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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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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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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杂谈

      《恶时辰》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6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描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无名的小镇,小镇笼罩在暴戾、虚伪、压抑、冷酷的氛围之中。

  而小镇上的人们——法官、检察官、神父、理发师、电影院老板……包括象征着独裁的镇长,无论是谁,都无法置身于令人动魄惊心的“恶时辰”之外。“恶时辰”之中,没有不恶,只有更恶。“恶时辰”里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感到绝望的社会。

  治于人者,有治于人者之恶。治人者,则有治人者之恶。前者是私人之恶,后者是政权之恶。因为匿名帖,蒙羞的蒙特罗用双管猎枪打死了巴斯托尔。这是私人之恶。而当镇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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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因不同意陆德先生履新时强调“政治纪律”,也不能认同近段时间杂志社内民主机制多遭破坏、同人办刊精神式微,我们已辞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一职。今后我们的言行将只代表个人,与《炎黄春秋》无关。特告关心我们和《炎黄春秋》命运的朋友知之。感谢以往作者、读者的支持!虽然我们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但我们还是希望《炎黄》能够恢复和秉持过去同人办刊的精神和风骨,并祝愿《炎黄春秋》不负重望,越办越好。

                                          (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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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解释宪法”的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也就是说,任何行政机关都无权僭越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公民只能怎样或不能怎样行使出版自由。

    而全国人大常务会也从未声明放弃解释宪法的职权,或者正式、明确地授权国务院可以针对出版自由制定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在第一条称,“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这本身就说明,制定该条例,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了国务院解释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出版自由的权力。此外,《出版管理条例》中关于犯罪的规定,更是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因此,《出版管理条例》是违宪之物,“非法之法”。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又是“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自然也缺乏合法性。也就是说,《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皆属“非法之法”。而行政机关据此行政,也就是非法行为。

    尽管《出版管理条例》自称是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实际上,《出版管理条例》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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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据2011年4月16日《京华时报》的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妻子超生被罚款24万余元,与海淀区计生委打起了官司”,海淀法院一审判他败诉、维持计生委的处罚决定。

    这则报道还说,“对于杨支柱提出的计划生育规章不合法的问题,法院表示,本案司法审查的对象针对的是计生委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不涉及地方政府规章的合法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系北京市地方政府规章,其合法性问题不应在本案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①]

    且不说此案的是非曲直,但一审法院的判决却显露了中国司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被置于司法审查之外。兹事体大,牵涉面广,所以笔者只侧重于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给予“抽象行政行为”这种豁免特权是否合适。

    任何政体下都会讲国民要守法,所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是否有一套机制确保政府守法。如果政府可以不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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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们常常说的兴亡周期律,关注点更多的是朝代兴衰更迭。这不奇怪,因为自秦之后,虽说不是每个王朝都“其兴也浡,其亡也忽”,但也没有一个王朝能够统治中原达三百年之久。毕竟,何止嬴政一人才会梦想“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①]?

可是王朝兴也好,亡也罢,元代散曲家张养浩(1270—1329)却提出了另一个较少为人关注的中国兴亡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②]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鲜有比这句话更为精到、准确,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

这个兴亡律是中原王朝在过去二千年里也未能打开的一个死结。

即使是身逢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对于百姓来说,总体而言,不过是把肚皮稍微哄得相对好一点而已,用史书上的描述,就是“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③],外出不用担心匪盗打劫,“社会治安”不错,即使出远门也不用随身携带武器防身,即所谓“行千里不持尺兵”。[④]

唐代大诗人杜甫,他所留恋的黄金时代,正是这样一种古典式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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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孟老夫子,仁呀,义呀,喜欢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且是见了当权派就讲。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无敌。

    可是当时七国纷争,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火烧眉毛的存亡问题,对梁惠王们来说,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东边耳朵进,西边耳朵出。

    其间想实行仁政的,倒还可能会招来麻烦。

    万章向孟子请教时,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宋是个小国,现在要实行仁政,齐楚两国对此很讨厌,就出兵攻击它。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宋国如果实行仁政,自然就会对其他国家的百姓产生吸引力,或者是想偷渡到宋国,或者是想入非非,希望全盘宋化:人家宋国都能够实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实行呢?如此一来,对齐楚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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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4 10:05)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曾风靡中国的知识界,如今,他的《柏林日记》也有了中译本。在日记里,夏伊勒以记者的眼光,观察和记录着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他那栩栩如生的笔触,拉近了我们跟第三帝国的距离。尤其是读到其中有关戈培尔的那些文字,我禁不住想,如果我是个1934—1941年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那会是副啥样的面孔?

 

    因为戈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我要是德国公民,自然就是他征服对象里的一分子。这位博士部长忽悠人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夏伊勒在1940年的日记里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8月29日,戈培尔就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当然啦,柏林人不会从德国报纸上获悉德军已经对伦敦狂轰滥炸。用夏伊勒日记的话来说,“这位小个子博士让报纸向人民灌输,德国飞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而这些‘英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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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大国政治的悲剧》将属于经典行列,也许很多中国读者会不高兴。但是,如果认为它也根本不属于这样一类书——你可以不赞成它的观点,却不能绕过它的观点并忽视它的存在。那我敢断言,这就失之轻率了。

    在书中,大国政治的悲剧几如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大国彼此畏惧、提防、猜忌,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大国间没有通往大同世界和完全互信的巴别塔。国家都是通过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份额,来使自己最大化地获得安全。人类是否只能在这永无穷期的安全竞争中挣扎呢?历史的经验几乎提供的都是悲剧性的证据,而展望未来,人类也没有找到能够确保避免悲剧的康庄大道。

    当然,你可以批评米尔斯海默所揭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实际上隐含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他有关中国威胁的阐释更是无中生有。但是,仅仅批判是不够的。

    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这句教条般的语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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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判断一个国家和人民胸襟之大小,莫过于观察他们是如何处理和对待同室操戈的内战了。
  
  民国元老颜惠庆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他19世纪末在美国一所中学留学时,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南方,就美国南方崇拜的英雄而言,没有人比得上李将军和有着“石墙”绰号的杰克逊。
  
  这个李将军就是南北战争中南军的司令。

  
  颜惠庆留学美国时,已是林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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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媒体上,很少能够看到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负面报道”——比如因为超生而房子被拆,耕牛被牵等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对农村妇女的结扎、上环等强制节育手术,对孕妇强制引产所导致的健康损害问题或心理影响。可以说,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公开性和透明程度一直较低。这种不能直面问题的现象,阻碍了大陆人口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事实上,如今我国面对的主要挑战,不是要不要控制人口,而在于要人道地控制人口。

在我国,过去曾经实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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