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三三两两的走过来，进到一所房子里，围成一圈，稀里哗啦地坐下。并不说话，也没啥礼仪程序，——好像是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特复杂的债务纠纷，打算凑一块儿扯清楚，但是那纠纷实在太复杂了，一时不知该从哪扯起，所以他们都静默着，一脸严肃，面面相觑，仿佛都在生着啥闷气……忽然一个人站起来，絮絮叨叨的不知说些什么。说着说着，浑身就颤栗了起来，一抖一抖的，而且越抖越厉害，有点像抽风，声音也渐渐变成了哭腔，显然是气功中的那种自发动功的作用。也许是气场的感应，这之后很多人也都抖了起来，有的在哭，有的像老处女忽然被激吻之后兴奋得不行、捂着胸口仰面而叹……看上去，跟气功痴迷者们的聚会没什么两样。
——这是我想象的早期“贵格派”信众灵修的样子。其实我没有见过这一派的人，我对他们的所有了解，都来自于文字资料。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叫福克斯，他写有一本《日志》，还有《书信集》。你看他的“书信集”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的思想很干脆痛快，不像加尔文那
门诺派给人一种感想，那就是：一种不与时俱进的固守似乎也同样值得尊重。——这是一个可以大大展现文化宽容精神的话题，大可让文明人去无限的放大和申说。但实际上，门诺派信众的迁徙史充满苦难。有时候，一种特别的固守只是遭遇巨大历史排斥的结果。比如说中国的客家人，他们到达南方之后，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这才导致了他们的群落文化中拥有很多固守。
在我的观念中，文艺复兴远没有宗教改革运动伟大。因为文艺复兴更多是在少数知识分子层面发生影响，而宗教改革则几乎影响到每个普通人。所以，对于“人的解放”而言，宗教改革才是实质性的。宗教改革对中世纪的否定，与其说是解放人，不如说是解放了神。我们往往把中世纪想象得太坏，实际上恐怕也没有那么坏。但这个阶段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天主教会的那套行政似的机构实际上把神囚禁起来了。对最广大的信仰者而言，人-神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宗教改革把神还给了人。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基督新教（也称改革宗）这个运动，有时候你想起来会有一种满恶搞的感觉。当然这首先是天主教会先恶搞了，所以不如大家一起来搞。搞来搞去，就搞成了个新教的局面。我前阵看到一个资料说，现在的新教教派有一万六千多种，我估计这个统计只会少不会多，比如说今天中国民间的新教教派，它肯定就没有统计进去。我对基督教的阅读，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新教的历史和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新教运动差不多就是一场基督教民主运动。因为它打破了原有的基督教行政体系，使每个人的信仰联系直接跟《圣经》挂钩。在挂上钩之后，感觉对味的人就自己扎堆起哄，组成一些类似于早期“弟兄会”那样的组织。所以你去看新教的早期发展状况，很有一点中国所谓“江湖”的那种感觉，动不动就拉帮结派的，特好玩。这些“弟兄会”中偶尔会有个把高人——或者很有持守，或者很会忽悠，反正肯定不是特有学问那种——这种人所引领的那个“会”慢慢的就会壮大起来，成为一个教派。
有个叫“门诺派”的，比较搞笑。
去年美国有个片子，叫《时代精神》，我把地址链接在下面，与博友分享：
http://v.youku.com/v_playlist/cc2043%7C2063f3017745o1p0?full=true
我对中国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或“民主斗士”的疑惑，大概始于04年，那时我在北京，见到一些这样的人，觉得他们理论上越来越空洞，而且说一套做一套的，总以一种社会抱负者的面目出现，却对社会没什么责任。所以便对他们怀疑起来。那之后又看了几年，终于对他们失望了。
0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据我对这一年的观察，国人心态开始了一种标志性的转变，我称之为“向左转”。这种“向左转”与过去不同，不是高层因为统治的需要而刻意要转，而是底层民间汇集了一股“向左转”的思潮，推动着政治在转。这是很有意思的。
没炒过股，不知道股患的滋味。不过我近来确实发生了些股患，就是屁股部位有一点疾患，简称“股患”。这个破股，好端端的忽然这么一患，我立刻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多事之秋。你知道，我这人一向是达到了冯友兰所谓“觉解的人生”那种境界的，虽然谈不上啥“亮节”吧，但实在很有些“高风”，所以稍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我都很容易有所“觉得”。不幸的是，我的“觉得”基本上都会应验，——咋那么神呢？不可思议。
近来吃一个中医朋友给开的药，效果还怪不错，原来屁股上鸡蛋那么大的一个肿块，现在消得跟鹌鹑蛋差不多了。所以我必须坚持把这一个月的药吃完。这注定了我近来的日子过得很雅，因为每天都得花上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煮药、服药，屋子里一天到晚都充满了药香。贾宝玉不是说过吗：煎药的味道是世上最好闻的味道。贾宝玉是真正的雅人，虽然他做的一些事不如黛玉、宝钗们雅，但他心里其实比谁都雅，是真雅，不是装逼的雅。所以我讽刺过很多人的伪雅，但从来不敢讽刺贾宝玉。因为
