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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谣言的特点

当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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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加十年精选(附有赠书)

我的书开火车

第十本书《谣言的特点》

2009年1月1日出版

目前已上市

相信望远镜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相信楼梯,但从不相信台阶;

相信翼,不相信鸟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恶意,不相信恶人;

相信酒杯,但从不相信烧酒;

相信尸体,不相信人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许多人,但不再相信一个人

相信河床,但从不相信河流;

相信裤子,不相信腿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窗,不相信门;

相信母亲,但不相信九个月;

相信命运,不相信黄金的骰子,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塞萨尔·巴列霍(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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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7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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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在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毫无悬念地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

不是那种巨大的胖子,而是介于正规的肥胖和臃肿之间的尴尬体型,比标准体型重了十五斤。于是,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变成了电影《蝴蝶效应》系列,那只蝴蝶重达十五斤。

首先,我皈依了减肥。我可以整整一天滴水不进,然后第二天中午,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去三个食堂吃午饭,每次都是两荤一粟一两米饭加大可乐,像是一个人孢子分裂出了三个暴食症患者。其次,因为要么饿得百爪挠心,要么撑得寝食难安,我变成了一个昼夜颠倒的人,再加上觉得自己很邋遢难看,不愿意见人,逃掉了很多课。其三,逃课的空虚让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网购,击败了全国90%以上的电商消费者,和快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买的大多数是衣服,衣服又穿不进,羞愤难当,继续皈依减肥。

总之,那是我非常不快乐的几年。因为难以接受自己,所以蜷缩着,拒绝他人。

我很久之后才知道,人用来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在童年时候就已经形成。可是,用来开导自己、原谅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智慧,却往往在我们本该成熟的年纪,依然不具备。

每一世代的年轻人都是脆弱的,敏感的,容易受他人影响的。而对正在年轻着的一代来说,这个挑战却异乎寻常的艰难。

电影《楚门的世界》提出了一个假设,以及相应的解答:当一个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他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他逃走,获得自由。然而,如果所有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那么,又该如何逃避?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悄然发生的现实。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朋友圈、微博、贴吧、个人主页上展现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同样的平台上窥探他人的生活。我们无时不刻地不在评估他人,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评估。“个性张扬”只是狐假虎威的外衣,为了掩饰自卑与自恋此起彼伏、相爱相杀的脆弱。我们羡慕嫉妒着他人,也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修饰得让他人羡慕嫉妒。

我们对他人的意见过于敏感,无法忍受不被“点赞”的人生。

社交网络的核心在于“社交”,社交的动力,是出于人们无法忍受孤独;人们之所以无法忍受孤独,是因为人们无法拷问自己。

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镜子前,发现我们并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有趣、可爱、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 那么,你还喜欢镜子里的自己么?或者,镜子里的你,还喜欢自己么?

这个世界是否称赞你、羡慕你、爱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不断膨胀的谎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对自己足够诚实,并且接受诚实之后的不完美。

我偶尔去大学讲座,每次交流的环节都会遭遇“怎么办”的问题——“理想与现实有差距了,怎么办?”“兴趣爱好和解决温饱矛盾了,何去何从?”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是,人生的路啊,你没走怎么知道窄不窄?这些痛苦的疑惑,都只是指着地平线以外翻过两个山头还有十里地的地方,询问那儿是否有一片荆棘。

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什么“理想”与“现实”,而在于人的不安与胆怯:既要得到路终点的奖品,又不愿去走那条路;既要去爱,又害怕爱所带来的混乱与伤害。

失去的痛苦、被拒绝的痛苦、被伤害的痛苦、分别的痛苦,它们如此显眼地横在前行的路上,让人像逃遁到那个充满了“赞”的虚幻世界里。然而,我们是人,走在一条从摇篮到坟墓的路上,年轻在途中,老在途中。必须和真实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不是兀自为尚未发生的事情而恐惧。必须和真实的人发生各种关系,而不是如一座座只能遥远眺望的孤岛。

无痛的是人流,不是人生。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痛苦,它们有时会让我们更加强大。就像令我们受益最多的人,往往并不是良师益友,而是那些曾经努力伤害我们但最终并未能如愿的人。

