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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中…文/蒋方舟
“倘若这个世界还有原先,还有旧时的月色,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茅盾在《故乡杂记》里写道。
茅盾是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他口中所谓“江南”,是地理上的“长江以南”,是文化上的“杏花春雨”,是记忆里的“温柔富贵乡”。
江南终究是个梦。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对“江南”充满了羡慕与妒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江南”是历朝文化中心,所以康熙要南巡、乾隆要下江南,大抵都有对汉文明的好奇。江南,是林园与丝竹、文人与扇舞,是浮华和腐败的化身。
清人南下,开疆拓土,让明清士人感慨家园“魂离魄散、鹪鹩之翮,满目皆残山剩水之恫”。然而江南还是未死。看老电影《小城之春》、《早春二月》便知道,两部电影中的南方小镇,都是逃过了大时代碾压的孤哀子,火热的革命并没有改变那里流水自顾自的缓慢、桥堍和小船自顾自的哀愁,电影的故事开端都是缘于“发乎情”,矛盾则纠结于“止乎礼”,家园残破、改朝换代没有改变因子里遗传千年之久的江南范儿。
梦总会醒,江南梦也是,做得太长太沉,就失去了梦的本质了,变成了“中国梦”。江南在共和国时期终于堕入了平凡,“文化大革命”并未摧毁小镇,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建设,才终于让它与大陆各种小城别无二致。
作家木心也是乌镇人,阔别家乡五十年后,在80年代回到故乡,也发出“永别了,我将再也不会回来”的感慨。
《桃花扇》里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是见过江南的,木心也是见过江南的。听过丝竹,见过华厦,白壁上题过诗词,残垣下唱过“良辰美景奈何天”,这样的人,大概才能体会“颓唐”的意味。没见过旧时生动的繁华,读李后主,看《扬州画舫录》,终究没有太多感触,而经历过生活的旖旎,才能觉出如今的衰败。就像木心几十年后回到乌镇,吃饭时伙计把黄酒里加了糖——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一点细节,他就知道山水异色,邈不可追,“五十年无祭奠无飨供,祖先们再有英灵也难以继存,魂魄的绝灭,才是最后的死。”
木心返乌镇这篇文章,被乌镇旅游公司的总裁陈向宏无意中看到,他费尽心力把木心请回故乡,同时重修乌镇。说是重修,实际也与“再造”无异,对抗现实洪流的粗糙杂乱,如同在荒漠中采集露水,终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
景区重修也有高下之分,窍门全在审美。乌镇建筑的重修,不是新设景点,而是拆除了不协调的建筑;乌镇为了防止变成周庄商铺林立的景象,把景区里所有店铺的产权拿回,重新规划,所以它还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旧时生活的形态,在现代化和记忆之间作着微妙的妥协。
2013年5月,首届乌镇戏剧节开幕。戏剧节上,听到的最多的字眼也是“梦。开幕大戏是赖声川导演的大戏——长达八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筑梦”,是建筑大师姚任喜修筑的乌镇大剧院,并蒂莲花的形状,美轮美奂;“梦想成真”,是演员黄磊、导演赖声川、孟京辉等人花五年筹备、三年准备,终于在这样一个小镇,办出聚集了全国文艺中青年的戏剧节。
乌镇戏剧节为期11天,每天傍晚都有剧上演。没有剧的时候,在镇里闲逛,人像被树脂封成琥珀的天牛,时光是静止的,烟雨朦朦得不真实。梦是不能留破绽的,否则就会醒来,乌镇细节处极讲究,乌镇好吃,油焖笋红烧牛肉扎肉河虾,每一家馆子的菜都极鲜美。甚至连乌镇的图书馆——昭明书院,不仅环境清净,就连书的选择和摆放都品位不俗。
酒吧开在水边,戏剧散终,意犹未尽的人继续聚谈。屋里经常可以看见面熟的演员和艺术家觥筹交错,屋外长廊上则有文艺青年席地而坐,风不辨国籍地拂过所有人的脸,空气因混杂酒香而有醉人的郁勃。坐在地上谈论梦想,人生显得很高。
清代作曲家洪升的《长生殿》里有一句:“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长生殿》大获成功,洪升随剧四处演出,在行经乌镇的时候,酒后登舟,堕水而死。乌镇的水是淡绿的,厚沉沉的少有波澜,含混而温柔地流过了世世代代,洪升堕入这水,梦便不用醒了。
蒋方舟/文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扬州瘦马”的故事。“瘦马”不是马,而是贫困人家的幼女,因为羸弱,所以“瘦”;因为任人欺凌,所以是“马”。她们被买来不过十几贯钱,调习之后,再以成百上千的价格卖往全国各地。
张岱所写的,是挑选瘦马的过程。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
曰:“姑娘往上走。”走。
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
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
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
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
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被挑中的“瘦马”入了大户人家服侍,剩下的,则流入烟花柳巷,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张岱写道:“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对不起,生为女人,所以身如牲口;对不起,身为女人,所以命若飘萍。
张岱所写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几百年。如今的女人,已经在名义上“解放”了,女性不会被随意买卖、女性有了婚姻自由、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有了选举的权利。“瘦马”的时代,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封存起来,做一笔勾销状。
