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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谣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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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开火车

第十本书《谣言的特点》

2009年1月1日出版

目前已上市

相信望远镜

相信望远镜,不相信眼睛;

相信楼梯,但从不相信台阶;

相信翼,不相信鸟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恶意,不相信恶人;

相信酒杯,但从不相信烧酒;

相信尸体,不相信人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许多人,但不再相信一个人

相信河床,但从不相信河流;

相信裤子,不相信腿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相信窗,不相信门;

相信母亲,但不相信九个月;

相信命运,不相信黄金的骰子,

还相信你,相信你,只相信你。

 

——塞萨尔·巴列霍(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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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3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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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几乎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很少人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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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3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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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而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从没有一个人说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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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几天,接到国内最大的水果电商天天果园的邀请,希望我去给他们企业内部员工做个关于新女性的演讲。天天果园的负责人说,他们的用户超过2/3其实是一线城市年轻女白领,所以一直在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去“懂”她们。

被塑造的女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日剧《昼颜》,讲的是日本全(兼)职主妇,在老白天公出去工作之后,和其他的男性发生婚外情。一对主妇,结为互助小组,彼此掩护,姐妹双修。我还同时看了还有一部叫做《满足》的美剧,讲的是实现了“美国梦”的家庭,妻子在老公上班之后去找应召男郎。

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两部剧都“教唆女人出轨”,可从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看,它们提了一个问题:中产实现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怎么办?

这仿佛是《安娜·卡列宁娜》在21世纪的重演,大理石的流理台、木质地板、孩子老公都离开后空荡得听到回响的家。女人无法从这种一马平川的“幸福”当中获得满足,更糟糕的是,无法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我,不认同我;我,无法解放我。

到底是当主妇还是及事业女性,很多情况下,这个选择并不取决于女人自己。

日本战后为了促进消费与生育,掀起“妇女返家”的高潮。“家庭妇女”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比如太太也出去工作,且收入到达某个标准,那么丈夫就要付更高的税款。而同时期的中国,妇女被当做男人看待,呼唤她们投入火热的革命建设。

半年之前,我去日本,问一位内阁审议官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说要号召女性投入社会,并且开始修建各种保育机构。那种认真地准备便当、擦地泡茶记手帐的温柔妈妈,或许会成为遗迹。此时,中国反而越来越希望女性回厨房——不要妄下“女人时代来临”的结论,2010年城市女性就业率由1990年的77%下降到了61%。

定义自我的新女性

在现实世界里,女性依然被男性塑造,甚至“女强人”的形象,也是被男人主导的政治所塑造。

在互联网的世界,女性反而获得了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除了约炮和相亲,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用户的性别;一个高中少女和一个成功的商人具备同样自由表达的权利,前者或许还有更多的听众。

枪的发明,让女人和男人在肉体上具有几乎相同的力量感。互联网的发明,则让女人和男人在表达和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有相同的力量感。

我讨厌把“新女性”等同于“事业女性”——电视剧里演女强人的演员总是昂头皱眉翻白眼,“新女性”是互联网女性,是具有自我定义能力的女性。

她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暖男”,不是飞檐走壁刀山火海的教授,不是被当做灾区人民被拯救、不是被当做老弱病残去关怀,更不是被当做问题解决,她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价值认同:作为独身者、作为单亲母亲、作为离异的女性。

新女性和电商

日本作家村上龙有本书叫做《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男人就像一次性打火机,出毛病了或者气用光了,牢骚都不用发,直接扔掉。那么女人是什么?所有的女人都是奢侈品。

区别在于男人重视功能性,女人重视一件东西给自己的感官享受。

所以女人爱买奢侈品。何谓奢侈?昂贵、花哨、可炫耀的、满足欲望,就代表了奢侈么?