照例“按”一下：这文章是这几天“悬股”憋出来的。为什么叫“悬股”呢？因为屁股长了个肿块儿，坐在一个可以把它局部悬起来的器物上，姿势永远端庄不起来。贴这文章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写得比较端庄，正好可以打破一下我目前的不端庄的尴尬局面。医生说，那是一种小病，叫“肛瘘”。我上网查了一下，这病确实小，——说起来有屁股那么大，实际上只有蚂蚁那么小。医生说，迟早得动一小刀，但最好等天气凉爽以后再动。所以我得且熬着呢。当你的生活蜕变成“熬日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生活真跟“万恶的旧社会”似的。哪位中医朋友有什么专治这病的祖传秘方，献出来救救我吧。下面是我的端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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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今天的小孩贿赂老师，需要花不少钱买礼品。以前不用，我上小学那会儿，顺街走一趟礼品就到手了。比如捡块废钢铁交老师，他就挺高兴的。如果捡一兜橘子皮送给他，他差不多就高兴死了。我捡过最那啥的一件奢侈品，是一根烟，这事儿使我密切了与老师的关系好长一段时间，为此，他还特地提拔我当了一学期“学雷锋小组”的组长。现在的人可能不了解，这个任命是有深刻意图的。因为那时“学雷锋小组”的主要出没地点就是在大街上，——不是扶老太婆过马路就是假装一不留神便拾金不昧一下……反正都是只有在大街上才可能发生的感人事迹。我想，这份跟大街息息相关的工作，肯定也跟那根烟息息相关。那时我创作过一首歌词（这可能是我小学时代写过的最好的一篇作文了），它流传相当广泛。兹录于下：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根烟，
把它交给语文老师手里边，
老师拿着烟，
今天有点发低烧，外加屁股痛。我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猪流感了？越想越觉得替自己不值。——你说，像我这么个差不多算是“宅男”的人，平时连人都懒得见，也不怎么出门流窜，这“猪”咋就会“流感”到我身上来了呢？估计那是头隐形猪，悄悄溜屋里死命打哈欠，把病毒喷了一屋子，然后又悄悄溜走了……这么想想，越想越觉得这世界实在是不靠谱，随时都有一种“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可能。你他妈上哪说理去！
那天，杭州一“飚男”撞死了一“路男”，网上那个热闹哦，跟吃了枪药似的。我看了看报道，就更不敢出门了。近几年里，有两件事让我感到过实实在在的害怕，一件是孙志刚那件事，一件就是这件“飚车”案。孙志刚那事儿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北京打工，也是什么证都没有，随时都有被收容打死的可能。混了几年居然没死，后来总算侥幸回到桂林，想想都觉得自个儿命大。这回的飚车案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天天都免不了要上街走路，谁知道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一个飚车的飚过来你就给
今天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生日，也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生日。我这好朋友，因为跟马克思是同一天生日的缘故，一直觉得自己是一特伟大的人。如果他看见我这篇博文，自然会知道我在祝福他。
我这朋友是一特别不遵照胡主席教导的人，所以一辈子特别折腾，有一段时间，都把自己折腾到了失去联系的地步。我正瞎琢磨呢：他要么进局子了，要么就死了。——还没琢磨过劲儿来，他老兄冷不丁的又冒出来了。这虽然有点吓人，但知道他还活着，我也就放心了。
他年轻时候是比较诗的一个人，看见诗就特高兴。有一回他生日，大家写了一堆诗去挖苦讽刺他，语言之尖酸刻薄无以复加，但他看了还是很高兴——因为那些都是诗。妈的，现在很想写一首诗给他祝祝寿，可惜憋了半天憋不出来。想起以前倒是赠过他一首诗，重抄一遍吧：
似乎跟“五四”相关的话题一说起来就有点刹不住。说说北大吧。——为什么要说北大呢？因为现在“说”出来的北大多少都有些夸大。知识界蛮多傻逼一谈起五四那个时代的北京大学就亢奋得跟小猫闹春似的，把北大标榜成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象征……我感觉这多半都是有意无意编造出来的神话，其实呢，没那么神。
你去看看书就知道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得数蔡元培的书。他是北大第一任校长。这职位原来是要严复做的，严复嫌太麻烦，没做，结果就成了蔡元培的（据说是孙中山希望他做，所以就做了）。蔡元培这人有留学德国的背景，懂教育。这很不容易。现在的大学校长，真正懂教育而且把这当作自己办学理想来实践的，大概没几个。蔡元培不一样，他把研究纯粹问题这件事看得很重，而对简单的实用能力看得较轻。这就占住了教育的制高点了。蔡元培把新派、旧派的人都延揽进北大，恐怕主要跟这个有关，跟什么宽容不宽容反倒没多大关系。所以后来动辄说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