时代让人变得更敏感,但人难以逆转时代的变化,只有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并不是指嘲笑同时代者,或是自我放逐到无人之境。而是趁年轻,输得起,去经历。并且让一切愉悦与不愉悦,都能够滋养内心,产生沉稳的判断能力。

坚持自我的前提是找到自我,这样才能够抵抗住琐碎生活对人的消磨。同时,抵抗住敏感,抵抗住敏感带来的恐惧与动摇,更为柔软而坚韧地活在当下,毫无疑虑地走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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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7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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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在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毫无悬念地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

不是那种巨大的胖子,而是介于正规的肥胖和臃肿之间的尴尬体型,比标准体型重了十五斤。于是,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变成了电影《蝴蝶效应》系列,那只蝴蝶重达十五斤。

首先,我皈依了减肥。我可以整整一天滴水不进,然后第二天中午,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去三个食堂吃午饭,每次都是两荤一粟一两米饭加大可乐,像是一个人孢子分裂出了三个暴食症患者。其次,因为要么饿得百爪挠心,要么撑得寝食难安,我变成了一个昼夜颠倒的人,再加上觉得自己很邋遢难看,不愿意见人,逃掉了很多课。其三,逃课的空虚让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网购,击败了全国90%以上的电商消费者,和快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买的大多数是衣服,衣服又穿不进,羞愤难当,继续皈依减肥。

总之,那是我非常不快乐的几年。因为难以接受自己,所以蜷缩着,拒绝他人。

我很久之后才知道,人用来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在童年时候就已经形成。可是,用来开导自己、原谅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智慧,却往往在我们本该成熟的年纪,依然不具备。

每一世代的年轻人都是脆弱的,敏感的,容易受他人影响的。而对正在年轻着的一代来说,这个挑战却异乎寻常的艰难。

电影《楚门的世界》提出了一个假设,以及相应的解答:当一个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他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他逃走,获得自由。然而,如果所有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那么,又该如何逃避?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悄然发生的现实。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朋友圈、微博、贴吧、个人主页上展现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同样的平台上窥探他人的生活。我们无时不刻地不在评估他人,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评估。“个性张扬”只是狐假虎威的外衣,为了掩饰自卑与自恋此起彼伏、相爱相杀的脆弱。我们羡慕嫉妒着他人,也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修饰得让他人羡慕嫉妒。

我们对他人的意见过于敏感,无法忍受不被“点赞”的人生。

社交网络的核心在于“社交”,社交的动力,是出于人们无法忍受孤独;人们之所以无法忍受孤独,是因为人们无法拷问自己。

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镜子前,发现我们并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有趣、可爱、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 那么,你还喜欢镜子里的自己么?或者,镜子里的你,还喜欢自己么?

这个世界是否称赞你、羡慕你、爱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不断膨胀的谎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对自己足够诚实,并且接受诚实之后的不完美。

我偶尔去大学讲座,每次交流的环节都会遭遇“怎么办”的问题——“理想与现实有差距了,怎么办?”“兴趣爱好和解决温饱矛盾了,何去何从?”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是,人生的路啊,你没走怎么知道窄不窄?这些痛苦的疑惑,都只是指着地平线以外翻过两个山头还有十里地的地方,询问那儿是否有一片荆棘。

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什么“理想”与“现实”,而在于人的不安与胆怯:既要得到路终点的奖品,又不愿去走那条路;既要去爱,又害怕爱所带来的混乱与伤害。

失去的痛苦、被拒绝的痛苦、被伤害的痛苦、分别的痛苦,它们如此显眼地横在前行的路上,让人像逃遁到那个充满了“赞”的虚幻世界里。然而,我们是人,走在一条从摇篮到坟墓的路上,年轻在途中,老在途中。必须和真实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不是兀自为尚未发生的事情而恐惧。必须和真实的人发生各种关系,而不是如一座座只能遥远眺望的孤岛。

无痛的是人流,不是人生。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痛苦,它们有时会让我们更加强大。就像令我们受益最多的人,往往并不是良师益友,而是那些曾经努力伤害我们但最终并未能如愿的人。

