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05 11:27)
蒋方舟/文
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出梁庄记》的讨论会。中国、河南、梁庄，它是梁鸿老师的故乡，村庄里的人外出打工，足迹从内蒙古到深圳，布满了大半个中国。
讨论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听众提问，一个青年男子说：“你们只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
这话当然政治不正确，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你去过农村么？”
男子说：“当然去过，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我忍不住想，这个男子只是在公开场合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心里话吧。同情弱势群体、关注留守儿童、送温暖心连心是一回事，和农民生活在同一个生活环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农民是被塑造出来的。过年时陪父母看电视，发现热播的“现代家庭伦理剧”，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和城市出身的年轻人结婚，农村里的父母来城里探亲，期间发生的所谓“让人啼笑皆非的一连串笑料”。农民在电视里不讲卫生、强迫女婿买房子、强迫媳妇生孩子，他们是“笑料”的来源，说白了，就是愚昧、蛮不讲理的代名词。
近几年，似乎也少提“知识改变命运”了，改变了之后，又能怎样呢？仍然是被嘲讽的“凤凰男”和“凤凰女”。
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农民和农村，作为“文明”的对照被书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成为苦难的勋章。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某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得逞，被枪毙：而就在此前，他的邻村，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女孩子投河自杀，男知青逃回城里，此事不了了之。
这样的事情或许是巧合，这样的比较或许是无意义的。无论是知青还是农民，都是时代的牺牲品，一块乌云笼罩下来，谁也没有逃过。可硬要区分谁的苦难更高贵，更值得书写和铭记，就非常可笑了。
近些年，另一种趋势，是学术界的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和浪漫的幻想，因为反感都市的物质和功利，于是把农村描述成温情脉脉的伦理社会，如同一首田园诗。
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这两种趋势结合，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固守在土地上，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到了城市，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那些“现代家庭伦理剧”的结尾，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尘归尘、土归土，作为一种谅解，“皆大欢喜”的妥协。
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惘然无知的，一方面对“阶级固化”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希望农民能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井水不犯河水。
看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饱受漠视、误解和屈辱，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
中国有1/6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登记在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往往聚集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国的贫民窟又格外惨一些，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几亿人，每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住处遭到拆除，人被驱赶。当然，这样的拆除往往是徒劳的，一年左右就会恢复原样。
背井离乡的人往往背水一战。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的《落脚城市》里记，08年经济危机，09年初，几千万打工者返回乡村；半年之后，经济复苏，当初返乡的移民95%又再回到城里。循环往复的奔波，牺牲的是一整代人的平静和安稳。
金钱本身，当然不足以构成迁徙的全部动力；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与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和自己有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
仍然是《落脚城市》这本书中写道：19世纪初，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9世纪末，已经是每两个人中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的阶级。1851-1901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中半数人的儿子所在的阶级都与父亲不同，而且向上流动的，比向下流动的高出40%，凭借的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这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方式创造历史，而如果遭遇另一种情况：农民离开土地，到了城市，却发现以一种贫穷转型到另一种的贫穷，而且这种贫穷是毫无出路和指望的，那么，他们会就采取另一种方式改变历史：暴力。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由聚集在巴黎周围的乡下移民最早发起的；更近一点，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让全世界惊讶，因为它没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惯常因素，而它最初的起源和宗教无关，而是大规模地农民移民城市，严苛的生活条件，却让他们意识到通往都市生活的路径只是个谎言，于是上街抗议。“生活”总归是人面对的最原始的东西，宗教也好、外国势力也好、意识形态也好，都是后话了。
没有人比暴力的发起者更懂得暴力的成本，仍要去做，那就是迫不得已，选择承担玉石俱焚的后果。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曾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如今，人们提到黑人民权运动，只记得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的浪漫宣言。
