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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谣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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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开火车

第十本书《谣言的特点》

2009年1月1日出版

目前已上市

相信望远镜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相信楼梯,但从不相信台阶;

相信翼,不相信鸟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恶意,不相信恶人;

相信酒杯,但从不相信烧酒;

相信尸体,不相信人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许多人,但不再相信一个人

相信河床,但从不相信河流;

相信裤子,不相信腿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窗,不相信门;

相信母亲,但不相信九个月;

相信命运,不相信黄金的骰子,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塞萨尔·巴列霍(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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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7 08:50)


               蒋方舟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着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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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7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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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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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9 10:25)

蒋方舟 

 

     一个人的自我欺骗叫做矫情,一群人的自我欺骗叫做刻奇。

    我们从小到大都处于刻奇之中:小时候写作文“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骄傲地笑了”,军训结束之后抱着教官哭得稀里哗啦在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引来千人围观如同商场促销。

    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带着激动和赞美看着自己的灵魂,感慨自己的崇高。

    网络时代,刻奇变得越来越专制:灾难之后,微博上满屏插遍红蜡烛,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微信上大量的“男人一生要懂的10句话”“母亲20个让你流泪的瞬间”“关于小日本你不知道的99件事”,大多缺乏逻辑和审美,极尽煽情之能事,让人躲避不及。

    刻奇用“珍爱生活,快乐当下”的空洞慰藉,掩盖人生的千疮百孔。刻奇用热泪高呼和呐喊,欺骗了人们渺小的灵魂。刻奇用粗糙简单的“正能量”包装苦难,让我们对社会顺从。

    刻奇,是一切真实的反面。

 

    格林伯格与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的原意如今并不可考。一说是指在三明治上涂抹一些精美的东西,来抚慰孩童;另一种说法是保留一些破烂,作为人生中某个时刻的纪念。刻奇被广泛认知的定义,是指一些通俗的、商业化的艺术和文学,包括杂志封面、广告、廉价油画、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等等。刻奇也指一种简单化的艺术风格,比如用黄昏来表示柔和氛围,用儿童、奔跑的小狗来表示天真无邪。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

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

    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

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

 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明朝文人沈德符曾经说过自己识别出的三重审美趣味:文人雅士居上,士绅热衷艺术者居中,易上当受骗的新安或徽州商人居末。

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古代有故事,有个商人想得到一幅《水月观音》,再三央求,前后十数年,画家终于答应下来,历时三年才完成,当画完成送给商人的时候,其人已经故去。

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也无法要求一工人为一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页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去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

一百年前,没有非洲人是刻奇的,而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都能批发到非洲风情的硬木雕塑。被格林伯格斥为“高等刻奇产品”的《纽约客》现在只剩下“高等”两个字。艺术家要么是热闹的,要么在表演着孤独。

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人类正在走向虚张声势,而刻奇,就是我们的缩影。

 

 

昆德拉与刻奇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给了刻奇新的含义:

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

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

格林伯格认为刻奇的反面是艺术,而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反面是粪便。

昆德拉小时候看到一本木刻插画的《圣经》,看到上帝的形象,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吃东西,就有肠子。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一种上帝和粪便共存的事实。

一个刻奇的世界,就是一个既不承认粪便,也不承认亚当和夏娃之间有性亢奋的世界。一个刻奇的世界,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把战争的目的包装崇高而神圣的世界。

昆德拉对于刻奇的反对,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他反感统治者在检阅台上高高在上的笑容,同样反感抗议者的热泪与激情。

一个二十多岁拿起枪去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与其说是收到某种召唤,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形象迷住:在一个汇聚着成千上万目光注视下的伟大舞台。

刻奇是自我迷恋,是灵魂的膨胀。昆德拉写道:“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

《华尔街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独裁者爱刻奇的文章。文章的配了一幅图:金正日端坐在巨幅图画前,画中是奔流的瀑布和几只小鸟。

报道说,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刻奇艺术,采取的是非常浅白的隐喻:奔流而猛烈的瀑布象征着领导人的绝对力量,而几只小鸟象征着乐园中的人民。

属于刻奇艺术的,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修建的“胜利之手”的雕塑。两只巨大的手按照萨达姆的手建造,各握一只巨大的剑在天空中汇合。同样被批评为“幼稚的刻奇”的,还有普京裸着上身蝶泳和骑马的照片,“显示出自己超级汉子,而且把自己视为超越常人的象征”。

