这个字产生了怀疑。

现在,当我打开电视,听到的最多的词也是梦想。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说:“音乐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没有它,所以我来了。”意思是:“我想红”。台下的评委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台上的选手说:“唱歌给更多的人听。”意思还是:“我想红。”

成为明星是梦想、成为冠军是梦想,答对五个题目打败了四个人闯了三关也是梦想,甚至上电视三分钟就被速配了一个恋爱伴侣,晕晕乎乎就牵手下台也属于“梦想”。

我们是多容易被词汇迷惑啊。自从有了“成功人士”这个称谓,我们对于“成功”的想象就是“白玉为堂金做马”;自从“梦想”这个词被滥用,它所指代的内容就是“有朝一日,大鸣大放,路人皆知”。

如果马丁·路德·金活在当今中国,他会不会说:“我有一个梦想……不过跟大家都差不多……”

 

 


一个月前我去台湾,在大街小巷宣传的,是一部台湾本土电影,叫做《世界第一麦方》,梗概是,做为主角的年轻人有着坎坷的童年,经过不断地打拼奋斗和挫折,终于成为了世界面包冠军。“做最好的厨子”“开计程车也能有很棒的未来哦”这是台湾现在对于年轻人的励志教育。

说实话,我看了之后,那种“大国”的自豪感立刻就涌上心头,壮哉我大陆,台湾果然是个小地方,这种不入流的职业竟然也拿来宣传。

我去台湾见到一个报社的社长,他说他的儿子读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然后去哈佛读了经济,又去伯克利修了EBMA,等到全部的学位修完之后,他的儿子对他说:“爸,我该念的书都念完了,我不欠你的啦,现在,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

按照我们的猜测,他儿子应该去创业了才对,结果,那个年轻人现在成为了一个很优秀的西餐厨师。

我听完这个故事,忙不迭地对报社社长深表同情,他却非常诧异,他说自己为儿子感到非常自豪。

“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也能被称之为梦想、高学历的年轻人去做饭、他的父亲很为这种选择骄傲……这种种的命题,我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去消化和理解,才承认:或许这些才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

 

 

    

 

 我清楚地记得毕业那天的场景,偌大的体育馆里坐了好几千人,墙上是巨大的标语:“到基层中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而,巨大标语下的我们依旧迷茫。读研、出国还是工作?外企、国企还是公务员?高薪还是北京户口?

 我想到一个故事,说某人走黑道,点灯一望,始知岔路太多,反不知道何往。所以,不知道瞎走也好,知道了明白也好,就怕知而不清。

这就像先秦的哲学家杨朱,看到村外的路中有很多歧路,歧路中又有歧路,觉得人生如此,结果难过地大哭了起来。

 

我同意顾城的话:“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颗苹果树,你憧憬结果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

一个彻底诚实的人,如同黑夜中也健步如飞的人,内心只有一种声音。他人的劝诫、世俗的虚荣、生活的诱惑、权力的胁迫,这些一切都无法入耳入心。当一个人有所追寻时,他只会看到他所追寻的东西。

坚定地成为自己,同时关心他人的命运。学会爱这个世界,但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就是我每日对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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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1980年,女导演颜碧丽拍了一部名为《爱情啊,你姓什么》的电影,如同每个孩子在走向成人的过程中必经的困惑发问。

十年浩劫之后,社会逐渐显露出正常的模样,人学会用情感而不是“毛选”去表达自己,用“身份”而不是“成分”去识别对方,《爱情啊,你姓什么》这部电影反应就是这种变化过程。

电影中讲了一趟去苏州春游的公车中发生的故事,车里有因为身份悬殊而被父母反对的年轻恋人,有“文革”中因假离婚而疏远的中年男女,有相互误会的夫妻。在一系列的误会与冲突之后,每对情侣都终成眷属。男主角深情地点题:“爱情对于真正的人来说,不姓钱,不姓权,而是信任、是希望、是力量。”