爱马仕总裁写的《奢侈》重新定义:

“拿出时间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如此才能开始为奢侈下定义。”

有时间认真地做一顿早饭,或是能完整地看完一本书,听完一张唱片的女性,相对于早晚高峰挤地铁、三餐都叫外卖的女性,是奢侈的。

如今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要求快速得到结果,马上得到回报,东西要卖得快,盈利要居高不下…驱使着人们越来越快和焦虑地前进。

焦虑所伴随的一定是反思: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新的女性,能力上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男性,她们更急迫地要求得到更为舒适且有尊严感的生活方式。

传统电商解决的是快、更快、最快;全、更全、最全;功能的提升带来的并不是情感的共鸣,商品目录从10页变成了20页,也并不意味着“奢侈感”的提升——奢侈感并不通过价格体现,而在于对最小细节的检验,以及对品味和个性的尊重。

传统电商面对女人,同时简单的把女人分类“温婉的贤妻”“恨嫁的白领”“高冷的女强人”,然后根据每个分类制定一套标准产品。这种简单粗暴的合并同类项,其实是一种贬低,认为同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的女人的兴趣爱好理想全是一样的,抹灭了她们的个性。

互联网更新着女性,如何去笼络这个全新物种?首先,要尊重她,不是帮她开门给她让路,而是认同她,不妄图去改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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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被塑造的女性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日剧《昼颜》,讲的是日本全(兼)职主妇,在老白天公出去工作之后,和其他的男性发生婚外情。一对主妇,结为互助小组,彼此掩护,姐妹双修。我还同时看了还有一部叫做《满足》的美剧,讲的是实现了“美国梦”的家庭,妻子在老公上班之后去找应召男郎。

用批判的眼光看,这两部剧都“教唆女人出轨”,可从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看,它们提了一个问题:中产实现之后,怎么办?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怎么办?

这仿佛是《安娜·卡列宁娜》在21世纪的重演,大理石的流理台、木质地板、孩子老公都离开后空荡得听到回响的家。女人无法从这种一马平川的“幸福”当中获得满足,更糟糕的是,无法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我,不认同我;我,无法解放我。

到底是当主妇还是及事业女性,很多情况下,这个选择并不取决于女人自己。

日本战后为了促进消费与生育,掀起“妇女返家”的高潮。“家庭妇女”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比如太太也出去工作,且收入到达某个标准,那么丈夫就要付更高的税款。而同时期的中国,妇女被当做男人看待,呼唤她们投入火热的革命建设。

半年之前,我去日本,问一位内阁审议官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说要号召女性投入社会,并且开始修建各种保育机构。那种认真地准备便当、擦地泡茶记手帐的温柔妈妈,或许会成为遗迹。此时,中国反而越来越希望女性回厨房——不要妄下“女人时代来临”的结论,2010年城市女性就业率由1990年的77%下降到了61%。

定义自我的新女性

在现实世界里,女性依然被男性塑造,甚至“女强人”的形象,也是被男人主导的政治所塑造。

在互联网的世界,女性反而获得了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除了约炮和相亲,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用户的性别;一个高中少女和一个成功的商人具备同样自由表达的权利,前者或许还有更多的听众。

枪的发明,让女人和男人在肉体上具有几乎相同的力量感。互联网的发明,则让女人和男人在表达和定义自己的过程中,有相同的力量感。

我讨厌把“新女性”等同于“事业女性”——电视剧里演女强人的演员总是昂头皱眉翻白眼,“新女性”是互联网女性,是具有自我定义能力的女性。

她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暖男”,不是飞檐走壁刀山火海的教授,不是被当做灾区人民被拯救、不是被当做老弱病残去关怀,更不是被当做问题解决,她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价值认同:作为独身者、作为单亲母亲、作为离异的女性。

新女性和电商

日本作家村上龙有本书叫做《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男人就像一次性打火机,出毛病了或者气用光了,牢骚都不用发,直接扔掉。那么女人是什么?所有的女人都是奢侈品。

区别在于男人重视功能性,女人重视一件东西给自己的感官享受。

所以女人爱买奢侈品。何谓奢侈?昂贵、花哨、可炫耀的、满足欲望,就代表了奢侈么?