刻奇,作为一种宣传,是不惜一切讨好所有人的态度。为了说服所有人,它让生命超越自身,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美感。

 

 

 我们与刻奇

 

人们期待得到高于自身的人物的赞扬,在很久之前,这个评价的人是神、是上帝、是高于自己的生命体。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发展,把人们从上帝那里解救出来没有了上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上帝的化身所以要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一个感觉自己与其他人类同在的时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神圣的时刻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我欺骗,并寻求认同

我们寻找容易擦掉的眼泪:韩剧中得绝症死掉的女主角,电影里妻离子散、母子分离哭天抢地、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驼背;我们寻找成本极低的崇高:在微博上呐喊“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夜我们都是XX人”;我们寻找轻而易举的共鸣:“能哼出《黑猫警长》的主题歌说明你老了”“还记得小时候拍过的“圣斗士星矢”的画片么?”

欺骗是对别人掩盖真情,自欺是对自己掩盖真情。自我欺骗很难克服,因为它如同气球爆炸一样在瞬间发生,自身甚至毫无察觉。

克服刻奇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孤独。当其他人共同感动、流泪、愤怒、快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勇气不与他同悲同喜。

克服刻奇,并不是靠嘲笑他人“刻奇”来实现,而是靠捍卫自身的情感,如同捍卫自己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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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8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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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抵制一切抵制

蒋方舟

 

      今年已经过去了快一半,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一部引起广泛讨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文学戏剧。那么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是新闻,接二连三、骇人听闻的新闻。我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每天有几条头条新闻推送,而几乎每条都让人忍不住大声念出来和周围人分享,满桌咋舌惊叹。

    我们进入了新闻可以满足一切耳目视听需求的时代。

    而在今年各种新闻引起的反应当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就是“抵制”。

     从MH370失联开始,社交媒体就开始了“抵制马来西亚”的呼声。某个时尚杂志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百位明星名人为生命尊严呐喊”的活动,许多演员、歌手转发微博,“呐喊”道:“真相在哪里?”“马来西亚还我真相!”

    真相还不明,他们却笃定被马来西亚政府隐瞒掩盖,而他们的“呐喊”对于飞机的搜寻也没有任何帮助,或许整场活动值得安慰的一点是:他们看起来很正义。

    “抵制马来西亚旅游、产品、电影、明星!对他们实施经济制裁!”每个人的社交空间里都几乎能看到这样的呼召,“转给你身边的同胞!”宣言这样说道,好似一人少花一块钱,就能饿死马来西亚人。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就占40%以上,而且大部分是经商为主。所以很有可能“饿死”的是自己人。

    中国人变得有钱了,这也是很多“经济制裁”来得更有底气的原因。而从积贫积弱变成了巨大经济体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过度敏感的自尊心。《时代周刊》上形容等待马航消息的家属是“新中产阶级”“日晒过度的脖子和不合体的西装”,一切国人认为是对中国人国际形象的侮辱,“抵制高贵冷艳的《时代周刊》!”他们说。

     因为台湾的“反服务贸易”而抵制台湾,因为“幼童当街便溺”而抵制香港——不过这有些尴尬,香港到底是自己人,这就像北京抵制上海一样。于是开始抵制杜汶泽,因为他出言嘲讽挑衅大陆网友。

    “抵制(boycott)”一词,来源于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查尔斯·C·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他从英军退役后,任爱尔兰某个县的房地产经纪,他所管辖的土地被选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改革由爱尔兰政治家发起,向地主要求更便宜的租金和固定租期,然而查尔斯·杯葛公开反对这项改革,他拒绝降低租金,并且开始驱逐佃户。

      土地改革的领袖说:“如果有人通过把别人赶走占有一块土地,那么无论你们在路上、在商店、在公园里、在市场上,哪怕是在做礼拜的地方遇到这个人,都不要理睬他,把他从道德上进行放逐——— 把他和家乡的其他人隔离,就像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们必须把你们对他所犯罪行的憎恶表现出来。”

      不久之后,杯葛一家就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不允许进入商店,洗衣店不给他服务,连送快递的小哥都威胁,如果他继续,就要动用暴力。