这是80年代对爱情给出的答案。现如今,这个30年前的问题仍然被无数艺术作品孜孜不倦地询问、回答、质疑、否定着。

爱情啊,你姓什么?你姓自我还是姓他人?爱情啊,你姓资还是姓社?爱情啊,你信什么?你信承诺还是信房产证?爱情啊,你信什么

对于爱情,我们或许看起来更成熟,更开放,可再也无法像80年代那样笃定,那样理直气壮。

 

           

  “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太滑稽。” 

 


1984年,27岁的铁凝发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文坛震动。小说的内容并不像它的题目听起来那样刺激,故事甚至是平淡琐碎到有些无聊的。一家四口,各有心事,不被赏识的画家父亲常常被母亲嘲笑,姐姐安静的未婚夫是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妹妹安然读高一,因为性格直率诚实而不被老师和同学喜欢。

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红衣少女》。红衣少女,少女安然,像是杨德昌电影《一一》里那个爱摄影的小男孩洋洋,观察捕捉着周围每个人——洋洋把拍有舅舅后脑勺的照片给他时,说:“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

而大眼睛圆脸庞的安然,在电影的一开头就问姐姐:“你说在咱们家二老身上,怎么看不见别人说的‘爱情’?”

少女安然未经雕琢的少女率真,混杂着时代特有的蓬勃,让她成为中国荧屏上出现过的最可爱的少女。她总是歪着头俏皮地看着周围她不懂或不懂她的大人,她经常在嘴边唱的是:“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我看你一眼是因为你太滑稽。”

安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比如她说:“青年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正义感和诚实。”同时,她也是格格不入的——在那个尚不容许太多个性,尚强调秩序与服从的社会里。

“红衬衫”的隐喻是再明显不过的:在此之前,女孩们只能穿黑或蓝的制服,“红衬衫”意味着反叛、张扬与不屈从。在电影里,同学站起来指责安然红衬衫的刺目,她在阳光下倔强地坐着,一动不动。

“红衣少女”所以在80年代如此具有轰动效应和号召力,因为是个暗号,让万万千千的少女听到了某种召唤:“内心深处,我也是安然。”或者“我也想成为安然”

20年之后,一个同样是大眼睛圆脸庞的少女在社会里起到了同样的效应,那就是赵薇所饰演的“还珠格格”。二者身上具有相同品质与个性,绝非偶然的产物。

红衣衬衫”的制作者铁凝如今已经是中国作协主席,她笔下最新能被人记住的女性形象是《大浴女》中的尹小跳,一个在多次感情经历中历经沧桑的妇女。

而红衣少女安然的扮演者邹倚天读了中戏,去了纽约,转行做媒体,不在屏幕上为了转型而挣扎。这样好,怀念才是最美的定格。

  

               I  LOVE  M Y MOTHER LAND

  

最早知道《庐山恋》这部电影,还是通过王小波的挖苦。他在一篇文章写道:“十多年前看过一部国产片《庐山恋》,男女主人公在庐山上谈恋爱,狂呼滥喊:‘I love my mother la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别人怎么看,我的感觉是不够妥当……国产片的一些编导犯下了双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当;其二,把观众也培养得不妥当。”

《庐山恋》拍摄于1980年,讲侨居美国的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周筠回国观光,偶遇小伙子耿桦,彼此爱慕。耿桦的父亲遭“四人帮”审查,耿桦则因为和周筠接触频繁而受到传讯,周筠遗憾回国。“四人帮”被粉碎后,周筠故地重游,再次偶遇耿桦,两人准备订婚时遇到新的问题:彼此的父亲曾经是国共对抗的对手。在庐山,上一代解开心结,下一代终成眷属。

除了情节本身,《庐山恋》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它的噱头。它号称是“中国第一部吻戏”,这一点现在看来未免言过其实,女主角只是轻轻在男主脸上啄了一下。另外,女主角在戏里的衣服又多又好看,据说很多女人带着裁缝去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就让裁缝照着做。女主角张瑜在戏里一共换了43套衣服,比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换二十多套旗袍还多,不过让人疑惑的是,爬山干嘛要带那么多套衣服?