然而,人类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狭隘的认识,而失去了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她们》一书,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仰望的蓝天之下,此时此刻,就有女人遭受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厄运。
大约每十秒钟,世界某处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伏住,她的双腿被拉开,一名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当地女子亮出一把刀或刮胡刀片,把那名女孩的阴部部分或完全切除:大多数情况是没有施打麻醉剂的。
《她们》一书中这样写道。本书的作者纪思道与伍洁芳是第一对共同获得普立策新闻奖的伉俪。他们走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还有很多妇女处于性奴役、性虐待等等恐怖炼狱之中。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女权,而是在我们目光所及之外,他人命运的痛苦与煎熬。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叫做《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小说中写埃伦蒂拉因为不小心烧毁了和祖母居住的房子,而被祖母带着流窜,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身,以赔偿被焚毁的房子。十四岁的埃伦蒂拉被带到荒凉的沙漠,男人们在帐篷外排起长长的队伍,等着进去和她睡觉。埃伦蒂拉不能反抗、不能抱怨、甚至不能疲惫。
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想象永远超越不了现实,《她们》一书中描述的妓院,比马尔克斯笔下的祖母还要残忍百倍:“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透过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十五岁的泰国女孩,她的破身之日包括吞食狗屎,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一旦遭到身心蹂躏、惊惧惶恐,所有希望逃走的企图都会烟消云散。”
更令人觉得悲哀的是,这种性奴役,是无法通过想当然的“依法查处”而消除的,被解救的少女也往往会逃回妓院,“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因为妓院老板为了旗下的娼妓听话,常常给她们施打毒品,妓女并未受到严格的监控,可以随意离开,但她们逃到村庄之后,往往因为毒瘾发作,而不得不回到妓院。
妓女处于极端的无望之中,因为她们的命运并不能简单通过逃离而得到救赎。书中的妓女说:“我总认为不要孩子,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
妓院却希望她们能够怀孕,生出的孩子,女的长大成为娼妓,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我们喜爱小说和电影,因为在那里,终究会有一刻,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好人不一定会获得命运的补偿,但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在现实中,厄运却在一代代的轮回循环,没有出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
《她们》一书中,还陈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贫穷国家里,管理妓院的通常是女性,她们一定会让自己女儿接受女阴切除,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是母亲杀死亲生的女儿。
当我们讨论“女性权益”的时候,常常会把矛头对准男性,男性是施虐者,女人是受害者。现实却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世界,女性不仅因为缄默,而常常成为邪恶的同谋,她们甚至成为了更为残忍的施虐者。
女性残害女性——这并不是女人命该如此的借口,而是无知的代价。封闭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生老病死都在扭曲的环境中,除了世世代代以坚硬的姿态忍耐它、捍卫它,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唯一的救赎,就是封闭的社会裂开缝隙。在实验室里孕育、成长的小白鼠,一旦逃出了笼子,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就只能或弃用或杀掉,因为它们尝过自由的滋味,另一种境遇与标准在它们脑中孵化、发酵,不可逆地改变了它们。
“国际小母牛援贫会(美国一个给予贫穷国家的农夫母牛、山羊等其他动物的救援团体)”的几名成员,在津巴布韦无意中接触到一个放牧的妇女,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四处躲避着丈夫的毒打。她胆怯地说出了自己受教育的意愿,援贫会的成员鼓励她写下自己的梦想。
妇女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有一天我要去美国。”她开始写道,这是目标一。接着,她写道自己会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她把这片纸折起来,包上三层塑料袋,放在铁罐里,再把铁罐藏在放牛地的一块岩石下。她开始努力学习,开始存钱。
某一天,她受到了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如今,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非洲穷人的艾滋病治疗方案。
命运的美妙在于偶然。你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因为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他人的命运所打动。同样地,他人的命运也不知道在哪个瞬间,被你的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你改变。最有效的救助,不是付出金钱,而是付出时间,把他人的人生与自己的连结起来,感其所伤,痛其所痛。
