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非常重视学习：《大学》的“格物致知”，讲的是“学”；《易传》的“进德修业”，讲的是“学”；《中庸》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讲的还是“学”。在“学”的同时，儒家还格外强调“问”的作用，主张与人交流，博采众家之长。学问一起，格物致知，学识经验必定突飞猛进，而人骄傲的一面也就会随之出现，也就是狂了。

因此，孔子在《论语》中格外强调“内省”和“崇礼”的重要性，即对内自我反省，对外约于礼数，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最终做到克己复礼、谦而有度。

正如《谦》卦所言：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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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最具标志性的思想之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讲求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其最高者即为“天人合一”。

如果用易学去理解中庸，不难发现：“中”实质上是事物在变化中所保持的内在不变，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则是为了保持不变所进行的适宜变化，是其存在的手段。“中和”之道，普遍存在于一切世事之中，大致环宇、小至毫颠，为事物存在所必须（致广大而尽精微），原理简明纯粹，看起来却又寻常无奇，体现为“庸”态（极高明而道中庸）。

儒学所倡导的中道思想，包容而不盲从，进取而不偏激，在平实自然之中，蕴含着保存自我、变中求进的经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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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尼战役是两翼合围的经典范例。在对阵罗马军队时，迦太基的汉尼拔将最不可靠的两万五千名高卢新兵置于中军，并混以八千名久经沙场的西班牙重装兵。而其中军并不是一条直线，乃是由中央突起的弓形阵，以诱敌击之。而精锐骑兵则置于两翼，以作包抄之用。在战事开始时，迦太基的中军不敌罗马中军的优势兵力而向后撤。但罗马人在不久后便堕入了一个巨大的凹字中心里，而迦太基的中央步兵与两翼的骑兵则由中间进逼，结果合围了罗马军。罗马军无处可撤，结果被迦太基军分割，逐个击破。最终迦太基全歼罗马军团。

后世，曼施坦因的哈尔科夫会战即是利用两翼合围的原理，退中设伏，装甲穿插合围，战胜了苏联军队。

这一战术的关键在于：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时，静态的两翼合围很难实现，往往要在双方的相对运动中完成，这就必须将己方中路的适度退却和两翼的快速突破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

留克特拉战役是侧翼包围的经典范例。在对阵斯巴达时，底比斯的伊帕米农达将全军布成斜形方阵，其阵型的左翼厚达50列，包括最精锐的“圣队”，而中线和右翼厚度仅仅为4-8行。为了避免己方右翼被对方左翼提前击溃，伊帕密浓达下令，在开战之初如果敌军成水平队形前进，己方右翼还要向后退却，避免与对方的阵线发生接触。凭借着圣队凶猛的突击能力和底比斯左翼的巨大人数优势，斯巴达右翼几乎在接战的一瞬间就崩溃。最终底比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后世，腓特烈大帝的洛伊滕会战即是应用侧翼包围的原理，以少胜多，战胜了奥地利军队。

这一战术的关键在于：秘密集结，形成兵力的不对称分布，先发致人，以优势兵力迅速摧毁对手一翼，再横扫整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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掎角之势，是指分兵两处（或多处）、彼此支撑的局面，也是军事上非常常用的布局之一。

该手段可以避免对手一次性形成合围，迫使己方全部兵力陷入内线被动，从而保持己方部分外线作战的战术选择。其关键在于：分兵之间的有力呼应与支撑，在一翼受制时，另一翼形成有效的外线作战，或突袭对手指挥系统，如巨鹿之战；或穿插敌后、绝其粮道，如街亭之战。此类行动务必切中要害，果敢迅速，避免受制于人，否则会陷入被对手围点打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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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必胜的策略，但好的策略中必须包含“可胜之机”（胜机），也就是策略的核心特点与预期决胜点的所在。孙子的“可胜”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具有胜机”的意思。

如果主观因素在胜机中起决定作用，那么策略的实现受偶然性和环境影响较小，因而相对把握也就越大。不包含胜机的策略，毫无预期可言，不配称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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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风格来源于将领所统帅军队的物质基础。

曹操善于正兵列阵拒敌、奇兵择机突破，这是由于其起兵后兵力较为充足，且具有精锐的骑兵虎豹骑。诸葛亮善于设伏邀击、围点打援，这也是在兵力较弱、缺少骑兵情况下的最佳选择。

实战中，要善于总结对敌经验，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武器装备和攻防手段，再加以演绎和训练，这样才能使战法层出不穷，战术常用常新。

切记不可刻意求新，使自身思维落入脱离实际的逻辑假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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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与防御是战役的两种最基本形式。

进攻往往体现出向心性的特点，防御往往体现出离心性的特点。

此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第一，向心性进攻行为火力密集，随着进程的发展，打击力越来越密集；而离心性防御行为火力分散，随着进程的发展，打击力越来越稀疏。第二，向心性进攻行动对打击点的选择余地大、灵活性强；而离心性防御行动对打击点的选择余地要大打折扣。第三，向心性进攻行动有利于切断对手的补给，更适合现代战争强补给、高消耗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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