     “抵制”一词,从一开始就满溢着民族主义的意味:杯葛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房地产经纪。

      中国最早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缘由是美国与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内进入美国,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歧视政策。中国国内开始发生巨大的反弹,二十多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美货的活动,游行比比皆是,传单诗歌遍布街道。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城市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为期两年的抵抗美货带来多少出乎意料的结果:它反而刺激了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份额,抵制结束之后,美货的销量不减反增。

       1905年到1931年不到30年中,平均两到三年,中国就会出新一次抵制外货的活动。抵制运动,毋庸置疑是民族意识的苏醒。在共同抵抗外部敌人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前所未有的清晰与强大。

      在可以回忆得起的过去,我们抵制过美货、日货、台湾、菲律宾、家乐福、星巴克、脱口秀主持人jimmy kimmel、美国著名青年歌唱表演艺术家Justin bieber……我记忆里最奇怪的一次抵制,是某年的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

       在我的理解里,抵制的对象应该是强权、欺凌、不公正的待遇和排挤。当抵制的对象是圣诞老人和过于脆弱的自我,那么,我抵制“抵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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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所钟爱的寓言小说

一个已经被引用多次的典故:画家保罗·克里画了一幅画,一个天使凝视着前方,张开翅膀,准备离开,画名叫做《新天使》,本雅明是这样解释的:天使脸朝着过去,背对着未来。面前是历史的废墟,他想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天堂刮来的风暴无可抗拒地把他吹向未来。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寓言小说作家,是最当之无愧的“新天使”,他们永远面对着过去的废墟,用隐晦的语言,提醒着人们所犯过的错误。

寓言小说,是永远悬在我们头顶上的问号:我们到底让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

1 《猫的摇篮》(美国 冯内古特》

美国伟大的荒诞小说作家冯内古特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讲述原子弹之父发明了一种能够让整个世界冰化的“ICE-9”,他把这个武器平分给了他的三个子女,由此引发的故事。

小说否定了科学,嘲笑了政治,讽刺了宗教。无论你认同与否,这本书都会让你重新审视现代生活。

冯内古特的书显然依然被不断出版,以至于我总是忘了他已经在2007年过世的事实。他说过:“一定要在一个本来没有道理的世界里老讲道理,当然是令人疲惫的。”

2 《1985》匈牙利 道洛什·久尔吉

1985年1月,老大哥不治身亡。

这本书描述的是老大哥死亡之后的故事。高层分裂,中层松动,底层暗涌,然而随之到来的真的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么?

《1984》让人愤怒,《1985》令人绝望。乔治·奥威尔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道洛什·久尔吉提醒我们距离真正的自由还有多远。

3 《梦幻宫殿》 阿尔及利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小说背景虚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主人公在”梦幻宫殿(睡眠与梦境管理局)“工作。这里每天的任务是搜集分析人们的梦境,因为政府相信,要维持统治,仅仅控制人们的思维是不够的,还要控制人们的潜意识……

一本薄薄的小说,一个引人入胜的设置,一个令人意外的结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任何人,一旦控制住人类生活的幽暗领域,便能行使无边的权力。”

4 《羞耻》 英国 拉什迪

主人公奥马尔·沙克尔是三个母亲和一个军官的孩子。他是一个混乱世界的旁观者,眼看哈拉帕及海德两个家族陷入了混乱而复杂的政治斗争。

整部小说可以看做是对巴基斯坦文明深刻的讽刺和反思。历史的暴力、现实的暴力、宗教的暴力在小说中交织,构成了一个放纵污秽,却让人欲罢不能的世界。

拉什迪遭到政治追杀的事实,恰好是对他小说的绝佳诠释:“不知羞耻”是人类对自己的羞辱。

5 《等待野蛮人》 南非 库切

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一个虚构的帝国,一个虚构的敌人——帝国一直宣称边疆有“野蛮人”将要进攻,以灾难的想象,来避免自己政权分崩离析。一个驻守的边疆的行政长官是小说的叙述者,某一日,帝国来的长官开始逮捕、拷问和殴打从沙漠深处抓来的“野蛮人”……

行政官被目睹的酷刑唤醒良知,小说中,逼供的长官这样得到真相:“首先,我听到了谎言,然后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痛就是真相。