现在再看《庐山恋》,除了“景色真美”“主角真纯”之外,似乎并没有超越时代而被人铭记的爱情意义,它的情节设置反而是政治大于爱情:男女主角代表国共双方,“坠入爱河”代表祖国的强大向心力,“矛盾”代表国共的历史矛盾,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代表了共产党的纠错能力和统一的美好愿景。

如今,庐山风景区专门兴建了一座小型影院,每天从早到晚放映这部影片。“游庐山,看庐山恋》”,成为庐山多年来一个固定的旅游项目。累积放映超过12000场。

前两年,女主角张瑜又执导了一部《新庐山恋》,在电影的一开场,她就是一个大公司董事长的女强人模样。不禁让人想到在老《庐山恋》里,男女主角的父亲都是高官,男女主角又都是建筑系的高材生,不知道是否是携手开发楼盘挣了大钱。世界是你们的,是我们的,终究是二代们的。

新《庐山恋》的海报是男主角裸身女主角湿身拥吻,如此不遗余力地卖弄,却还是不如三十年前,脸上那轻轻一啄来得惊心动魄。

  

 

               “既然已经发生,就让它过去。” 

 


80年代,《庐山恋》的主演郭凯敏和张瑜是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男女。他们还主演过另一部隽永又先锋的电影《小街》。

《小街》讲十年动乱时期,郭凯敏饰演的汽车修理工夏在小街上偶遇女扮男装的少女俞(张瑜),两人一见如故,后来夏无意中发现了俞是个姑娘,原来俞的母亲是“黑帮”分子,被批斗,俞则被剪了阴阳头,受尽凌辱,为了活下去而男扮女装。夏帮俞恢复女儿身,从样板戏的临时后台弄到一根假发辫,结果被造反派发现,毒打至双目失明。夏出院后,俞已经不见踪影。

与《庐山恋》不同的是,《小街》并不承担那么重的政治任务。影片中有个情节,讲一对情侣成为造反的两派,武斗中逼死了一方,另一方后来被枪毙了。男女主角却是正儿八经“逍遥派”,他们对政治躲得远远的。

男女主角是大时代里的弱者,男主角对毒打不能还手,女主角孱弱地就像一片扫过马路的叶子。因为羸弱,反而有了在芸芸众生中活下来的微渺空间;因为羸弱,所以相互温暖的片段格外珍贵,电影里男主角为女主角剥鸡蛋,让人想到《芙蓉镇》里姜文为刘晓庆扫大街,一样是举重若轻的爱意和一诺千金的沉默;因为羸弱,万死余生中反而有一丝至纯的爱,四面都是危险,四面都是无理。

同样是反思文革,《小街》和同时代的其他电影不同,它没有控诉四人帮,没有设置沉冤得雪的情节,男主角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既然已经发生,就让它过去。”

《小街》的先锋之处,在于它在影片结尾,设置了好几种结局,有戏剧的,有悲剧的,有开放性的。

在其中某个悲剧性的结局中,男主角低沉地独白:“为什么要把痛苦和灾难老是降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我们经历了10年的悲剧以后,我们应该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如果对未来不抱有希望,如果她真的变成这样的话,我的眼睛宁可瞎掉。” 

如今的男主角郭凯敏已经不是低沉的嗓音,他最近的银幕角色是电视剧《断奶》里女主角佟丽娅的爸爸,一个尖着嗓子说话的上海男人,因为女儿和男友在外留宿而唠叨半天。看到这,多少是有些让人唏嘘的,每一代的青年终究会长成青年的反对者。

80年代过去多年了,现在我们仍在怀念它。是记忆把它美化了还是因为青春留在了那里?我们现在对于过去的疑惑,一如过去对于未来的彷徨。《小街》结尾给出了几种开放式的选择,一如少年PI:对于生活,你选择相信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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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05 11:27)
蒋方舟/文


