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6月24日晚7点半  《小社会》演出 （免费）
新工人剧场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

6月26、27日晚7点半  《小社会》演出 （30元，学生票20元）
朝阳区文化馆TNT剧场  订票：010-85991188

6月28日下午2点  研讨活动：草台班与“小社会” （免费）
长征空间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 

——蓝石小说《兜比脸干净》读后感

    提起东北，会让我们想起什么？赵本山？二人转？闯关东？满洲国？满清的发迹？张作霖？北大荒？大小兴安岭？东北三宝？额尔古纳河？赫哲族？对，这些都是最先容易想到的，我想这是因为当今的影视文艺作品中充斥着这些东西。然而我要说，这些并不代表当下的、真切的东北。

    正如一提上海，我们就会想到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和张爱玲；一提北京，我们就会想到骆驼祥子北京小吃四合院；一提西北，我们就会想到戈壁、沙漠、酸曲儿、羊肉泡馍；一提西南，脑子则立码被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的服饰、风俗充斥……

    我们的目光总是那么的辽远，思绪总是那么的飞扬。是我们的想象力太强吗？强到我们只会在穷乡僻壤乃至深山老林

（以下写于2008年七月至九月的北京）

    回到《手稿》，回到97年的秋冬之季。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十年多过去了。《手稿》已出了三期，加上一期“试刊”。

    这十年来，我的变化是：我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变成一个刚要火瞬间便过气了的“著名作家”，我出了三本书，并且成为了中国作协会员。

    女性方面，我跟武彬大约在2000年和平分手了，前不久，她从加拿大卡尔加里来电话说刚生下一个闺女，我们一直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谈了几次恋爱。目前正在为是否结婚生孩子犹豫不决。

    身体方面，从近一两年开始，我眼花了，背更驼了，颈椎不太好，从今年初嗅觉开始失灵。正如叔本华所形容的，如果把人生比作翻越一座山的话，人到中年正如已经到达山顶，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了，并且能看到山脚下死神的身影。叔本华说，这与一步一步向断头台走去没有本质区别。

    酒依然在喝。跟十年前比，我现在的酒量似乎不退反增，而且连续作战的能力非常强，这说明我比十年前更适应了酒精带

    97年，是我主动联系的骆驼。那年的秋冬之交，黄燎原接手《音乐生活报》，问我愿不愿意去做“读书随笔”版的编辑，不用坐班，我说当然好啦。

    那时我刚刚通过应聘找到一家报纸——《中国企业报》，干了有一个来月，天天坐班不说，关键是那家报纸的气氛好像不太适合我，比如那一个多月我跟企业报的同事就没说过几句话，不是同事们缺乏友善，也不是我故作清高不爱说话，相反我特想说，特想跟同事们打成一片，但越是这样我反而越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咽多了以后，话连嘴边也到不了，往往是刚有了个念头就被我否定了，最后连念头也没有了，就是终日沉默，搞得自己像个怪人。有时因为工作上的事不得不说，结果一张口必结巴，这口吃的毛病我小时候有过一阵子，后来好了，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还会复发。

    我在单位这么一结巴，似乎也给了同事们一个理解我沉默寡言的理由，出于善意，他们也不太主动跟我说话了，非说不可也多是简单句。不会是怕被传染吧？

    从以上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在企业报那一个多月的困窘，其他一

    95年夏天严勇家的沙龙上没有艾丹，至少我参加的那几次没有。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艾丹应该是97年的秋冬之交，在《光明日报》出版社附近的一个饭馆，骆驼组的一个酒局。

    见艾丹的时间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不是因为女性背景。那时我与武彬的关系很稳定，过着一种准夫妻生活（住在一起），不热烈也互不厌弃，完全是一种平安无事的状态，这种日子我跟武彬过了大约五年，之间也没有新的女孩让我动心（动手——酒后乱闹及嫖娼——不算），也就是说这五年在我的爱情时空坐标系里没有亮点，基本上是一片深邃的夜空，对此我不遗憾也不欣喜，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

    那么，之所以见艾丹的时间我能清晰地记得，我想主要因为两点，一是见他之前我就知道他，我读过他写的诗抑或文章，是在一本早期的地下文学刊物上（忘了是在谁家读的了），印象中是我喜欢的路子，同时也知道艾丹是艾青的儿子，当时就想此人似乎是个逆子；二是因为自打认识了艾丹，我的酒局陡然增加了一大块，在之后的几年里，我频繁出入艾丹张罗的酒局，一度三天两头地见面甚至连

    如果不是在写这篇与严文有关的文章，对于83年的春天，大概我想不起具体的事，但83年夏天的北戴河，那是我的初恋则印象太深刻了。也就是在去北戴河之前我和严文彭文刘峰等骑车去了百花山。那么，就是在83年的春天，有天我在计委大院里骑车碰上了武群和严文，想来那已是春夏之交了，大约下午五六点钟，阳光很明亮，严文武群骑车去打啤酒或刚打完啤酒回来，严文拎着个暖壶或水壶，穿着拖鞋（天气虽已不凉但似乎还没到穿拖鞋的季节），严文个子高，又骑了辆车座并未拔升的二六破车，所以他撞见我时不用下车双脚着地就可以和我聊天。

    这次碰面的细节并不十分准确，但啤酒、拖鞋、破自行车、双脚支地、明亮阳光--这几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一年我上高一，我大概正为满脸的青春痘以及不再长个以及手淫带来的负罪感而烦恼，当然更令我痛苦的还是我就读的北京四中那准军事化的严酷氛围，在这样的背景和心态下，与严文在那个春天傍晚的邂逅，似乎让我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新生活的亮色。

    事实也是如此，从此之后，我的生活似乎渐渐明亮了起来，用那句俗话说：我的生活敞开了一扇门--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开始知道《手稿》这回事应是1995年的夏天在严勇家每周一次的沙龙上。“沙龙”这个词如今说起来和写起来都有些别扭了（大概那个时候也已略显别扭，但比现在好点），现在若说去谁家参加一个沙龙，这么说话的人八成是在调侃，倘碰上擅玩语言游戏的张弛，他一定会借题发挥联系上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吧。

    其实那个时候严勇家的沙龙准确说是一个讨论会，主持人是严勇而非贵妇，他家位于北三环英斯泰克商厦后面的一座塔楼里，大概十多层，两居室或三居室，客厅大概十来平米，向阳，带阳台，屋里有音响，可以放背景音乐，每次讨论会定在周六（或周日？忘了那时是否实行一周双休了），话题似乎是由上一次讨论会大家提议而定的，都谈了哪些话题我忘了。

    有冰镇啤酒，那时我对酒尤其是啤酒的热情正是愈来愈浓厚的时期，加之我不喝酒基本就不说话，所以每次讨论会我都是边喝边听，喝多了插话。现在想来，这样的讨论会应该是长知识、动脑筋兼锻炼口才的机会，一喝酒，基本就成一场儿戏了，或许我那时对许多严肃问题的疑惑并不强烈，甚至对“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