对不起,生为女人。战争中,男人通过死亡获得勋章,女人只能以卑微的方式——被强暴、被蹂躏,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刚果的童子兵说:“要是看到女孩,强暴是我们的权利。”
对不起,生为女人。生命在不被阳光照耀到的角落流逝:过去五十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二十世纪所有战斗的男性还多。
幸而,生为女人。女人有着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顽强生命力,无论多少歧视和虐待加诸于身,仍要反抗。生为女人,等待、孕育、再等待,再孕育,终有一天,命运被照亮。
蒋方舟/文
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扬州瘦马”的故事。“瘦马”不是马,而是贫困人家的幼女,因为羸弱,所以“瘦”;因为任人欺凌,所以是“马”。她们被买来不过十几贯钱,调习之后,再以成百上千的价格卖往全国各地。
张岱所写的,是挑选瘦马的过程。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
曰:“姑娘往上走。”走。
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
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
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
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
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
被挑中的“瘦马”入了大户人家服侍,剩下的,则流入烟花柳巷,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张岱写道:“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对不起,生为女人,所以身如牲口;对不起,身为女人,所以命若飘萍。
张岱所写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几百年。如今的女人,已经在名义上“解放”了,女性不会被随意买卖、女性有了婚姻自由、女性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有了选举的权利。“瘦马”的时代,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封存起来,做一笔勾销状。
然而,人类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狭隘的认识,而失去了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她们》一书,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仰望的蓝天之下,此时此刻,就有女人遭受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厄运。
大约每十秒钟,世界某处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伏住,她的双腿被拉开,一名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当地女子亮出一把刀或刮胡刀片,把那名女孩的阴部部分或完全切除:大多数情况是没有施打麻醉剂的。
《她们》一书中这样写道。本书的作者纪思道与伍洁芳是第一对共同获得普立策新闻奖的伉俪。他们走访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现还有很多妇女处于性奴役、性虐待等等恐怖炼狱之中。这本书讲述的不是女权,而是在我们目光所及之外,他人命运的痛苦与煎熬。
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叫做《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小说中写埃伦蒂拉因为不小心烧毁了和祖母居住的房子,而被祖母带着流窜,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卖身,以赔偿被焚毁的房子。十四岁的埃伦蒂拉被带到荒凉的沙漠,男人们在帐篷外排起长长的队伍,等着进去和她睡觉。埃伦蒂拉不能反抗、不能抱怨、甚至不能疲惫。
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想象永远超越不了现实,《她们》一书中描述的妓院,比马尔克斯笔下的祖母还要残忍百倍:“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透过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我们认识一名十五岁的泰国女孩,她的破身之日包括吞食狗屎,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一旦遭到身心蹂躏、惊惧惶恐,所有希望逃走的企图都会烟消云散。”
更令人觉得悲哀的是,这种性奴役,是无法通过想当然的“依法查处”而消除的,被解救的少女也往往会逃回妓院,“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因为妓院老板为了旗下的娼妓听话,常常给她们施打毒品,妓女并未受到严格的监控,可以随意离开,但她们逃到村庄之后,往往因为毒瘾发作,而不得不回到妓院。
妓女处于极端的无望之中,因为她们的命运并不能简单通过逃离而得到救赎。书中的妓女说:“我总认为不要孩子,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
妓院却希望她们能够怀孕,生出的孩子,女的长大成为娼妓,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我们喜爱小说和电影,因为在那里,终究会有一刻,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好人不一定会获得命运的补偿,但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在现实中,厄运却在一代代的轮回循环,没有出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
