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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钟,籍贯湖南麻阳,属不会说长沙话的长沙人,迄今为止最后就读过的地方是位于长沙南郊的湖南省育新学校,有政府发放之证书,无国家承认之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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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2020年(2009-01-12 21:35)

[本文是应一位朋友之约写的点题作文,最后没能发出来。这年头——准确点说是好几十个年头了——有权的人连小民百姓想像一下都容忍不得。]

 

2020年10月。边城县。秋高气爽,武陵苍翠,秀河清悠。此时,稻谷入仓,柑橘尚青。忙碌的农人,又可以稍稍歇上一口气。
    此时,京城里的媒体,正连篇累牍地絮叨着全面小康的事情。可眼下边城人最关注的,却是本县的大选和边城的未来。直选“县长”,就定在本月第二个星期六——为的是不误农事、公务和教学。
    其实,直选县长不过是边城人的一个习惯性说法而已。准确地说,是直选县最高行政长官——县行政府主席。“县长”将成为边城的一个历史名词,只是许多边城人一时没有改过口来,仍把直选县行政府主席称为直选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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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一个中国人陌生的人物,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见仁见智。不过,新近翻译出版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却是立场明确。作者中,既有当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担任要职的官员,也有当年给戈尔巴乔夫做智囊的专家学者,还有当时驻苏的美、英大使等,他们迄今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持肯定态度。比如,在1986—1990年曾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顾问的亚历山大·齐普科,就连自己的文章标题,也直截了当地取了个“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

    可是,读完了《奔向自由》,获益匪浅的同时,我也感到像卢梭说的那样,自己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知道我想说什么,可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毕竟,对戈尔巴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人的感情复杂多样,而我下笔时却不能无视这种复杂的强大存在。

    中国还缺乏能够深入敞开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成败的环境。不过,贬之为罪魁也好,捧之为圣贤也罢,不管怎么评价,事实是,戈尔巴乔夫改革

应摒弃“盛世”情结(2008-07-15 20:37)
 这些年来,老是听到、看到“盛世”这个词。可是翻看手头的《辞海》、《辞源》,居然都没有找到“盛世”这个词,倒是《新华词典》有这个词条,它的解释是,“昌盛的时代”。

可中国自秦汉起的两千多年里,“昌盛的时代”并不多。战国时,燕国人蔡泽说,“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①]。如果仅就中国历史而言,他的话算是有先见之明。比如开元盛世之后不就是安史之乱?在中国,不但被后世称为“盛世”的时代屈指可数,而且无论哪个“盛世”所持续的时间,也从来没有破过一个半世纪的纪录。似乎冥冥之中,存在一种中国宿命。

当然啦,永久的繁荣,或永久的世界第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享受过这种福气,以后会不会出现,不知道。不过,以既有的历史经验,即使盛极而衰,不同的国家也是有不同的衰法。

 

 

2004年6月23日,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2003年度的审计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告受到了媒体前所未有的强烈关注,“审计风暴”这个词自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正式成立于1983年的审计机关,似乎开始发威了。其实,正像李金华自己所说的那样,从来就没有刮过什么“审计风暴”。此后每年各级审计报告公开的问题如此触目惊心,与其说是成就,毋宁说更是现行审计制度困境的象征。

 

中国特色的审计模式:党控审计

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1983年9月,审计署成立。宪法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

 

如果仅仅从上述

分权制衡重于监督(2008-01-17 17:51)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数部新法律出台,《监督法》等法律开始实施。对这些法制建设的有形成果,也是见仁见智,既响彻过欢呼之声,也咆哮过批评之音。

 

不过,对一般公众来说,这些法律无论如多么重要,它们都不可能是生动、有趣的。和这些曾让媒体兴奋的法律相比,这一年里,舆论广泛关注的一些案件,或许更能够直观地让人们感受到中国的法治真实进程,或者说,更能够真切看出眼下中国式“法治建设”的底色。而只要底色不变,则法治无望。

 

2007年2月14日,蓝庆华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在一个副厅局级干部数以万计的国家,这个并不起眼的职务任命,却一时间成了全国性的起眼新闻。真是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句老话。

 

在2006年轰动一时“彭水诗案”中,时任中共彭水县委书记的蓝庆华,一下子成了热点人物。他丢了县委书记一职,借用重庆一位领导的话来说,是因为他有“随意干预司法的行为”。

 

 

 