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出梁庄记》的讨论会。中国、河南、梁庄,它是梁鸿老师的故乡,村庄里的人外出打工,足迹从内蒙古到深圳,布满了大半个中国。
讨论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听众提问,一个青年男子说:“你们只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
这话当然政治不正确,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你去过农村么?”
男子说:“当然去过,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我忍不住想,这个男子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吧。同情弱势群体、关注留守儿童、送温暖心连心是一回事,和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农民是被塑造出来的。过年时陪父母看电视,发现热播的“现代家庭伦理剧”,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结婚,农村里的父母来城里探亲,期间发生的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笑料”。农民在电视里不讲卫生、强迫女婿买房子、强迫媳妇生孩子,他们是“笑料”的来源,说白了,就是愚昧、蛮不讲理的代名词。
近几年,似乎也少提“知识改变命运”了,改变了之后,又能怎样呢?仍然是被嘲讽的“凤凰男”和“凤凰女”。
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农民和农村,作为“文明”的对照被书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成为苦难的勋章。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某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得逞,被枪毙:而就在此前,他的邻村,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女孩子投河自杀,男知青逃回城里,此事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巧合,这样的比较或许是无意义的。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一块乌云笼罩下来,谁也没有逃过。可硬要区分谁的苦难更高贵,更值得书写和铭记,就非常可笑了。
近些年,另一种趋势,是学术界的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和浪漫的幻想,因为反感都市的物质和功利,于是把农村描述成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如同一首田园诗。
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这两种趋势结合,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固守在土地上,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到了城市,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那些“现代家庭伦理剧”的结尾,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尘归尘、土归土,作为一种谅解,“皆大欢喜”的妥协。
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惘然无知的,一方面对“阶级固化”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希望农民能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井水不犯河水。
看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饱受漠视、误解和屈辱,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
中国有1/6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登记在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往往聚集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国的贫民窟又格外惨一些,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几亿人,每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住处遭到拆除,人被驱赶。当然,这样的拆除往往是徒劳的,一年左右就会恢复原样。
背井离乡的人往往背水一战。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的《落脚城市》里记,08年经济危机,09年初,几千万打工者返回乡村;半年之后,经济复苏,当初返乡的移民95%又再回到城里。循环往复的奔波,牺牲的是一整代人的平静和安稳。
金钱本身,当然不足以构成迁徙的全部动力;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与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和自己有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仍然是《落脚城市》这本书中写道:19世纪初,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9世纪末,已经是每两个人中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851-190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中半数人的儿子所在的阶级都与父亲不同,而且向上流动的,比向下流动的高出40%,凭借的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这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方式创造历史,而如果遭遇另一种情况:农民离开土地,到了城市,却发现以一种贫穷转型到另一种的贫穷,而且这种贫穷是毫无出路和指望的,那么,他们会就采取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暴力。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由聚集在巴黎周围的乡下移民最早发起的;更近一点,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让全世界惊讶,因为它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而它最初的起源和宗教无关,而是大规模地农民移民城市,严苛的生活条件,却让他们意识到通往都市生活的路径只是个谎言,于是上街抗议。“生活”总归是人面对的最原始的东西,宗教也好、外国势力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都是后话了。
没有人比暴力的发起者更懂得暴力的成本,仍要去做,那就是迫不得已,选择承担玉石俱焚的后果。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曾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如今,人们提到黑人民权运动,只记得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的浪漫宣言。
电影里的历史是这样:一篇感人的演讲,众人泪流满面,起立鼓掌,音乐起,字幕“很多很多年”以后,一切罪恶皆消除,一切错误皆被修正。真正的历史进步,靠的不是未泯的良心,而是马克西姆·X以暴制暴的筹码。这与鼓吹暴力无关,这是残酷的真相。
从走出非洲开始,择善而居就是人类的进化本能。现在每一个进城打工者,路途不如我们的祖先艰辛,他们承受的无奈与屈辱,却比我们的祖先要多得多。
我们觉得走上戛纳红毯的王宝强,是励志的,是“实现中国梦”;另一方面,却禁止打工者分享自己的权力和机会,要求他们做出牺牲。这种矛盾,这种抛弃,实在是过于残忍了。

                                              图来自孙晓材油画《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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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02 13:47)

/蒋方舟



 倘若这个世界还有原先,还有旧时的月色,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茅盾在《故乡杂记》里写道。