时代让人变得更敏感,但人难以逆转时代的变化,只有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并不是指嘲笑同时代者,或是自我放逐到无人之境。而是趁年轻,输得起,去经历。并且让一切愉悦与不愉悦,都能够滋养内心,产生沉稳的判断能力。

坚持自我的前提是找到自我,这样才能够抵抗住琐碎生活对人的消磨。同时,抵抗住敏感,抵抗住敏感带来的恐惧与动摇,更为柔软而坚韧地活在当下,毫无疑虑地走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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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7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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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一年级那一年,毫无悬念地把自己吃成了一个胖子。

不是那种巨大的胖子,而是介于正规的肥胖和臃肿之间的尴尬体型,比标准体型重了十五斤。于是,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变成了电影《蝴蝶效应》系列,那只蝴蝶重达十五斤。

首先,我皈依了减肥。我可以整整一天滴水不进,然后第二天中午,一个小时之内连续去三个食堂吃午饭,每次都是两荤一粟一两米饭加大可乐,像是一个人孢子分裂出了三个暴食症患者。其次,因为要么饿得百爪挠心,要么撑得寝食难安,我变成了一个昼夜颠倒的人,再加上觉得自己很邋遢难看,不愿意见人,逃掉了很多课。其三,逃课的空虚让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网购,击败了全国90%以上的电商消费者,和快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买的大多数是衣服,衣服又穿不进,羞愤难当,继续皈依减肥。

总之,那是我非常不快乐的几年。因为难以接受自己,所以蜷缩着,拒绝他人。

我很久之后才知道,人用来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在童年时候就已经形成。可是,用来开导自己、原谅自己、使自己变得强大的智慧,却往往在我们本该成熟的年纪,依然不具备。

每一世代的年轻人都是脆弱的,敏感的,容易受他人影响的。而对正在年轻着的一代来说,这个挑战却异乎寻常的艰难。

电影《楚门的世界》提出了一个假设,以及相应的解答:当一个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他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他逃走,获得自由。然而,如果所有人,活在所有人的窥探之下,那么,又该如何逃避?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悄然发生的现实。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朋友圈、微博、贴吧、个人主页上展现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同样的平台上窥探他人的生活。我们无时不刻地不在评估他人,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评估。“个性张扬”只是狐假虎威的外衣,为了掩饰自卑与自恋此起彼伏、相爱相杀的脆弱。我们羡慕嫉妒着他人,也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修饰得让他人羡慕嫉妒。

我们对他人的意见过于敏感,无法忍受不被“点赞”的人生。

社交网络的核心在于“社交”,社交的动力,是出于人们无法忍受孤独;人们之所以无法忍受孤独,是因为人们无法拷问自己。

可是,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镜子前,发现我们并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有趣、可爱、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 那么,你还喜欢镜子里的自己么?或者,镜子里的你,还喜欢自己么?

这个世界是否称赞你、羡慕你、爱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不断膨胀的谎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否对自己足够诚实,并且接受诚实之后的不完美。

我偶尔去大学讲座,每次交流的环节都会遭遇“怎么办”的问题——“理想与现实有差距了,怎么办?”“兴趣爱好和解决温饱矛盾了,何去何从?”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可是,人生的路啊,你没走怎么知道窄不窄?这些痛苦的疑惑,都只是指着地平线以外翻过两个山头还有十里地的地方,询问那儿是否有一片荆棘。

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什么“理想”与“现实”,而在于人的不安与胆怯:既要得到路终点的奖品,又不愿去走那条路;既要去爱,又害怕爱所带来的混乱与伤害。

失去的痛苦、被拒绝的痛苦、被伤害的痛苦、分别的痛苦,它们如此显眼地横在前行的路上,让人像逃遁到那个充满了“赞”的虚幻世界里。然而,我们是人,走在一条从摇篮到坟墓的路上,年轻在途中,老在途中。必须和真实的世界发生联系,而不是兀自为尚未发生的事情而恐惧。必须和真实的人发生各种关系,而不是如一座座只能遥远眺望的孤岛。