大门紧闭,小说家站在酷刑室的门外,以想象来代替他被禁止看到的惨剧。那间神秘的黑屋子,成了小说家驰骋想象力的天地。

小说揭示了一个简单但是经常被忽略的真相:总有一天,被敌意虚构出的“敌人”,被利用,被渲染,会变成真正的野蛮人。

7 《使女的故事》 加拿大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由于核泄漏,基列国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为了更好的统治以及人口再生产,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人按照等级分配。另外,基列还建立了一系列的惩罚,而最有效的,就是“大众暴力”,强迫“使女”目睹和参与屠杀……

强权把人从正常变成非正常,每个人都陷入了对更高等级的向往和追求当中。连最高权力者——总统,也是受监视的无力者。而受压迫最深的“使女”该如何抵抗?

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女性主义政治寓言。

8 《四书》 中国 阎连科

作者淡化了小说背景,可是依稀可以辨别暗示的是大饥荒时期的故事,“作家”、“学者”、“宗教”和“音乐”是四个被改造的劳役者,他们都要听从”孩子“的领导。

文学被践踏,音乐被禁止,知识被焚烧,宗教被检查……荒谬的事实,在看似平淡的环境中缓慢地流淌。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宗教隐喻,在狂乱中给人以力量感。小说的最后,以“孩子”的自戕结束。

当真实过于复杂,以至于难以触碰,或许虚构反而成为最能接近真实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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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青年与刻奇

 蒋方舟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文艺活动,是个读诗会。读的是波兰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诗,参加者大多数是某个专门读诗歌的公共微信账号的声优和听众。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文艺的活动,活动之前,我以为人数并不会很多——多十几人吧,因为辛波斯卡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诗人。令我诧异的是,冬日的晚上,小小的场地竟然挤得满满当当,人群挤在门口探着头。

陌生读者聚在一起去分享一个作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成了读者的财产,被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比如东欧作家只是按照作家的本能书写现实,却被西方理解成政治寓言与符号。而在读诗会,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相信自己与诗人有种说不出的神秘联系:“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女性,她专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从外地赶来。她说读诗让自己摆脱出庸常的琐事,希望自己像辛波斯卡一样,面对世俗的荒谬,有一双清亮的眼睛。她说得真诚,读得动情,听者也无不感动。

这是一个不失温馨的晚上,所有人沉浸在同样一种文艺的感动氛围中。但到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稍微有点出戏。我有种感觉:任何情感一旦被组织化,就有宗教化的嫌疑。组织中的所有人进入了一种接近幻觉的自我感动,看到谁都亲切,任何一句话都觉得说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我想到了魏晋时候,文人雅士空谈玄学时要服食五石散——也就是嗑药。它的作用是能让人的思维和身体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需要喝酒来发散药力,所以每个人都嗨赖赖。我还读过一个未经证实的野史,说古人弹古琴前焚香洗手,焚的香就是致幻剂。清醒的时候听古琴声并不悦耳,略有些生涩,然而在致幻剂的作用下,那声音对听众来说宛如排山倒海。如果无法设想其效果,可以想象一下在酒精和大麻作用下听摇滚乐。

人群聚集时去践行一种共同情感时,是需要一些幻觉的。人生中经常有这种时刻,处在群众之中,感情起伏之剧烈仿佛脱离自己的掌控,当回到现实生活,会有恍若隔世之感。

我上一次有同样感觉的场合,是关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读者分享会。到场的女性为主,每个人视三毛为灵魂知己,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所有人讲述着关于心灵与爱的故事,轻声说着散文诗里才会出现的词汇让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下问旁边人一句“一会儿去哪儿吃饭?是一件不雅而亵渎的事情。

“刻奇”,这是无需服用的致幻剂,是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五石散。

刻奇(kisch),根据景凯旋在《大众的坏品味》中的叙述,这个词源于德语Kitschen,原义是涂抹,指在三明治上抹上一点精美的东西,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本来是用来形容廉价而矫作的艺术品,比如画给中产阶级的风景油画。

后来,米兰·昆德拉把这个词上升到心理学层面,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第一种眼泪说: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着,多好啊!第二种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 第一种眼泪顶多能被称为“自媚”,或者说有点“矫情”,基本无可厚非;第二种眼泪,就是十足的kitsch了。”

