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无聊，就跑到无聊的网上，去看余秋雨那篇不知道无不无聊的“钟山碑文”。看后感慨，文章写得实在是好，好就好在用一种深沉庄严的诚意写出了滑稽幽默的笑感来，可以跟相声或小沈阳媲美，非“大师”难以达到。

余秋雨自从成了“大师”之后，整个人就馊了，所以近一两年来，不免馊论迭出。人或谓其馊矣哉！师每僶俛抗辩，云：人之馊者为糟粕，吾之馊者必杜康，又何厌焉？于是馊而复馊，强平人以作鲍肆之忍。（妈的，受大师“碑文”影响，自己也“文言”起来了。）不过，他“碑文”中有一句，倒是使我大开眼界，云“新建栈道，呼集物种”……我虽不敏，却也在南京住过半年，对钟山略熟，想那方圆数十里内，并无可以修葺“栈道”之处呀，难道是人工在地上生生刨出个深渊，环其渊薮而筑一“栈道”以逞临渊之怀不成。难怪花了五十个亿呢！——这么一想，实在佩服南京人民有钱、有力气。

桂林的地方戏曲，有一俗，有一雅，还有二鄙俚。俗的叫“彩调”，雅的叫“文场”二个鄙俚是“零零落”和“渔鼓”——简称一俗一雅二鄙俚。这是我给定的性，不代表官方意见。

文场差不多算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因为有闲，所以多以玩心度曲，玩着玩着，就把那曲给玩精致了，——所谓“精致”，就是可玩度大大提高也大大深入，于是声腔细节也就愈发丰盈。所以文场还有一个别名，叫“玩子”。玩子这名字特别生动，有一种“耍崽”的感觉，仿佛架鹰遛鸟，顾曲耽票，跟八旗子弟似的。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清末民初那会儿，本地的有钱人酷爱玩子，逢天青月朗的晚上，就赁一只船，任它在江上乱漂，他们自己则在船上咿咿呀呀的唱文场曲子，岸上的人民每每驻足静听，渐成人阵。——想想这情景就知道它有多雅了。碰巧的是，彩调也有一个别名，叫做“调子”，听上去就没劲多了，大抵是山歌小曲、野调无腔什么的。零零落和渔鼓，则多半跟讨米要饭有关，所

近来在审编一本说解《周易》的书。年轻时有一段日子，倒是下工夫读过几本《易》书，主要是高亨的、李鼎祚的和金景芳的。高亨那本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读得认真，在书边做了很多笔记，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优势，所以我受他那种感觉影响颇大（这书后来不知被谁借走了，再也没还）。李鼎祚那本《集解》，大概很有名，感觉他受虞翻那一派的“虞氏易”影响较深，——这是张惠言的学宗，可以助窥常州词学的思维底色。金景芳那本，最大好处就是通俗易懂，因为他学问好，所以议论展开都极自如。那以后就再没读过《易》，算起来有二十年了。所以这回编这个稿，相当于某种温习。

现在国学大倡，但真正回到国学思维去看国学的，打眼一看也实在没几个人。现代人的通病就是自作聪明，但如果不自作聪明，又实在不知道我们还能自作什么。所以整天国学的人往往既不“国”也不“学”，只是摆个聪明。——这时代无根。比如说世俗的国学吧，儒学肯定是它的主干。要了解儒学，四书五经肯定是它的基础。但真正对四书五经下过工夫、并能打通来看的，有

今年的天运，好像是专收老头年，几个月的工夫，就死了一串子老头，先是季羡林、任继愈，后来是吕正操、钱学森，眼巴巴看着这老头年就快熬过去了，结果王世襄先生还是没熬住，近来也死了……个个都是九十几上百岁的。

其实，人到了这岁数，死了也就死了，没什么可特别悲痛的。死是正常，不死才怪呢。世上有很多人，喜欢搞悲痛绑架，好像一个杰出人物死了你要是不悲痛，就跟惹了国恨家仇似的，恨不得把你给千刀万剐。——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今年的世道，好像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人心也特别浮躁。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中国人近来也阔了十多年，这两年经济忽然不景气，要垮不垮的样子，所以特别熬人——你原先的阔气还在，可是未来的穷态会态到什么地步又特别没谱，前掂掂后量量，怎么掂量怎么失衡。这种失衡，尤以中产阶级为甚。富人今年特别张狂，穷人今年特别冲动，只有中产阶级最拧巴。人一失衡就容易浮躁

昨晚在东明家吃饭，他忽然告诉我说，王世襄先生去世了。我听得很平静。半夜回到家，上网看了看相关的新闻，然后眼前渐渐晃动起了老头的影子，是那种笑的模样。——每次想起他，总是这种笑嘻嘻的模样，这满奇怪的。

在北京的时候，因为编他的书的缘故，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里，跟他交往很多。他那时约我每十天去他家一次，我只是说：也没有必要，有事要商量的我就去一去，没事就不去了。这倒不是完全出于我惯于深居简出的惰性，而主要是由于我的爱吸烟的毛病，呆在两个近九十岁老人的屋里，不便吸烟，只好自己忍着，结果便容易走神，或者叫“神不守舍”。不过那两年里去的次数确实不少，每月总有一两次左右吧。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我这人做编辑二十多年，编书不少，好书不多。今后差不多连编辑的资格都要失去了，所以往下编书会越来越少。王先生的那一部《中国画论研究