无痛的是人流,不是人生。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痛苦,它们有时会让我们更加强大。就像令我们受益最多的人,往往并不是良师益友,而是那些曾经努力伤害我们但最终并未能如愿的人。

时代让人变得更敏感,但人难以逆转时代的变化,只有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并不是指嘲笑同时代者,或是自我放逐到无人之境。而是趁年轻,输得起,去经历。并且让一切愉悦与不愉悦,都能够滋养内心,产生沉稳的判断能力。

坚持自我的前提是找到自我,这样才能够抵抗住琐碎生活对人的消磨。同时,抵抗住敏感,抵抗住敏感带来的恐惧与动摇,更为柔软而坚韧地活在当下,毫无疑虑地走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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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3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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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几乎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很少人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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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3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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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而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从没有一个人说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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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几天,接到国内最大的水果电商天天果园的邀请,希望我去给他们企业内部员工做个关于新女性的演讲。天天果园的负责人说,他们的用户超过2/3其实是一线城市年轻女白领,所以一直在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去“懂”她们。

被塑造的女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日剧《昼颜》,讲的是日本全(兼)职主妇,在老白天公出去工作之后,和其他的男性发生婚外情。一对主妇,结为互助小组,彼此掩护,姐妹双修。我还同时看了还有一部叫做《满足》的美剧,讲的是实现了“美国梦”的家庭,妻子在老公上班之后去找应召男郎。

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两部剧都“教唆女人出轨”,可从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看,它们提了一个问题:中产实现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怎么办?

这仿佛是《安娜·卡列宁娜》在21世纪的重演,大理石的流理台、木质地板、孩子老公都离开后空荡得听到回响的家。女人无法从这种一马平川的“幸福”当中获得满足,更糟糕的是,无法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我,不认同我;我,无法解放我。

到底是当主妇还是及事业女性,很多情况下,这个选择并不取决于女人自己。

日本战后为了促进消费与生育,掀起“妇女返家”的高潮。“家庭妇女”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比如太太也出去工作,且收入到达某个标准,那么丈夫就要付更高的税款。而同时期的中国,妇女被当做男人看待,呼唤她们投入火热的革命建设。

半年之前,我去日本,问一位内阁审议官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说要号召女性投入社会,并且开始修建各种保育机构。那种认真地准备便当、擦地泡茶记手帐的温柔妈妈,或许会成为遗迹。此时,中国反而越来越希望女性回厨房——不要妄下“女人时代来临”的结论,2010年城市女性就业率由1990年的77%下降到了61%。

定义自我的新女性

在现实世界里,女性依然被男性塑造,甚至“女强人”的形象,也是被男人主导的政治所塑造。

在互联网的世界,女性反而获得了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除了约炮和相亲,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用户的性别;一个高中少女和一个成功的商人具备同样自由表达的权利,前者或许还有更多的听众。

枪的发明,让女人和男人在肉体上具有几乎相同的力量感。互联网的发明,则让女人和男人在表达和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有相同的力量感。

我讨厌把“新女性”等同于“事业女性”——电视剧里演女强人的演员总是昂头皱眉翻白眼,“新女性”是互联网女性,是具有自我定义能力的女性。

她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暖男”,不是飞檐走壁刀山火海的教授,不是被当做灾区人民被拯救、不是被当做老弱病残去关怀,更不是被当做问题解决,她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价值认同:作为独身者、作为单亲母亲、作为离异的女性。

新女性和电商

日本作家村上龙有本书叫做《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男人就像一次性打火机,出毛病了或者气用光了,牢骚都不用发,直接扔掉。那么女人是什么?所有的女人都是奢侈品。

区别在于男人重视功能性,女人重视一件东西给自己的感官享受。

所以女人爱买奢侈品。何谓奢侈?昂贵、花哨、可炫耀的、满足欲望,就代表了奢侈么?