“刻奇”由于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译作“媚俗”而被误会,把它和畅销书、贺岁片、低级笑话、胸露乳的女郎联想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刻奇”是很多,是文艺青年聚集在一起,被自己以及彼此感动;也是小众范围内口碑好的艺术电影是金碧辉煌的土豪别墅,也是刻意朴素简约的艺术住宅。 

人人都不能免俗地有着“刻奇”时刻,哪怕你再清醒与警惕。人无法只依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必须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包装,对崇高情感(例如集体荣誉、爱国、牺牲)的追求,对美学的向往,对终极目标的想象。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更能解释“为什么要活着”。而当我们把它代入日常生活,植入社群,由自我欣赏变成一种群体共鸣,我们就陷入了“刻奇”。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远离“刻奇”,它并不是一件值得嘲笑的情感。至少,文艺青年因为它而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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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

 

没有比女性更难做的了。打扮得太好,叫做“冶容诲淫”;完全不打扮也不行,因为女要“为悦己者容”。完全没有才华,会被轻视和玩弄如果过于有才华,就简直不会被当做女性看待。

女性不能过得失败,可是最好也不要太过成功。长久以来都有一种观念:成功女人的婚姻与生活大都不幸福,所以应该回归平凡,学会用一手好菜拴住老公的胃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深以为然,后来才意识到成功女性只是少数,所以她们的不幸福的案例就会被夸大,而大多数女性的无奈与妥协在数量上其实更多。另外,成功女性幸福的阈值更高,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女性难为,因为男性如此难以取悦。

即使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大众媒体正在敲锣打鼓地宣告“女性世纪”的来临。然而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女人仍然社会标准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

在古代,这种针对女性的标准被白纸黑字地写成了《女德》《女诫》在现代,则换做了一种隐性的表达,无时时刻地出现在生活的视野里。最为恶劣粗鄙的形式是电视购物里一个女人愁眉苦脸地说:“越来越松弛,老公再也不正眼看我,怎么办?”以及网页旁边的小广告:“那里黑黑的,男友总是怀疑我不是处女。怎么办?”

更具迷惑性的表现方式是诸如《甄嬛传》之类,虽然被誉为“励志逆袭”的宝典,实际上讲只是一个争风吃醋去争夺男性的关注与宠爱的故事。

为什么女人总要服从种种标准,如同笼子里的小白鼠?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女性的魅力依靠男性的赞美和承认而存在。

 

杜拉斯的《情人》有个无人不知的开头,一个男子从大厅另一头走来,对我说:比起您年轻时候的面容,我更喜欢您现在备受摧残的脸。

    一个垂垂老妇与一个青壮年的男人,这画面何等荡气回肠,以至于被全世界女文青奉为圭臬试着想一下,如果这个开头换做一个老妇在大厅长椅上自言自语:“我年轻的时候还不错,但现在老了更美。”读者大概只会感慨:嗯,这个老太太心态倒还蛮好的。

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这是因为所有的女性,无论身份、地位、年龄、种族,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在两性市场中估价与叫卖。

女人看男人,看到的不同职业、爱好、特长,他所拥有以及环绕他的不同世界;而男人夸女人,无论她是好医生好护士好作家好老师,最后都剥掉她身上的制服,落脚到——她是一个好女人。

女作家严歌苓有一段流传于网络的话:“我每天下午三点前写作完,都要换上漂亮衣服,化好妆,静候丈夫归来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当我当面向她求证的时候,她说自己根本没有说过这段话,欣赏的女性是希拉里。

这段以讹传讹的竟然被广泛传播,被女性广泛认同,是因为人们潜移默化接受了一种观点:女人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两性市场的资本与筹码。

有句古话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多人仅仅依据此话,就推断出古代女性大多数缺乏教育,没有文化。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中上层的家庭已经开始普及对于女性的教育,社会风气也鼓励妇女识字作文。然而,女性所受的教育并不能成为自己的财富,而是嫁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抬高在婚姻市场中的价码。

延续到如今,我们好像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句式与因果关系:“把自己修炼得更好,才能遇到更好的伴侣。”“让自己更加自信、独立,才能得到更好的丈夫。”这暗含的意思是,男性变得更好,有利于征服女性;而女性变得更好,是为了能够自己选择被征服的方式。