电影里的历史是这样：一篇感人的演讲，众人泪流满面，起立鼓掌，音乐起，字幕“很多很多年”以后，一切罪恶皆消除，一切错误皆被修正。真正的历史进步，靠的不是未泯的良心，而是马克西姆·X以暴制暴的筹码。这与鼓吹暴力无关，这是残酷的真相。
从走出非洲开始，择善而居就是人类的进化本能。现在每一个进城打工者，路途不如我们的祖先艰辛，他们承受的无奈与屈辱，却比我们的祖先要多得多。
我们觉得走上戛纳红毯的王宝强，是励志的，是“实现中国梦”；另一方面，却禁止打工者分享自己的权力和机会，要求他们做出牺牲。这种矛盾，这种抛弃，实在是过于残忍了。
图来自孙晓材油画《进城》
(2013-06-02 13:47)
文/蒋方舟
“倘若这个世界还有原先，还有旧时的月色，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茅盾在《故乡杂记》里写道。
茅盾是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他口中所谓“江南”，是地理上的“长江以南”，是文化上的“杏花春雨”，是记忆里的“温柔富贵乡”。
江南终究是个梦。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对“江南”充满了羡慕与妒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江南”是历朝文化中心，所以康熙要南巡、乾隆要下江南，大抵都有对汉文明的好奇。江南，是林园与丝竹、文人与扇舞，是浮华和腐败的化身。
清人南下，开疆拓土，让明清士人感慨家园“魂离魄散、鹪鹩之翮，满目皆残山剩水之恫”。然而江南还是未死。看老电影《小城之春》、《早春二月》便知道，两部电影中的南方小镇，都是逃过了大时代碾压的孤哀子，火热的革命并没有改变那里流水自顾自的缓慢、桥堍和小船自顾自的哀愁，电影的故事开端都是缘于“发乎情”，矛盾则纠结于“止乎礼”，家园残破、改朝换代没有改变因子里遗传千年之久的江南范儿。
梦总会醒，江南梦也是，做得太长太沉，就失去了梦的本质了，变成了“中国梦”。江南在共和国时期终于堕入了平凡，“文化大革命”并未摧毁小镇，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建设，才终于让它与大陆各种小城别无二致。
作家木心也是乌镇人，阔别家乡五十年后，在80年代回到故乡，也发出“永别了，我将再也不会回来”的感慨。
《桃花扇》里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是见过江南的，木心也是见过江南的。听过丝竹，见过华厦，白壁上题过诗词，残垣下唱过“良辰美景奈何天”，这样的人，大概才能体会“颓唐”的意味。没见过旧时生动的繁华，读李后主，看《扬州画舫录》，终究没有太多感触，而经历过生活的旖旎，才能觉出如今的衰败。就像木心几十年后回到乌镇，吃饭时伙计把黄酒里加了糖——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一点细节，他就知道山水异色，邈不可追，“五十年无祭奠无飨供，祖先们再有英灵也难以继存，魂魄的绝灭，才是最后的死。”
木心返乌镇这篇文章，被乌镇旅游公司的总裁陈向宏无意中看到，他费尽心力把木心请回故乡，同时重修乌镇。说是重修，实际也与“再造”无异，对抗现实洪流的粗糙杂乱，如同在荒漠中采集露水，终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
景区重修也有高下之分，窍门全在审美。乌镇建筑的重修，不是新设景点，而是拆除了不协调的建筑；乌镇为了防止变成周庄商铺林立的景象，把景区里所有店铺的产权拿回，重新规划，所以它还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旧时生活的形态，在现代化和记忆之间作着微妙的妥协。
2013年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开幕。戏剧节上，听到的最多的字眼也是“梦。开幕大戏是赖声川导演的大戏——长达八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筑梦”，是建筑大师姚任喜修筑的乌镇大剧院，并蒂莲花的形状，美轮美奂；“梦想成真”，是演员黄磊、导演赖声川、孟京辉等人花五年筹备、三年准备，终于在这样一个小镇，办出聚集了全国文艺中青年的戏剧节。
乌镇戏剧节为期11天，每天傍晚都有剧上演。没有剧的时候，在镇里闲逛，人像被树脂封成琥珀的天牛，时光是静止的，烟雨朦朦得不真实。梦是不能留破绽的，否则就会醒来，乌镇细节处极讲究，乌镇好吃，油焖笋红烧牛肉扎肉河虾，每一家馆子的菜都极鲜美。甚至连乌镇的图书馆——昭明书院，不仅环境清净，就连书的选择和摆放都品位不俗。
酒吧开在水边，戏剧散终，意犹未尽的人继续聚谈。屋里经常可以看见面熟的演员和艺术家觥筹交错，屋外长廊上则有文艺青年席地而坐，风不辨国籍地拂过所有人的脸，空气因混杂酒香而有醉人的郁勃。坐在地上谈论梦想，人生显得很高。
清代作曲家洪升的《长生殿》里有一句：“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长生殿》大获成功，洪升随剧四处演出，在行经乌镇的时候，酒后登舟，堕水而死。乌镇的水是淡绿的，厚沉沉的少有波澜，含混而温柔地流过了世世代代，洪升堕入这水，梦便不用醒了。
(2013-05-28 22:57)
蒋方舟/文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扬州瘦马”的故事。“瘦马”不是马，而是贫困人家的幼女，因为羸弱，所以“瘦”；因为任人欺凌，所以是“马”。她们被买来不过十几贯钱，调习之后，再以成百上千的价格卖往全国各地。
张岱所写的，是挑选瘦马的过程。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
曰：“姑娘往上走。”走。
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
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
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
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
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被挑中的“瘦马”入了大户人家服侍，剩下的，则流入烟花柳巷，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张岱写道：“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对不起，生为女人，所以身如牲口；对不起，身为女人，所以命若飘萍。
张岱所写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几百年。如今的女人，已经在名义上“解放”了，女性不会被随意买卖、女性有了婚姻自由、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有了选举的权利。“瘦马”的时代，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封存起来，做一笔勾销状。
然而，人类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狭隘的认识，而失去了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她们》一书，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仰望的蓝天之下，此时此刻，就有女人遭受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厄运。