爱马仕总裁写的《奢侈》重新定义:

“拿出时间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如此才能开始为奢侈下定义。”

有时间认真地做一顿早饭,或是能完整地看完一本书,听完一张唱片的女性,相对于早晚高峰挤地铁、三餐都叫外卖的女性,是奢侈的。

如今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要求快速得到结果,马上得到回报,东西要卖得快,盈利要居高不下…驱使着人们越来越快和焦虑地前进。

焦虑所伴随的一定是反思: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新的女性,能力上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男性,她们更急迫地要求得到更为舒适且有尊严感的生活方式。

传统电商解决的是快、更快、最快;全、更全、最全;功能的提升带来的并不是情感的共鸣,商品目录从10页变成了20页,也并不意味着“奢侈感”的提升——奢侈感并不通过价格体现,而在于对最小细节的检验,以及对品味和个性的尊重。

传统电商面对女人,同时简单的把女人分类“温婉的贤妻”“恨嫁的白领”“高冷的女强人”,然后根据每个分类制定一套标准产品。这种简单粗暴的合并同类项,其实是一种贬低,认为同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的女人的兴趣爱好理想全是一样的,抹灭了她们的个性。

互联网更新着女性,如何去笼络这个全新物种?首先,要尊重她,不是帮她开门给她让路,而是认同她,不妄图去改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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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塑造的女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日剧《昼颜》,讲的是日本全(兼)职主妇,在老白天公出去工作之后,和其他的男性发生婚外情。一对主妇,结为互助小组,彼此掩护,姐妹双修。我还同时看了还有一部叫做《满足》的美剧,讲的是实现了“美国梦”的家庭,妻子在老公上班之后去找应召男郎。

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两部剧都“教唆女人出轨”,可从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看,它们提了一个问题:中产实现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怎么办?

这仿佛是《安娜·卡列宁娜》在21世纪的重演,大理石的流理台、木质地板、孩子老公都离开后空荡得听到回响的家。女人无法从这种一马平川的“幸福”当中获得满足,更糟糕的是,无法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我,不认同我;我,无法解放我。

到底是当主妇还是及事业女性,很多情况下,这个选择并不取决于女人自己。

日本战后为了促进消费与生育,掀起“妇女返家”的高潮。“家庭妇女”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比如太太也出去工作,且收入到达某个标准,那么丈夫就要付更高的税款。而同时期的中国,妇女被当做男人看待,呼唤她们投入火热的革命建设。

半年之前,我去日本,问一位内阁审议官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说要号召女性投入社会,并且开始修建各种保育机构。那种认真地准备便当、擦地泡茶记手帐的温柔妈妈,或许会成为遗迹。此时,中国反而越来越希望女性回厨房——不要妄下“女人时代来临”的结论,2010年城市女性就业率由1990年的77%下降到了61%。

定义自我的新女性

在现实世界里,女性依然被男性塑造,甚至“女强人”的形象,也是被男人主导的政治所塑造。

在互联网的世界,女性反而获得了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除了约炮和相亲,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用户的性别;一个高中少女和一个成功的商人具备同样自由表达的权利,前者或许还有更多的听众。

枪的发明,让女人和男人在肉体上具有几乎相同的力量感。互联网的发明,则让女人和男人在表达和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有相同的力量感。

我讨厌把“新女性”等同于“事业女性”——电视剧里演女强人的演员总是昂头皱眉翻白眼,“新女性”是互联网女性,是具有自我定义能力的女性。

她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暖男”,不是飞檐走壁刀山火海的教授,不是被当做灾区人民被拯救、不是被当做老弱病残去关怀,更不是被当做问题解决,她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价值认同:作为独身者、作为单亲母亲、作为离异的女性。

新女性和电商

日本作家村上龙有本书叫做《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男人就像一次性打火机,出毛病了或者气用光了,牢骚都不用发,直接扔掉。那么女人是什么?所有的女人都是奢侈品。

区别在于男人重视功能性,女人重视一件东西给自己的感官享受。

所以女人爱买奢侈品。何谓奢侈?昂贵、花哨、可炫耀的、满足欲望,就代表了奢侈么?