《她们》一书中,还陈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贫穷国家里,管理妓院的通常是女性,她们一定会让自己女儿接受女阴切除,她们先喂养儿子而非女儿,她们带儿子而非女儿去诊所打疫苗。许多国家依然有杀害女婴的风气,而且通常是母亲杀死亲生的女儿。
当我们讨论“女性权益”的时候,常常会把矛头对准男性,男性是施虐者,女人是受害者。现实却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世界,女性不仅因为缄默,而常常成为邪恶的同谋,她们甚至成为了更为残忍的施虐者。
女性残害女性——这并不是女人命该如此的借口,而是无知的代价。封闭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生老病死都在扭曲的环境中,除了世世代代以坚硬的姿态忍耐它、捍卫它,他们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唯一的救赎,就是封闭的社会裂开缝隙。在实验室里孕育、成长的小白鼠,一旦逃出了笼子,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就只能或弃用或杀掉,因为它们尝过自由的滋味,另一种境遇与标准在它们脑中孵化、发酵,不可逆地改变了它们。
“国际小母牛援贫会(美国一个给予贫穷国家的农夫母牛、山羊等其他动物的救援团体)”的几名成员,在津巴布韦无意中接触到一个放牧的妇女,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四处躲避着丈夫的毒打。她胆怯地说出了自己受教育的意愿,援贫会的成员鼓励她写下自己的梦想。
妇女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有一天我要去美国。”她开始写道,这是目标一。接着,她写道自己会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她把这片纸折起来,包上三层塑料袋,放在铁罐里,再把铁罐藏在放牛地的一块岩石下。她开始努力学习,开始存钱。
某一天,她受到了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如今,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非洲穷人的艾滋病治疗方案。
命运的美妙在于偶然。你不知道在哪个瞬间,因为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他人的命运所打动。同样地,他人的命运也不知道在哪个瞬间,被你的哪句话、哪个眼神,被你改变。最有效的救助,不是付出金钱,而是付出时间,把他人的人生与自己的连结起来,感其所伤,痛其所痛。
对不起,生为女人。战争中,男人通过死亡获得勋章,女人只能以卑微的方式——被强暴、被蹂躏,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平。刚果的童子兵说:“要是看到女孩,强暴是我们的权利。”
对不起,生为女人。生命在不被阳光照耀到的角落流逝:过去五十年来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死于二十世纪所有战斗的男性还多。
幸而,生为女人。女人有着连自己都无法想象的顽强生命力,无论多少歧视和虐待加诸于身,仍要反抗。生为女人,等待、孕育、再等待,再孕育,终有一天,命运被照亮。
蒋方舟/文
在历史上,失眠曾经是一件伟大而文艺的事情。巴尔扎克一天喝40杯咖啡,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而费尔南多·佩索拉则说:“生命是一次伟大的失眠,我们做过的想过的一切,都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
文学家们为失眠找了很多崇高而艺术化的借口,很多成功的人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从小养成的少眠习惯。据说爱因斯坦每天只睡1到3个小时,撒切尔夫人一天只睡4个小时,拿破仑的睡眠时间绝不超过4个小时,唐纳德·特朗普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他说:“一天睡12-14个小时的人如何能与每天睡3-4个小时的人竞争?”爱迪生索性鄙视睡眠,他说:“睡觉是人类原始时期的遗物。”
对于并不想名留青史,或者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人来说,这种“不睡觉”的成功学,或者没有太多意义,只是为了自己无所事事,却又熬着不睡找借口罢了。用诗人张枣的话说:“在这个时代,连失眠都是枯燥的,因为没有令人心跳的愿景。”
在今天的中国,在公共场合集体睡眠的场景也并不少见。在上海生活了6年的德国摄影师贝尔恩德•哈格曼拍摄过“睡觉的中国人”系列,他拍摄的对象,是在极端条件下打盹的中国人,有在工地睡觉的人,有在马路扶栏上睡着的。其中最有趣的一张,是两个男人在一个游乐场的跷跷板各睡一端的照片,他们体重相似,刚好维持跷跷板的平衡。摄影师这样描述他镜头里睡着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得以复兴的缘由,其平静、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让人着迷。”
中国人是否嗜睡的民族?从数据来看,显然不是。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的最新睡眠调查结果,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为38.2%,高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失眠发生率。
白天的混沌是由于夜晚的清醒。
人们天生有害怕睡觉的理由。首先是因为睡眠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攻击的过程,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因此,才会出现夜晚在街上敲钟巡游的人,他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了让睡不着的人感到安全。