爱马仕总裁写的《奢侈》重新定义:

“拿出时间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如此才能开始为奢侈下定义。”

有时间认真地做一顿早饭,或是能完整地看完一本书,听完一张唱片的女性,相对于早晚高峰挤地铁、三餐都叫外卖的女性,是奢侈的。

如今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要求快速得到结果,马上得到回报,东西要卖得快,盈利要居高不下…驱使着人们越来越快和焦虑地前进。

焦虑所伴随的一定是反思:对于生活方式的反思。新的女性,能力上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男性,她们更急迫地要求得到更为舒适且有尊严感的生活方式。

传统电商解决的是快、更快、最快;全、更全、最全;功能的提升带来的并不是情感的共鸣,商品目录从10页变成了20页,也并不意味着“奢侈感”的提升——奢侈感并不通过价格体现,而在于对最小细节的检验,以及对品味和个性的尊重。

传统电商面对女人,同时简单的把女人分类“温婉的贤妻”“恨嫁的白领”“高冷的女强人”,然后根据每个分类制定一套标准产品。这种简单粗暴的合并同类项,其实是一种贬低,认为同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的女人的兴趣爱好理想全是一样的,抹灭了她们的个性。

互联网更新着女性,如何去笼络这个全新物种?首先,要尊重她,不是帮她开门给她让路,而是认同她,不妄图去改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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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2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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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曾经就读的大学疯狂崇拜体育运动。这所学校庆祝所有重大时刻的方式,就是一群人发疯似地跑步:新生赤脚跑、阳光长跑、男子3000米和女子1500米测试跑、毕业人生起航跑、元旦长跑、研究生长跑、马拉松跑,当然还有自主招生体质测试跑。

  无论什么时候在校园行走,都能看见满面潮红汗流浃背的跑步者,他们的短裤往往短而宽松得令人尴尬,T恤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自信和优越。

  我一度觉得他们傻乎乎的——直到我也加入拜长跑教。为了通过体育测试,我每天晚上去楼下的操场跑五公里。上百人在一起,庞大的沉默的团体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巨大标语下,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锐利的步伐激起尘土。

  我每次跑步时看着自己影子里晃动的马尾,总是说不出来的喜悦。后来我看了一篇《跑步十大好处》的文章,除了身体健康、减轻压力这些好处,还有一条是:能够有宗教圣徒般的“跑步者高峰体验”。

  是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是这种高峰体验,莫名的兴奋与平静,让所有的跑步者有了隐秘的情感共鸣,犹如沐浴在同一片圣光之下。

  如果把慢跑者看做宗教圣徒的话,那么它的神是谁?

  它的神就是自己,一个腰杆挺直地跑步的自己。跑步时肌肉的运动调到最和谐的频率——用慢镜头看,肌肉的每一丝细微颤动都让人沉醉。跑者沉浸在随身听的音乐中,封闭在肉体能量的消耗里,享受着战胜肉体折磨的强大意志力。

  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之后,就写了《美国》一书,讲他眼中这个“已经变成现实的乌托邦”的国家。他形容随处可见的慢跑者:“显然,他们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精疲力竭;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继续在你面前,像着了魔的人一般舞蹈……”

  最新的日剧《大川端侦探所》里的一个情节,刚好是对这段话的绝妙注释。主角是一个资深跑步信徒,他每天用25分钟跑完一万米,跑完全马只需要2个小时整,他享受能量消耗和超越极限的快乐。

  他对长跑有一段热血、古怪、但又不无道理的阐述:“如果让马、熊、长颈鹿、犀牛、牛、狗、猫、人一起跑步,你觉得最慢的是哪个?是人。短跑最慢的是人,跑不过野生动物就算了,连家禽和宠物都不如,人类真是太逊了。但是长跑就不一样了,长跑需要能调节体温,也就是说必须是全身有汗腺,能出汗排汗的动物,才能成为第一名,这种动物就是人类。”

  然而,他因为过度服用兴奋剂而死掉了。 

  当然,大多数的城市慢跑者并没有向这项运动献祭的打算,他们只是上进本分的中产阶级——用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自己和胖头胖脑、大腹便便的土豪区别开。他们是市民的进化版,生计满足之后,决定有新的精神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慢跑除了听起来洋气一点,本质上和广场舞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沉浸在变得更健康的幻觉之中,都快乐,都具有病毒一样的传播性,都抗拒雾霾、粉尘、城管的阻拦,同好们都热情温暖如兄弟姐妹一样向你伸出手。

