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两德统一。起码四十年，两边的德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入不同的国际组织，不仅互不照面，而且处于敌对状态。重提统一，谈何容易。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前几天在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时还说，即使到了“1990年1月，那时还没有人谈到两德统一”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9日）。他主要指的是西德范围之内。这个话题是稍后浮现的。旋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引发了从未热烈讨论和争论，各路人马显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实际情形容不得知识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时间。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进程。此时离柏林墙的拆除，不到一年时间。

它实际上并非令每一个人欢欣鼓舞。格拉斯在二十年后的这篇访谈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说，“要庆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格拉斯大体属于左派阵营，这个阵营在对待统一的问题上，或者反对，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种立场与他们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60年代当阿登纳政府决定拥抱西方，让西德加入

                             　   　　　一

有一本小书，译成中文区区100来页，曾经在两对伟大的心灵之间传递、撞击，见证了他们的卓越眼光和友谊。这就是法国启蒙时代作家狄德罗（1713—1784年)的小说《拉摩的侄儿》。

该书几易其稿，但是作者生前并没有出版。一直到1804年，狄德罗逝世二十年之后，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与歌德构成十八世纪德国文学的双子星座），对挚友歌德说自己手上有一份狄德罗的手稿。歌德闻后大喜，亲自将其译成德文。席勒在临终前不久还写信给歌德，念念不忘这本书的去处。

这本书于1805年在莱比锡面世时，人们大吃一惊。因为此时它的法文版并没有问世，人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它。该书第一版法文版出现于1821年，居然是根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该书中文译者之一陆元昶（重庆出版社）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摘取文学史上最鲁莽的奖项。

    半个多世纪之后，186

 　               　        乱花迷眼的文化现代性

                                       一   

一个人有其出生、成长、到老年到死亡的过程，这是一件线性的、无可逆转的事情。拿这个眼光来看待历史，觉得历史同样也是一个朝向前方、不可回车的过程，却只是不太久远的事情，是在“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被构筑出来之后。这个词被热烈地谈起和广泛地接受，不超过一百五十年。

 “moden”这个词，旨在突出强调“最近”、“当下”出现的东西，认为它们更加富有意义，即在时间的轴线上越是稍后的新东西，越是值得关注。相比之下，已经过去的便是较少价值的，有时甚至需要用得上“黑

 需要一个低版本的人性观

崔老师你好：

前一封关于付成励那个电邮收到了吧。hotmail总是让不放心。你关于海子的《变乱之歌》这篇文章，谈论的是诗歌，它本身就有种“不可谈性”；通过诗歌文本来谈，这对几乎没有“诗歌经验”的读者（包括我），阅读是有一定困难的。我还有个问题，什么是‘内心的黑暗’。

我以前理解的‘内心的黑暗’，似乎等同于‘阴暗’、‘邪恶’、和人的暴力、破坏性联系在一起。看了《变乱之歌》后，我忽然意识到，你写到的‘内心的黑暗’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更为宽泛，包括软弱、害怕、恐惧等等。

我觉得指出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很多读者对‘内心的黑暗’的理解恐怕和我差不多，如果可以在你的文章中得到说明，会更贴近它的本意。而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读者会有共鸣感，因为每个人都软弱、恐惧等情绪。
     你觉得，需不需要在《变乱之歌》里对‘内心的黑暗’多一些笔

                                          一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影片《现代启示录》，一方面为其紧张残酷的战争场面、强烈的音响效果所震撼，另一方面也看得疑疑惑惑，觉得丛林中的那个恐怖的统治者（马龙·白兰度饰演），是那样怪异、生冷，怎么一个现代人就落到了丛林当中？甘于与豺狼虎豹为伍？那些脸上涂着油彩、手中拿着梭镖的土著居民是怎么回事？

后来得知影片是从小说《黑暗的心》中改编而来，其基本叙事动力和框架都来自于该小说。小说作者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裔英国作家，年轻时在海上当过多年水手，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直到有一天他决定上岸定居，专门从事写作。他的许多脍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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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使得我蛰居乡下，集中精力思考一些问题，写出平时想写而无暇完成的文章，上篇《天使的倾斜》便是。针对其中的观点，有读者斯鹤来信说：“为什么我们身上的自然品德，比如善良、同情，是最为美好的东西，却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暴力？”这个问题提到好！我在下面将进一步作答。读者书梦也来信，表达自己对于人性长久的思索与困惑：“人到底要成为什么？人的未来是什么？是在市场经济里一个个吃的胖胖的，在权力里养得大大的吗？”有这样勤于思索的读者，我们就可以将问题引向深入。

上半年想在心里一直要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关于诗人海子的。今年3月26日，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二十周年。这位早夭的年轻诗人不只是身后才成为传奇，而是当他在世时，就已经是一个小小的神话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故事”：头天晚上他与所有的人一起酩酊大醉，第二天清晨当别人还在呼呼大睡时，他却已经投入狂

　                       　　　　　　天使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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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用菜刀砍死了老师程春明，随即打电话报警自首，整个过程果断冷静。起因是他认为程春明在自己的女友以及他俩的关系中投下阴影。在回答警方审讯时，他声称杀死程春明的理由是“一是要报复，二是

书名为《欧洲精神》[1]，其讨论对却主要集中在三位东欧思想家身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诗人切斯洛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捷克的哲学家扬·帕托斯卡（Jan Patocka 1909-1977）和匈牙利的政治学家伊斯特万·毕波(István Bibó，1911-1979)。难道是这些人们，更加能够代表欧洲精神中最为重要的那些方面？他们关于欧洲的论述，如何更加中肯和更有权威？

诗人米沃什在中国有着广泛的读者，但是人们更多地记得他的荣誉——当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正是中国从长期禁锢中恢复过来将眼光再度对准世界——而忽略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尤其是他1951年他作为波兰驻巴黎外交官离任出走，给他带来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心理折磨，他自嘲地称自己为“一出道德剧的罪人”

受某杂志的邀请，给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分别推荐三本书，想了一想，结果如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推荐给中学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推荐给大学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卓夫兄弟》，推荐给研究生。

去年（2008年）8月下旬，应该是8月24日或25日，我与一干人乘坐大巴，来到新疆中西部的库车县。抵达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临下车前向导反复叮咛，在这个地方不要“单独行动”，“千万千万”。

尽管此前一路上遇到打开书包检查的现象，但是像这么严肃的叮咛，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好奇心被适时地激发出来。认真想了想，仿佛此地不久前有什么事情，但是不敢确定。

晚饭后来到旅馆附近的网吧。一查，果然，在8月10日这天凌晨（仅仅半个月前），库车县城之内发生了多处爆炸，结果十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应该是很严重的了。

当即决定必须“单独行动”。理由是不能被“恐惧”所支配，不能接受“生活在恐惧中”这样的指令。若是在恐惧的主导之下，人们便不能得出对于事情的正当认识和判断。眼下的情况到底如何？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还想到的是，我们来一两天，就怕这怕那，那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早起来了，必须在大部队集合之前赶回来。在旅馆门前叫出租车，先是来了一辆，对司机说“上街”、“去城里”。不知为什么，这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开口