杳无音讯的BLOG

杨白劳与黄世仁是蟑螂国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宣传目的所塑造的两个经典的角色，时至今日也都渐渐被人忘却。即便如此，其角色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态度依然可以为我等今日的行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站在角色创作者的立场上分析，黄世仁无疑是代表邪恶的一方，而杨白劳即便不代表善良，但至少也是被邪恶之徒所迫害的底层民众。出于人类同情弱者的本能，观众的态度似乎都会倒向杨白劳，并一致谴责黄世仁蛮横无理以及为富不仁。

这些本都无可厚非，但是当对弱者的怜悯之情泛滥到了无视事件真相的地步之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替强势一方作罪轻辩护并提醒大家不要忽视那些“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

再来反观扬黄二人间的矛盾，无外乎就是经济纠纷，杨租了黄的地，并签署契约为证。黄按照契约规定按时收租，杨因经济困难无法履行合同。于是黄就要求杨变卖自己的女儿还债。

诚然，众人可以谴责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不过，那种畸形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并不是杨黄二人可以左右的，他们作为单独的社会个体，所要做的只有在那个制度中按照特定的规则行事。卖女还债与放高利贷在那个社会制度

美国没有可以使自己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及于全国各地的巨大的首都，我把这一点看
成是美国得以保持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无法防止人们集会议事、
聚群起哄和突然采取激烈的行动。城市犹如一个以其市民为会员的人民大会。城市的人
民对其司法和行政官员具有莫大的影响，而且往往不经官员的同意就自己采取行动。

 因此，使地方服从首都，就等于把全国的命运不仅不公正地交给一部分人，而且十
分危险地交给一些自行其是的人。

征服并不就是胜利，而是根据胜利对一个人取得一种权利。因此，被杀死的人是被制服了而不是被征服了。被俘入监或以镣铐拘禁的人虽然被制服了，但却没有被征服；因为他还是一个敌人，而且可以在办得到的时候挽救自己。一个人如果在允诺服从后由人家准许他获得了生命和自由，那么他在这时便是被征服而成了一个臣民。

罗马人常说，他们的将军平定了某行省，用英文来说便是征服了某行省。当一个地区的人民允诺唯命是从时，也就是允诺唯罗马民族的命令是从时，这地区便是被战争的胜利平定了，也就是被征服了。但这种允诺可以是明确表示的，也可以是默许的。明确表示的就是以诺言表示的，默许的则是以其他表征表示的。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旁人叫他作出这种明确表示的允诺（也许是由于他的力量微不足道），如果他公开地在人家的保护下生活，便被认为是服从了这个政府。但他如果隐秘地在这儿生活，他便可能遭受到对间谍和国家的公敌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我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不义的事（因为公开的敌对行为并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说他可以正当地被处死。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人的祖国被征服时他在外面，他便没有被征服，也不是臣民。但如果他回国时臣服于这个政

西塞罗非常推崇地提到罗马人中一位姓卡西的严厉法官在刑事案件方面所订立的一种习惯法。那便是在证人的证据不充分时询问原告，“对他有什么利益”也就是被告在这一事情上所取得的或打算取得的利益、荣誉或其他满足是什么。因为在所有的推定中，把行为者的情形说明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行为的利益。我在这里打算根据同一法则来考查一下，究竟是哪些人在我们这一部分基督教世界里用一些与人类和平社会相冲突的学说把人民迷惑了这样久。

有人教导旁人说，每一个小错里都存在着极大的危险，于是便要求自己具有理性的人服从另一人的意见或服从许多其他人的多数意见，这是不合理性的，其情形差不多等于是把自己的得救用掷骰子看单双的方式进行冒险。

哲学就是根据任何事物的发生方式推论其性质，或是根据其性质推论其某种可能的发生方式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或人力允许的范围内产生人生所需要的效果。因此，几何学家从图形的结构中找出其中的许多性质，然后又根据这些性质通过推理而找出许多构成图形的新方法，目的在于能用来测量土地、水面和无限的其他用途。同样的情形，天文学家根据太阳星辰在天空不同部分升起、下落和运行，找出形成白天、黑夜和一年不同季节的原因，因之而能记录时间，并得到了其他这类的学识。

因此，哲学之名也不能用于任何错误的结论，因为用他理解的语词作正确推理的人，决不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
任何人通过超自然的启示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称为哲学，因为这不是通过推理获得的。

根据书籍的权威进行推理而得到的知识也不是哲学，因为这不是从原因推论结果、也不是从结果推论原因所得到的，因之便不是知识而只是信仰。推理的能力是由于语言的运用而产生的，所以推理就不可能不发现某些几乎和语言一样古老的普遍真理。

闲暇是哲学之母，而国家则是和平与闲暇之母。首先有繁荣的大城市的地方，就首先有哲学的

对教会提出一个这样的定义，说它是：“明证基督教信仰并结合在一个主权者的人格之中的一群人，他们应当在主权者的命令下聚会，没有主权者的权力为根据就不应当聚会。”

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教会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服从的，因为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权力当局是所有其他国家都要服从的。在各自分立的国王和国家的领域之中都有基督徒存在，但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从自己的祖国，因之便不能服从任何另一个人的命令。这样说来，能够发布命令、审判案件、宣告无罪、判定罪行或作出任何其他行为的教会便形成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世俗国家了，它之所以被称为世俗国家，是因为组成者是人，它之所以被称为教会，是因为其臣民是基督徒。