大约每十秒钟，世界某处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伏住，她的双腿被拉开，一名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当地女子亮出一把刀或刮胡刀片，把那名女孩的阴部部分或完全切除：大多数情况是没有施打麻醉剂的。
《她们》一书中这样写道。本书的作者纪思道与伍洁芳是第一对共同获得普立策新闻奖的伉俪。他们走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还有很多妇女处于性奴役、性虐待等等恐怖炼狱之中。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女权，而是在我们目光所及之外，他人命运的痛苦与煎熬。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叫做《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小说中写埃伦蒂拉因为不小心烧毁了和祖母居住的房子，而被祖母带着流窜，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身，以赔偿被焚毁的房子。十四岁的埃伦蒂拉被带到荒凉的沙漠，男人们在帐篷外排起长长的队伍，等着进去和她睡觉。埃伦蒂拉不能反抗、不能抱怨、甚至不能疲惫。
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想象永远超越不了现实，《她们》一书中描述的妓院，比马尔克斯笔下的祖母还要残忍百倍：“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透过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十五岁的泰国女孩，她的破身之日包括吞食狗屎，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一旦遭到身心蹂躏、惊惧惶恐，所有希望逃走的企图都会烟消云散。”
更令人觉得悲哀的是，这种性奴役，是无法通过想当然的“依法查处”而消除的，被解救的少女也往往会逃回妓院，“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因为妓院老板为了旗下的娼妓听话，常常给她们施打毒品，妓女并未受到严格的监控，可以随意离开，但她们逃到村庄之后，往往因为毒瘾发作，而不得不回到妓院。
妓女处于极端的无望之中，因为她们的命运并不能简单通过逃离而得到救赎。书中的妓女说：“我总认为不要孩子，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
妓院却希望她们能够怀孕，生出的孩子，女的长大成为娼妓，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我们喜爱小说和电影，因为在那里，终究会有一刻，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好人不一定会获得命运的补偿，但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在现实中，厄运却在一代代的轮回循环，没有出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
《她们》一书中，还陈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贫穷国家里，管理妓院的通常是女性，她们一定会让自己女儿接受女阴切除，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是母亲杀死亲生的女儿。
当我们讨论“女性权益”的时候，常常会把矛头对准男性，男性是施虐者，女人是受害者。现实却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世界，女性不仅因为缄默，而常常成为邪恶的同谋，她们甚至成为了更为残忍的施虐者。
女性残害女性——这并不是女人命该如此的借口，而是无知的代价。封闭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生老病死都在扭曲的环境中，除了世世代代以坚硬的姿态忍耐它、捍卫它，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唯一的救赎，就是封闭的社会裂开缝隙。在实验室里孕育、成长的小白鼠，一旦逃出了笼子，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就只能或弃用或杀掉，因为它们尝过自由的滋味，另一种境遇与标准在它们脑中孵化、发酵，不可逆地改变了它们。
“国际小母牛援贫会（美国一个给予贫穷国家的农夫母牛、山羊等其他动物的救援团体）”的几名成员，在津巴布韦无意中接触到一个放牧的妇女，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四处躲避着丈夫的毒打。她胆怯地说出了自己受教育的意愿，援贫会的成员鼓励她写下自己的梦想。
妇女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有一天我要去美国。”她开始写道，这是目标一。接着，她写道自己会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她把这片纸折起来，包上三层塑料袋，放在铁罐里，再把铁罐藏在放牛地的一块岩石下。她开始努力学习，开始存钱。
某一天，她受到了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如今，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非洲穷人的艾滋病治疗方案。
命运的美妙在于偶然。你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因为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他人的命运所打动。同样地，他人的命运也不知道在哪个瞬间，被你的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你改变。最有效的救助，不是付出金钱，而是付出时间，把他人的人生与自己的连结起来，感其所伤，痛其所痛。
对不起，生为女人。战争中，男人通过死亡获得勋章，女人只能以卑微的方式——被强暴、被蹂躏，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刚果的童子兵说：“要是看到女孩，强暴是我们的权利。”
对不起，生为女人。生命在不被阳光照耀到的角落流逝：过去五十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二十世纪所有战斗的男性还多。
幸而，生为女人。女人有着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顽强生命力，无论多少歧视和虐待加诸于身，仍要反抗。生为女人，等待、孕育、再等待，再孕育，终有一天，命运被照亮。
(2013-05-28 22:51)
蒋方舟/文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扬州瘦马”的故事。“瘦马”不是马，而是贫困人家的幼女，因为羸弱，所以“瘦”；因为任人欺凌，所以是“马”。她们被买来不过十几贯钱，调习之后，再以成百上千的价格卖往全国各地。
张岱所写的，是挑选瘦马的过程。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
曰：“姑娘往上走。”走。
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
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
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
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