昨晚有人跟我谈做书的事。我说，做书挺尴尬的，书不如白菜。书可买可不买，菜则非买不可。比如说，如果经济被挤压到一定的程度，必须对生活做出某种省略时，书大概会成为首选的那一拨。以前听说有些人“嗜书如命”，我是不信的。如果不吃不喝，命都没了，他还嗜个屁！

世上的书，有那么几百本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多出来的，基本都是垃圾，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不幸的是，我恰好是一垃圾制造者的同伙，说起来满丢人的。文化人就爱拿文化骗人，一会儿一个花招，其实细究起来，他们玩的那文化就跟个婊子似的，装得挺嫩，实际上早就是老菜帮子了。这就是我对所谓“文化人”格外警惕的原因，老觉得他们像个骗子。

现在的书，基本都没有多少“干货”，实实在在的“心得”就更谈不上了。所以我很少看活人写

今晚与人瞎聊。

我总觉得，归正派的人喜欢批判现代灵恩派实际上是某种失落感造成的。看来看去，还是关乎话语权的争夺。

他们说现代灵恩派是诺斯替主义的当代翻版，这似乎是有点过了，至少有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偏颇。

在我看来，灵恩派那种从自身身上对圣灵的寻觅和感知，肯定是有依据的。至于最后弄到人神不分的地步，那也不是价值论层面的失误，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黏着。

中国现在据说已经有七八千万基督徒了，在那种潜伏的、秘密会社似的敬拜状态中，其实很容易堕入迷信的深渊。这状态反过来又很容易成为神迹医疗的肥沃土壤。

我相信，在任何意义上，医疗都应该是生命觉悟的一种结果，而不是迷信的结果。

迷信

先“按”一下：王朔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作家。80年代看过他不少作品，他骨子里似乎永远有一种冲动，就是特别希望人家知道他是一“大明白”。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某种自卑感的，这种自卑感只有通过“表现”才能够平衡。——这恐怕是他那种冲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冲动当然容易让人觉得他的文字总有点油的感觉，他也时不时的确实会滑到那状态中去一下，但这种油还是有筋骨的。其实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在青春期到成人期这段时间里，真的能够完全跟“虚荣”和“自卑”这两种心理绝缘。高调标榜绝缘的，那才是个真正的油子。王朔好像不是。在我看过的他的一些作品中，我总觉得他骨子里藏着某种伤感。后来他写过一个《我的千岁寒》，我没看过，主要是因为自己对活人所写的“文学”基本失去了兴趣。但是王朔这一篇谈话录我是有兴趣的。他那种反叛始终跟“永恒”进行着某种纠缠，这使他看上去总有点用力的感觉。——心中还有永恒问题的人，今天实在是不多了。俗世的自欺欺人是今天的主流。这主流当然特划算，但并不牢靠。很多人活得气喘吁吁的，仿佛时刻在做爱，实际上又无爱可做，结果只是一场本质的尴

在新教那里，“神的主权”是一个很深奥的概念。因为神注定在人的里面工作，你把圣灵迎接出来，也就看到了永恒的召唤，所以审视自己就是审视神，同时也只有通过审视神，才能够真正地审视自己。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是从肤浅的一面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表达，因为在这种表达中，它简单地剥夺了神的主权。最尴尬的结局是，神的主权其实谁也剥夺不了，于是这种剥夺本身，就注定了人的最终走向狂乱，因为他自己扰乱了自己。这种过程，在勃兰兑斯谈论尼采的那个正面的论述里，是看得很清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的主权”跟“自由”之间，有一种根本的、质的相关性。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太能够理解这一层意义，相反，我们多半会常识地认为这二者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我们的内心也就常常缺乏自由的含金量。

这里面有一个精神现象上的“永恒律”的问题。我没有看过奥古斯丁的书，在一些对他的介绍性的文字中，我们

昨晚与人聊，说到这三十年活在中国，恰好目睹了一个历史心态上的怪圈，相当有趣。比如说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的心态对政府也是充满反感的，反感的理由，是毕业时政府硬要给你安排工作，叫做“分配”，而你要是擅自跑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总是议论说：中国这种体制太僵化，不让人才自由流动，结果人才也给空耗成庸才了。那时有民主斗士介绍说：人家美国的制度，你干一个工作干烦了，就可以辞职，换个职业继续发挥才能，所以人家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社会也因此特别有活力，多先进呀！——这种证据常常成为我们进行反政府议论的最主要例证。

三十年后，我们跟今天的大学生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伙食费发放，足以保证温饱，也没有找工作的压力，因为即使你找了国家也不允许，它要分配你……当代大学生听了，一般都认为我们是在杜撰一个神话故事，根本不相信。等你费了老大力气证明自己不是撒谎时，他们会流露出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