  如果把信仰的定义广义化的话,那么现代城市里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慢跑者。

  他们统一着装、动作整齐、神情肃穆;他们大多出现在每天的清晨或者夕阳西下,每天计时打卡来记录自己的虔诚程度;他们风雨无阻、简素规律、燃烧热情、长命百岁。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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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2 10:11)


蒋方舟

 

    我曾经就读的大学疯狂崇拜体育运动。这所学校庆祝所有重大时刻的方式,就是一群人发疯似地跑步:新生赤脚跑、阳光长跑、男子3000米和女子1500米测试跑、毕业人生起航跑、元旦长跑、研究生长跑、马拉松跑,当然还有自主招生体质测试跑。

 

    无论什么时候在校园行走,都能看见满面潮红汗流浃背的跑步者,他们的短裤往往短而宽松得令人尴尬,T恤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自信和优越。

 

    我一度觉得他们傻乎乎的——直到我也加入拜长跑教。为了通过体育测试,我每天晚上去楼下的操场跑五公里。上百人在一起,庞大的沉默的团体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巨大标语下,呼吸在同样的频率之下,锐利的步伐激起尘土。

 

    我每次跑步时看着自己影子里晃动的马尾,总是说不出来的喜悦。后来我看了一篇《跑步十大好处》的文章,除了身体健康、减轻压力这些好处,还有一条是:能够有宗教圣徒般的跑步者高峰体验

 

    是的!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是这种高峰体验,莫名的兴奋与平静,让所有的跑步者有了隐秘的情感共鸣,犹如沐浴在同一片圣光之下。

 

    如果把慢跑者看做宗教圣徒的话,那么它的神是谁?

 

    它的神就是自己,一个腰杆挺直地跑步的自己。跑步时肌肉的运动调到最和谐的频率——用慢镜头看,肌肉的每一丝细微颤动都让人沉醉。跑者沉浸在随身听的音乐中,封闭在肉体能量的消耗里,享受着战胜肉体折磨的强大意志力。

 

     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美国呆了三个月之后,就写了《美国》一书,讲他眼中这个已经变成现实的乌托邦的国家。他形容随处可见的慢跑者:显然,他们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精疲力竭;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继续在你面前,像着了魔的人一般舞蹈……

 

   最新的日剧《大川端侦探所》里的一个情节,刚好是对这段话的绝妙注释。主角是一个资深跑步信徒,他每天用25分钟跑完一万米,跑完全马只需要2个小时整,他享受能量消耗和超越极限的快乐。

 

    他对长跑有一段热血、古怪、但又不无道理的阐述:如果让马、熊、长颈鹿、犀牛、牛、狗、猫、人一起跑步,你觉得最慢的是哪个?是人。短跑最慢的是人,跑不过野生动物就算了,连家禽和宠物都不如,人类真是太逊了。但是长跑就不一样了,长跑需要能调节体温,也就是说必须是全身有汗腺,能出汗排汗的动物,才能成为第一名,这种动物就是人类。

 

    然而,他因为过度服用兴奋剂而死掉了。  

 

    当然,大多数的城市慢跑者并没有向这项运动献祭的打算,他们只是上进本分的中产阶级——用健康的生活习惯,把自己和胖头胖脑、大腹便便的土豪区别开。他们是市民的进化版,生计满足之后,决定有新的精神追求。

 

    在某种程度上,慢跑除了听起来洋气一点,本质上和广场舞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沉浸在变得更健康的幻觉之中,都快乐,都具有病毒一样的传播性,都抗拒雾霾、粉尘、城管的阻拦,同好们都热情温暖如兄弟姐妹一样向你伸出手。

 

     如果把信仰的定义广义化的话,那么现代城市里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是慢跑者。

 