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被挑中的“瘦马”入了大户人家服侍，剩下的，则流入烟花柳巷，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张岱写道：“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对不起，生为女人，所以身如牲口；对不起，身为女人，所以命若飘萍。
张岱所写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几百年。如今的女人，已经在名义上“解放”了，女性不会被随意买卖、女性有了婚姻自由、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有了选举的权利。“瘦马”的时代，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封存起来，做一笔勾销状。
然而，人类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狭隘的认识，而失去了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她们》一书，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仰望的蓝天之下，此时此刻，就有女人遭受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厄运。
大约每十秒钟，世界某处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伏住，她的双腿被拉开，一名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当地女子亮出一把刀或刮胡刀片，把那名女孩的阴部部分或完全切除：大多数情况是没有施打麻醉剂的。
《她们》一书中这样写道。本书的作者纪思道与伍洁芳是第一对共同获得普立策新闻奖的伉俪。他们走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还有很多妇女处于性奴役、性虐待等等恐怖炼狱之中。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女权，而是在我们目光所及之外，他人命运的痛苦与煎熬。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叫做《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小说中写埃伦蒂拉因为不小心烧毁了和祖母居住的房子，而被祖母带着流窜，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身，以赔偿被焚毁的房子。十四岁的埃伦蒂拉被带到荒凉的沙漠，男人们在帐篷外排起长长的队伍，等着进去和她睡觉。埃伦蒂拉不能反抗、不能抱怨、甚至不能疲惫。
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想象永远超越不了现实，《她们》一书中描述的妓院，比马尔克斯笔下的祖母还要残忍百倍：“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透过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十五岁的泰国女孩，她的破身之日包括吞食狗屎，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一旦遭到身心蹂躏、惊惧惶恐，所有希望逃走的企图都会烟消云散。”
更令人觉得悲哀的是，这种性奴役，是无法通过想当然的“依法查处”而消除的，被解救的少女也往往会逃回妓院，“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因为妓院老板为了旗下的娼妓听话，常常给她们施打毒品，妓女并未受到严格的监控，可以随意离开，但她们逃到村庄之后，往往因为毒瘾发作，而不得不回到妓院。
妓女处于极端的无望之中，因为她们的命运并不能简单通过逃离而得到救赎。书中的妓女说：“我总认为不要孩子，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
妓院却希望她们能够怀孕，生出的孩子，女的长大成为娼妓，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我们喜爱小说和电影，因为在那里，终究会有一刻，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好人不一定会获得命运的补偿，但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在现实中，厄运却在一代代的轮回循环，没有出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
《她们》一书中，还陈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贫穷国家里，管理妓院的通常是女性，她们一定会让自己女儿接受女阴切除，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是母亲杀死亲生的女儿。
当我们讨论“女性权益”的时候，常常会把矛头对准男性，男性是施虐者，女人是受害者。现实却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世界，女性不仅因为缄默，而常常成为邪恶的同谋，她们甚至成为了更为残忍的施虐者。
女性残害女性——这并不是女人命该如此的借口，而是无知的代价。封闭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生老病死都在扭曲的环境中，除了世世代代以坚硬的姿态忍耐它、捍卫它，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唯一的救赎，就是封闭的社会裂开缝隙。在实验室里孕育、成长的小白鼠，一旦逃出了笼子，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就只能或弃用或杀掉，因为它们尝过自由的滋味，另一种境遇与标准在它们脑中孵化、发酵，不可逆地改变了它们。
“国际小母牛援贫会（美国一个给予贫穷国家的农夫母牛、山羊等其他动物的救援团体）”的几名成员，在津巴布韦无意中接触到一个放牧的妇女，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四处躲避着丈夫的毒打。她胆怯地说出了自己受教育的意愿，援贫会的成员鼓励她写下自己的梦想。
妇女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有一天我要去美国。”她开始写道，这是目标一。接着，她写道自己会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她把这片纸折起来，包上三层塑料袋，放在铁罐里，再把铁罐藏在放牛地的一块岩石下。她开始努力学习，开始存钱。
某一天，她受到了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如今，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非洲穷人的艾滋病治疗方案。
命运的美妙在于偶然。你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因为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他人的命运所打动。同样地，他人的命运也不知道在哪个瞬间，被你的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你改变。最有效的救助，不是付出金钱，而是付出时间，把他人的人生与自己的连结起来，感其所伤，痛其所痛。