茅盾是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他口中所谓江南,是地理上的长江以南,是文化上的杏花春雨,是记忆里的温柔富贵乡 

  江南终究是个梦。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对江南充满了羡慕与妒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江南是历朝文化中心,所以康熙要南巡、乾隆要下江南,大抵都有对汉文明的好奇。江南,是林园与丝竹文人与扇舞,是浮华和腐败的化身。

  清人南下开疆拓土,让明清士人感慨家园魂离魄散、鹪鹩之翮,满目皆残山剩水之恫。然而江南还是未死。看老电影《小城之春》、《早春二月》便知道,两部电影中的南方小镇,都是逃过了大时代碾压的孤哀子,火热的革命并没有改变那里流水自顾自的缓慢、桥堍和小船自顾自的哀愁,电影的故事开端都是缘于发乎情,矛盾则纠结于止乎礼,家园残破、改朝换代没有改变因子里遗传千年之久的江南范儿。

  梦总会醒,江南梦也是,做得太长太沉,就失去了梦的本质了,变成了中国梦。江南在共和国时期终于堕入了平凡,文化大革命并未摧毁小镇,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建设,才终于让它与大陆各种小城别无二致。

  作家木心是乌镇人,阔别家乡五十年后,在80年代回到故乡,也发出永别了,我将再也不会回来的感慨。

  《桃花扇》里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是见过江南的,木心也是见过江南的。听过丝竹,见过华厦,白壁上题过诗词,残垣下唱过良辰美景奈何天,这样的人,大概才能体会颓唐的意味。没见过旧时生动的繁华,读李后主,看《扬州画舫录》,终究没有太多感触,而经历过生活的旖旎,才能觉出如今的衰败。就像木心几十年后回到乌镇,吃饭时伙计把黄酒里加了糖——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一点细节,他就知道山水异色,邈不可追,五十年无祭奠无飨供,祖先们再有英灵也难以继存,魂魄的绝灭,才是最后的死。

  木心返乌镇这篇文章,被乌镇旅游公司的总裁陈向宏无意中看到,他费尽心力把木心请回故乡,同时重修乌镇。说是重修,实际也与再造无异,对抗现实洪流的粗糙杂乱,如同在荒漠中采集露水,终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

  景区重修也有高下之分,窍门全在审美。乌镇建筑的重修,不是新设景点,而是拆除了不协调的建筑;乌镇为了防止变成周庄商铺林立的景象,把景区里所有店铺的产权拿回,重新规划,所以它还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旧时生活的形态,在现代化和记忆之间作着微妙的妥协。

2013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开幕。戏剧节上,听到的最多的字眼也是开幕大戏是赖声川导演的大戏——长达八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筑梦,是建筑大师姚任喜修筑的乌镇大剧院,并蒂莲花的形状,美轮美奂;梦想成真,是演员黄磊、导演赖声川、孟京辉等人花五年筹备、三年准备,终于在这样一个小镇,办出聚集了全国文艺中青年的戏剧节。

  乌镇戏剧节为期11天,每天傍晚都有剧上演。没有剧的时候,在镇里闲逛,人像被树脂封成琥珀的天牛,时光是静止的,烟雨朦朦不真实。梦是不能留破绽的,否则就会醒来,乌镇细节处极讲究,乌镇好吃,油焖笋红烧牛肉扎肉河虾,每一家馆子的菜鲜美。甚至连乌镇的图书馆——昭明书院,不仅环境清净,就连书的选择和摆放都品位不俗。

  酒吧开在水边,戏剧散终,意犹未尽的人继续聚谈。屋里经常可以看见面熟的演员和艺术家觥筹交错,屋外长廊上则有文艺青年席地而坐,风不辨国籍地拂过所有人的脸,空气因混杂酒香而有醉人的郁勃。坐在地上谈论梦想,人生显得很高。

     清代作曲家洪升的《长生殿》里有一句: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长生殿》大获成功,洪升随剧四处演出,在行经乌镇的时候,酒后登舟,堕水而死。乌镇的水是淡绿的,厚沉沉的少有波澜,含混而温柔地流过了世世代代,洪升堕入这水,梦便不用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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