睡眠令人惧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睡眠中,我们对思维似乎失去了控制,意识控制着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着意识,这就引发了不安。
根据调查,超过五成的公众表示是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受到影响。失眠不是现代病,但是由焦虑引发的失眠却是现代病。
最著名的失眠者崔永元这样描述:“失眠的人又是表现出双重人格,当着人春风扑面,独自时形影单吊。失眠的人属于社会上那种渴望关怀的弱势群体,共同特征是爱往高处找比,比如爱说好多伟大的人就睡不着觉。失眠的人不知为什么爱撒同一种谎,即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想什么或者心里没想什么事。其实,睡不着的时候就是一脑子事。干脆说,就是因为有一脑子事才睡不踏实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事不算大,因为睡不着,把事想大了。”
人在夜中静静幽幽地躺着,却仍徘徊在白天的现场,对于升职加薪的期待、对于买房结婚的焦虑、对于病痛失恋的恐惧,人无法把自己拽离这些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白天,尚有喧闹去掩饰和冲淡忧虑;深夜,只有自己单枪匹马地单薄面对恐惧。睡着是可耻的,睡不着更是可耻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玛丽德·马纳森就通过研究发现,完全被剥夺食物20天的动物,如果小心地频频喂以少量食物,就可以不致死亡。另一方面,她完全剥夺10只小狗的睡眠四五天,就会对它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尽管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这些小狗都未能救活。
仅仅剥夺睡眠,对人类来说是不是致命的?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人们或多或少轻视了睡眠的力量,却是事实。
后半夜,不如睡去,不如睡去,趁着还睡得着。睡眠是一种众生平等,人在睡梦中是一样的恬然,无论美丑、贫富、健康或疾病、得意或落寞,他们在睡梦中,都被流放于现实以外。
蒋方舟/文
最近读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
故事以格林生命中一段真实的经历为原型。作者用了“the end of affair”做标题,而不是“the end of love”,因为他知道,爱是绵绵无绝期的,而一段感情,看得到开端,也清楚地说得出结束的时刻。
格林在42岁那年和30岁的凯瑟琳相恋,凯瑟琳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家。
凯瑟琳和格林一见钟情。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时,点了盘“牛排洋葱”。洋葱是爱情的暗号,有丈夫的女人不愿意吃洋葱,担心回去吻丈夫的时候被厌嫌。凯瑟琳则大大方方点了洋葱,格林被她的坦率所打动,在那一刻爱上了她。
凯瑟琳和格林相恋,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知道,格林常常来夫妇家做客,而夫妇也并未分房而居。
凯瑟琳还常常陪格林旅行,她会写信给丈夫报告自己的行程,分享旅途中的快乐。而丈夫的回信则会说:“你肯定很高兴,意大利也肯定很有意思,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能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太好了,希望格林也一切都好……”
凯瑟琳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亨利更宽容,他那种宽博的胸怀,他与格林一样理解人性中的欲望和感情,但是他在生活中可以不要性爱……”
格林则是依赖于性爱的。性爱让相爱的人找到爱的证明,为不再相爱的人制造爱的假象,它拟合裂痕,也制造间隙。格林和凯瑟琳无休止的疯狂性爱中,绝望相爱,并知道这爱持续不了多久。
格林发狂地嫉妒着凯瑟琳的家庭,而凯瑟琳却丝毫不嫉妒同样有家庭的格林,不肯嫉妒他的过去,或者他会有的将来。这让格林更加愤怒,“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算爱情的深浅。根据这个标准,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
在格林和凯瑟琳的关系中,爱、恨、妒忌、绝望、占有、厌恶、迷恋、猜忌,一刻不停地交互出现,甚至同时存在着。或许亨利看似软弱的包容才是正确的,凯瑟琳从未真正想过离开亨利,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爱是暂时的,温情与安全感最终会代替它。
凯瑟琳最后生病住院,直到死去,格林都没有去看过他,只有丈夫亨利一直陪在她床边。
凯瑟琳死后,丈夫亨利给格林写信,信中说:“你不应该自责,当然,你给我带来痛苦,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呢?你也带来过快乐,人生是很难简单地做一个加减法的。但是你给了凯瑟琳别人无法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能说这东西改变了她的生活,但是却可以说让她变成了一个情感更为深刻的人……”
亨利感谢格林,甚至感谢格林以令人难以接受的坦诚写下了他们三人的故事(在小说《恋情的终结》里,格林甚至没有给丈夫亨利取个化名),因为格林完善了妻子的生命。
凯瑟琳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把生活中偶尔出现的激情与纯粹的瞬间当成救命稻草,其他人都向生活妥协了,而她不能,并且为这“不能”感到深深的愧疚和痛苦。
无法因为生活的富足、安稳与温暖而满足,这不是文艺青年病,是绵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漫长矫情。人们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矫情”。对于“矫情”,毛姆在《面纱》中是这样解释的:
“从来无法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你填不了。”
格林冷漠、暴躁、残忍,可对于凯瑟琳却正好填补了灵魂漏风的缺口。