     他们统一着装、动作整齐、神情肃穆;他们大多出现在每天的清晨或者夕阳西下,每天计时打卡来记录自己的虔诚程度;他们风雨无阻、简素规律、燃烧热情、长命百岁。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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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7 08:50)


               蒋方舟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着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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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7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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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上个月,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退休了。她职业的巅峰,是1999年的两个小时采访,访问对象是因性丑闻而闻名世界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当时有接近五千万人盯着电视屏幕,不想错过两人的任何一点表情或者细节。

  那是电视采访的黄金时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了解明星、名流、领袖的方式,是他们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个发型整洁衣着得体的女主持,两人一起在灯光的照射下。主持人是我们的化身,代理我们的情绪和好奇。

  人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主持,都是观众与名人之间优秀的代理人。崔永元是我们幽默的代理人,柴静是我们悲悯的代理人,小S是我们犀利的代理人,陈鲁豫则代理了我们对于名人小时候数学能力以及挨打情况的好奇。

  而现在,这个代理的角色马上就要消失了。《纽约时报》对于这位“新闻女王”离开行业的主题文章是《芭芭拉退休了,电视采访也快了》。

  我曾经做过半年的名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段并不成功、我不太情愿意重新拾起的职业经历。每次采访之后,我都陷入巨大的空虚和失败感当中。我发现自己这个“代理人”是基本无用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名人或者领袖已经不再需要代理挡在自己与观众之间。格温妮丝不需要在某次采访中惊爆自己离婚,文章也不需要在一个女主持温柔的目光下痛苦忏悔。而观众也不再需要一个发型比自己整齐、衣着比自己得体的人闯进名人的家,去听他的哭泣或告解。

  电视的发明让所有的领袖早就失去了神秘感,而社交媒体和数据化的今天,他们才真正做到了随时出入我们的客厅和卧室。新的世界,是一个不再需要文化精英的世界,电视访谈即将的消失,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而访谈节目主持人,这种代理精英的消失,也只是精英消失的开始。

  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手上的智能手机都是信息发布的平台,记者作为“事实精英”,失去了距离真相最近的优势;消费世界中,文化只是消费品仓库中黯淡而落灰的角落,学者作为“评价精英”,丧失了评价好卖相好品味的文化产品的优势;更勿论知识分子,作为“观点精英”,声嘶力竭也难让自己的意见在如潮水的声音中跳出。

  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无知》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做收音机。“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未来啊,那永远是一条大河,它无知、残忍、不留情面,更多精英的尸体,将漂流其中,尴尬相遇。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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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9 10:25)

蒋方舟 

 

     一个人的自我欺骗叫做矫情,一群人的自我欺骗叫做刻奇。

    我们从小到大都处于刻奇之中:小时候写作文“看着胸前的红领巾我骄傲地笑了”,军训结束之后抱着教官哭得稀里哗啦在人山人海的地方求婚,引来千人围观如同商场促销。

    这些时刻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带着激动和赞美看着自己的灵魂,感慨自己的崇高。

    网络时代,刻奇变得越来越专制:灾难之后,微博上满屏插遍红蜡烛,拒绝加入感伤洪流的人被视为冷酷或居心叵测;微信上大量的“男人一生要懂的10句话”“母亲20个让你流泪的瞬间”“关于小日本你不知道的99件事”,大多缺乏逻辑和审美,极尽煽情之能事,让人躲避不及。

    刻奇用“珍爱生活,快乐当下”的空洞慰藉,掩盖人生的千疮百孔。刻奇用热泪高呼和呐喊,欺骗了人们渺小的灵魂。刻奇用粗糙简单的“正能量”包装苦难,让我们对社会顺从。

    刻奇,是一切真实的反面。

 

    格林伯格与刻奇

 

“刻奇(kitsch)”一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它的原意如今并不可考。一说是指在三明治上涂抹一些精美的东西,来抚慰孩童;另一种说法是保留一些破烂,作为人生中某个时刻的纪念。刻奇被广泛认知的定义,是指一些通俗的、商业化的艺术和文学,包括杂志封面、广告、廉价油画、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等等。刻奇也指一种简单化的艺术风格,比如用黄昏来表示柔和氛围,用儿童、奔跑的小狗来表示天真无邪。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