对不起，生为女人。战争中，男人通过死亡获得勋章，女人只能以卑微的方式——被强暴、被蹂躏，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平。刚果的童子兵说：“要是看到女孩，强暴是我们的权利。”
对不起，生为女人。生命在不被阳光照耀到的角落流逝：过去五十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二十世纪所有战斗的男性还多。
幸而，生为女人。女人有着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顽强生命力，无论多少歧视和虐待加诸于身，仍要反抗。生为女人，等待、孕育、再等待，再孕育，终有一天，命运被照亮。
(2013-05-22 23:37)
蒋方舟/文
在历史上，失眠曾经是一件伟大而文艺的事情。巴尔扎克一天喝40杯咖啡，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而费尔南多·佩索拉则说：“生命是一次伟大的失眠，我们做过的想过的一切，都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
文学家们为失眠找了很多崇高而艺术化的借口，很多成功的人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从小养成的少眠习惯。据说爱因斯坦每天只睡1到3个小时，撒切尔夫人一天只睡4个小时，拿破仑的睡眠时间绝不超过4个小时，唐纳德·特朗普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他说：“一天睡12-14个小时的人如何能与每天睡3-4个小时的人竞争？”爱迪生索性鄙视睡眠，他说：“睡觉是人类原始时期的遗物。”
对于并不想名留青史，或者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人来说，这种“不睡觉”的成功学，或者没有太多意义，只是为了自己无所事事，却又熬着不睡找借口罢了。用诗人张枣的话说：“在这个时代，连失眠都是枯燥的，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
在今天的中国，在公共场合集体睡眠的场景也并不少见。在上海生活了6年的德国摄影师贝尔恩德•哈格曼拍摄过“睡觉的中国人”系列，他拍摄的对象，是在极端条件下打盹的中国人，有在工地睡觉的人，有在马路扶栏上睡着的。其中最有趣的一张，是两个男人在一个游乐场的跷跷板各睡一端的照片，他们体重相似，刚好维持跷跷板的平衡。摄影师这样描述他镜头里睡着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得以复兴的缘由，其平静、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让人着迷。”
中国人是否嗜睡的民族？从数据来看，显然不是。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的最新睡眠调查结果，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为38.2%，高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失眠发生率。
白天的混沌是由于夜晚的清醒。
人们天生有害怕睡觉的理由。首先是因为睡眠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攻击的过程，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因此，才会出现夜晚在街上敲钟巡游的人，他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了让睡不着的人感到安全。
睡眠令人惧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睡眠中，我们对思维似乎失去了控制，意识控制着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着意识，这就引发了不安。
根据调查，超过五成的公众表示是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受到影响。失眠不是现代病，但是由焦虑引发的失眠却是现代病。
最著名的失眠者崔永元这样描述：“失眠的人又是表现出双重人格，当着人春风扑面，独自时形影单吊。失眠的人属于社会上那种渴望关怀的弱势群体，共同特征是爱往高处找比，比如爱说好多伟大的人就睡不着觉。失眠的人不知为什么爱撒同一种谎，即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想什么或者心里没想什么事。其实，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一脑子事。干脆说，就是因为有一脑子事才睡不踏实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事不算大，因为睡不着，把事想大了。”
人在夜中静静幽幽地躺着，却仍徘徊在白天的现场，对于升职加薪的期待、对于买房结婚的焦虑、对于病痛失恋的恐惧，人无法把自己拽离这些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白天，尚有喧闹去掩饰和冲淡忧虑；深夜，只有自己单枪匹马地单薄面对恐惧。睡着是可耻的，睡不着更是可耻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玛丽德·马纳森就通过研究发现，完全被剥夺食物20天的动物，如果小心地频频喂以少量食物，就可以不致死亡。另一方面，她完全剥夺10只小狗的睡眠四五天，就会对它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尽管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这些小狗都未能救活。
仅仅剥夺睡眠，对人类来说是不是致命的？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人们或多或少轻视了睡眠的力量，却是事实。
后半夜，不如睡去，不如睡去，趁着还睡得着。睡眠是一种众生平等，人在睡梦中是一样的恬然，无论美丑、贫富、健康或疾病、得意或落寞，他们在睡梦中，都被流放于现实以外。
(2013-05-21 22:41)
蒋方舟/文
最近读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
故事以格林生命中一段真实的经历为原型。作者用了“the end of affair”做标题，而不是“the end of love”，因为他知道，爱是绵绵无绝期的，而一段感情，看得到开端，也清楚地说得出结束的时刻。
格林在42岁那年和30岁的凯瑟琳相恋，凯瑟琳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家。
凯瑟琳和格林一见钟情。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时，点了盘“牛排洋葱”。洋葱是爱情的暗号，有丈夫的女人不愿意吃洋葱，担心回去吻丈夫的时候被厌嫌。凯瑟琳则大大方方点了洋葱，格林被她的坦率所打动，在那一刻爱上了她。
凯瑟琳和格林相恋，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知道，格林常常来夫妇家做客，而夫妇也并未分房而居。
凯瑟琳还常常陪格林旅行，她会写信给丈夫报告自己的行程，分享旅途中的快乐。而丈夫的回信则会说：“你肯定很高兴，意大利也肯定很有意思，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能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太好了，希望格林也一切都好……”
凯瑟琳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亨利更宽容，他那种宽博的胸怀，他与格林一样理解人性中的欲望和感情，但是他在生活中可以不要性爱……”