在上帝的传谕之道中，虽然有许多东西是超乎理性的，也就是无法由自然理性加以证明或否定的，但天赋理性中却没有与之相违背的东西。看来出现与之相违背的情形时，毛病要不是我不善于解释，便是我们的推理错误。

因此，当这种传谕之道中所载的东西太难，无法加以研究时，我们就要把自己的悟性吸引到这种道上，而不要费许多力气用逻辑方法去寻求这种不可思议同时又不归属于任何自然科学规律之下的奥义的哲学真理。因为我们宗教的奥义就像治病的灵丹一样，整丸地吞下去倒有疗效，但要是嚼碎的话，大多数都会被吐出来，一点效力也没有。

现在奇迹既然已经绝迹了，于是便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作为承认任何个人自称具有的天平或神感的根据，而且除开符合圣经的教义以外，也没有义务要听取任何教义。圣经自从我们的救主以后就代替了，而且充分地补偿了一切其他预言的短缺。通过明智而渊博的解释，再加上精心的推理，我们对上帝和人类的义务的知识所必需的一切法则和诫条都很容易从圣经中推论出来，而无须神灵附体或超自然的神感。我讨论地上的基督教体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以及基督教臣民对其主权者的义务时，则正是要从《圣经》中去寻找原

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一个会议，其职责都取决于人们赋与主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便是为人民求得安全。这一点根据自然法他有义务要实现，并向制定自然法的上帝负责，而且只向上帝负责。但这儿所谓的安全还不单纯是指保全性命，而且也包括每个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在不危害国家的条件下可以获得的生活上的一切其他的满足。

贵者的尊荣地位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们能施济贱者，否则就一无价值了。他们所作的暴行、压迫和伤害并不能因为他们地位尊贵而得到宽宥，反倒是要因此而加重罪行，因为他们最没有必要犯下这些行为。偏袒贵者将会以如下的方式造成后果：豁色将滋生骄横、骄横又滋生仇恨、仇恨则使人不顾国家的毁灭，力图推翻一切压迫人和侮辱人的贵族作风。

税收的平等与其说是要取决于消费者的财富均等，倒不如说是要取决于消费本身的均等。因为如果一个人劳动多，而又为了节约劳动成果，消费得很少，另一个人则生活懒惰，赚得少而却把得到的一切全都花光，而他们从国家方面所得到的保护又谁也不比谁多；试问：对前者征税多而对后者征税少又有什么道理呢？但如果税收按消费品摊派，每一个人便都要按自

在国家的缺陷中，我首先要举出的是按约建立的过程不完善所造成的那一些，它们和人类天生躯体上先天不足所造成的疾病相类似。

其中一种是：人们在取得王国时，有时对于保障和平与国家的防卫所必需的权力即使不足也表示满足。

其次，我要指出的是笰惑人心的谬论的流毒所造成的国家疾病。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每一个平民都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

另一种与民约社会不相容的说法是“一个人违反良知意识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罪恶”。

第四种与国家的性质不相容的看法是具有主权的人要服从民约法。

第五种趋向于使国家解体的说法是：每一个平民对其财物都只有可以排斥主权者权利的绝对所有权。

还有第六种说法，明显而直接地违反着国家的本质，那便是主权可以分割的说法。

以上我所举的都是国家最严重的疾病，而且可以立致危亡。此外还有一些病不象这样严重，但也值得提出来。第一是国家有必要的用途时，尤其是当战争来临时，难以筹款。

国家有时还有一种病类似于肋膜炎。也就是国家的钱财流出了正当的道路，由于包税或专卖而过多地

我所谓的民约法指的是成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就有义务要服从的法律，而不是成为某一个国家的成员才有义务要服从的那种法律。因为关于特殊法律的知识，属于以研究各该国法律为业的人的范围，但关于一般民约法的知识则是大家共同的。古罗马法被称为他们的市民法，是从城邦一字而来的，而城邦的意义就是国家。罗马帝国治下受该法管辖的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认为适宜的部分，并把这一部分称市民法，以别于他们本身其余的国法。

约法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也就是用来区别哪些事情与法规相合、哪些事情与法规相违的法规。

法律的本质不在于其文字而在于其意向或意义，也就是在于权威的解释，即立法者的看法。

所有的成文法与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释。不成文的自然法对于不偏不倚、不徇私情的人说来虽然容易运用其自然理性加以了解，因而使违犯者无词可托；但我们要认识到很少人甚至没有一个人在某些时候能够不受自我珍惜或其他激情的蒙蔽，所以自然法现在便成了最晦涩的法，因之也就最需要精明能干的解释者。

 成为一个良好的

建议的性质中还有一点是：征求建议的人不论所问得的是什么，根据公道说来不能加以控告或惩罚，因为征求旁人的建议就是让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好的意见。因此，向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一个会议）提供咨议的人，如果是由主权者咨询而提出的，那么根据公道说来就不能因此而受惩；因为他的意见无论是否符合于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符合于辩论中提出的提案的。因为会议的公众意见如果在辩论终结前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们就不应当征询、也不应当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建议，理由是会议的公众意见就是辩论所得的决议和一切审议的目的。

一个大的民主国家之所以得以保存，或因外敌当前使之团结、或因其中某一杰出人物的声望足以号召群伦、或因少数人秘密咨商，或因势均力敌的党派互相畏惧，但从来不是由于会议上公开商议。至于极小的国家则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要使它的生存超出强大邻邦对之心怀妒忌的时限，那是任何人类智慧也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