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大胆到能够接受另外一种句式:“让自己更加完整,才能不需要男性。”——孤独寂寞冷对于男女同样难以忍受,但只有女人偏向于把男人作为自己的结局。

   

 

   有没有女人能够挣脱出两性市场的摊位?当然有。

   柳如是一生至少六次为自己更改姓名。对于女性来说,姓名的变化象征着身份的转移:从家庭的女儿,到另外一个家庭的妻子、母亲。这种转移是被动的,而柳如是试图主动控制自己身份的游移:情人、妾、名妓、女公知等等。

身为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是永远受限于自己的时代。所有企图以肉身超越时代的人,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柳如是46岁自尽,并未寿终正寝。

前两天,我看了BBC根据简·奥斯汀晚年的信件和回忆拍摄的电影《简·奥斯汀的遗憾》。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如同一个最精明能干的管家,处理每个人相互矛盾的需求,为她的每个女主角寻觅得富裕、有趣、深情的丈夫,每个人在故事的最后都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保证自己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而自由的成本,对女性似乎要更高一些。简·奥斯汀自己一生未嫁。

奥斯汀年轻时,曾经被一个有钱的庄园主求婚,第二天悔婚。据说,悔婚的前一天晚上,是她的姐姐劝说她正视自己面临的人生选择。

在《简·奥斯汀的遗憾》这部影片里,奥斯汀晚年备受病痛和贫困的折磨,她的姐姐非常内疚自己的唠叨让奥斯汀拒绝了求婚,她说:“因为我,你选择了孤独和贫穷。”

奥斯汀说:“因为你,我选择了自由……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我比我自己想象中快乐很多,多过我应有的快乐。”

奥斯汀悔婚那晚的纠结和痛苦,大概很多女性都经历过,有少数做出了和她一样的选择,因此世界上少了一个又一个平庸而快乐的妇人,多了一个又一个传世的女性。

 

(原题为《为什么要成为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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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

 

     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

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

 

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 ”

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

“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

“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

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

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

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

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

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

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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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5 13:09)

 蒋方舟/

 

几个月之前,就在“知乎”网站上,读过程浩那个著名的回答:“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儿?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还不到20岁的人生:一出生就没有下地走过路,被医生判断活不到五岁,家人多次收到病危通知书。

震动我的,是他写道:“命运嘛!休论公道!”

这句话史铁生也说过。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平,抱怨过自己承担的比他人多,获得的却比别人少。然而面对史铁生,面对程浩,我们并没有资格妄论命运。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么样。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这样写道。

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少年,除此之外,程浩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曾经试图揣摩和代入程浩的命运,去模拟病榻上度过的童年与青春、去想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的崭新的疼痛。我发现,自己能够想象的,只有肉体崩坏带来的痛苦,却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他的心理活动:每天晚上睡去之前对第二天能否醒来的忐忑、每早起床看到太阳依旧升起的喜悦、他对母亲的感激与歉疚,以及敏感地察觉到母亲这种感激愧疚的反应时,心中涌起的复杂情绪。

——这么多微小的涟漪,是他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而最悲哀的是,连身边最亲的人都无法感受。

程浩身边最亲的人,大概是他的母亲。他把医生预言的死亡时间推后了15年,他的母亲常常把这称之为奇迹。

程浩却说:“老妈特别喜欢把这些没有变成现实的预言挂在嘴上,就好像奇迹说得多了,就会真的发生奇迹一样。”

很多人会用“积极”“乐观”去形容程浩,但我想,这都是旁人理所当然的想法,轻率得近乎粗暴。奇迹也好,希望也罢,这些都是疗效甚微的镇痛剂,敏感如程浩,怎么可能轻易被这些词说服?

大象死前半个月,会意识到死亡已经找上来,然后孤独和平静面向它、走向它,这是动物性的生命本能。

    死亡、恐惧,当我们谈论这些词语时,我们在讨论遥远的时空以外、目光尽头的一件事物。对程浩而言,那却是生活里扑面而来的每个细节。

 

有网友看到程浩的文章,回复道:“还是活下去最重要!”

