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为官的传统

    不得在原籍为官，不能在一地久任的流官制度，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一个古老传统。

    不得在本籍担任地方长官的籍贯回避，在西汉就开始实践了，只是当时是否有明文规定，没有记载。自从汉武帝中叶起，地方官任用的籍贯限制就越来越严了。[①]历史学家严耕望就说：“凡中央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国守相，下迄县令、长、丞、尉、边侯、司马均用非本郡人，刺史用非本州人”。[②]

    明文规定籍贯回避是从东汉开始的。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立了“三互法”。什么是“三互法”呢？《册府元龟》里是这样说的：“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③]按照这个规矩，在老婆的娘家当官就不允

[本文是应一位朋友之约写的点题作文，最后没能发出来。这年头——准确点说是好几十个年头了——有权的人连小民百姓想像一下都容忍不得。]

2020年10月。边城县。秋高气爽，武陵苍翠，秀河清悠。此时，稻谷入仓，柑橘尚青。忙碌的农人，又可以稍稍歇上一口气。
    此时，京城里的媒体，正连篇累牍地絮叨着全面小康的事情。可眼下边城人最关注的，却是本县的大选和边城的未来。直选“县长”，就定在本月第二个星期六——为的是不误农事、公务和教学。
    其实，直选县长不过是边城人的一个习惯性说法而已。准确地说，是直选县最高行政长官——县行政府主席。“县长”将成为边城的一个历史名词，只是许多边城人一时没有改过口来，仍把直选县行政府主席称为直选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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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一个中国人陌生的人物，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见仁见智。不过，新近翻译出版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却是立场明确。作者中，既有当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担任要职的官员，也有当年给戈尔巴乔夫做智囊的专家学者，还有当时驻苏的美、英大使等，他们迄今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持肯定态度。比如，在1986—1990年曾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顾问的亚历山大·齐普科，就连自己的文章标题，也直截了当地取了个“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

    可是，读完了《奔向自由》，获益匪浅的同时，我也感到像卢梭说的那样，自己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知道我想说什么，可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毕竟，对戈尔巴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人的感情复杂多样，而我下笔时却不能无视这种复杂的强大存在。

    中国还缺乏能够深入敞开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成败的环境。不过，贬之为罪魁也好，捧之为圣贤也罢，不管怎么评价，事实是，戈尔巴乔夫改革

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条规定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质疑。

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理论上讲，义务的限定也意味着权利，即不承担义务之外的义务之权利。义务的明确就是对权力的限制。可以说，这也是一条控权的条款，因为它明确了权力之手之能伸到什么地方。因为宪法写的清清楚楚，公民的义务是“依照法律纳税”，而不是依照别的什么规矩纳税。因此，这一条未尝不可以说是“无法律无课税原则”的体现。

可是，我们打开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它上赫然打着“公民依法诚信纳税”。一个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和“法律”可不是一回事。在中国的现行制度框架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是“法”。所谓的“依法”纳税，其实是偷梁换柱,等于是行政机关擅自扩大了公民的义务。

当年孔子经过泰山，看到有个妇女在墓前哭得伤心死了，就停下车，打发子路去问问咋回事，那妇女痛苦地说：“过去我公公死于老虎，我丈夫也死于老虎，如今我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咬死了。”孔夫子就问她：“那你干吗不离开这儿呢？”这妇女回答得很干脆，就三个字：“无苛政。”孔子回头对学生说：“小子，记住了，苛政猛于虎啊！”[①]

唐代的柳宗元曾怀疑过孔子这话。等他目睹永州捕蛇者的境遇后，也在《捕蛇者说》里感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意思就是，横征暴敛比永州那咬了人没治的蛇还毒。

轻徭薄赋，曾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和仁政的象征。哪朝哪代，

在中国崛起的众声喧嚣中，张剑荆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试图重新审视“力量”。作者提醒国人，“强权如瓷器”。这跟富布赖特告诫美国人的那句“强权是一种麻醉品”，可谓是异曲同工。

毕竟，国家力量可以向外挥发，也可以对内使用，并且在这两个方向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越富强，滥用起来危害就越大。注重对力量的追求，忽视对力量控制机制的现代化，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是典型的例子。

就德国来说吧。俾斯麦当首相后，普鲁士三战三胜，从挨打者变成了打人者，眉也扬了，气也吐了。武力崛起的德国，屹立在欧洲中央，创下了没有政治现代化也照样民富国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