格林则是依赖于性爱的。性爱让相爱的人找到爱的证明，为不再相爱的人制造爱的假象，它拟合裂痕，也制造间隙。格林和凯瑟琳无休止的疯狂性爱中，绝望相爱，并知道这爱持续不了多久。
格林发狂地嫉妒着凯瑟琳的家庭，而凯瑟琳却丝毫不嫉妒同样有家庭的格林，不肯嫉妒他的过去，或者他会有的将来。这让格林更加愤怒，“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算爱情的深浅。根据这个标准，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
在格林和凯瑟琳的关系中，爱、恨、妒忌、绝望、占有、厌恶、迷恋、猜忌，一刻不停地交互出现，甚至同时存在着。或许亨利看似软弱的包容才是正确的，凯瑟琳从未真正想过离开亨利，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爱是暂时的，温情与安全感最终会代替它。
凯瑟琳最后生病住院，直到死去，格林都没有去看过他，只有丈夫亨利一直陪在她床边。
凯瑟琳死后，丈夫亨利给格林写信，信中说：“你不应该自责，当然，你给我带来痛苦，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呢？你也带来过快乐，人生是很难简单地做一个加减法的。但是你给了凯瑟琳别人无法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能说这东西改变了她的生活，但是却可以说让她变成了一个情感更为深刻的人……”
亨利感谢格林，甚至感谢格林以令人难以接受的坦诚写下了他们三人的故事（在小说《恋情的终结》里，格林甚至没有给丈夫亨利取个化名），因为格林完善了妻子的生命。
凯瑟琳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把生活中偶尔出现的激情与纯粹的瞬间当成救命稻草，其他人都向生活妥协了，而她不能，并且为这“不能”感到深深的愧疚和痛苦。
无法因为生活的富足、安稳与温暖而满足，这不是文艺青年病，是绵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漫长矫情。人们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矫情”。对于“矫情”，毛姆在《面纱》中是这样解释的：
“从来无法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你填不了。”
格林冷漠、暴躁、残忍，可对于凯瑟琳却正好填补了灵魂漏风的缺口。
同样的丈夫、妻子、情人的三人行故事，还发生在日本作家冈本加乃子身上。冈本加乃子出生在明治年间，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女，嫁给了漫画家冈本一平。婚后，冈本加乃子连续遭到丧兄、丧女的打击，在痛苦之中，与年轻的大学生相恋。丈夫不仅一直守护着她，还同意她年轻的情人也在家中一起同居，直到大学生移情加乃子的妹妹。
之后，冈本加乃子又先后恋上了作家芥川龙之介、外科医生新田一。她甚至和情人、丈夫、儿子一起游历欧洲各国，写下大量游记。
冈本加乃子死时，丈夫和情人一直在病床前悉心照料。
平心而论，冈本加乃子的小说我并不非常喜欢，只觉得清新独特，但远远不如另一位早逝的女作家樋口一叶。但是川端康成对加乃子评价却非常高，说她“丰富而深奥”。
我一直以为，把生活变得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以此作为写作的材料，是二流作家的伎俩。现如今，我却不得不承认，生活与作品，很难分清楚谁为因谁为果。有才的人总是很多情，他们写下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一般，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人生也会随之而来。
（图片是根据格林《恋情的终结》所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2013-05-21 22:36)
蒋方舟/文
最近读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
故事以格林生命中一段真实的经历为原型。作者用了“the
end of affair”做标题，而不是“the end of
love”，因为他知道，爱是绵绵无绝期的，而一段感情，看得到开端，也清楚地说得出结束的时刻。
格林在42岁那年和30岁的凯瑟琳相恋，凯瑟琳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家。
凯瑟琳和格林一见钟情。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时，点了盘“牛排洋葱”。洋葱是爱情的暗号，有丈夫的女人不愿意吃洋葱，担心回去吻丈夫的时候被厌嫌。凯瑟琳则大大方方点了洋葱，格林被她的坦率所打动，在那一刻爱上了她。
凯瑟琳和格林相恋，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知道，格林常常来夫妇家做客，而夫妇也并未分房而居。
凯瑟琳还常常陪格林旅行，她会写信给丈夫报告自己的行程，分享旅途中的快乐。而丈夫的回信则会说：“你肯定很高兴，意大利也肯定很有意思，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能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太好了，希望格林也一切都好……”
凯瑟琳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亨利更宽容，他那种宽博的胸怀，他与格林一样理解人性中的欲望和感情，但是他在生活中可以不要性爱……”
格林则是依赖于性爱的。性爱让相爱的人找到爱的证明，为不再相爱的人制造爱的假象，它拟合裂痕，也制造间隙。格林和凯瑟琳无休止的疯狂性爱中，绝望相爱，并知道这爱持续不了多久。
格林发狂地嫉妒着凯瑟琳的家庭，而凯瑟琳却丝毫不嫉妒同样有家庭的格林，不肯嫉妒他的过去，或者他会有的将来。这让格林更加愤怒，“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算爱情的深浅。根据这个标准，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
在格林和凯瑟琳的关系中，爱、恨、妒忌、绝望、占有、厌恶、迷恋、猜忌，一刻不停地交互出现，甚至同时存在着。或许亨利看似软弱的包容才是正确的，凯瑟琳从未真正想过离开亨利，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爱是暂时的，温情与安全感最终会代替它。
凯瑟琳最后生病住院，直到死去，格林都没有去看过他，只有丈夫亨利一直陪在她床边。
凯瑟琳死后，丈夫亨利给格林写信，信中说：“你不应该自责，当然，你给我带来痛苦，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呢？你也带来过快乐，人生是很难简单地做一个加减法的。但是你给了凯瑟琳别人无法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能说这东西改变了她的生活，但是却可以说让她变成了一个情感更为深刻的人……”
亨利感谢格林，甚至感谢格林以令人难以接受的坦诚写下了他们三人的故事（在小说《恋情的终结》里，格林甚至没有给丈夫亨利取个化名），因为格林完善了妻子的生命。
凯瑟琳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把生活中偶尔出现的激情与纯粹的瞬间当成救命稻草，其他人都向生活妥协了，而她不能，并且为这“不能”感到深深的愧疚和痛苦。
无法因为生活的富足、安稳与温暖而满足，这不是文艺青年病，是绵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漫长矫情。人们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矫情”。对于“矫情”，毛姆在《面纱》中是这样解释的：
