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外媒质疑中国新兴产业公司赴美上市普遍采取的“可变利益实体”法律架构模式，认为这个法律结构引发了很多中国公司的假账丑闻。“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结构最初是新浪网赴美上市时候采用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帮助一些新兴的企业发展与赴美上市融资，资本市场专家设计了一个变通的灵活机制，就是在海外成立一家壳公司，壳公司与内资的实际运营公司签订一份几十年的协议，然后，将实际运营公司的所有债务和权益都转给海外壳公司，壳公司以此在海外成功上市。这就是“可变利益实体”模式。之后，在海外上市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几乎都采用了这个模式。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数月来一直试图进入中国，查核那里的审计机构，但自从7月与中国监管机构在京会谈后，下一轮协商的日期却迟迟未定，中美审计核查协议“阴霾笼罩”。
专家称，让数百家中国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和即将上市的“可变利益实体”模式正在受到美国审计当局的调查。分析认为，导致调查的原因部分在于近来一些中国公司做假账的做法招致了“报复”，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公司正在竞购美国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其法律上的“瑕疵”遭到“反咬”。外交形势复杂多变以及中美贸易紧张升级也引发这项协议可能难以达成的担忧。如果没办法达成查核协议，PCAOB可能被迫开始对不能查核的审计机构采取行动。法律专家表示，PCAOB有权注销无法查核的审计公司的登记，尽管这可能造成中国企业退出公开市场。但应把注销审计机构的登记当作最后手段，因为那将对全球资金流竖起一道高墙。
“坏处是中国企业可能不公开上市，不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PCAOB的管辖，这会使得市场透明度更差，”法律公司Willkie
Farr and Gallagher
LLP合伙人伊丽莎白·格雷表示。北京大学房地产发展研究基金中心副主任杜猛说，注销登记可能会重挫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中国分支，这四大会计事务所为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进行审计工作。如果PCAOB撤销这些审计机构的登记，四大会计事务所在中国的分支可能无法再审计一些大型跨国企业。
杜猛认为，中国赴美上市企业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实体部分也是有外资和外国管理层参与的，不存在实质上的法律不公正和不透明。当前的“可变利益实体”法律框架模式不仅符合国际会计准则，也符合美国会计准则，不存在问题。如果一些人执意借此“棒杀”帮助中国新兴企业赴美上市普遍采取的架构模式，那将是中国信息科技与新兴产业的“重大噩耗”。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没有实际增长,消费就不可能会实际性增长、消费受制于囊中羞涩而停滞，在实际上处于高通胀的时期，消费能力实际上相对下降，消费基于投资下降而成为经济第一拉动力，只是零和风游戏而已。
商务部研究院2012年3月21日发布
《2012年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消费增长将保持在较快区间，预计增速达到15%左右，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将超越投资，在近10年后首次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初步形成。
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中国经济领衔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居民收入增幅低于GDP增幅、收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要轻言消费成为经济第一拉动力是没有说服力的。
首先，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这一收入水平从绝对数来看显然不能满足当前消费需求。就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977元计算，平均到每月仅为581.41元，基本上能够满足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同时，城镇居民收入也不高，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就每平米上万元的房价来说，小巫见大巫。这一收入只是一个平均数，在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大多数消费群体还达不到这一消费水平。消费的质量和价值还远没有达到“第一”的水平。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正处在关键时期，各方面都应该正视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不足与矛盾，实事求是按照国家既定方针进行经济转型和发展，建立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的经济模式。现在定性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拉动力，客观上有可能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别是对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加大调控收入分配差距、减免税费等政策，使得经济转型步伐放缓，甚至改变方向等。
第三，这个报告之所以乐观认为今年消费有望成为经济第一拉动力，给予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消费能力提高。二是消费意愿提升。报告认为农民工工资水平上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等利好，助推了消费能力。随着通货膨胀得到抑制，房价得到有效控制，2012年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将有望走强。
而事实上，当前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未建立，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尽管从政策层面有所提高，但是否能落到实处仍需关注。至于通货膨胀预期降低、房价有效控制导致消费意愿提升，笔者更觉得不靠谱。就拿通货膨胀预期来说，最近以大蒜、洋葱为主的农副产品又大幅上涨，油价迈入“8元”时代，使得整个社会通货膨胀预期加剧。房价也让消费者望房兴叹。《人民日报》报道称：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达到了15以上，群众很难接受。
当然，报告中提到目前投资仅高于消费2.6个百分点，因此投资放缓会拉升消费的数据比例。从数据角度看，国家主动放低增长速度会导致投资放缓，客观上使消费和投资占比相同。可是，撇开数据，如果居民消费没有实际增长、消费受制于囊中羞涩而停滞，消费基于投资下降而成为经济第一拉动力，只是零和游戏而已。
今年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改革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 悲观者认为这只是表面繁荣，形势并不乐观。而乐观者更愿意把“邓小平南巡20周年”作为一个契机，推动近几年来停滞不前的改革越过十字路口。
大家都清楚，中国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怀念“南巡” 最近十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十年。 这一轮经济增长，得益于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制度的变迁释放出巨大的红利。
国人在评价并总结上一轮改革时常说，“我们最大的成功是做大了总量，第二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时至今日，改革的红利逐步在减弱，需要形成新的改革红利。
然而现实是，在GDP高歌猛进的这十年里，改革躲在经济增长的光环下蛰伏不前。
比如国企改革，在世纪之交曾经取得过阶段性成果，但近年来国企扩张、与民营企业争利的问题十分突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企的触角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到处都有国企，只要能赚到钱的地方都有国企，大量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
虽然，在法治领域的改革也不尽人意。“邓小平时代天天讲法治，‘十五大’把法治提到政治改革议程的中心，但近几年到处在搞社会运动，没有人讲法治。这其实就是倒退。
现在的改革环境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十分相似，都没有方向，并且找不到一个突破口。“为什么怀念南巡？大家希望用纪念南巡的方式突破无改革的局面。”
越界的政府之手 不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包产到户，还是80年代中期起连续几年推动的价格闯关，或者是90年代朱镕基时期在国企领域推行的激进改革，中国在这30年里所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但市场经济没有完全走下去，停滞了。
另一方面，社会福利方面也没有发展起来。政府应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到目前中国改革的遗留问题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一直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改革的表述里，摆在第一位的就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53次提到了------改革！改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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