有两种层面的活着,一种是单纯生命的延续,是再多一轮的心跳与呼吸,再多吃一口饭,多睡一觉,并且醒来;另一种层面的活着,是像一个活人一样活下去。

这就是电影《1942与小说《活着》的区别。前者只是要活下来,受尽凌辱也要活着。后者是不仅活着,还要笑着活下来——哪怕是苦笑,不仅活着,还不时要和命运开个粗鲁的玩笑。

活下去,本身并没有什么牛逼之处,不过是向命运乞讨一个容身之处而已。而程浩,是少有的像活人一样活着的人,他能每天每分每秒都意识到自己活着。

程浩给自己制定了每天必须阅读十万字的计划。他上午阅读、下午写作。读书是在网络上和读电子书,写作是用鼠标点击屏幕上的软键盘。他有着12小时阅读二十一万字的读书记录。

程浩在“知乎”上回答过很多关于读书的问题,回答问题时,他有种不符合年龄的严厉以及不容置喙。他批评生活态度浮躁的人,读不进书的人。

这种严厉,我总觉得超乎于教导,而有种更深层面的怨悔。他看待每个人,并不仅仅看到此人的此时,而是此人人生的横剖面,生命时钟经历过的每一秒,他看到的是人生命结束之前的每一秒。

“为什么不抓紧让每一秒都有意义?”我仿佛看到程浩在文字背后的诘问。

我们的人生或许都比他长,他不敢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却被我们轻易地置弃、荒废。他感激的每一天升起的太阳,打在身上阳光温暖的味道,却被我们抱怨和诅咒。程浩是不平的,也是委屈的。

程浩的日记里写:邮箱每天都会收到数十封邮件,内容繁多,花样百出。有的人要我荐书,有的人问我如何分类,有的人自觉陷入人生低谷,询问我该如何走出。最初觉着新鲜,每封信都回复得一丝不苟,言辞清晰,结构有序。时间久了,实在是疲惫不堪,同样的道理要讲给不同的人听,三遍五遍八遍十遍,再多的耐心,也让车轱辘话给磨干了。

在写下这个句子之后,程浩再也没有写一个字,三个月后,他去世了。

 

去世之后,很多网友才开始浏览程浩的文章、问答,开始在他的微博评论里留下感慨的话语。

在此之前,微博上有一个ID叫做“走饭”的网友,一个女大学生,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她的微博可爱、有趣、机智,可每句话又都隐隐有些悲哀,像是深海发出的一种渺茫的求救。

走饭走了之后,很多人开始一条条翻阅她的微博,怀念,惋惜。对于程浩也是,逝者已逝,生者才开始翻阅他们的人生。

我在想,死亡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死者而言,死亡只有终结的意义。可是也因为死亡,死者的存在才再次被发现,他们的言语显得如此富有重量,他们活过的瞬间显得如此的鲜活,他们的意义变得重要,甚至超过生前好几百倍。

死亡,只有对于生者才有意义。

程浩说:“励志这个词,现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糟蹋了。”他大概也不喜欢别人从自己20年的人生经历上得出“励志”两个字的结论吧。如果“志”需要被“励”才能存在的话,那这“志”恐怕也是虚伪不堪的。

死亡是人生命里少数必须庄重对待的事物,他人的死亡,若是只能给自己带来一截和五号电池的电量差不多的“正能量”,那我们便是亵渎了他。

程浩死了,这本书以一个虚拟的他,宣布独立存在了。每一个人阅读时,都与这个虚拟的程浩共处,在记忆里绵绵不绝地怀念他,永远不道别。

而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代替他充实地去活,活在他不能去经历的每一秒。

                                           

                                                               2013年9月2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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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

  

    媒体来拍摄我的生活,会这样问我:“你平常一般干什么?”“写东西啊。”“好吧,那就拍你写东西吧。”

   于是,我就需要从事一件非常笑的工作:表演写作。

   这事我以前也干过。我小时候开始写作,周围亲戚和街坊邻居都知道蒋家出了个小作家,于是,每次串门的时候,都满脸期待和逗趣地对我说:“小作家,表演一个写作呗。”我就拿着笔和本子,坐在小板凳上,做出一副凝重而苍老的样子。

   时隔多年,我又开始了这项固定的表演。

   拍摄我写作的摄影师,总是以为灵感就像水龙头一样,一拧就出现了,镜头对准我和纸笔:“好!现在你开始写作!”

