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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大约是不愿面对生活的琐碎平庸，于是喝起了啤酒。
后来喝成啤酒主义是缘于诗人阿坚的调侃，不过这其中已经有小圈子里自我陶醉的意味，至此已经有点恶心了，敏感的、酒量不行的人可能已经吐了。
但凡主义，总免不了矫情做作，尤其与吃喝沾边。
接着喝，就有了下面的两条路，一个是啤酒恐怖主义，喝吐了再来，再吐再来，直至不省人事甚至长眠不醒，像所有恐怖主义一样，视献身为最高境界之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典可依，再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发展战友，不会伤及平民；还有一条路就是啤酒修正主义，想喝但不想恶心，想喝高但还想保持次日的清醒，也许这是养生之道，也许这是慢性自杀，就看你是什么体格就看你怎么拿捏了。
我来了，我喝了，我走了。这么着不是不行，这么着的人也颇有那么一批。
但在我，却还于心不甘。不是没想过改喝白的，但我只会以喝啤酒的方式喝白的，这么喝经常就把自己喝成了人肉炸弹，除了徒增自我厌恶，还招人憎恶。
当然更想过不喝，也尝试过戒酒，最长的一次有20多天，想起来那是萎靡不振还有点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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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天，黄燎原攒了几个哥们拍一部叫《大蛇》的MTV，一个圆头圆脑带黑边眼镜的家伙负责剧务，也就是杂务，他就是老猫，这名字跟我一样，都是小时候落下的外号。这种草台班，剧务是最累的了，大到跟政府部门沟通，小到吃喝拉撒乃至娱乐放松（老猫随身背着一副用厚布裹着的麻将牌）都要老猫亲力亲为，但老猫从没喊过累。
夏天过去，片子搁浅，剧组的哥几个天天扎在黄燎原家喝酒搓麻，那阵子似乎听听美国之音BBC什么的就算有追求啦。
老猫天性柔软，大家在一起，喜欢拿他开玩笑，对此老猫总是不温不火嘿嘿一笑而过，有时他也会争辩，但老猫的争辩不会导致口角或脸红脖子粗，他的争辩更像是为这些以他为主角的玩笑作注解，以使这些玩笑更完满更具普遍性以至于成为“段子”，这似乎体现了老猫日后文学创作的端倪？
记得那时老猫在我们这圈里抽烟最凶，几乎就是一根接一根，一天没个两三包烟下不来。但他抽烟不咽，老猫抽烟就像蹩脚影视剧中那些扮演坏女人但不会抽烟的女演员那样，只是把烟吸入嘴里再从鼻子里喷出来，或先进嘴里含会儿再吐出一团浓烟由鼻孔吸入马上再从嘴里吐出，俗称“过桥”。老猫这么抽烟不是怕伤身体，他是刚学抽烟不久还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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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出于无聊，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哥几个陪蓝石回了趟他的老家河北乐亭，搞了一次“刨根之旅”。
那时我们每年都打着各种不着调的旗号去外地游荡几次，比如我们曾骑板车从北京到山东的“三轮之旅”，比如我们曾去中朝边境连续三天不说话的“沉默之旅”，比如我们曾在冬天去南方以三天不许穿鞋的方式搞的“赤足之旅”，比如我们曾以飞镖掇地图的方式在中原一带搞的“布朗之旅”……“刨根之旅”是其中一项，即去朋友的祖籍寻找祖坟家谱。在蓝石之前，我们已去过几个朋友老家，包括我的，我还在祖坟前装模作样烧了纸磕了头。
蓝石的老家离北京最近，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蓝石他爹孤身一人被饥饿流放到东北（闯关东），之后就与老家断了联系，他爹已去世多年，他的几个姐姐对老家也一无所知。直到某日蓝石在他大姐家喝了酒翻箱倒柜找到一封几十年前的老家来信，信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写给他爹的，从那皱皱巴巴的信封落款上，可以辨认出乐亭县某某公社大队生产队以至某某组。几天后，哥几个捏着那个信封来到乐亭乡下。
按冯唐的说法，有两类作家，一类是二十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后再如何喝大酒睡女文青，却再也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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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芒克，是十多年前了。那时我和几个文学青年想自办一份文学杂志，我们先认识的是徐星，有次去劲松找徐星约稿，徐星直接把我们带到了芒克家楼下的一家涮肉馆（芒克也住劲松），大家坐定，还来不及对芒克有什么印象，我就迅速喝大了，印象中那天喝的是二锅头。喝完酒，一帮人似乎很自然地就去了芒克家，很自然地就搓起了麻。芒克家很乱，是那种近乎可以随地吐痰的环境。我搓了没两把，酒劲上来，两眼一黑倒头栽倒在麻桌旁一张凌乱的单人床上昏睡过去，我身边还有一个姑娘，不是外人，是我那天带去的女友。
后来再见到芒克，就是在各种人组织的各种酒局上，芒克算得上谈笑风生，不落寞，也不特别张扬。想想看，他已经喝了半辈子了，可以说他不仅是文坛前辈，也是酒坛前辈，至今雄风不减当年，擅一切酒，不划拳，但从不拒绝干杯。据说芒克年轻时在白洋淀插队天天吃鳖喝衡水老白干，身体和酒量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底。
诗人唐晓渡回忆1979年在《今天》创刊号上读到芒克的《天空》时的震撼和诧异，他迷惑于“多年的正统教育和主流话语在其中居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辨认的痕迹，哪怕是从反面”……以我对芒克的理解或叫猜测吧，他既不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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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在酒局上碰到过若干次俞心樵，印象中那时他只喝白酒，而且只喝二锅头，而且他不吃东西，而且他不入座，整个酒局他好像一直端着杯二锅头围着酒桌幽灵般游走……正想从杯盘狼藉的酒桌前起身与他干一杯，却发觉他已不知去向。