“从来无法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你填不了。”
格林冷漠、暴躁、残忍，可对于凯瑟琳却正好填补了灵魂漏风的缺口。
同样的丈夫、妻子、情人的三人行故事，还发生在日本作家冈本加乃子身上。冈本加乃子出生在明治年间，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女，嫁给了漫画家冈本一平。婚后，冈本加乃子连续遭到丧兄、丧女的打击，在痛苦之中，与年轻的大学生相恋。丈夫不仅一直守护着她，还同意她年轻的情人也在家中一起同居，直到大学生移情加乃子的妹妹。
之后，冈本加乃子又先后恋上了作家芥川龙之介、外科医生新田一。她甚至和情人、丈夫、儿子一起游历欧洲各国，写下大量游记。
冈本加乃子死时，丈夫和情人一直在病床前悉心照料。
平心而论，冈本加乃子的小说我并不非常喜欢，只觉得清新独特，但远远不如另一位早逝的女作家樋口一叶。但是川端康成对加乃子评价却非常高，说她“丰富而深奥”。
我一直以为，把生活变得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以此作为写作的材料，是二流作家的伎俩。现如今，我却不得不承认，生活与作品，很难分清楚谁为因谁为果。有才的人总是很多情，他们写下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一般，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人生也会随之而来。
（图片是根据格林《恋情的终结》所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2013-04-03 09:00)
蒋方舟/文
前段时间看美剧《纸牌屋》，男主人公的老婆每天早晨都有晨跑的习惯，有一天，她非常自然地跑入了社区的公墓当中。
这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刻。在国外旅游，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社区周围常常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成群墓地，其实也不甚肃穆，很多墓前杂草丛生，但感觉并不恐怖凄凉，反而很自然。我每路过一处墓地，总是进去转一圈，是出于非常自私的目的：在死去的人当中，能非常确凿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
我曾经看过一个建筑设计，德国西部的迪伦镇，镇东部墓园已开放成公共公园，公园的墓地间修了一个咖啡馆，人们在那里或交流，或回忆。咖啡馆四周都是反射玻璃，墓地景观投射在玻璃上，生者被逝者包围，两者融为一体，只觉得清新和温柔。
比起西方国家，中国城市却少见墓地。
可能有人会说这属于中西方文化差距，是西方笃信基督教的缘故。可是在东方的日本，东京随处可见没有围墙的一小片墓地。日本的墓地上立着方柱形的石碑，后面还插着象征佛塔的长条木板。曾经看过旅日作家李长声的文章，介绍日本的丧事都由所属的寺庙操办，丧葬费很贵，全国平均大概为14万人民币，而且墓地不能买，只能租。
我想起中国的坟地。前年年底，我爸打电话，说老家拆迁，把我爷爷奶奶的祖坟给迁了，补偿2000块钱，让我在网上发帖反映一下这件事。我爸一向害怕我惹事，这回反倒是我劝他还是忍让算了。活人被拆迁尚且难反抗，更何况死人。
这是在偏远的小城镇，尚容不下墓地。更毋论大城市了，在中国的大城市，不仅仅看不见墓地，甚至没有什么公共悼念的空间。
我第一次有公共悼念的概念，是去年到爱丁堡的某个公园，看到隔几步就有一个长椅，长椅上刻着“纪念我的爱妻/亡父……”等字样，这才发现“哀思”这件事不必凄凄惨惨戚戚。死亡为生者提供便利，这事并不晦气。
北京这座城市，除了远郊的八宝山，其他与生死相关的建筑，便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可它除了虚构的威严，并不给人其他任何感受，政治化的死亡属于政治，不属于人。
城市里的人，距离死亡越来越远了。“死”沦为修辞学的意义，而在日益鲜亮现代的城市里，除了冬夜街头偶现的路有冻死骨，死亡已不见其具体体现。
古人以“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为挽联，天地间的逍遥山水、清流茂林、良辰美景，生者与逝者共享。现在的人，在人死后烧些纸糊的豪宅豪车，以及劣质得可笑的大面额冥币，与其说是为了逝者，倒不如说是为了欺骗自己：死者生活在另一个比三体星还要遥远而未知的世界里。
人是否觉得死亡可怕，在于与它的亲近程度。作家三毛曾经写过自己逃学去坟场读书，因为坟场安静，她写：“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越逃避死亡，就越恐惧死亡。
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曾经讲述，“在北京，最怕去经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和病人。”他去八宝山为谢世的老作家送行，回来后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
我小时候，我爷爷逝世，我回老家参加他的葬礼。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我始终哭不出来，后来我父亲一把掀开盖在爷爷尸体上的白布，我看着他苍黄瘦削的脸，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这泪水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出于恐惧。死亡对我来说，因为陌生，所以惊悚。
可是，死亡真的陌生么？
它在我们周遭每天都发生，缓慢侵蚀着生的力量，生命的虚弱、干涸、消遁一刻不停地发生。生命的短暂与无常，永远如是。可是我们愿意去想光明的生的情景，而逃避着死亡的念头。我们厌恶思考从“死”里获取对于我们的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而把它缚在压抑的潜意识中。
如何看待死，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生。读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的原典《叶隐》，有四个字在我脑中一直挥之不去：“向死而生”。我想，不以延长寿命为目标的人生，大概会有些不同吧。三岛由纪夫对此的解读我谨记在心：“我们汲汲以求生之美的同时，倘若过于倔强于生，我们须了然我们恰可能背离我们生之大美。”
（图为德国迪伦镇的墓地咖啡馆）
(2013-04-01 17:52)
蒋方舟/文
一周内之内见了几对伉俪。
第一对伉俪是小朋友，男生是我的大学同学，学建筑的，女生是他女朋友是同校同系的小师妹，个子高高的，脸庞洁净，和他们聊天，忽然很羡慕他们的生活：画图、参观、旅行。过年的时候，两人一起去了东南亚，他们先是共游印度，然后一个去了越南柬埔寨，一个去了泰国缅甸，分头旅行，结束之后分享彼此的见闻。
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经历，聊天永远不愁没有话题。两人都是家境很好、心胸豁达的年轻人，眉目间都是活泼上进的神情，现实的、五斗米的焦虑似乎永远与他们无关。
男生毕业之后打算实习，全世界各地逛逛。他的女朋友打算出国留学。两个人都说一个十平方米见方的空间：有桌、床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充实到没有时间为未知的未来而恐惧，忙到没有时间去考虑挣多少钱才能享受，最大的梦想是买一个激光切割机，这样就不用和同学抢机器建模型了。
古人说志趣相投，志是目标，目标和趣味一致，的确是相处最高的要求。