爱马仕总裁写的《奢侈》重新定义:

“拿出时间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如此才能开始为奢侈下定义。”

有时间认真地做一顿早饭,或是能完整地看完一本书,听完一张唱片的女性,相对于早晚高峰挤地铁、三餐都叫外卖的女性,是奢侈的。

如今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要求快速得到结果,马上得到回报,东西要卖得快,盈利要居高不下…驱使着人们越来越快和焦虑地前进。

焦虑所伴随的一定是反思: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新的女性,能力上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男性,她们更急迫地要求得到更为舒适且有尊严感的生活方式。

传统电商解决的是快、更快、最快;全、更全、最全;功能的提升带来的并不是情感的共鸣,商品目录从10页变成了20页,也并不意味着“奢侈感”的提升——奢侈感并不通过价格体现,而在于对最小细节的检验,以及对品味和个性的尊重。

传统电商面对女人,同时简单的把女人分类“温婉的贤妻”“恨嫁的白领”“高冷的女强人”,然后根据每个分类制定一套标准产品。这种简单粗暴的合并同类项,其实是一种贬低,认为同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的女人的兴趣爱好理想全是一样的,抹灭了她们的个性。

互联网更新着女性,如何去笼络这个全新物种?首先,要尊重她,不是帮她开门给她让路,而是认同她,不妄图去改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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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2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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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曾经就读的大学疯狂崇拜体育运动。这所学校庆祝所有重大时刻的方式,就是一群人发疯似地跑步:新生赤脚跑、阳光长跑、男子3000米和女子1500米测试跑、毕业人生起航跑、元旦长跑、研究生长跑、马拉松跑,当然还有自主招生体质测试跑。

  无论什么时候在校园行走,都能看见满面潮红汗流浃背的跑步者,他们的短裤往往短而宽松得令人尴尬,T恤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自信和优越。

  我一度觉得他们傻乎乎的——直到我也加入拜长跑教。为了通过体育测试,我每天晚上去楼下的操场跑五公里。上百人在一起,庞大的沉默的团体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巨大标语下,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锐利的步伐激起尘土。

  我每次跑步时看着自己影子里晃动的马尾,总是说不出来的喜悦。后来我看了一篇《跑步十大好处》的文章,除了身体健康、减轻压力这些好处,还有一条是:能够有宗教圣徒般的“跑步者高峰体验”。

  是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是这种高峰体验,莫名的兴奋与平静,让所有的跑步者有了隐秘的情感共鸣,犹如沐浴在同一片圣光之下。

  如果把慢跑者看做宗教圣徒的话,那么它的神是谁?

  它的神就是自己,一个腰杆挺直地跑步的自己。跑步时肌肉的运动调到最和谐的频率——用慢镜头看,肌肉的每一丝细微颤动都让人沉醉。跑者沉浸在随身听的音乐中,封闭在肉体能量的消耗里,享受着战胜肉体折磨的强大意志力。

  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之后,就写了《美国》一书,讲他眼中这个“已经变成现实的乌托邦”的国家。他形容随处可见的慢跑者:“显然,他们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精疲力竭;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继续在你面前,像着了魔的人一般舞蹈……”

  最新的日剧《大川端侦探所》里的一个情节,刚好是对这段话的绝妙注释。主角是一个资深跑步信徒,他每天用25分钟跑完一万米,跑完全马只需要2个小时整,他享受能量消耗和超越极限的快乐。

  他对长跑有一段热血、古怪、但又不无道理的阐述:“如果让马、熊、长颈鹿、犀牛、牛、狗、猫、人一起跑步,你觉得最慢的是哪个?是人。短跑最慢的是人,跑不过野生动物就算了,连家禽和宠物都不如,人类真是太逊了。但是长跑就不一样了,长跑需要能调节体温,也就是说必须是全身有汗腺,能出汗排汗的动物,才能成为第一名,这种动物就是人类。”

  然而,他因为过度服用兴奋剂而死掉了。 

  当然,大多数的城市慢跑者并没有向这项运动献祭的打算,他们只是上进本分的中产阶级——用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自己和胖头胖脑、大腹便便的土豪区别开。他们是市民的进化版,生计满足之后,决定有新的精神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慢跑除了听起来洋气一点,本质上和广场舞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沉浸在变得更健康的幻觉之中,都快乐,都具有病毒一样的传播性,都抗拒雾霾、粉尘、城管的阻拦,同好们都热情温暖如兄弟姐妹一样向你伸出手。