那时，俞心樵的诗《墓志铭》成了我的一位酒友大醉前的一个先兆，我多次听他在酒后慷慨激昂地“喷”过——“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未曾爱过我……你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向青山绿水认错|最后向我认错……”，慷慨毕，拂袖而去，不是因为在座的酒徒们兀自吃喝谈笑无人认错，而是这哥们一头扎进厕所，那是真的喷了，喝喷了。
我知道俞心樵不仅是诗人，他还是“民主斗士”或叫“持不同政见者”或叫“异见人士”（现在这些词有时被“经济犯”“强奸犯”“精神病患者”取代），在他看来，这乃是分内之事，如他所说，在这里，政治问题往往就是良心问题，因而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而那时的我觉得这不过是诗人的某种疯癫，诗人疯疯癫癫不是很正常吗，只不过疯癫的表现不同而已，俞心樵就像谵妄中的唐吉可德把风车当成巨人来挑战一般荒唐。（莫非我的良心被我吃了吗？）
不久，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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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饭局·2》以几十个近狗者或宠狗者对狗子及其著作的纷纭说法，加重了对狗子符号化建设。
因狗子小说及其随笔，有强烈的写真实性、叙真事性，故《饭局·2》的内容，是狗子文字的外延，比较糟糕，显得粘甜。狗子写作惜字如省钱，而《饭局》的作者们挥土如金，随意、轻佻、嘻哈、破幽默、骚段子等大把抓。视写作如儿戏抑或床戏，是对狗子严肃写作的俗化、亵化。狗子的成文，肯定有大量的删减，那被扔在纸篓或电脑垃圾箱中的东西，似被《饭局》的作者们又捡出来放到展台上了。一桌破菜，自有破人爱，正似，一床烂戏，自有烂人看。
但也有不多的篇章，是带有狗子的严肃、分析、究理的精神的，如崔命写的《为了告别的饭局》。他应是狗子的诤友，是认真、负责且宽厚的。向他致敬。当然还有黑罂粟的（后面谈）。可惜这《饭局·2》没有小招的匕首。
2、
“啤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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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门庆不开药店，他开书店。
书店与北大无关，在青岛。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拿着一份高薪在化工厂工作的青岛小伙亚林年轻气盛，他知道这个活儿是重污染但并不特别在乎，厂里发的劳保用品里有据说可以解毒的一种青岛红葡萄酒，他上班时经常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冲在前面，搞得年年得先进，但后来他发觉自己中了圈套，他开始动不动就浑身起癞，严重还会流脓水，这红酒不解毒啊，更关键的是天天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让他无法忍受，再看看身边那些40多岁就掉牙掉头发像老头一般的师傅们，他仿佛看到了20年后的自己。
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全面转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这一点上，亚林比他的师傅们幸运，他可以借口“发财”辞职（当然不是一点阻力没有，那年头的工人地位还是蛮高的，不像如今一提工人就联想到血汗工厂），他师傅们的那一代是彻底被套牢的一代，也因为彻底被套牢，师傅们倒也无怨无悔，甚或也会得意？毕竟高收入高地位（哪怕这“高地位”就是说说而已），就像如今那些房奴车奴孩子奴一般？
亚林对发财兴趣不大，辞职后他没去海南没开饭馆没倒卖海鲜，他先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一阵，然后莫名其妙去一个朋友的花店卖了几个月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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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认识春树时，她还是个十七岁女生，那时，她刚从职高退学，在家写诗和小说，她与父母的关系搞得很僵，经常听她在这方面大倒苦水。那时我们都把她当小孩，大家喝酒，给春树点一个大可乐即可。春树说话直来直去，对人对事爱憎分明，但又绝无很多文艺女青年身上的那种矫情或疯癫。
我很喜欢春树，这种喜欢主要是因为我一直以反叛自居，见到春树并且读了她的作品之后，我感到“后继有人”了，而且她明显比我当年愣多了。
记得那时我动不动就以过来人的口吻跟她探讨“反叛”，我说一出场就这么生猛刚烈，很容易嘎巴断了，我鼓励她“韧的战斗”（我还以鲁迅自居），怎么个韧法，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像春树这样的小孩要尽情地折腾，并且持续下去，一个人在青春期反叛一段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反叛。
我一直认为在我们这么一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反叛是一股需要大力扶持的力量。光改良是没用的，需要反叛，需要有人走得更极端些，当然反叛不是一味胡来，鸡蛋碰石头的事能不干就不干，赶上一时糊涂，干了，碰得头破血流，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找个地儿好好养伤就是了，谁让你反叛呢？当然带伤作战更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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