交税是否规定为义务不是要害

现行宪法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整个一部《税收征收管理法》里,都是居高临下的“征”呀,“缴”呀,“纳”呀,“收”呀,压根儿就找不到一个带平等意味的“交”字。

 

甚至翻译别国的法律,不管是什么样政体的国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也用“征”、“缴”、“纳”之类的字词。翻开牛津辞典,你看那英文“tax”,名词的意思是“(sum of)money (to be ) paid by citizens (according to income,value of purchases ,etc) to the government for public purposes”,动词意思就是“put a tax on”、“require (a person) to pay a tax”。都没有中文“征”、“缴”、“纳”之类的强迫意味在内。

 

就说“缴”这个字吧,它就含有迫使交出的意思。过去中国拍的战争电影里,我们就常常就听到“缴枪不杀”这样的话。而“纳”这个字,用在捐税上,过去也意味着一种“下”向“上”的无偿贡献行为。《尚

我们通常都不是在依照法律纳税

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条规定受到不少人的批评质疑。

 

其实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理论上讲,义务的限定也意味着权利,即不承担义务之外的义务之权利。义务的明确就是对权力的限制。可以说,这也是一条控权的条款,因为它明确了权力之手之能伸到什么地方。因为宪法写的清清楚楚,公民的义务是“依照法律纳税”,而不是依照别的什么规矩纳税。因此,这一条未尝不可以说是“无法律无课税原则”的体现。

 

可是,我们打开国家税务总局的官方网站,它上赫然打着“公民依法诚信纳税”。一个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和“法律”可不是一回事。在中国的现行制度框架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是“法”。所谓的“依法”纳税,其实是偷梁换柱,等于是行政机关擅自扩大了公民的义务。

 

 

衡量横征暴敛的标准(2007-12-27 14:24)
孔夫子有句名言:“苛政猛于虎。”所谓苛政,就是指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大凡上过中学的国人,对孔夫子的这句话多少会有些印象。
 

当年孔子经过泰山,看到有个妇女在墓前哭得伤心死了,就停下车,打发子路去问问咋回事,那妇女痛苦地说:“过去我公公死于老虎,我丈夫也死于老虎,如今我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咬死了。”孔夫子就问她:“那你干吗不离开这儿呢?”这妇女回答得很干脆,就三个字:“无苛政。”孔子回头对学生说:“小子,记住了,苛政猛于虎啊!”[①]

 

唐代的柳宗元曾怀疑过孔子这话。等他目睹永州捕蛇者的境遇后,也在《捕蛇者说》里感叹,“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意思就是,横征暴敛比永州那咬了人没治的蛇还毒。

 

轻徭薄赋,曾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和仁政的象征。哪朝哪代,

警惕“富强”(2007-12-24 15:20)
 在中国的语境里,“富强”在观念上的分量特别重,可是在思想和制度建设层面,却对力量或者说富强本身缺乏应有的警惕。

在中国崛起的众声喧嚣中,张剑荆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试图重新审视“力量”。作者提醒国人,“强权如瓷器”。这跟富布赖特告诫美国人的那句“强权是一种麻醉品”,可谓是异曲同工。

 

毕竟,国家力量可以向外挥发,也可以对内使用,并且在这两个方向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越富强,滥用起来危害就越大。注重对力量的追求,忽视对力量控制机制的现代化,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是典型的例子。

 

就德国来说吧。俾斯麦当首相后,普鲁士三战三胜,从挨打者变成了打人者,眉也扬了,气也吐了。武力崛起的德国,屹立在欧洲中央,创下了没有政治现代化也照样民富国强的榜样

中国式腐败的背景(2007-08-09 10:54)

中国式腐败的背景

——以湖南郴州李大伦案为例

 

这些年来,每年那么多高官落马,可谓是前赴后继。2006年,就有中共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等人身陷囹圄。一时间,郴州窝案轰动全国。网络上甚至有人讥之为“全国优秀腐败集体”。虽然已经事过境迁,可这个事例本身却依然极其耐人寻味,它背后有着中国式腐败的典型背景。这种典型背景,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大贪官作报告

李大伦从政三十余年,1999年2月至2006年6月担任中共郴州市委书记。他的一首七律《感怀》就这样写道:“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俨然一副忧国忧民样。

2000年4月6日,在中共郴州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李大伦宣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廉洁自律方面率先垂范,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权力关、金钱关和美色关。”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