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

    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

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

 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明朝文人沈德符曾经说过自己识别出的三重审美趣味:文人雅士居上,士绅热衷艺术者居中,易上当受骗的新安或徽州商人居末。

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古代有故事,有个商人想得到一幅《水月观音》,再三央求,前后十数年,画家终于答应下来,历时三年才完成,当画完成送给商人的时候,其人已经故去。

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也无法要求一工人为一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页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去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

一百年前,没有非洲人是刻奇的,而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都能批发到非洲风情的硬木雕塑。被格林伯格斥为“高等刻奇产品”的《纽约客》现在只剩下“高等”两个字。艺术家要么是热闹的,要么在表演着孤独。

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人类正在走向虚张声势,而刻奇,就是我们的缩影。

 

 

昆德拉与刻奇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中,给了刻奇新的含义:

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

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

格林伯格认为刻奇的反面是艺术,而昆德拉认为刻奇的反面是粪便。

昆德拉小时候看到一本木刻插画的《圣经》,看到上帝的形象,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东西;如果吃东西,就有肠子。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一种上帝和粪便共存的事实。

一个刻奇的世界,就是一个既不承认粪便,也不承认亚当和夏娃之间有性亢奋的世界。一个刻奇的世界,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把战争的目的包装崇高而神圣的世界。

昆德拉对于刻奇的反对,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不如说是美学层面的。他反感统治者在检阅台上高高在上的笑容,同样反感抗议者的热泪与激情。

一个二十多岁拿起枪去山区参加游击队的男青年,与其说是收到某种召唤,不如说是被自己的形象迷住:在一个汇聚着成千上万目光注视下的伟大舞台。

刻奇是自我迷恋,是灵魂的膨胀。昆德拉写道:“促使人举起拳头,握住枪,共同保卫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事业的,不是理智,而是恶性膨胀的灵魂。它就是碳氢燃料。没有这碳氢燃料,历史的发动机就不能转动。”

《华尔街日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独裁者爱刻奇的文章。文章的配了一幅图:金正日端坐在巨幅图画前,画中是奔流的瀑布和几只小鸟。

报道说,这幅画就是典型的刻奇艺术,采取的是非常浅白的隐喻:奔流而猛烈的瀑布象征着领导人的绝对力量,而几只小鸟象征着乐园中的人民。

属于刻奇艺术的,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修建的“胜利之手”的雕塑。两只巨大的手按照萨达姆的手建造,各握一只巨大的剑在天空中汇合。同样被批评为“幼稚的刻奇”的,还有普京裸着上身蝶泳和骑马的照片,“显示出自己超级汉子,而且把自己视为超越常人的象征”。

刻奇,作为一种宣传,是不惜一切讨好所有人的态度。为了说服所有人,它让生命超越自身,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美感。

 

 

 我们与刻奇

 

人们期待得到高于自身的人物的赞扬,在很久之前,这个评价的人是神、是上帝、是高于自己的生命体。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发展,把人们从上帝那里解救出来没有了上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个上帝的化身所以要赋予生命一个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一个热泪盈眶的理由,一个感觉自己与其他人类同在的时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神圣的时刻并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自我欺骗,并寻求认同

我们寻找容易擦掉的眼泪:韩剧中得绝症死掉的女主角,电影里妻离子散、母子分离哭天抢地、妈妈的白发和爸爸的驼背;我们寻找成本极低的崇高:在微博上呐喊“不转不是中国人”“这一夜我们都是XX人”;我们寻找轻而易举的共鸣:“能哼出《黑猫警长》的主题歌说明你老了”“还记得小时候拍过的“圣斗士星矢”的画片么?”