同样的丈夫、妻子、情人的三人行故事,还发生在日本作家冈本加乃子身上。冈本加乃子出生在明治年间,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女,嫁给了漫画家冈本一平。婚后,冈本加乃子连续遭到丧兄、丧女的打击,在痛苦之中,与年轻的大学生相恋。丈夫不仅一直守护着她,还同意她年轻的情人也在家中一起同居,直到大学生移情加乃子的妹妹。
之后,冈本加乃子又先后恋上了作家芥川龙之介、外科医生新田一。她甚至和情人、丈夫、儿子一起游历欧洲各国,写下大量游记。
冈本加乃子死时,丈夫和情人一直在病床前悉心照料。
平心而论,冈本加乃子的小说我并不非常喜欢,只觉得清新独特,但远远不如另一位早逝的女作家樋口一叶。但是川端康成对加乃子评价却非常高,说她“丰富而深奥”。
我一直以为,把生活变得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以此作为写作的材料,是二流作家的伎俩。现如今,我却不得不承认,生活与作品,很难分清楚谁为因谁为果。有才的人总是很多情,他们写下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一般,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人生也会随之而来。
(图片是根据格林《恋情的终结》所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蒋方舟/文
最近读了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
故事以格林生命中一段真实的经历为原型。作者用了“the end of affair”做标题,而不是“the end of love”,因为他知道,爱是绵绵无绝期的,而一段感情,看得到开端,也清楚地说得出结束的时刻。
格林在42岁那年和30岁的凯瑟琳相恋,凯瑟琳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亨利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家。
凯瑟琳和格林一见钟情。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时,点了盘“牛排洋葱”。洋葱是爱情的暗号,有丈夫的女人不愿意吃洋葱,担心回去吻丈夫的时候被厌嫌。凯瑟琳则大大方方点了洋葱,格林被她的坦率所打动,在那一刻爱上了她。
凯瑟琳和格林相恋,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知道,格林常常来夫妇家做客,而夫妇也并未分房而居。
凯瑟琳还常常陪格林旅行,她会写信给丈夫报告自己的行程,分享旅途中的快乐。而丈夫的回信则会说:“你肯定很高兴,意大利也肯定很有意思,希望你能好好休息。能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太好了,希望格林也一切都好……”
凯瑟琳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亨利更宽容,他那种宽博的胸怀,他与格林一样理解人性中的欲望和感情,但是他在生活中可以不要性爱……”
格林则是依赖于性爱的。性爱让相爱的人找到爱的证明,为不再相爱的人制造爱的假象,它拟合裂痕,也制造间隙。格林和凯瑟琳无休止的疯狂性爱中,绝望相爱,并知道这爱持续不了多久。
格林发狂地嫉妒着凯瑟琳的家庭,而凯瑟琳却丝毫不嫉妒同样有家庭的格林,不肯嫉妒他的过去,或者他会有的将来。这让格林更加愤怒,“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算爱情的深浅。根据这个标准,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
在格林和凯瑟琳的关系中,爱、恨、妒忌、绝望、占有、厌恶、迷恋、猜忌,一刻不停地交互出现,甚至同时存在着。或许亨利看似软弱的包容才是正确的,凯瑟琳从未真正想过离开亨利,他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爱是暂时的,温情与安全感最终会代替它。
凯瑟琳最后生病住院,直到死去,格林都没有去看过他,只有丈夫亨利一直陪在她床边。
凯瑟琳死后,丈夫亨利给格林写信,信中说:“你不应该自责,当然,你给我带来痛苦,但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从未给别人带来过痛苦呢?你也带来过快乐,人生是很难简单地做一个加减法的。但是你给了凯瑟琳别人无法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能说这东西改变了她的生活,但是却可以说让她变成了一个情感更为深刻的人……”
亨利感谢格林,甚至感谢格林以令人难以接受的坦诚写下了他们三人的故事(在小说《恋情的终结》里,格林甚至没有给丈夫亨利取个化名),因为格林完善了妻子的生命。
凯瑟琳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把生活中偶尔出现的激情与纯粹的瞬间当成救命稻草,其他人都向生活妥协了,而她不能,并且为这“不能”感到深深的愧疚和痛苦。
无法因为生活的富足、安稳与温暖而满足,这不是文艺青年病,是绵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漫长矫情。人们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矫情”。对于“矫情”,毛姆在《面纱》中是这样解释的:
“从来无法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是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你填不了。”
格林冷漠、暴躁、残忍,可对于凯瑟琳却正好填补了灵魂漏风的缺口。
同样的丈夫、妻子、情人的三人行故事,还发生在日本作家冈本加乃子身上。冈本加乃子出生在明治年间,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女,嫁给了漫画家冈本一平。婚后,冈本加乃子连续遭到丧兄、丧女的打击,在痛苦之中,与年轻的大学生相恋。丈夫不仅一直守护着她,还同意她年轻的情人也在家中一起同居,直到大学生移情加乃子的妹妹。
之后,冈本加乃子又先后恋上了作家芥川龙之介、外科医生新田一。她甚至和情人、丈夫、儿子一起游历欧洲各国,写下大量游记。
冈本加乃子死时,丈夫和情人一直在病床前悉心照料。
平心而论,冈本加乃子的小说我并不非常喜欢,只觉得清新独特,但远远不如另一位早逝的女作家樋口一叶。但是川端康成对加乃子评价却非常高,说她“丰富而深奥”。