第二对伉俪是同事。他们相识也是因为曾在杂志社共事，爱情长跑了几年，终于要结婚了。两个人都聪明、恶趣味、毒舌。他们都只是北京普通白领，精神生活的富足远远大于物质的富余。
聊到结婚的话题，女孩子说，如果你觉得水到渠成，结婚与不结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那就结婚吧。如果把结婚当做人生重大改变的契机，比如开始安稳的标志，或者改变状态的截点，那么还是不要结婚的好。
最后见的伉俪，年纪已经不小了。男方是我心目中觉得最像作家的作家。一头飘飘洒洒白长发，身材高而挺拔，很波西米亚的样子，说话幽默而温和有礼，举止绅士，又不失天真。他的女伴我也很喜欢，大气、正直、敏锐、犀利。
相约一起吃饭，我先到，正好看到他们手牵着手一起下楼，心里一暖。从前约吃饭，，他们吃完也是手拉着手一起坐地铁回去。这才有灵魂伴侣的感觉。
他们在一起许多年，一直没有结婚。后来一晚在拉斯维加斯吃饭，路过一个教堂，彼此约定如果吃晚饭教堂还没有关门的话，就去结婚。吃饭完，教堂果然没有关门，两人结为夫妻。
说起来，我也曾经是个喜欢戳破各种爱情童话的人：沈从文会写漂亮的情书也会出轨；萨特和波伏娃彼此都会写漂亮的情书，彼此都出轨；三毛和荷西的生活里也斥着关于生存的琐碎争吵……
觉得完美的感情不存在，让人对现实更容易满足。
后来见了见这些伉俪们，觉得人一生少年的恋人应该志趣相投，青年的恋人水到渠成，中年时候，两人都是完整而强大的个体，可又离不开彼此。有这样三段恋情，人生的情感经历可真是太饱满了。而在三段感情能够贯穿于一个人一生的条件，是它们不发生在同一个对象身上。
完美的感情求而不得，是苛求所有的元素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象身上。以善始善终来判断一段爱情的成败与否，想想
可真是太不合理了。
（开通了公共微信。。。微信号：蒋方舟）
(2013-02-14 10:34)
蒋方舟/文
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
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七十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
准确地说，《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讲义。
80年代末，一群大陆、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
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们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
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犬”。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
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忧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乌镇很快就沦陷，由汪伪政府来统治。
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得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多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收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是只有下棋。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们，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他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
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
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是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他文革被囚禁18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
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
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
木心说：“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话听起来悲凉，但或许是对的。木心死在乌镇，乌镇是个小镇子，殡仪馆也是小小的，挂着俗怆的绸布和标语，看起来十分可笑。是陈丹青赶来，花了两天两夜，才布置成体面得体的样子——连死都是如此。
陈丹青果然像颜回。孔子差点被杀，而颜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颜回终于赶上大家，孔子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颜回的存在，不仅是完全顺从，也是为了延续老师的鲜润光辉。
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
至诚至善的道，总是教人牺牲。《十诫》里讲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讲牺牲。《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讲牺牲。
木心的老师福楼拜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讲对于生活的牺牲。
木心说：“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他没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边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照顾。避于莫干山写作，提笔如轻叹：“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只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们的文学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疴，一片火热革命后的废墟，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块字，展开一幅完全不同的壮阔组图。直至今日，我们对木心仍是保持着警惕的崇拜，大陆文化界对他几乎噤声，这是源于他的陌生，还是我们的无知？大陆评论家们不熟悉他的腔调，把他的曲高和寡误以为是“木心的尴尬”，认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对现有的文化人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没有文化的人对他发生兴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反正都是误解。
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大雅。能用一派衰败的文明气脉托举出他的雅致，亦是我们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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