  如果把信仰的定义广义化的话,那么现代城市里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慢跑者。

  他们统一着装、动作整齐、神情肃穆;他们大多出现在每天的清晨或者夕阳西下,每天计时打卡来记录自己的虔诚程度;他们风雨无阻、简素规律、燃烧热情、长命百岁。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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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2 10:11)


蒋方舟

 

    我曾经就读的大学疯狂崇拜体育运动。这所学校庆祝所有重大时刻的方式,就是一群人发疯似地跑步:新生赤脚跑、阳光长跑、男子3000米和女子1500米测试跑、毕业人生起航跑、元旦长跑、研究生长跑、马拉松跑,当然还有自主招生体质测试跑。

 

    无论什么时候在校园行走,都能看见满面潮红汗流浃背的跑步者,他们的短裤往往短而宽松得令人尴尬,T恤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自信和优越。

 

    我一度觉得他们傻乎乎的——直到我也加入拜长跑教。为了通过体育测试,我每天晚上去楼下的操场跑五公里。上百人在一起,庞大的沉默的团体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巨大标语下,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锐利的步伐激起尘土。

 

    我每次跑步时看着自己影子里晃动的马尾,总是说不出来的喜悦。后来我看了一篇《跑步十大好处》的文章,除了身体健康、减轻压力这些好处,还有一条是:能够有宗教圣徒般的跑步者高峰体验

 

    是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是这种高峰体验,莫名的兴奋与平静,让所有的跑步者有了隐秘的情感共鸣,犹如沐浴在同一片圣光之下。

 

    如果把慢跑者看做宗教圣徒的话,那么它的神是谁?

 

    它的神就是自己,一个腰杆挺直地跑步的自己。跑步时肌肉的运动调到最和谐的频率——用慢镜头看,肌肉的每一丝细微颤动都让人沉醉。跑者沉浸在随身听的音乐中,封闭在肉体能量的消耗里,享受着战胜肉体折磨的强大意志力。

 

     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之后,就写了《美国》一书,讲他眼中这个已经变成现实的乌托邦的国家。他形容随处可见的慢跑者:显然,他们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精疲力竭;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继续在你面前,像着了魔的人一般舞蹈……

 

   最新的日剧《大川端侦探所》里的一个情节,刚好是对这段话的绝妙注释。主角是一个资深跑步信徒,他每天用25分钟跑完一万米,跑完全马只需要2个小时整,他享受能量消耗和超越极限的快乐。

 

    他对长跑有一段热血、古怪、但又不无道理的阐述:如果让马、熊、长颈鹿、犀牛、牛、狗、猫、人一起跑步,你觉得最慢的是哪个?是人。短跑最慢的是人,跑不过野生动物就算了,连家禽和宠物都不如,人类真是太逊了。但是长跑就不一样了,长跑需要能调节体温,也就是说必须是全身有汗腺,能出汗排汗的动物,才能成为第一名,这种动物就是人类。

 

    然而,他因为过度服用兴奋剂而死掉了。  

 

    当然,大多数的城市慢跑者并没有向这项运动献祭的打算,他们只是上进本分的中产阶级——用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自己和胖头胖脑、大腹便便的土豪区别开。他们是市民的进化版,生计满足之后,决定有新的精神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慢跑除了听起来洋气一点,本质上和广场舞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沉浸在变得更健康的幻觉之中,都快乐,都具有病毒一样的传播性,都抗拒雾霾、粉尘、城管的阻拦,同好们都热情温暖如兄弟姐妹一样向你伸出手。

 

     如果把信仰的定义广义化的话,那么现代城市里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慢跑者。

 

     他们统一着装、动作整齐、神情肃穆;他们大多出现在每天的清晨或者夕阳西下,每天计时打卡来记录自己的虔诚程度;他们风雨无阻、简素规律、燃烧热情、长命百岁。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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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7 08:50)


               蒋方舟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着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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