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仍在最有力地影响大陆中国人思想和心态者，大概没有超过毛泽东、鲁迅两人的了，值得我们对他们的思想再三致意、反复探究。而我又以为，对他们思想和精神气质形成的早期尤其需要关注。

     1917年，毛泽东24岁，还剩一年就要从一师毕业。是年4月，他写的《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7、8月间，他与萧子升徒步千里到湖南五县考察，实行“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归，给曾在一师任教的黎锦熙写信。此封长信既谈到其个人毕业后之安排，更畅论改变中国之道，颇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和思想。

     毛泽东所考虑的改造中国是一种“根本的改造

     范美忠地震发生时率先逃离教室，后来又发文肯定自己的行为，引起网上几乎一边倒的“道德围剿”。而在范美忠与郭松民的凤凰台电视辩论之后，更多的人却同情范而不是支持郭。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是不是恰恰先是范、后是郭碰触了道德的底线？而他们在那场针锋相对的电视辩论中，其实有一点又是相同的：即双方都要求对方遵循一种道德底线。同样要求道德底线的人却如此对峙，“道德底线”究竟应做何解？

   一个社会道德底线的较完整内容要以一种符合其底线的方式——尽可能广泛和平等的对话讨论——来达成共识。但有一些最基本的核心规范可能已经相当具有共同性，它们包含在所有文明的道德法典中，比

    1935年春天，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被捕，年仅36岁的他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之后不久即从容就义。

    瞿秋白最后的遗言是难得的心里话, 是20世纪革命文献里罕见的一篇内心独白。他不仅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曾一度主持过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自认自己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政治能力薄弱，他担任政治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使犬耕田”。他自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是一个会读书的“高等游民”，而这种“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残余”，“再过十年八年就不会有这种智识分子了”。他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懦怯”的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

     说起鲁迅与耶稣，两者的距离似乎相当遥远，耶稣是作为“上帝之子”来到人间，宣讲拯救的福音，主张宽容忍让的爱。而鲁迅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死后无所畏惧，决绝地说过“一个都不宽恕”。

    但在有一点上，可能两者相当接近。鲁迅在《野草》中有一篇“复仇（其二）”，直接描述了耶稣之死。他写道：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

看哪，和他同钉的……

 

     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是其晚年的一部力作，人们也普遍认为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它描述了一个普通文官身患重病后面对死亡而发生的对生命的认识与反省。据说莫泊桑刚读完它时，神情沮丧，在屋里踱来踱去，觉得自己“真是白活了”。自己的作品比起它来是差远了。“我发现我的一切活动都毫无意义，我那十卷书也完全算不了什么。”

    这一名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思想上的震撼力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它所展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呢？的确，它使我们正视死亡、使我们直面死亡来思考生命的意义。但是，在这种态度中是否还有一种使人不安的东西呢？

 

    20世纪初的学界政坛，曾有一对相当活跃的夫妇——刘师培与何震，其人其事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它唤起的感情倒不是喜欢和敬重，而是一种哀伤与痛惜，尤其何震的。。。命运让人感到怜悯。

    刘师培是扬州世家才子，1903年会试不中，自此绝意科举，走向革命。1904年携未婚妻何震赴上海，何即入爱国女校就读。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剑，也是书香世家，而一旦接触新思潮，思想比自号“激进派第一人”的刘师培还要激进，其性格也相当强势。为显示男女平等，她不仅改名，将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1907年与刘师培、姻亲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与章太炎同住一处，跟苏曼殊学画。

 

 

    取名和更名是一件郑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重视家族和名称的国家里，因此，在一个时期里，人们较多地用什么样的名字，往往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初期，许多人将自己孩子的名字取之为（或将自己的姓名更改为）“卫东”、“红卫”、“永革”、“向东”乃至于“卫彪”、“卫青”，到八十年代，又有一些沿海口岸的城市的人们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取带点洋气的名字，如“约翰”、“玛丽”一类。

饶有趣味的是，20世纪末最重要一次转折的关键人物邓小平的身世与两次更名也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世纪的主要变迁。邓小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包括人类的全部，并不是指所有人，区分“少数与多数”的主旋律再一次出现，并且构成一种创世的神秘。宗教大法官对上帝说：你的伟大的预言家在寓言和幻想里说，他看见了第一次复活的全体参加者，每族各有一万二千人。但即使有这么些人，他们也已经仿佛不是人，而成为神了。他们背负了你的十字架，他们几十年来在饥饿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拿蝗虫和树根作食物，──你自然可以指着这些自由、自由的爱的孩子，自由而庄严地为了你的名而牺牲的孩子们来自豪。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总共只有几千人，而且全是神，可是其余的人呢？其余那些软弱的，不能忍受强者们所忍受的事物的人，他们又有什么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辽沙与伊凡在酒馆的相遇和长谈构成了全书最重大、最震憾灵魂的一次精神事件, 因为“宗教大法官的传奇”就包含在这场谈话之中，在这一“传奇”中提出的问题可视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临终一问，因为，据说他从年轻时就关注这一主题，而他之所以把“传奇”放入《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由于他恐怕自己不能再活着完成另一部小说了。[1]

阿辽沙与伊凡兄弟俩在隔绝多时后开始互相吸引，互相理解，他们首先谈到生活，伊凡说对生活的渴求是卡拉马佐夫家的特征，阿辽沙赞同

    07年12月25日，北行至旧金山，坐在中国城一家餐馆里，过往攘肩擦背，多闻母语；四周熙熙攘攘，皆是乡情，尤饭菜极可口，但心中却有一丝不安，隐隐记得有一位其文字深深触动过我的中国人就逝于此地。归洛城，一夜寻读黄远庸 “忏悔录”，果然如此，这位晚清末科进士，民初第一记者，观察犀利、持言独立，既雅不欲劝进袁世凯，又素不肯美言孙中山，终不得不远避他乡，却仍在1915年12月25日，也是一个圣诞节的下午，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派来的枪手暗杀，时年三十。未凋于华土、却陨于异邦；未死难于“反动派”之刀斧，却葬身于“革命党”之手枪，不能不让人为之深深叹息。

    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