我一直以为,把生活变得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以此作为写作的材料,是二流作家的伎俩。现如今,我却不得不承认,生活与作品,很难分清楚谁为因谁为果。有才的人总是很多情,他们写下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故事,而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报应一般,奇情曲折、不可思议的人生也会随之而来。
(图片是根据格林《恋情的终结》所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蒋方舟/文
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
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七十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
准确地说,《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讲义。
80年代末,一群大陆、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
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们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
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犬”。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
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忧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乌镇很快就沦陷,由汪伪政府来统治。
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得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多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收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是只有下棋。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们,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他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
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
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是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他文革被囚禁18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
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
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
木心说:“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话听起来悲凉,但或许是对的。木心死在乌镇,乌镇是个小镇子,殡仪馆也是小小的,挂着俗怆的绸布和标语,看起来十分可笑。是陈丹青赶来,花了两天两夜,才布置成体面得体的样子——连死都是如此。
陈丹青果然像颜回。孔子差点被杀,而颜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颜回终于赶上大家,孔子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颜回的存在,不仅是完全顺从,也是为了延续老师的鲜润光辉。
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
至诚至善的道,总是教人牺牲。《十诫》里讲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讲牺牲。《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讲牺牲。
木心的老师福楼拜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讲对于生活的牺牲。
木心说:“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他没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边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照顾。避于莫干山写作,提笔如轻叹:“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只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们的文学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疴,一片火热革命后的废墟,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块字,展开一幅完全不同的壮阔组图。直至今日,我们对木心仍是保持着警惕的崇拜,大陆文化界对他几乎噤声,这是源于他的陌生,还是我们的无知?大陆评论家们不熟悉他的腔调,把他的曲高和寡误以为是“木心的尴尬”,认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对现有的文化人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没有文化的人对他发生兴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反正都是误解。
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大雅。能用一派衰败的文明气脉托举出他的雅致,亦是我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