   每当这时,我只能在纸上写:“从前有座山啊,最近有点烦啊……”

   有时,我还需要眺望远方,做思考状,每当这时,我就在思考一个宇宙级的难题:到底有哪些东西热量低得不得了,又不至于难吃让人想去死呢?”想得认真而入神。

   表演写作的时候,如果穿得鲜艳活泼,摄影师就会与我商榷:“能不能穿得再……再,再作家一点!对!作家一点!”

   人们心目中的作家应该穿什么?汉服旗袍还是中山装?我有一个朋友,当发现一个乡土作家竟然穿牛仔裤开奥迪的时候,表现出了万分的惊讶:“你不是应该穿着农民的衣服,背上背了一个竹筐,手上拿着一个火钳,一边走路一边拾粪么?”

   我已经在认真考虑,是不是该添置一件写满了汉字的白色长袍?全身咆哮着“文化”两个字不,干脆在衣柜里开辟一个单独的版块,塞进一些古怪的布料,这个版块叫做“当我cosplay作家时,我都穿些什么。”

  

    写作几乎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枯燥的行业,和他人没有互动,和环境没有互动,没有炫目的道具,没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就是一个人,面无表情地纠结着自己。

   ——这样的职业,在媒体画面中表现出来,当然是无聊的。

   这时候,别人就问我:‘你写不出来的时候,一般情绪反应是什么?”  

   我说:“一般就是继续写下去啊!一直写,灵感总会来的。”

   听者继续皱眉,表示对这个答案的不满:“你不会开始抓头、咬笔、撕纸、挠门、砸窗么?”

   我说:“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可是,唉,那也行吧。”

   从事完全套的写作表演工作之后,还需要一脸忧国忧民地总结道:“我从七岁开始写作,我敬畏它,它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总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恨不得立刻给“写作”作个揖下个跪磕个头:“不好意思啊,写老师,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当我再看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时,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海明威活在当下会怎么样?

   他在巴黎的咖啡厅孤独地写作,旁边是各种灯光、摄像机、摇臂话筒对着他。导演吩咐周围人:“菲茨杰拉德,你去假装和海明威交流文学……不不,要有冲突一点,激烈一点!燥起来!燥起来!”

    写作者表演着写作,文化人表演着文化。现在很多公关公司做活动,像是炒菜放调味品:需要一个明星里获取眼球,一个成功人士来增加分量……然后,然后再来一个文化人吧,显得这次活动很深刻。

   文化人写了什么不重要,在专业领域的地位不重要,他的思想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看起来很“高端大气上档次”。

   因此我经常看到一些好笑的场景。在一些很商业化的场合,长袍学者格格不入地坐在聚光灯下,话筒传到他那,所有观众和主办方都非常期待地看着他,目光仿佛在说:“文化,你讲两句吧,深刻一点哦。”

   “文化”就只好开始讲:“传统帝制中国与酒文化”“儒释中国与石英表”“从当代中国社会撕裂现状透射电动车”。

   没办法,文化也得吃饭。

   

   我忍不住想:在现代社会,人们真的需要写作,需要文化么?

   很显然,人们需要,人们需要它们的存在,来作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退化和堕落的标志,而展示的方式,就是在商业社会的当下,不时地把可怜巴巴的它们从好久不开的储物柜里拎出来,掸去灰尘,向他人展示:“喏,我们还有文化哦!”用毕,再把它们搁回。

   我曾经遇到一个导演,对我仍然坚持写小说而排斥写剧本感到惊讶。他说:“小说这个行业马上就要消失啦!在好莱坞,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被改编成电影而服务的。”

   我说:“可是,它存在了这么多年,不会就这样消失的吧。”

   他说:“这是迟早的事,还不到一百年前,人们还在马车上呢,谁能想到现在的飞机。发展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小说就像远古人们拿来记事的绳子,文字一旦被发明,谁要用绳子呢?”

   交谈结束之后,我还久久没有回过神。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全世界还在坚持写作的人全部聚集到了部落,自给自足,不知今夕是何年,渐渐,成为了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很久之后,BBC(如果那时还在的话)派了一个摄制组来拍摄,说:‘听说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失落的部落,他们还保持着被人类淘汰多年的技能,今天,我们来探访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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