欺骗是对别人掩盖真情,自欺是对自己掩盖真情。自我欺骗很难克服,因为它如同气球爆炸一样在瞬间发生,自身甚至毫无察觉。

克服刻奇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孤独。当其他人共同感动、流泪、愤怒、快乐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勇气不与他同悲同喜。

克服刻奇,并不是靠嘲笑他人“刻奇”来实现,而是靠捍卫自身的情感,如同捍卫自己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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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8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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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抵制一切抵制

蒋方舟

 

      今年已经过去了快一半,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一部引起广泛讨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文学戏剧。那么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是新闻,接二连三、骇人听闻的新闻。我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每天有几条头条新闻推送,而几乎每条都让人忍不住大声念出来和周围人分享,满桌咋舌惊叹。

    我们进入了新闻可以满足一切耳目视听需求的时代。

    而在今年各种新闻引起的反应当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就是“抵制”。

     从MH370失联开始,社交媒体就开始了“抵制马来西亚”的呼声。某个时尚杂志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百位明星名人为生命尊严呐喊”的活动,许多演员、歌手转发微博,“呐喊”道:“真相在哪里?”“马来西亚还我真相!”

    真相还不明,他们却笃定被马来西亚政府隐瞒掩盖,而他们的“呐喊”对于飞机的搜寻也没有任何帮助,或许整场活动值得安慰的一点是:他们看起来很正义。

    “抵制马来西亚旅游、产品、电影、明星!对他们实施经济制裁!”每个人的社交空间里都几乎能看到这样的呼召,“转给你身边的同胞!”宣言这样说道,好似一人少花一块钱,就能饿死马来西亚人。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就占40%以上,而且大部分是经商为主。所以很有可能“饿死”的是自己人。

    中国人变得有钱了,这也是很多“经济制裁”来得更有底气的原因。而从积贫积弱变成了巨大经济体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过度敏感的自尊心。《时代周刊》上形容等待马航消息的家属是“新中产阶级”“日晒过度的脖子和不合体的西装”,一切国人认为是对中国人国际形象的侮辱,“抵制高贵冷艳的《时代周刊》!”他们说。

     因为台湾的“反服务贸易”而抵制台湾,因为“幼童当街便溺”而抵制香港——不过这有些尴尬,香港到底是自己人,这就像北京抵制上海一样。于是开始抵制杜汶泽,因为他出言嘲讽挑衅大陆网友。

    “抵制(boycott)”一词,来源于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查尔斯·C·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他从英军退役后,任爱尔兰某个县的房地产经纪,他所管辖的土地被选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改革由爱尔兰政治家发起,向地主要求更便宜的租金和固定租期,然而查尔斯·杯葛公开反对这项改革,他拒绝降低租金,并且开始驱逐佃户。

      土地改革的领袖说:“如果有人通过把别人赶走占有一块土地,那么无论你们在路上、在商店、在公园里、在市场上,哪怕是在做礼拜的地方遇到这个人,都不要理睬他,把他从道德上进行放逐——— 把他和家乡的其他人隔离,就像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们必须把你们对他所犯罪行的憎恶表现出来。”

      不久之后,杯葛一家就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不允许进入商店,洗衣店不给他服务,连送快递的小哥都威胁,如果他继续,就要动用暴力。

     “抵制”一词,从一开始就满溢着民族主义的意味:杯葛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房地产经纪。

      中国最早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缘由是美国与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内进入美国,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歧视政策。中国国内开始发生巨大的反弹,二十多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美货的活动,游行比比皆是,传单诗歌遍布街道。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城市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为期两年的抵抗美货带来多少出乎意料的结果:它反而刺激了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份额,抵制结束之后,美货的销量不减反增。

       1905年到1931年不到30年中,平均两到三年,中国就会出新一次抵制外货的活动。抵制运动,毋庸置疑是民族意识的苏醒。在共同抵抗外部敌人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前所未有的清晰与强大。

      在可以回忆得起的过去,我们抵制过美货、日货、台湾、菲律宾、家乐福、星巴克、脱口秀主持人jimmy kimmel、美国著名青年歌唱表演艺术家Justin bieber……我记忆里最奇怪的一次抵制,是某年的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

       在我的理解里,抵制的对象应该是强权、欺凌、不公正的待遇和排挤。当抵制的对象是圣诞老人和过于脆弱的自我,那么,我抵制“抵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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